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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日本学者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2021-11-17 11:38:58公文范文
刘岩郭泽雄摘要: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已百年有余,对其研究成果的再现是理解“他者视阈”下中国西

刘岩 郭泽雄

摘 要: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已百年有余,对其研究成果的再现是理解“他者视阈”下中国西南地域多元文化的必要手段。本文以日本学术期刊数据库CINII、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科研数据库KAKEN所收录的论文、专著及科研项目为依据,依次对在中国留学且在西南地区研究上有丰硕成果的数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译介和述评,以展现留华日本学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上做出的学术贡献,为全面详尽地开展中国西南地区调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和跨文化思考。

关键词:中国西南地区;留华日本学者;少数民族研究;译介与述评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3-0104-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3.014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为双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西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众多的民族成分,自19世纪中叶起便受到国外学者的特别关注。日本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踏查源于晚清时期的“文化寻根”,随着时代发展,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探索呈现多领域、多元化、持续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学者更是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深入中国西南腹地踏查,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学术成果[1]。为更好进行研究,一些日本学者选择来到中国留学,在西南地区进行长时间的实地踏查,并与本土学者合作交流,取得了科学可信、视角独特的学术成果。

留华日本学者近距离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类文化相知相依,带着在留学期间探求所得的“中国学”知识回到日本后仍继续开展与中国西南地区相关的研究,并依旧坚持田野调查。可以说,这些留华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学术成果,是国内学者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必不可少的海外他者的文献资料。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目的

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深入中国西南地区考察,并根据自身田野调查经历写下《从人类学上看西南中国》[2]一书。此举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学者来到中国西南地区踏查之滥觞。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外交流扩大,许多日本学者来到中国求学的同时,踏足西南地区进行各个领域的学术调查,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一直重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调查成果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纵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文献,呈现以下趋势與特征:第一,着眼西南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关注西南整体区域,整理介绍日本学者在这片区域展开的学术研究成果。曹咏梅对近年来日本对西南少数民族对歌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解释[3];王晓梅就日本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成果展开了译介和评述[4];张正军立足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分析归纳了日本学者在云南展开的日本文化源头探寻之旅[5]。第二,以西南区域研究为核心,呈现日本学者西南各省份研究的内容焦点。刘岩利用日本KAKEN数据库,宏观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对云南、贵州研究的全貌,并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译介与述评[6-7]。第三,对近代以来踏访中国西南知名的日本学者及其著述给予了高度关注。杨志强分析整理了20世纪初鸟居龙藏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活动以及影响[8],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资助,翻译出版了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9]。贵州大学日本研究所相继翻译与出版了佐佐木高明的《何谓照叶树林文化——发端于东亚森林的文明》[10]、铃木正崇的《中国南部少数民族民俗记录》[11]、荻原秀三郎的《稻、鸟和太阳之道——追寻日本文化的原点》[12]。第四,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留日群体。留日学生们活跃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他们在作为日本学术研究主力军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两国的学术交流。梁中美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贵州前往日本留学学生的历史,并分析了其与贵州近代化的联系[13]。周立英对近代云南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14]。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对日本学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国内关注度较高,对留日学者群体也不乏研究,但对留华日本学者却缺乏关注,国内学者虽然对立石谦次、鸟丸知子等留华学生给予了关注,但总体上比较单一,多是针对个人,并未涉及留华学生的群体性论述,对日本在华留学生群体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也鲜有关注。曾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学者接受了当地的教育,更能深入研究地区,更加贴近研究对象,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忽视的。基于此,本文着眼于改革开放以后前往中国留学的日本学者,对他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成果进行译介和述评,展示“他者视阈”下中国西南地区的多元文化,为全面详尽地开展中国西南地区调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和跨文化思考。

