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及其现代性意义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是创建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新文化。这种独特的美学理想既丰富了美学的现代意蕴，也是对以西方文明叙事为唯一逻辑的文明论的反拨。这种独特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秩序的另类，是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创造出的“新世界”的他者。在今天，我们深入阐释和思考这一美学理想，继承、弘扬、创造中华美学精神，既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世界情怀和人类情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美学理想;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庄严神圣的伟大时刻，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和现代性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美学追求，也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美学理想的世界史意义。
无疑，理论上的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思想史或者历史和现实语境的产物，而且也是历史进程或特定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能够改变思想与现实。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高度重视文艺和文化工作，并将其视为党的崇高事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学科意义上的文论和美学的观念，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性格。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篇经典文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峰，对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文艺创作与文运世运、人民文艺与“两为”方向、中国精神与文艺价值、文艺工作与党的领导等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是我们思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和现代性意义的重要遵循。
一、创建新国家
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分析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的变革，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程，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时代，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概莫能外，这些都以文明的名义，被纳入西方尤其是欧洲模式的世界史的叙事之中。这一叙事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逻辑这两种叙事逻辑的辩证统一。在这一基本叙事逻辑的支配下，一方面，“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世界”。②在这样的世界图景的观照下，东方从属于西方，所谓的“东方”变成了一个以西方文明为鹄的建构起来的产物，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无法表述自我。但是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也唤醒、激发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笔者曾经以中日两国思想界对现代的理解和奉行的现代性理念为研究对象，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转型并未如日本那样，陷入又恐逐于欧化、又恐逐于汉化的双重尴尬，而是一直具有高度的文化主体意识，并把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追求。①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独特追求构成了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秩序不同的另类，是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创造出的“新世界”的他者。
对于中国的现代转型，有费正清、列文森等人的所谓“冲击—回应”学说和所谓的从日本舶来的二手思想说，更典型的还有毛泽东所批驳的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这一唯心史觀主要内容有二：其一，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解释中国革命的发生。认为人口激增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遇到的大难题，中国人口多，粮食少，资源分配不均，自然就会导致革命。其二，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影响。艾奇逊认为西方的技术、文明和新观念输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的革命。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之进入以西方文明为叙事模式的“现代”世界，完全是被迫的结果。艾奇逊的这种唯心历史观无视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影响，也无视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自觉探索的努力，反而以“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自居，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②这里并不是纯粹的文明的输出，更有征服和掠夺。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如果说自晚清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在血与火中经历了很多挫折的话，那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思想和观念，更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新的世界图景的想象。这个世界是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胜利和劳工的世界。这一新的世界图景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按自己的面貌为唯一叙事理念所构建的世界，而是要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种新的可能性。故此，创建新国家、创造新文化、塑造新国民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理想和追求，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③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站在世界历史的最前沿，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现代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秩序之外，构建新的文化身份，寻求人类生存新的更美好的可能性。“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④世界文明史开启了新的一页，这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人间正道，是以天下为己任、引领世界进步的人间大道。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足以去谈论和思考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及其现代性意义。
二、塑造新国民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春风浩荡，杨柳吐绿，古老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生命力，在近百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愿望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气象，就像歌里所唱的：“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与此同时，这句诗也揭示了这种饱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那就是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否定人的尊严、价值和理念。“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①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个体意义的人，不是作为异化了的劳动工具的人，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自在自为的觉醒了的最广大范围的人，是符合“人民性”的人。
我们都知道，康德从美学的角度试图解决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人是什么”的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现代哲学应该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是：第一，我能知道什么？第二，我应当做什么？第三，我能期待什么？第四，人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是什么？”因此，如何理解人，人何以成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成为现代文明思考的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对“人”的内涵的理解，事实上也构成了对现代社会自身的理解，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结构内，“劳动和教养在19世纪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实体。……劳动成为‘雇佣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②这种身心的对立、劳动和享受的分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质，劳动者既被剥夺了感性生活，也被剥夺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席勒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强调审美先于自由，把审美教育看作是人性完满、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这种启蒙主义的美学理想指向的是一个抽象的“人”的完成，符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理想的“人”，因而要么只能是在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抚慰中，要么是在尼采式的艺术的抚慰中去寻求答案，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缓解，现代西方文明也不断陷入更深的虚无主义的焦虑之中。
