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远方
严立群
一
林正光后来回忆说，自己大概从上四年级开始，就没有正儿八经好好地上过课了。林正光在一个县级小城里读书生活，在这之前，小城一直静谧安宁，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小城整天像个少女一样，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着，阳光照在石板街上，有些闪耀的碎银光芒。太阳每天静悄悄的从小城的小街头走到小街尾，又从小街尾走到小街头，把小城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走完了。但“四清”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小城街上的氛围就有些诡秘了，人们开始了在街头巷尾的大声争执，有的人开始在街上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有的人在大街上声嘶力竭地举手喊口号，有的人低着头在街上用躲闪的目光收敛着自己的颜容，不敢抬头见人。从此，林正光读书的学校开始了各种运动。
林正光记得那时候自己特别喜欢打篮球。尽管知道自己个子不高，踮起脚也就是一个一米六七的小个子，今后不可能以篮球为职业谋生，但他还是拼命地打，一天到晚和几个要好的男同学泡在篮球场上。带球过人像一阵风，防守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过去了，离三秒区还有几米远，球出手也投成了空心篮，简直就是神了。大人都喊他们这几个天天混在球场的男同学作球油子、球痞子。
大人们也拿他们没办法。书读不成了，又都还半大不小，能去做什么呢？只要不是学坏，打篮球就打篮球吧，总比那些整天在街头巷尾转着圈顺手偷摸东西、转手就卖掉换成香烟或白酒下馆子的小混混强百倍了。由此，林正光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小时候，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人，是一个被潮流推着走的人，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的人。
等林正光他们玩得得心应手已经不想再读书时，突然又被学校召了回去，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那时候全国人民喜迎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和喜迎非洲人民送给伟人的芒果，都要拿出实际成果来喜迎。林正光跑到大街上去看机械厂为喜迎“九大”制造出来的一台汽车。那时候全国拖拉机厂都没有几家，一个小县城能造出汽车那真是“九大”鼓舞出来的奇迹，特别能鼓舞人心，把全城人的心都鼓得快蹦出胸腔来了，跳得老高。林正光混在人群中，踮起脚看自己县里造出的汽车，但人太多，怎么也看不到，就跟着汽车的屁股冒出的浓烟跑，跑一会儿，真追上了。汽车不跑了，坏了，跑不动了，几个创奇迹的师傅围着转了几十个圈也一筹莫展，最后用一台真正的洛阳拖拉机厂出的拖拉机把汽车拉走。围观的人作鸟兽散，索然无味。林正光要复课了，复什么课呢？他本来就没读什么书，过去上的课一会儿停了，一会儿又停了，断断续续的知识都碎成了片，都化成了篮球飘上了天，都化作年轻的荷尔蒙变成了汗水滴进了泥土。林正光知道，自己这一生与琅琅的读书声已经相去甚远。实际上，复课刚开始也是走走形式。名义上课是复了，但今天学生搞军训，明天学生去农场搞劳动，不知哪天学校又传出一阵风声，说学校原做过国民党驻军的军火库，国军撤退时，在学校埋藏了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枪支弹药和电台。这下可是大事件了，学校革委会领导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學校进行了全面动员，全校师生在校园挖地三尺，一时间挖得校园满目疮痍，到处是深坑和深壕，自然除了土什么都挖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填坑，这下全校师生都没了积极性。开始像打足了鸡血精神十足地挖，都有一颗挖金元宝一般的心，现在像鸡血药效已经过期，耷拉着脑袋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半天铲不了一捧土。挖坑填坑，整整耽误了半个学期，等刚在教室坐下来，很快又要毕业了。那时边复课边进行教学改革，小学有读六年的，改革后有读五年的，初中高中各两年。四年读完六年的课的，到中学时小学五年六年的又合在一个初中班读。总之很乱，老师也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初一班成了个大杂烩。幸亏那时不用考试，老师拿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学生也没办法考。反正大家都在混，老师也混，学生也混，似乎都在等待，等待上头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待着新的教学大纲，等待着新的教学规则出来。