二、留华日本学者及其研究领域的探究

本文以日本学术期刊数据库CINII、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科研数据库KAKEN所收录的论文、专著及科研项目为依据,检索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确认研究内容。选择标准具体为:一是研究者有过中国留学经历。本文聚焦留华学者团体,探讨的是留华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反映了研究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衡量研究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等特点。三是学术专著。学术专著是对某一领域的深入探讨,是展示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独到见解,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四是国家课题。国家课题代表了国家对某一领域的研究需求和研究趋势,同时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因此,在选择代表学者时,该学者是否有过相关国家课题立项也会纳入考量范畴。

基于以上选择标准,本文选择伊藤悟、立石谦次、林谦一郎、鸟丸知子、佐藤若菜5位学者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述评,以期展现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留华日本学者的群像和学术成果。伊藤悟曾在云南大学留学4年,主攻音乐文化理论,他在作为一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的同时,还是一名民族乐器演奏家,曾数次深入云南乡土作田野调查,深谙云南傣族文化圈的音乐文化。到目前为止,伊藤悟共发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学术论文11篇,获国家课题3项,出版专著2部,代表着伊藤悟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方面的诸多成就。立石谦次曾在云南大学留学4年,主修中国民族史学硕士课程,在此期间不仅学会了白语,还掌握了白族文字的写法,能与白族居民交流,并能阅读白族文献,在此期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洪武朝平安定云南之战研究》[15],顺利取得硕士学位。立石谦次至今共发表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学术论文16篇,获国家课题4项,出版专著3部,这些成果代表着立石谦次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林谦一郎曾留学于云南大学,在此学习3年,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专攻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以云南大理的白族历史为研究中心展开调查。在2000年之前,他便深入中国西南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对民族关系史研究颇深,至今发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学术论文11篇,获国家课题4项,出版专著2部,代表着林谦一郎丰富的研究经验和丰硕的学术成就。鸟丸知子曾在东华大学有过7年的学习生涯,多次深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民族服饰纺织工艺调查,更同其母鸟丸贞惠合著4部著作,发表8篇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极具讨论价值。佐藤若菜曾在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留学2年,研究大方向与鸟丸知子一样,以苗族服饰为主,但佐藤若菜侧重从苗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进而扩展到民族关系。佐藤若菜至今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方面获国家课题2项,并在课题之下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虽然佐藤若菜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但从目前成果来看,未来学术潜力巨大。

三、留华日本学者及其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缘起、学术谱系与成果述评

1.伊藤悟与傣族音乐文化研究

伊藤悟于1998年起在云南大学留学4年,期间拜师云南德宏傣族葫芦丝传承大师哏德全和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张兴荣,系统学习了葫芦丝演奏技法、音乐艺术理论、传承演变历史。回国后,他继续对云南傣族进行研究,多次回到云南调查,现为国立民族博物馆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外聘研究员。他在作为一名学者的同时,还是一名民族乐器演奏家,屡次参加艺术活动,为各类歌舞剧配乐。他不仅在艺术领域大放异彩,学术成就上也不可小觑,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上,有3个国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11篇,2部专著,代表了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

伊藤悟回到日本后,在进行音乐活动的同时,也在深化自己的研究。他对傣族流行的宗教文化颇感兴趣,并间断性前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对当地萨满教形式宗教从事者的地域性特征和送葬礼仪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列举代表着德宏傣族生死观的送葬礼仪以及由巫师进行的送灵礼仪的案例,说明当地人是如何在繁杂多样的宗教中连续不断地坚持实践自己的信仰,并诠释了鲜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实践[16]。其研究认为:在傣族的宗教实践中,魂与灵构成的世界观是基地,在送葬礼仪和送灵礼仪中生者之魂的分离与死者之魂的分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身体动作以及听觉传达给其人[17]。伊藤悟事无巨细地调查了德宏傣族的两方礼仪和萨满教巫术师的职责与能力,从构成德宏傣族世界观的各种概念到仪式的具体细节都一一作了详细描述和推测分析,可见他对研究的一丝不苟态度和刻苦钻研精神。

