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西方教育演进的逻辑
摘 要：近代早期是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重要阶段，也是西方历史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也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自己，成为西方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有力推动者。近代早期，西方教育受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的深刻影响，出现了古典学术的复兴和新旧教派的教育竞争;而且大学的发展令人瞩目，它突破了原来的规模和水平，在教学内容、学科设置、入学人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时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世俗化;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也出现了文化教育的复苏。近代早期西方教育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具有多样性，其演变遵循着渐进性的原则。
关键词：近代早期;西方教育;演进;逻辑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3-0016-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3.003
西方近代早期的教育是在中世纪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与中世纪教育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些人认为，近代早期是一段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时期。这种解释严重歪曲了事实。实际上，西方社会一直延续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回到古代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在此既有连贯性也有复兴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佛罗斯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变化根植于11、12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化中恢复了古希腊、罗马人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迷住和控制了他们的心灵。文艺复兴是这个过程的继续，是一段人们关心人超过关心神的时期。当过去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又陷入了对古代过分虔诚和崇拜的危险之中，以至于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人们还得来重新平衡人与神、理智与感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1]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演进主要表现为古典教育的复兴、国民教育的起源、学校制度的革新、高等教育的变革、科学教育的兴起和教育制度的探索，同时教育世俗化、教育民族化、教育科学化、教育法制化等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近代早期西方教育演进的逻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初动因：文艺复兴运动
在漫长的中世纪，传教士就开始热衷于创办学校，以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施教的内容无论在西班牙、高卢（古代西欧地区）、爱尔兰还是不列颠都是相同的，包括《圣经》、教会的礼拜仪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正是通过学校，这些孩童得以被吸收进共同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系统中，并成为以罗马为中心的一个更大世界的公民。”[2]140-141这一时期，教育建立于拉丁语的基础之上，而拉丁语也只能经由文学的渠道习得。在共同的《圣经》、教会、拉丁语基础上，西欧教育才得以确立，而且它所采取的形式几乎毫无变化地被保留了一千多年，从此，西欧教育被打上了一种共同的印记。但不同的国家却受到相同精神的熏陶，其后果是压制（甚至在许多国家几乎毁灭）了追求自我表现的地方生活和民族文化。同样，大学的整个教学也用拉丁语进行，全部教学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神学学习过程。可见，学校成为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西方被全面纳入到教会的文化和宗教氛围之中。
从14世纪开始，西欧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学术的复兴，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接受神学、禁欲主义和教会权威的观念，个人的感情和理想、自信和希望，以及对于美和自然的新观念开始占据优势。当人们考察过去时发现，古人对个体的自信和世俗生活具有同样的兴趣，因此，人们希望详尽地研究过去，以学习使人的创造力自由发挥的方法。杜威指出：“毫无疑问，当时受教育的人们充满了新的观点，为了获得志趣相投的支持和加强，他们热切地求助希腊文学，这种对希腊思想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不在于为文学而文学，而在于这种文学所表现的精神。思想的自由，对于自然的秩序和美的感受，激励着希腊人的表现手法，唤起人们以同样自由自在的方式进行思维和观察。”[3]299
在教育问题上，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是进入古代思想文化世界的必备钥匙。“学术的复兴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教育运动，它从一开始就主要与学校联系在一起。它以教育主题与教育精神的彻底改变为其目标。它总是从希腊文学中汲取灵感，而这意味着最全面的人类思想自由、思考自由以及探索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由。此外，它尤其是对中世纪教会禁欲观念的反叛，以及对人类身体和思想尊严的确认。”[2]144在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下，一种新的教育产生了，而且产生于那些传承古代文化的重要中心：首先是佛罗伦萨，它同但丁和薄伽丘有关;其次是威尼斯，它是和希腊大陆进行贸易的中心;再次是帕多瓦，它是来自欧洲各国学者们的聚集之地。在意大利，原来的城市学校得以恢复，一些开明君主也开始设立新的学校。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核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意识的普遍觉醒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沉睡了几个世纪的文学和艺术被唤起了新的生机。