似乎大家都在等待远方，等待远方出现奇迹。
很快，林正光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要初中毕业了，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刚到校还不到一年，怎么过去三年现在两年的初中就要毕业了呢？老师告诉他，过去停课闹革命的时间也算进去了，不算进去没办法，后面还有班要毕业，如果那些岁月不算，一个学校就会留出空白了。林正光这才明白，自己是填那空白的毕业生。就在这个时候，小城的街上到处都刷出新标语，“坚持四个面向的方向”，“学生要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农村”，“一颗红心，四个打算”等等。那时全国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新的大学招生办法都没出来，什么时候大学恢复招生也是遥遥无期。但有一条规定非常清楚，那就是高中毕业就可以叫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林正光不愿意到农村去吃那个苦，所以早早就选定不再读书，而是去面向工厂，做一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工厂当工人，气宇轩昂地当领导阶级，拿国家工资，吃国家粮，不愁衣食住行，那种日子说有多美就有多美。不说别的，光是国家粮食指标就有很大的区别。学生每月只能凭粮本到粮店购二十七斤半大米。而一般的工人，最少可以每月领三十斤大米。如果分到码头当装卸工，每月就可以领到四十五斤大米，简直要把人肚皮撑破了。
这么好的事，何乐而不为。
那时候，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学校由工宣队进驻，老工人管理学校，一遍两遍地在台上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过去受的苦，讲得老泪纵横。造反组织也是工联最厉害，工人团结，个个都有劲，一般人不敢惹，所以说话干脆，一言九鼎，有权威。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都说了，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所以也就是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这种历史定位，给工人撑了腰、长了气，说得工人腰粗胆壮，气吞山河。
所以林正光光荣地当上了工人，而且是国营工厂的工人。那时候没有私有企业，都是国家开的厂，开的店，但工厂和职工也有区别。有国营工厂，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工厂，有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甚至还分大集体小集体，小集体就是那些街道工厂，是最缺乏保障的。进国营工厂就是国家职工，有保障，但是需要国家指标，有指标限制，调动人员进出都要经过劳动局。集体职工保障就差些，像是二妈生的，街道工厂就更差，今天还在上班做事，明天说不定就歇工了，开不下去就散伙了。而国营职工在当时就是铁饭碗，谁也不能砸碎的饭碗。
林正光就是端上了铁饭碗。
林正光进的是小城国营印刷厂，做的是装订工。
不久，林正光当初刚进厂子的兴趣就都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感觉是很迷茫。他感觉到自己还是在夜空中摸索，他努力想睁大眼睛看清楚一下方向，但一切努力都没有用处，天依旧很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有了一些恐惧，晚上做梦出了一身大汗。他觉得这种工作太枯燥，整天就是将一令令的全张白纸，根据印刷平板机和圆盘机的需要，裁成一叠叠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甚至三十二开大小的纸。一令纸有五百张。要将一令令的白纸送到切纸机里，切纸机的刀片很宽，很亮，闪着寒光，很瘆人，被电动马达带着从上面切下来，把拳头厚的一叠大纸像切豆腐一樣切得整整齐齐。操作时如稍不注意，用手送纸进去没及时收回来，咔嚓一声，就从手腕处将手切断了。
装订工还是个巧手的活，就是要将薄如蝉翼的油封纸印好的单据一联联分拣套好。套联单是技术活，是靠熟练的感觉。联单有很多种类，都有不同的要求，完全要靠装订工人的手感，靠感觉非常灵敏的手指头。从第一联到第三联，有的甚至还有五联单七联单，一叠叠依次排好。每一联每次拣到手的只能是一张，多了就乱号了，发票等都是有号码的。熟练的装订工，只看见两只手像蝴蝶在花丛中飞一样上下翻舞，越飞越快，快到旁边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只听到手下油封纸发出嚓嚓的声音。
那时小城的印刷厂还没有高端的机器，很多装订任务都要靠手完成。