此后,伊藤悟回归民族音乐的研究,首度申请国家课题《感性式民族志的研究:傣族文化圈中的音乐文化之变容》,该课题通过评审并得到资助,支持他前往云南省进行实地调查。他在云南省听取了即兴演唱的歌曲技艺,并收集了以朗诵为基础的上座部佛教朗诵文化和文字文化复兴运动的民族志数据。伊藤悟通过研究发现,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伴随着急速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跨年龄段的世代之间的感性有显著差异,但其中老年人同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情況使文化出现了客体化,也出现了尝试性改革其传承形态的案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跨年龄段的双方在诞生了可感知到这种差异的感性的同时,也在反复摸索能跨越差异的实践活动。

第一个国家课题结束研究之后,伊藤悟继续发挥自己所长,与村上忠良等多位日本学者合作,在东南亚及毗邻地区围绕声音与文字展开的宗教实践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伊藤悟发现,诗歌的口头传承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对歌、史诗传唱、诗文形式的宗教文本创造等方面作用极广。为探究这一情况的背景,他从声音和文字文化的传承活动的案例出发,解释人们如何将在感性上共有的诗歌的口头传唱意识化并创新其传承体系,同时再次思考在社会生活中诗歌口头传承的意义,并发表了论文《德宏傣族社会中口头诗歌的传承活动:女性传唱人Wan sya ya的举措》[18]。在对当地的古傣族文字书物的转写活动和学习会进行参加观察时,伊藤悟发现存在于现代的诗歌口头传承有了新的问题:人们要继承的应该是诗歌的口述,但音乐性的朗诵优先级却更高。他就这一点会对文字的正确发音和内容的理解所产生的危害性进行了探究。

伊藤悟在留学期间曾师从民间乐器演奏大师,这为他日后从事少数民族音乐诗歌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并不止步于音乐文化的研究,更将视野扩展到其他领域,从中国西南地区跨越到其他东南亚国家。从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可以期待他今后会有更多学术成果问世,成为少数民族研究的重要力量。

2.立石谦次与大理白族文字与文化研究

立石谦次于1996年起留学云南大学4年,主修中国民族史,并以林超民教授为师,求学期间掌握了白语和白族文字写法,能同白族居民交流并阅读白文文献。以《洪武朝平定云南之战研究》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顺利毕业后,立石谦次回到了日本,但他并未停下继续研究白族的步伐。多年的研究积淀,奠定了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白族语言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上他发表学术论文16篇,获得国家课题4项,出版专著3部,这些成果皆代表着立石谦次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归国后,立石谦次进入东海大学修读文学博士课程,在攻读博士期间继续梳理云南白族相关史料文献。他以《白国因由》为线,抛出当时的白族人因书中提到的观音传说作了何种表现,其历史又是如何的问题,详细论述了曾作为云南王朝统一的象征的梵僧观音传说是如何在白族人之间流传,在清朝时又如何再构成了他们的世界观的[19]。2009年博士毕业后,立石谦次开始专注于白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他以流传于现代白族间的民间艺术《大本曲》为考察文本,明确了白族民族语言部分汉字表记构成,并指出了今后白族研究的问题点。立石谦次通过民间大本曲艺人得到了白文书写的《大本曲》台本,并拍照记录。此外,他以《大本曲》中的代表曲目《秦香莲》为例,请艺人诵读并录音。根据录音,立石谦次记录了文本并附上了发音记号,再经由艺人的帮助将其翻译为日语,最后依据发音记号和翻译过的文本制作了词汇本。研究结束后,立石谦次对《铡美案》文本的所有词汇进行了分析,共抽取出了1 021个词汇。

