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聘制不是解决高校问题的灵丹妙药
邓耿
近日，预聘制（tenure-track）与中国高校青年人才的成长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连带造成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校改革的反思。一些规则推崇者的高度自信与青年学术工作者的处境艰难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预聘制到底是不是解决中国高校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呢？要想真正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三个层面上的事情。表层问题是中国高校发展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制约因素，中层问题是预聘制产生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能解决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而底层问题是制度到底是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切口。
推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高校改革的主要动机，可能有如下方面。首先要解决人浮于事、冗员过多的弊病；
其次，要推动真正的学术文化、学术氛围的形成，进而产生更多学术成果；
此外，作为重要的公办事业单位，高校的综合治理改革也和中国整体的人事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建国以来形成的中国高校体制，更多的是模仿苏联，而苏联的传统又进一步来自欧陆的科层式专业结构，与美国高校大异其趣。但另一方面，高校事业编制又使得高校教师成为令人向往的铁饭碗，其职业稳定性又堪比美国的终身教授。因此，中国高校体制的现状与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并不能够简单的类比到其他国家。这一点也暗示了舶来制度的水土不服。
反觀预聘制的产生土壤，学界早已指出它是在美国高校二十世纪初期的改革中诞生的制度，其目的是在就业市场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提升教师岗位的稳定性，使得他们可以安心工作，进而推动学术进步。所以，预聘制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解决“铁饭碗”的问题，而恰恰相反，是为了给美国教师“铁饭碗”。只不过在通过预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淘汰率，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入闸机制。但是要想依靠这种制度来化解中国高校当前已经存在的铁饭碗问题，恐怕就有些南辕北辙了。
不可否认的是，预聘制度的实行使得美国相关高校选拔到优质的青年人才，并进而促进了学术氛围的形成。但是也应当指出，至今实行预聘制非常成功的地方，依然仅限于美国的部分顶尖高校，其他二流、三流学校也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人才。相反，由于只能接受到一流高校预聘制竞争淘汰下来的人才，使得它们和一流学校之间的差距难以缩小。另一方面，西欧、日本等学术发达的国家，他们的顶尖高校也并未完全实行预聘制。这些事实再次说明，预聘制既不是解决中国高校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也不是高校学术水平提升的充分条件。
制度决定论曾经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改革思潮中的重要论调之一，它肇始于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并被推演到其他各相关学科的发展。但是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渐发现制度决定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在萎缩。对于与社会治理和历史变迁这样的复杂系统而言，仅仅依靠制度一个要素的改变难以解释和决定一切变量的。就拿预聘制来说，其制度中淘汰环节的刚性，就“启发”了一些高校发明出过度淘汰，乃至用青年学者“养蛊”的假“预聘制”。这显然已经背离了制度推崇者的初衷。
真正应当深思的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学术文化、学术氛围与学术成果又应当长成什么样式？任何一种单一的制度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一切时代、一切地域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手段成了目的本身，那么离南辕北辙也就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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