新媒体时代农村家庭中的数字反哺
邱静
【摘 要】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日渐数字化。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数字代沟也有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国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身处数字洼地的农村中老年人成为更易被忽略的群体。本文通过深入农村地区入户走访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地农村中老年人的网络与新媒体使用情况、家庭关系、参与意愿进行分析，探究这几方面因素与数字反哺效果之间的关系，为提升当地中老年群体数字生活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反哺;家庭关系;网络素养;参与意愿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XKT019）。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接受并使用新技术的人群最先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逐渐到来，数字浪潮下的弱势群体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因为经济、教育等原因甚至被排斥在了数字生活之外。因此考察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与新媒体使用情况，研究家庭内部数字反哺机制，推动农村中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现实意义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在农村社会掀起了数字化浪潮：全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生活全方位涌入，一方面有力推動了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农村家庭数字代沟。如果无视或者逃避这种数字代沟，只会使年长一代掉队脱节，代际间的情感共鸣减少，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慢慢疏离、淡化，从而进一步拉大代际隔阂;相反地，如果正视世代之间的数字代沟，善用差异创造更多交流和沟通机会，改善年长一代的数字生活质量，就能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交往互动与情感支持，正向促进家庭关系。虽然大多数农村中老年人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遇到挑战和困难，但他们能够认识到学习新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与亲友加强联系，他们对新媒体充满热情，只要经过儿女的点拨指导，他们一样可以刷视频、玩手机游戏、抢红包、看朋友圈，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欢乐与便捷。家庭场域成为了年长一代学习掌握新媒体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来源，所以研究农村家庭内部数字反哺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二）理论意义
对比现有关于数字反哺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本文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补充，主要体现在：第一，选取研究对象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农村中老年群体。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家庭或者城市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只有极少数文章涉及城镇中学生、老年人群体研究，而针对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群体的量化研究更是鲜见。第二，研究采取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入户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已有的相关研究以访谈法、观察法为主，采用问卷法的定量研究较少。而且在少量的问卷调查研究中，网络问卷法居多，入户填写的纸质问卷调查较少。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数字反哺问题的定量研究文章不多，尤其是深入农村基层的问卷调查更少。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到农村入户收集第一手数据，以为农村数字反哺问题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探索完善了研究指标，尝试构建了针对性量表。数字鸿沟、数字反哺等相关问题研究至今，其存在的普遍性已经广为人知。但具体到影响数字反哺因素的量化研究，仍有许多难题处在探索阶段。比如虽然学界普遍认同从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两个层面进行相关研究，但考察城市特定群体的相关量表是否对农村中老年人仍然适用？在众多的指标中如何排列组合，找到针对农村研究对象的最优量表？
本研究前后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包括两轮预测试。通过预测试，一是用数据初步验证了网络与新媒体使用情况、家庭关系、参与意愿三个方面作为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的合理性。二是根据预测试数据调整改进具体量表指标。比如在考察“参与意愿”维度时，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以直接引用。现有量表多为数字反哺双方的意愿、期望，略显单薄。本文借鉴管理学中的用户参与行为理论，按照准备行为、求助行为、合作行为、口碑传播行为、反馈行为的逻辑扩展了参与意愿的表达和考察方式，并且得到了实际数据的验证。诸如此类的指标探索和细化，也为后续进行农村数字反哺量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资料收集