立石谦次还协助山下一夫等学者进行民间宗教经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工作。研究过程中,他对白族的其他领域萌发兴趣,就云南大理的墓葬变迁历史作了梳理。他认为,最早从公元前起大理地区就受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14世纪之后,大理地区的葬礼和墓葬形式受汉文化影响便有了较大改变,但其形式并非完全被汉化,在墓葬习惯的细微之处,仍然保存着一些从未改变过的地方以及该地区民族的独特之处[20]。与此同时,他认识到资料收集保存工作的重要性。为传承白族优秀传统文化,立石谦次欲再度前往云南,申请了国家课题“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的白文资料的保存及解读法的确立”,目标为建立白文书物中词汇音读训读的语料数据库,以词汇集的方式公开发表。该研究取得了三项成果:一是把将要失传的白族民间艺术《大本曲》所用的白文书写的台本摄影保存并对外公开;二是将文本化的白文台本附加罗马音标记,能够用白语发音阅读,并翻译为中文版和日文版;三是分析文本化的白文资料,解释白文标记中的规律性和特定使用的词汇,并整合为词汇集等工具用书。通过附加罗马音和制作词汇集,以及将解读法示与研究者和白文使用者,希望有助于今后白文相关的研究,也期盼能使相关人员认识到白语的价值。

随着研究的不断加深,立石谦次着眼于白文资料以及白文词汇实例的收集分析,预想将白文资料与白文文字词汇有机结合,他曾两度前往大理进行实地调查,确认了有关白族白文的研究史,并由此具体确认了近年的白文研究几乎都是由使用白族话的研究者进行的。此外,通过对白文用法的分析,更明确了白文的特征[21]。他进而对此前研究中已明了的白文的形成过程展开论述,以白文的原形为实例,探明白文最早在唐朝时的南诏国时代便已存在,并明晰了与现在白文有联系的使用是在元末之时[22]。

立石谦次的研究以白族为焦点,涉及白族历史、文字等多个领域,研究反映出多样化的趋势,同时他重视实地调查,以保护民族文化为主,对资料的留存多加用心,体现出他作为一名研究者更希冀少数民族文化能得到良好传承的心愿。其研究成果毫无疑问,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不可多得的资料。

3.林谦一郎与大理国、南诏国史研究

林谦一郎于1992年起留学云南大学3年,以《论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23]为題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毕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日本第一个在中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他继续进行着云南白族相关的研究。为完成课题研究,他数次回到云南进行实地调查,由此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经验,现为名古屋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副教授。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方面,他共有4个国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11篇,出版专著2部,代表了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现阶段的成果。

林谦一郎在京都大学攻读文学硕士期间,就对中国西南地区有了研究兴趣。毕业次年发表论文《南诏国的成立》[24],并就南诏国的历史动态发表了数篇论文。博士毕业回国后,他在岛根大学担任讲师,期间并未懈怠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在岛根大学的最后一年,他申请并获得了国家课题“关于中国西南地区民族间关系史的研究”。为达成研究,林谦一郎毅然回到云南省,其时正召开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他便有机会见证许多历史地理及地方史的研究学者们进行西南地区的地方史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借此机会得到了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校订出版的2种明代云南地方志实体书册。此外,林谦一郎对明代地方志进行了电子文本化的工作,并将其成果发表在关于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料的网站上。

结束调查后,林谦一郎来到名古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期间,他将目光投向了与南诏国一样同在云南建国的大理国,并潜心进行史料分析工作,接连发表论文《大理国史研究视角:从中原史料的分析出发》[25]和《南诏、大理国的成立以及“白人”的形成》[26],使用未混入人们历史观和民族观的史料对南诏国与大理国的建立及关系进行了描述。在对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林谦一郎也持续关注着其他学者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他发现有许多史料没有得到良好运用,为进一步探明云南地区历史,他申请了国家课题“中国云南地区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述传统”。该课题作为构建中国西南非汉族地区,特别是云南大理地区的前近代史工作的一环,以期明确10世纪到13世纪这一所谓的大理国时代的历史记述传统,即大理国人是如何记述自己过去历史的,由此为大理国史的研究导入新的分析视角。通过研究,林谦一郎对明朝时云南地区编纂的文献中复原非汉族的历史记述的方法进行了讨论,在此过程中完成了4种明代云南地方志总计约180万字的电子化资料。