装订工还有一个拿手的活就是开胶，胶是牛胶，熬得稠稠的，黄乎乎的像不怎么雅观的东西。一本本的书装订好后，不论线装还是钉装，后面都要开胶，开完胶才能贴封面。这也是一个熟练的技术活，把一叠叠码得高高的书背面叠平，然后开胶。胶不能厚也不能薄，厚了起坨，薄了粘不住封面，干了后书的四边切齐，封面是封面，书是书，成了两块皮了。
林正光心里活泛，把这些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就掌握了，成了一名熟练工。但那时林正光拿的是学徒工资，每月十八块五毛，这在现在连一包烟钱都算不上。但那时候物价低，住的是厂里的集体宿舍，住和水电都不用自己花钱，吃的是厂里食堂，打一份荤菜也就两毛多钱，一个月顶多也就是十元钱的饭菜票，就已经吃得很好了。那时没什么高消费，打过仗的南下干部很多，他们也就是三四十元一个月。县委书记属二十一级国家干部，一个月才六十多元。林正光算了一下，按当时的规定，工厂学徒三年出师，可评为一级工，这以后还得慢慢熬，几年加一级。别说八级工了，就是五级工六级工，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呢？
远方真的在很远的地方，但能不能等得到呢？
给林正光分配的师傅就是学校工宣队队长李师傅。李师傅是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受资本家剥削压迫，被人瞧不起，家里兄弟姊妹多，冬天里只能挤在一床被子里，稍像样一点的衣服就一件，谁出门谁穿。解放后李师傅家里生活有了改善，分了地主资本家的浮财，衣能遮体了，但还是因为家里人口多，吃饭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的。他就到处作报告，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没饭吃，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边说边撩起衣服露出一根根凸出的肋骨，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到现在还没吃饭。弄到后来，人们都听糊涂了，不知道李师傅说的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李师傅不知是先天性的还是被资本家老财主打的，反正他有一只脚有点瘸，走起路来一只脚总是在画圈，但这并不影响他喝酒和作报告。他喜欢喝酒，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酒，饭有没有都可忽略不计，经常是在一种微醺状态下给林正光传授技术。李师傅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喜欢流鼻涕，而且流的是浓鼻涕。李师傅喜欢用力往外一扯，用手把鼻涕扯很长，然后用力一甩，能甩很远，具体甩到哪里他就不管，再将甩过鼻涕的手在一双有泥土颜色的破旧布鞋后跟上一擦，就若无其事地该干什么又干什么。林正光每次都能从那些即将出厂的印刷品上闻到师傅的鼻涕味道，那种浓稠的，腥腥的，还带点咸味的，实在叫他忍不住想呕吐。
这不是林正光想要的远方。
他不能为五斗米苟且。
二
林正光要去当兵了。
那时候林正光觉得全中国大陆只有两个伟大的阶层，一个是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层，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领导阶层，这是马克思说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是享有一定生活福利待遇的既得利益阶层。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伟大更不显山露水的伟大阶层，那就是部队和军人。这是国家的钢铁长城，是国家的栋梁支柱，不仅在政治待遇上军队军人不可动摇，经济待遇上更是比一般的工人更胜一筹。供给制，什么粮食都不缺，管饱。穿衣服也不用布票，里外统发。看病不用自己掏钱，还有漂亮的女军人当护士围着你团团转，不知道有多幸福。再则，军人工资待遇更比地方要高得多，只要提了干部，马上一个月五十四块五，当一个小连副，就是二十一级干部，可以拿六十二块五，比一个南下的小城书记还不少。
这些应该都是林正光想要当兵的原始动机。
但仅是动机而已。
真正要在小城里当一个兵，那是非常不容易的，远远比进一个国营工厂当一名全民所有制的工人难多了。小城一年仅招二十多个吃国家粮的城镇兵，其余大部分的招兵指标都下到了农村，下给了农业人口中的青年。小城每年符合招兵条件的多，几百几千，有的甚至一年年地招上了，一年年地体检过关了，政审也过关了，祖宗三代都查清楚了，但最后是没那么多指标不能去。林正光车间的裁纸工丁小山就是这种情况，已经连续三年了，都过了，但没去成，不是指标给领导子弟了，就是烈士子女入伍要优先照顾。这是挡在林正光路上的一座险峻的大山，根本无法翻越。