本文问卷调查地为山东省汶上县军屯乡，该乡位于山东省济宁市东北部，面积为51.91平方千米，全乡共有20个行政村，由32个自然村组成。问卷设置了37个量表题，随机选取了5个自然村，共发放210份问卷，收回205份问卷。考虑到当地实际，问卷主要通过问答，由被试者口述，调查人员帮助填写，少数知识文化水平较高者自行填写。
总体来看，被测试者男性共117人，占比57.07%，女性为81人，占比39.51%，男性占比略高。从被测试者年龄跨度来看，45岁-55岁年龄段占比为43.41%，55岁-65岁年龄段占比为35.12%。文化教育水平方面，初中文化水平成为重要分水岭，被测试者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比72.68%，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者占22.44%。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被测试者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占到了85.86%，其中月收入2000元及以下的占比高达51.71%。从互联网接入和使用层面来看，在被测试者中，没有或者无法使用网络的“零接入”人员仅占14.15%，其余使用互联网的被测试者中，只用手机一种设备上网的占比高达47.32%，说明手机已然成为该农村地区重要的移动互联网设备。在本文调查的获取新闻的渠道多选题中，电视和手机占比最高，分别达到了92.68%和74.63%。这反映了该农村地区的中老年群体，主要通过电视了解新闻与外部消息，而手机成为了重要辅助工具。报纸、广播等渠道，因为受众文化教育水平和传播渠道的限制，仅占14.15%和17.56%。
三、研究分析与发现
从总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本文编制的量表题目各部分信度高，集中统一性较好，效度高（KMO值为0.932），问题设置内部结构合理。本文设置的量表题目全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没有设置反向题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对应1到5，统计均值越高，代表完成度越好，相关技能或水平越高。
（一）数字反哺现状
在问卷调查中，本文从数字反哺接受方（长辈）在网络和新媒体使用能力提升、负面心理感受和人际关系变化三个主要方面对数字反哺效果进行了考察验证。
围绕数字反哺效果共编制11个量表题。根据数据分析，“数字反哺效果”维度信度高（Cronbach"s α=0.938），符合统计要求。从各题项均值（见表1）来看，被测试者接受子女数字反哺后，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渠道获取信息（“我比以前更愿意从网上了解新闻和消息”均值4.02、“我上网看电视剧短视频的次数变多了”均值4.02），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质量（“我在网上学到了生活小妙招方便了日常生活”均值4.14），改善了人际关系（“我和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了聊天交流更多了”均值4.25、“我通过手机或网络和亲朋联系更多了”均值4.30）。从负面影响来看，后四项均值较低（3.01、3.37、3.32、3.43），说明被测试者接受数字反哺后没有受到显著负面影响。尤其是“上网多了我感觉变得更容易烦躁焦虑不安”“我玩手机游戏或网络游戏变多了”两项均值较低，这两项在城市被测试者中往往比较普遍，而此次农村被测试者没有显著表现，这与农村居民平均网络素养不高以及生活节奏较慢的实际相符。
（二）网络与新媒体使用情况及其与数字反哺效果的关系
“网络与新媒体使用情况”实际上是媒介素养的一种表现方式。本文以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现状与能力》为基础，结合中国网民网络素养测量量表[1]、媒介素养测量量表[2]、Sonia Livingstone媒介素养量表[3]，在调查问卷的“网络与新媒体使用”部分编制了9个量表题，在使用、评价、创新三个部分分别设置3个题目。
从这部分题目的信度分析来看，问卷中“网络与新媒体使用”部分的量表题目信度高（Cronbach"s α=0.944），符合统计要求。具体来说，根据这部分9个题目的均值（见表2）来看，被测试者具备浏览网页、查看图文消息、使用微信与亲友交流的基本能力（均值分别为4.05、4.17、4.13），但下载安装软件（均值3.52）、评估与判断信息（均值3.82、3.81）、分享和表达看法（均值为3.80、3.55）的能力有限，其中下载安装软件和分享表达看法的均值较低。说明被测试者的网络与新媒体总体使用水平仍然停留在使用的初级阶段，仅仅跨过“接入”水平，自主选择与表达能力弱，这与农村地区作为现实数字洼地的情况相符。
此外，将“网络与新媒体使用”与“数字反哺效果”做维度平均后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earson值为0.887，p<0.001，说明两者显著正相关。
（三）家庭关系情况及其与数字反哺效果的关系
“家庭关系”维度主要考察数字反哺双方之间的关系情况。借鉴周步成等修订的《家庭亲子关系测验（PCRT）》、FES-CV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本文侧重从家庭成员的亲密性、矛盾性两个层面入手，同时加入了居住距离，共编制了9个量表题。
根据数据分析来看，问卷中“家庭关系”部分信度高（Cronbach"s α=0.924），内容统一度好，符合统计要求。从各项均值（见表3）来看，被测试者家庭关系比较和谐，很少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其中“我和子女都很关心对方”得分最高（均值4.35），证明了被测试者亲子关系密切。“子女与我的距离情况”均值为3.86，说明被测试者与子女的距离平均情况介于同一个区（县）到同一个省内之间，符合该農村地区大部分被测试者子女外出务工和求学的实际状况。从“家庭关系”维度与“数字反哺效果”维度的相关性分析来看，结果显示Pearson值为0.634，p<0.001，证明两者有一定正相关关系，符合预定研究标准。
（四）参与意愿情况及其与数字反哺效果的关系
本文“参与意愿”部分主要侧重数字反哺接受方（长辈）的参与意愿。采用技术接受模型和用户参与行为理论，在借鉴高校图书馆自助服务用户参与行为及意愿量表[4]、蚂蚁森林微公益用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5]的基础上，本文编制了9个量表题目。