人文主义使人处于一切思考的中心[4]，“它激發了艺术、科学、探索、发明等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5]。文艺复兴借助于对人的发现和对世俗生活的肯定，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对人的教育。人文主义者认为，教育是让人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且发现自己的过程。“教育除了要开发其智力以外，还需要培养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崇尚暴力的时代，他得学会控制情绪;在暴政肆虐的时代，他得做到委婉谦卑;……而在一个崇尚出类拔萃、容不得平庸的时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精英，而不是生产专门人才。”[6]33-3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都强调学习古典文化，尤其是包含古典语言和古典著作的人文学科。他们认为，古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既有助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也有助于培养睿智和美德。在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推动下，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和英国等地出现了古典文化和古典教育的复兴。“古典的复兴反过来导致了民族语言的繁荣，接踵而至的是以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弥尔顿、塞万提斯和卡蒙斯等人为代表的文学黄金时代。从此以后，这些国家的文化永远处于古典复兴的滋润之下，但却不再依靠拉丁语的输血。”[6]36
总之，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演进与人类整個历史发展进程一样，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不能也不允许跨越或飞跃。但促进这种教育演变的动力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及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主要特征：与宗教密切相关
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一大特征是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中世纪起，布道（preach）和礼拜仪式（liturgy）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世纪大学的作用是为广大社区培养传教士，这在剑桥大学史上十分明显。到15世纪时，剑桥大学已经确立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布道传统。同样，1489至1490年，牛津大学要求授权校长和神学博士颁发布道许可证。不久，剑桥大学也成功地获得了颁发布道许可证的权力[7]90。“礼拜仪式是中世纪培养男女信徒宗教信仰的重要途径。正是在教堂和通过教会的服务，人们明白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的职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学校。”[7]20从礼拜仪式中，男女信徒明白了宗教的存在。也就是说，礼拜仪式告诉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上帝（尤其是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存在。从礼拜仪式中，男女信徒懂得了宗教感情。“以礼拜仪式为基础的基督教，强烈地增强了信徒对于上帝、圣母和圣徒的慈爱、信任、恐惧、悲伤之类感情与情绪，这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对于教义和信条的认同。”[7]28
文艺复兴运动在16世纪达到顶点，同时这一运动又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最终结束了西方基督教的统一。“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是同一精神下的产物。文艺复兴的要点是批评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教会的权威的问题上，便是宗教革命。进一步说，是科学精神与教会权威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宗教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进化。”[8]20宗教改革产生的冲击力势不可挡，这场反对教皇专制权力与神职人员特权的运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思想、社会和宗教的性质[9]。同样，宗教改革也给当地的传统教育体制带来了灾难。“大学失去了数量众多的学生。修女院和修道院学校由于修道院的解散而停办。天主教学校在教会削减了其教学人员后，招生人数也不得不减少。甚至城镇里的书写学校也受到了影响。宗教改革对教会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许多方面，新教育体制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旧体制上，而是必须依靠大量新的学术机构和平民学校。”[10]
宗教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固然是由于那些世俗统治者想得到教会的地产，以及缔造独立自主国家的雄心，但他们对于宗教改革者的说教心悦诚服地拥护则起着关键作用。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德国出现了以马丁·路德为领袖的路德派，瑞士出现了以加尔文为领袖的加尔文派。“路德和加尔文并没有提出全新的宗教思想，他们从认可的经院哲学家那里接受了许多神学理论，而且在他们之前也有像威克里夫、胡斯和萨沃纳罗拉这样的宗教改革者。但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11]104这一时期，新的势力崛起，旧文明的根基正在解体，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政治统一思想已经消失。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主张“因信称义”，提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从而形成了新教教育思想。“因信称义”意味着一种宗教平等，而宗教平等又衍生出一种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因信称义”所确定的信仰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活动，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这就从理论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观：使每个人都具有阅读《圣经》和参与教会事务的能力，强迫教育就成为实现这一宗教目的的基本途径。