林谦一郎认为,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上,少数民族问题是不可忽略的。为此,他继续先前对大理国研究的同时,加入了少数民族影响的分析,进一步凝练史料记述,就白族的形成,再度精查相关史料,以寻找相应的佐证,同时对云南彝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通过研究,林谦一郎对蒙古政权时期云南地区各民族的称呼和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文献史料的分析,他探究了云南白族和彝族祖先的分布概况,认为13世纪中叶白族的祖先在包括云南西部和中部的大范围地区广有分布,并且和南诏国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的周边管理体制有着较大相关性。林谦一郎又以宋代的汉文文献为中心进行研究,探明大理国时期处在中央地区和云南地区的各民族集团所使用的地名、官职名皆是前朝产物,这是阻碍大理国和宋朝直接通交的原因之一。该现象被林谦一郎称为宋代云南的“假想化”。

林谦一郎作为较早研究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在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研究上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他30年间持续不断进行着云南地区历史学研究,对中国西南地区探索的精神和学术成果可见一斑。虽然自2018年完结第四项国家课题以后,林谦一郎至今暂未开展新的课题研究,但此前的诸项成果已为中国西南地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

4.鸟丸知子与贵州苗族服饰纺织刺绣研究

鸟丸知子于1969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96年留学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用7年时间取得了中国纺织技术及历史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鸟丸知子开始苗族调查的契机,源于其母鸟丸贞惠致力奔走贵州苗寨开展对苗族纺织文化的研究。受其母的感染,也为了支持母亲,她开启了相关研究[27]。留学期间,她随母亲拜访各处苗寨,获取了关于苗族染织工艺的第一手资料。

1994年,鸟丸知子第一次同母亲来到贵州进行田野调查后,便持续记录苗族纺织刺绣技艺20年,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纺织大学系统学习纺织技术期间,鸟丸知子随其母深入苗族村寨,拍了大量照片,同时探寻博多织的故乡,切身体会了苗族人民的传统和生活形式,与苗族女性交心接触,细致记录下了苗族女性所秉有的落落大方、身体健壮、坚忍顽强等优良品质[28]。随后鸟丸知子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分类,在《月刊染织α》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织以及中国苗族服饰的论文[29]。为更深入研究,对之前的成果加以充实和深化,鸟丸知子再同其母前往贵州,重点调查了苗族使用的纺纱织布的器物设备,包括一些小工具和纺织机,并对这些工具的结构、制作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介绍,同时还原了制作这些工具需要的各项原材料,进一步描绘了苗族传承的多样化染织技艺,对其缘何能诞生神话般绝美的工艺之谜进行了解答[30]。2004年,鸟丸知子从东华大学博士毕业,同年与其母合著的第三部著作《巧手勾画的天地:中国贵州苗族染织工艺探访18年》[31]出版。该书重点记录了布料刨光和染色的工具以及使用的原料,蜡染所需的天然植物原料的提取,对苗族染印工具和原料做了详细介绍。同时这也是一部探寻蓝染源头的全面纪实记录,配以750张彩色照片,详尽解说了苗族充满魅力的染色、整理加工技术以及工艺手法的全貌。

此书出版后,鸟丸知子来到美国,参加了当时全美国的手工编织爱好者聚会[32],同时准备撰写新的学术著作《一针一线:贵州苗族服饰手工艺》。后来,该书由美国夏威夷大学艺术展览馆(University of Hawaii Art Gallery)出版英文版。2011年,北京服装学院蒋玉秋博士翻译为中文,并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2018年再版,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和学术价值[33]。该书记录和描述了苗族刺绣所用的各类工具的类型、材料及其精美的刺绣手法、布料拼接工艺、纹路形态和饰品样式等,内载多张图片,描述了苗族刺绣工艺与民俗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可谓翔实全面。此后,鸟丸知子将目光放远,开始关注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的纺织工艺技术,着眼于中国及毗邻的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确认残存于民间的卡织,就其起源以及同古代纺织技术的联系和图纹的含义进行了研究。她使用了多张在贵州省拍摄的当地居民编织卡织的照片,以及详解色彩和编织步骤的插图,对圖样不同、用处不同的卡织作了细致分析和推测,足见鸟丸知子在学术上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鸟丸知子从对贵州一户人家所制作的六角形卡织的调查研究中,推测六角形卡织最晚在明朝初期便已出现。鸟丸知子表示,今后将调查对象扩展到全中国的技术整体,进一步迈向世界范围调查,以探求这些纺织技术间存在的种种关联性[34]。