根据数据分析来看，问卷“参与意愿”部分信度高（Cronbach"s α=0.912），题目内容集中统一，符合统计要求。从各题目均值（见表4）来看，被测试者普遍认为学会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方便生活（均值4.28），数字反哺双方的参与意愿较高（均值4.17、4.22），其中子女教授长辈的意愿要略高于长辈接受反哺的意愿。与此同时研究发现，“我觉得学会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不难”“对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子女怎么教我就怎么做”“子女推荐的电视剧游戏等我都会看和玩”“子女教得好不好有没有用我都会跟子女反馈”这四项均值（3.77、3.52、3.48、3.57）较低，说明被测试者普遍认为学习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有一定难度，子女给出数字反哺指导后，长辈的执行度不够高，而且反馈度不高。
从“参与意愿”维度与“数字反哺效果”维度的相关性分析来看，结果显示Pearson值为0.867，p<0.001，证明两者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研究预期。
结语
一是该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网络与新媒体使用情况与数字反哺效果正相关。网络与新媒体使用能力是形成数字反哺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基本网络素养越高，越有利于提升数字反哺效果，数字反哺反过来也有助于提升网络素养。被测试者接受子女数字反哺后，更倾向于通过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网络生活，提升了总体生活质量。
二是该农村地区家庭关系与数字反哺效果正相关。一方面，和谐的家庭环境为进行数字反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和稳定的沟通渠道。从数字反哺效果来看，受哺方（亲代）进一步强化了与亲朋的联系，这都显示出数字反哺有利于增进家庭成员关系。另一方面，家庭成员距离虽然与数字反哺效果正相关（居住距离越近，数字反哺效果越好），但相较家庭成员关系整体维度与数字反哺效果维度的相关关系而言，其正相关系数更弱，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物理距离在网络社会和数字环境中，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该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参与意愿与数字反哺效果正相关。一方面，长辈对网络与新媒体的认知是形成积极参与意愿的基础。被测试者普遍认为学习和使用互联网及智能设备有难度，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其对生活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受哺方的执行配合能力以及反馈意愿，也会对数字反哺效果产生影响。从数据来看，虽然参与意愿维度整体与数字反哺效果正相关，但长辈的执行配合能力和反馈能力较弱。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候鸟式”、片段式数字反哺相关，非持续的反哺无法充分发挥监督和修正作用，“不在场”无法保证效果反馈。
破解农村地区数字反哺困局需要多层面共同发力。国家层面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农村互联网、通信设施的建设力度提供硬件保障，同时加强对企业、科研机构的政策引导，在产品设计、交互界面等方面兼顾中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社会层面要鼓励高校、各类公益组织等积极实施 “数字下乡”，助力乡村中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生活。家庭内部，年轻一代要充分尊重中老年人意愿，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数字反哺效果才能最大化。
注释：
[1]宋红岩.中国网民网络素养测量与评估研究——以城市新市民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09）：73-76.
[2]李金城.媒介素养测量量表的编制与科学检验[J].电化教育研究，2017（05）：20-27.
[3]Sonia Livingstone. Balancing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teenagers use of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online skills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J]. New Media & Society，2010（02）：309-329.
[4]文靜.高校图书馆自助服务用户参与意愿研究[J].图书情报研究，2019（03）：36-49.
[5]丘惠翠，陈薪晓.蚂蚁森林微公益用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科技创业，2020（09）：64-67.
参考文献：
[1]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中的代际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程小芳.城市化背景下振兴农村经济的困境分析[J].农业经济，2018（09）：37-38.
[4]杜鹏，贺雪峰.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J]. 社会科学研究，2017（03）：86-96.
[5]黄珊，董华，花敏.影响老年人使用移动应用的认知因素[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6（05）：123-128.
[6]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04）：151-165.
[7]匡文波.中国微信发展的量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4（03）：147-156.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