宗教改革将教育导入世俗、实用和现世的道德方向，否定了教会和神职人员在灵魂与上帝之间的救赎作用，使人获得了一种真正的精神自由，从而为17世纪的宗教宽容和科学理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宗教改革运动又导致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由此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会为对抗新教势力而成立的“耶稣会”，把教育青年和巩固天主教的影响作为主要任务。然而，“天主教中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满足于恢复宗教法庭以及创立像耶稣会那样的激进修会，而是像新教一样，寄希望于国家的世俗权力实施对思想自由的禁令。”[6]48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欧洲各教派积极兴办各种学校，使学校成为宣传各自教义的主要阵地。“宗教改革的总体效果是鼓励教会致力于从事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16世纪和17世纪，我们发现许多教会颁布的法令以及主教们的劝诫，敦促扩大现有教会教育的规模，以便为所有信徒的子女提供基本的宗教训练。结果，许多教学团体（teaching orders）得以形成，其目的是帮助教会为城市的劳动阶级和工匠的子女提供基本知识和宗教教育。”[12]正如我国教育史家瞿菊农先生所言：“宗教革命的教育，除耶稣会派以外大半注重初等教育;我们很可以说宗教革命的教育，结果是初等学校之设置，国语（各国本国语言）的教授和国家办教育的计划。”[8]22-23英国学者丹尼斯·劳顿和彼得·戈登指出：“宗教改革的结果不仅仅是提高了识字率，同时对于教育本质和教育对象态度的改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反宗教改革不只是为了抵制新教徒的教育思想，而是为了采取最有效的教育改革和改进教育所实施的一项政策。虽然宗教、教育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不宜夸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扩大教育参与的举措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个人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个人的权利、责任和受教育权。”[13]
三、突出表现：欧洲大学的发展
在西方教育史上，12世纪学术复兴的结果是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到13世纪末，大学虽然在数量上仍然很少，但它已经成为欧洲文化生活的核心机构——它是真正的“知识权力”场所，也是培养教廷和城市精英的核心机构，对于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大学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在德国，所有早期建立的大学，包括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以及15世纪反映学校的世俗和教会捐助人文化和政治愿望的新建大学的迅速发展，都是由人文主义教育的迅猛发展而激励的。”[14]35德国的情况同样出现于西欧其他一些国家。由于人文主义在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它对大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标志是引入了人文主义新知识。虽然人文主义新学科的影响仅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文学院引领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并推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从长远来看，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为高等教育贡献了一种新的重要精神，即一种获得‘解放的自由精神。……毕竟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一种冒险精神，即个人追求卓越和取得有意义的成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与文化获得了重生，人文主义学者也找到了自己的探索之旅。”[15]57
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的变革主要表现在课程方面，尤其是人文学科（the arts）的设置。“许多以人为本的新课程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实际上取代了旧的经院式课程。这些课程尽管与职业课程毫不相关，或者只是一些选修科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至少得到了认可。”[15]47尽管这一时期的大学课程中自然科学还没有地位，但文艺复兴将科学从沦为神学奴婢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带来了近代科学的诞生。15世纪末，欧洲大学的学生数量尤其是外国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学生和教师的地域流动性盛况空前，意大利大学是人文主义者的圣地，“年轻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造访大量位于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帕维亚、锡耶纳和比萨以及少量位于费拉拉和佩鲁贾的意大利大学，对这些文化源泉进行智力上的朝圣之旅。”[14]435
与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对大学的影响更加深刻：一方面，宗教改革使控制大学的权力由教会转入政府，导致了一些大学资金短缺和入学人数的下降;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论争使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破坏，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在16世纪，宗教迫害的主要动机是政治原因，即担心宗教分歧会破坏国家的统一与权力，而且导致少数派与外国政权结成联盟。但这一时期，欧洲大学仍然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如人文主义课程在许多大学得以保留;大学中的科学研究并未停止，许多大学成为重要的研究中心;大学成为世俗化的工具，并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大学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为各民族的语言所取代，大学由国际性大学转变为民族性大学。这一时期，统治者通过立法禁止学生在国外学习，试图将他们限制在国内，认为国外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污染的源泉，而且学生出境学习会对本地大学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随着社会的日益稳定，这一限制性的立法开始生效，并对大学的国际性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在耶稣会的帮助下，世俗和教会当局也积极地重组现存的大学，并在受异教威胁的地区和国家建立新的教育机构，将哲学和神学的教学置于首位。宗教战争、各种新教派的崛起以及天主教的迫害等产生了大量的逃亡者，大学作为避难所接纳了一部分年轻人。大学里有一些专门的特殊学院接纳和培养年轻的避难者，魯汶、杜埃（法国北部城市）、巴黎、萨拉曼卡、罗马和科隆成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的教育中心。