原因何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革命，也就是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威廉斯认为在他的时代，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都还处于初级阶段，而文化革命则更是任重道远。他这里的文化革命，主要指的是传播革命，也就是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等现代传媒，推动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惠及最普通的劳工大众。这一观点值得深思。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人”的完成，但如果文化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启蒙理想的文化，人的最大程度的觉醒自然也就不可能，甚至可能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民众变成了没有自主意识和创造性的乌合之众，陷入更大的愚昧之中，启蒙反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意义。讲话中一再论述的关于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念、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和文艺关系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什么“经”和“权”的问题，而是真正回应了现代文明提出来的最根本的主题与任务——“人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文艺观，不仅要把属于人民的文化权力和创造性还给人民，还要真正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成为觉醒的力量。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这样谆谆告诫全党同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③所以，文艺工作的普及和提高，就不能仅仅看作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而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美学理想和崇高追求。这也就是《讲话》中为什么要说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因。我们同样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提出的任务，那就是“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①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时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它把美学与政治辩证地统一到一起，以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为目标，丰富了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涵、意义和功能。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概括了革命领导权的范畴，把文化的、审美的、形式的变革当成基本的范式。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再现或代表问题上的困境，尤其是如何再现或代表农民阶级的问题”。因此，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审美形式，其“目的是把中国的农民从一个自在的、缺少革命意识的力量，变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革命主体”。②从延安时期的秧歌文艺、赵树理道路到新中国的农村识字运动、文化改造等等，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到如今所强调的以文化人、以美育人，都是这种美学理想的不同呈现形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大量人文思想的涌入，艺术性、审美性、人性等成为人们创作、阐释、理解文学的重要尺度。学界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试图重新界定文学史叙事模式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人民的文学逐渐变成了“人的文学”，而在“人”的旗帜下，文学的发展过程被解读为人性的发展过程，文学的历史变成了人性的历史，“人民性”等内容则被视为人性的对立面，逐渐从文学中被剥离出去。有学者说过：“人民文艺”说到底是要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而人民史观就是“以人民为历史主体、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之根本动力的历史观”。③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才会从人民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以人民为文艺的尺度。离开了具体而丰富的人民性，又谈何抽象的人性呢？这一立场决定了作家会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千百万普通的劳动人民，会从人民的视角去把握历史，思考人类的命运。这一立场也决定了评判文艺优劣的标准和价值取向。只有懂得了這一点，也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人”和“人性”。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实的人，因而对人性的解读，不但不应该是对“人民性”的消解，反而应该以丰富人民性的内涵为目的，人民史观构成了人民文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民文艺，或者说如何界定人民文艺的审美特质呢？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审美”的内涵;一个是怎样理解人民文艺的审美特质。在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观念中，人们往往简单地将审美性等于人性，并在抽象地、个体的意义上来理解“人”，进而理解审美问题。我们所说的人民文艺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它体现了富有人民特质的美，文艺作品要在大写的历史的逻辑里来理解人民，从而发现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之所在;文艺作品要通过对人民的苦难的挖掘与反抗，来表现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的道德合法性和历史合法性;文艺作品还要超越对狭隘的个人小世界的描写，通过对人民的歌颂来张扬作为总体的普通大众之美;与此同时，文艺作品通过对普通民众的劳作的书写，来表现人民的自由自觉地创造性之美。因此，我们说“人民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本质内容和价值指向。这已经超越了那种流行的强调非功利、个人化、体验化的狭隘的审美观，“人民性”才是具有现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美学理想。
三、创造新文化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①这段话强调艺术创作要扎根中国大地，胸怀天下苍生，直面当下生存现实，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的美学理想。
有位汉学家在对“中国经验”进行思考的时候，曾特意强调：“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②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学说，它所关注的是现实的、能动的人对历史的不断创造，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和历史性同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具有了内在的联系，并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美学品格。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美学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崇高的美学追求和历史追求，也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既具有中国自身特色，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史意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建设和奋斗历程，是一段辉煌的史诗。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③一个甲子之后，习近平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④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书写新的奋斗的故事。正因为道路光荣，事业伟大，才会充满挑战。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那么，我们最需要的理论家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的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⑤这种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生硬地嫁接到中国的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同样的，艺术创造也要遵循这种要求，并把这种伟大的史诗和创造性价值和意义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⑥在审美和艺术创作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美学理想中，审美创造和艺术创作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或者内容问题。艺术形式和内容、思想性和艺术性、社会性他律和艺术的自律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⑦同样的，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更是希望鲁迅艺术学院能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的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⑧
站在今天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转折点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美学理想更加具有思想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仍然不忘重构文化主体身份，努力去塑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更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把自己的审美理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毛泽东曾经充满深情地说过：“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①一篇读罢头飞雪，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今日之中国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坚定的捍卫者。当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各种矛盾凸显，各种文化保守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沉渣泛起的时候，当人类文明面对诸多新的挑战的时候，重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提升国民人文素质，培养具有全球情怀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加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领导权的构建，依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伟大时代应该努力完成的重任。
在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中华美学精神，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否定，相反，它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一种创造性追求。历史并未终结，时间刚刚开始，它需要我们有广阔的胸怀和人文气象，需要一种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去不断面对历史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中国要以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要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继承、弘扬、创造中华美学精神，这既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世界情怀和人类情怀。作者简介：李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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