鸟丸知子重于实地调查,深入中国西南地区各处开展纺织技术历史研究,拍下照片,绘制图解,使得调查成果更具逻辑性和真实性,是研究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的重要资料。在近年的研究中,她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缅甸等周边国家,寻找民族纺织工艺中的互相关联性,可见其不断探索的精神。

5.佐藤若菜与苗族服饰文化传承研究

佐藤若菜于2009年起在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留学2年,回到日本后在京都大学攻读博士,现为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国际文化学科副教授。可以说,她是21世纪日本学者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典型代表,与前几位学者相比,她可谓后起之秀。

归国后,佐藤若菜回到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在校期间申请到国家课题“中国贵州省苗族女性民族服装及技术联系下的社会关系”。为完成课题,她再度回到贵州农村,以探明中国西南地区苗族女性制作的民族服装及其制作技术的共享和传承是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关系中的。她认为,这些服装受到了全球化发展、外出打工者增加及义务教育普及等的影响。在研究中,佐藤若菜走访了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的一些干部,调查研究苗族民族服装商品化的现象。佐藤若菜还对日本国内苗族的民族服装的展示情况作了调查。

课题结束后的次年,佐藤若菜以博士论文《中国贵州省苗族民族服装联系下的母女关系的动态:着眼于女性生活准则和社会关系变化》[35]通过答辩,顺利毕业。该论文亦是上一项课题的成果之一,专家们认为其具有4项学术价值:一是从技术及制作过程详细说明了极为复杂的苗族民族服装的物质构成;二是以时间的深度为线在社会经济的变迁中去说明物体的价值和物体是如何再编组形成社会关系的;三是着眼于民族服装,思考社会阶层和民族间关系,描述了少数民族社会民族志及女性生活史;四是探明了苗族社会中民族服装是如何联系其母女关系的,并着眼于女性的生活方式和衣装,探讨母女关系是如何被重塑的,为亲族论及亲子关系论的继续研究做出了贡献。

佐藤若菜作为21世纪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新兴日本学者,虽然目前的学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两次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的支持来看,可预见其不断发展的学术潜力,未来势必会有更优秀的学术成果展现。

四、结语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曾前往中国留学,并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数位日本学者的研究缘起、学术谱系、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述评。虽然诸位学者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各有不同,但均是围绕少数民族所开展的,对少数民族研究有着重要贡献。日本和我国隔海相望,留华学者在作为“他者”的同时又亲身经历了中国本土的教育,因此,他们是站在两个国家交合线上进行的研究,这样一种“矛盾集合体”会诞生怎样的学术成果是非常值得一探究竟的。

在世界各国交流愈发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弘扬中国文化成为必须肩承的重任,而少数民族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留华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与解读代表了一种国际看法,在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和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在,是不可忽视且有必要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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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Scholars in China and the Study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LIU Yan, GUO Zexi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Japanese scholar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southwest China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s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findings is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multi-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others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Japanese academic paper database CINII, National Diet Library and papers, monograph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ed in the Japa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fee database KAKEN, this paper in turn translated and reviewed the fruitful findings of scholars who studied in China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research in southwest China, so as to show thei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provide fundamental information and transcultural thinking on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research in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southwest China; Japanese scholars in China; research in ethnic groups; translation and review

(责任编辑:蒲应秋)

收稿日期:2020-02-18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贵州的社会文化调查及书写文献翻译研究”(20GZYB37)。

作者简介:

刘 岩,男,吉林松原人,博士,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翻译。

郭泽雄,男,贵州凯里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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