此外，从整个16世纪到大约1600年，贵族子弟大量涌入大学，并往往通过游历欧洲大陆完成教育。这些贵族子弟在游学时通常有贫穷子弟和助手随行，像巴黎大学、莱顿大学、鲁汶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克拉科夫大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帕多瓦大学的医学、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巴黎大学的哲学等享有盛誉，吸引了德国、波兰和英国等地的学生。到1600年，贵族教育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子弟不仅要培养骑士精神，也要学习文学和法律等，为以后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准备。因此，只有那些提供数学、建筑学、行政学、管理学、外交学、文学和造型艺术等新兴学科的大学，才有希望吸引年轻的贵族。“英国人和德国人以最热心的学术旅行者著称，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因为他们缺乏文明和文雅。大旅行的狂热者也包括荷兰、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的贵族。总而言之，欧洲精英追随了这种时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热衷于大旅行。与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相比，有更多说英语、德语和斯拉夫语的人追求这种时尚。”[14]451
在经历了人文主义洗礼和宗教改革的冲突之后，欧洲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切既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也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总之，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大学虽然面临各种教派和政治纷争，但事实上结果比预期的要好。“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的传统得以继续保持;神学科目虽然比以往更加受到重视，但同时人文主义课程在许多机构得以保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传统院系组织依然如旧，古典学科仍然是培养神职人员、公职人员甚至未来绅士的重要途径。”[15]74
四、重要变化：科学教育与北美教育的兴起
17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自然科学蓬勃兴起和欧洲移民开发北美洲的时期。这一时期，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到文化，各种历史事件和时代潮流为欧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从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角度看，17世纪开始迎来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科学研究的高潮，它对于改变欧洲乃至世界面貌的作用，较之政治和思想范围内的变革，或许显得更为不可或缺，更加引人瞩目。”[16]另外，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中产阶级的诞生、工商业的复兴，以及对新兴市场的渴望，一些探险家和移民纷纷来到北美大陆进行殖民活动。
在教育领域，自然科学为欧洲近代教育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诚然，文艺复兴通过与自然主义的异教相接触而向基督教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但它更关心的是书本知识，而不是对自然的第一手研究。而且在大学里，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证明不利于科学研究。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他们至少也像天主教一样容不得异端。然而，这两个运动都间接地对科学事业有所贡献。”[17]13正如杜威写道：“16世纪的科学史表明，渐露端倪的自然科学，主要从对希腊文学的新的兴趣借来它们的出发点。……新的自然科学乃是人文主义的女儿。”[3]299另一方面，“教派争吵不休和教会专横的偏狭使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对它退避三舍，他们转而诉诸理性之光来探求真理，漠视一切教派声称的天启的权威。”[17]13因此，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特别是1648年宗教战争的结束，西欧社会涌现了一大批诸如达·芬奇、哥白尼、培根、开普勒、伽利略、哈维、牛顿等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自然科学的兴起，推动了科学教育的发展和一批新型中等学校的创办。同时，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如拉伯雷、培根、弥尔顿、配第、夸美纽斯、康帕内拉、安德里亚、洛克等，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积极倡导科学教育，要求学校扩充实用知识，改进教育和教学方法。这种思想无疑反映了近代西方教育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17世纪，随着欧洲移民的涌入，在北美殖民地出现了由移民创办的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和早期的殖民地学院，这些学校的教育宗旨都是宗教性的，而且是移植欧洲教育的模式。“溯本探源，英国教育是美国教育的主要源泉。因为原为13州的广大地区是英国殖民地，居民80%来自英国，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操于英国殖民者之手，其教育更多从宗主国移植而来，因此，史学家们特别强调英、美教育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见解是符合史实的。”[18]随着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稳步推行英国式政治、法律和商贸制度，移民们似乎更愿意在信念、信仰和教育方面保持相对的开放。“其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殖民理念：殖民地成了一个有多种不同教育模式的社区，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每种都寻求在塑造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19]从17世纪40年代起，北美殖民地开始大量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移植各级各类学校，如慈善学校、主妇学校、读写学校、贫儿学校，还有拉丁文法学校和完全依照英国大学模式创建的哈佛学院等。移民们试图将他们熟悉的社区法则和相关机构移植到新大陆，新教徒也不例外。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殖民地教育的发展就好像这个国家的地形一样波澜起伏。“尽管一切都是新的，但新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却倾向于移植那些在欧洲的习俗、传统以及设想，在教育事务上也是如此。尽管一切都是那么地开放，美洲殖民地的教育机构和设置，却在本质上充满了阶级性，在教育机会上甚至是极端不平等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教育在教学过程和目的上都是有权威取向的，其本质在于强化宗教传统、种族界限和政治理念，在于实现对普通人的控制。”[20]
五、内在机制：整体性、渐进性和民族性
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演进绝非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虽然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具有不均衡性，但社会进步毕竟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必然会对教育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演进的背景及原因，还是其过程和后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社会变迁和科学革命都是最令人瞩目的几个因素，它们引发、推动并决定了西方教育演进的进程和性质。文艺复兴运动和古典教育的复兴揭开了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序幕，由人文主义思想所引发的欧洲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教育的世俗化趋势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确立了培养“新人”的教育目标、新型学校的出现，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变革等。宗教改革运动则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大发展，进而催生了最早的初等义务教育法及国民教育，使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带有民族特性。“随着教会的衰落，民族国家的兴起，人们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定的语言和传统为荣，中央政府取代了旧的封建制度，因为它有无数的行会、法人和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忠诚关系，使得政治行动难以协调一致。……中央政府知道如何集中力量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去充当艺术和学问的保卫者。”[11]103新教思想家所追求的教育民族化特点，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功能。另外，学校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如办学权的转移，分级制的滥觞，拉丁语学校、文科中学、文法学校及公学的改革，学园及实科学校的问世等。
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演进存在明显的前后相继关系，反映出变化的渐进性。“因此，尽管新的时代给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它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渐进发展的产物。”[11]104无论是学校制度的革新还是高等教育的变革，任何一种制度的创新和重要的改革，都不是突如其来地发生和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摸索和试验，这一过程无疑充满了艰辛和痛苦。阻碍西方教育演进的因素存在于各个层面，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条件层面存在的问题都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在西方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教育观念也日趋近代化。教育观念的变化又推动了教育制度方面的变革，这一变革贯穿于整个近代早期。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演进，到17世纪末，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雏形已经形成，而且表现出世俗化、民族化、民主化、实际化、劳动化、科学化及法制化的发展趋势。
在近代早期教育演进的方向上西方社会虽然保持着同質性，但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各国又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英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的发展道路与欧洲大陆有所不同。由于英国的修道院组织长期占据着优势地位，其大教堂的财富和影响力都不如欧洲大陆，因而与欧洲大陆在教育立场上并不相同[21]8。在英国，修道院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教育领导者的责任，修道僧不仅在基督教教义方面，而且还要在作为古典语言和仪式语言的拉丁文方面指导信徒，他们不得不教授读写和那些为教会事务及仪式所必需的科目，如绘画、音乐、年代学和历法知识等。“14世纪以前的英国社会是世界性的，英国文化是一种拉丁文化或法兰西文化。……拉丁语是学习用语，而法语是宫廷和法律用语。贵族说法语，而其他人说英语，因此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然而，在14世纪诸多因素已经在起作用，正在快速地创造一个英吉利民族。到这个世纪末，英国语言、英国文学、英国艺术和英国思维方式已给这个岛国的人民贴上了独特的标签。”[22]在西欧所有国家中，英国最早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建立了具有折中色彩的民族教会。但在其他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那样教派林立的国家，宗教纷争也没有像英国这样如此长时间地阻碍国民教育的发展。“在16世纪，英国教育发展摆脱了盛行于早期的模式，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即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设计一种教育方式。如果要追踪这一变化的过程和方向，它的起点必定是中世纪后期教育的全面供给。……评估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必须考虑到产生特定教育需求和供给的社会趋势。”[21]4-5在高等教育领域，英国大学始终掌握着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在德国，由于30年战争的影响，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一个世纪，德国各地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普鲁士等局部地区，从17世纪中期起才出现了教育复兴的迹象。无论是与16世纪相比，还是与18、19世纪相比，17世纪后半期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既没有喧闹和纷争，也没有急剧的变革。正是在这种宁静状态中，17世纪为德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经过宗教改革时期的喧闹，17世纪的宁静实际上起了一种缓冲、平衡的作用。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相对的平静中，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摸索、探索。也只有经过这样的摸索和探索，才有可能迎来18世纪德国教育的剧烈变革。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恢复、复兴，也在于它为18世纪德国教育的高速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世纪的价值还在于，它在德国教育最终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通过17世纪这座桥梁，德国教育从中世纪走向了近代。”[23]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远不如教育与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关系那么密切，可以说，殖民地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决定了殖民地教育的结构形态。17世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教育被看成是维护政府和宗教权威的工具，人们被教以读和写，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阅读《圣经》和宗教小册子，而且是为了使他们能服从上帝和法律。这在殖民地关于教育的最早法律《1642年马萨诸塞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英国学者安迪·格林认为，不同国家在教育演进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特殊的民族性，是解释各国教育体系不同性质的根本因素[24]。
从历史的角度看，相比各国教育演进的多元化结构而言，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同质化发展促进了教育更快速、更有创意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教育结构的分化，包括学生、教师、教育管理体制、学校教育结构、课程结构等诸多方面。教育结构的持续分化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之相伴的是教育功能的分化。正是这种教育结构的不断分化，使得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各国一些新的教育机构诞生，新的教育制度形成，新的教学内容出现，新的教育法案颁布，这种分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教育价值观的肇始，以及新生力量对传统力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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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Early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YI Hongju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410081）
Abstract：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odern times 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society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modern times， and it was also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history. Educ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ad been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enriching itself， becoming a powerful promo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western educatio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ligious Reform，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the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religious sect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is period was remarkable as it broke through the original scale and level， and great progress had been made in teaching content， subject setting and number of enrollment. In this period， the rise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promoting the seculariz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meanwhile， there was a revival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In conclusion， early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was a unified whole with diversity， with its evolu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progression.
Key words：early modern times; western education; evolution; logic
（責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收稿日期：2021-04-13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国家一般项目“近代早期西方教育的演进（文艺复兴至17世纪）”（BOA190040）。
作者简介：
易红郡，男，湖南攸县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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