林正光叫上最好的同学王建军想办法。王建军是和林正光一起长大的同班同学，是一起混的球痞子之一。但王建军有一点和林正光不一样，林正光的父母亲只是小城的普通职员，但王建军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扛枪扛过来的，后来当了县长，文革当中被打倒批斗还踏上一只脚，现在又结合进班子了。当初林正光这一帮玩球的同学只有王建军没进工厂，继续去读高中。高中毕业时，全部同学都下了农村，但王建军凭着自己能唱歌能表演的突出才艺，被小城文工团招了去，当上了一名演员，成了一名文艺战士。王建军本来也长得好，高高挑挑的，白嫩得掐得出水，再加上端正的五官，那一双略带笑意的眼睛，给人带来很多舒畅的感觉。这样的人在舞台上一站，八路军服装一穿，宽宽的牛皮带往腰中一扎，就是一名烧炭的张思德。陕北风味的歌剧《张思德之歌》硬是把王建军在小城唱红唱紫了。
林正光有些泄气地对王建军说，你可以作为文艺兵特招，我可怎么办呢？不会拉也不会唱，部队怎么会要我？再说还有个丁小山，今年又报了名，第四年了。小城总共只这么几个指标，不可能让印刷厂一下占两个，到哪里也说不过去。
王建军说，事在人为，你不管怎么样也要去试一下。听说部队也有篮球队，和文工团一样，你也可以争取一下。今后如果我俩在一个部队，一个演出，一个打球，星期天还可以在一起，那多好。
林正光眼睛一亮，一下就来劲了。
王建军说，我知道接兵部队的人住在哪个招待所，我们今天就去找他们，要他们带我们走。我爸爸南下时，因为年龄小，部队南下还要打仗，就不肯要他，他硬是死缠着部队领导，跟着南下部队跑了几天，部隊才收下他的。
真的？
这还有假？
那我们马上去找接兵部队领导。
林正光迫不及待了。
接兵部队的领导很喜欢王建军，几句话就说得王建军眉开眼笑，听说王建军还是小城的主要演员，硬要王建军当场亮了一下嗓，唱一曲。王建军随口唱了几句《张思德之歌》里战士称赞张思德的唱段：老张老张，好老张，提起老张我暖心房暖心房……
那种以陕北信天游为基调的主弦律，很快把人就带到了西北荒凉的高原，那个战争年代，让人感动得难以释怀泪水四横的年代。歌声高亢，声情并茂，裂帛绕梁，服务员都被吸引来了，挤在窗口看热闹。
接兵首长是陕西人，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看到林正光时，接兵首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几遍，说你这样怎么也不像打球的，要个子没个子，要肌肉没肌肉。
王建军说，他灵活，反应快，跑得快，投球准，善于打组织，是我们的球队长。
接兵首长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都要看实际的东西。这样吧，明天找个篮球场，我们接兵部队出几个人，你们也叫几个人，我们打一场。正好我们出来后很久没活动了，打打球活动一下筋骨。
第二天的这场球打得出神入化，林正光仿佛已被拒在兵营外，心里积下了仇恨，他想自己反正当不了兵了，眼睛都充满了血。球痞子们都发了疯，打解放军一点也不心软，像发泄仇恨一样往死里打，一个个风暴似的进攻和进篮得分，打得接兵部队的球员如风卷残云，空着手在球场上不知所措。
首长把大手一挥叫停说，行了，行了，不能再打了。
球赛停了，首长说了一句话，当兵就要有这股子狠劲。
那一天，林正光和王建军都如愿穿上了新军装。冥冥之中，林正光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远方，正在向自己微笑和招手。
三
刚开始那些年，林正光不是打球就是训练，每天几身臭汗。他球性好，但碍于身高之弱势，再加上部队从地方专业队招了几个球员进来，他就从主力队员成了一般队员，打得比较吃力，表现一般。这时，他觉得远方离自己越来越遥远。而王建军不一样，到部队后唱起了样板戏，而且演的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非常受广大基层干部战士欢迎，下部队演出越来越多。同在军部，林正光都觉得王建军越来越忙，同时也离自己越来越远，几乎找不到他。
正在这时，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对军队提出了要缩水消肿的要求，全军军以下单位都不能再有专业或变相的专业文工团和篮球队，林正光的“远方”崩塌了。
解散前，军部的有关部门还算是负责任，并没有将他们直接下到部队去当兵，而是送到教导大队去培训。教导大队是培训军事骨干或班长排长的地方，在军校还没恢复招生之前，那里也是部队干部的摇篮。林正光和王建军同时分到了教导大队，但是同样的军训，对林正光就是玩游戏一般。他接受能力强，反应灵活，体能好，不管是单兵动作还是班排进攻训练，他都应对自如。那种单杠双杠的体育器械更是小儿科，球队的体能训练中，这个是必练的项目，所以更得心应手。王建军不同了，他那副细皮嫩肉白面书生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下力气的人，练一个刺杀动作手都被木枪托磨起豆大的血泡，双手红肉直翻，一碰，眼泪就如断了线的珍珠，哗哗往下掉。林正光没办法帮他，只能多陪他说说话，鼓励他再苦再累也要熬过这一关。
教导大队培训结束，他俩双双被下到战斗连队当班长，但两人不在同一个师，也不在同一个城市，相距几百公里。
下连队不久，林正光很快就认识了林正勇。
林正勇是连队炊事班的，广东人，好像是湛江下面一个靠海边县里的农村来的。那时候沿海地区还不发达，海边盐碱地多，在那个工业不发达商业不流通仅靠种田吃饭的年代，那是个很穷的地方，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如今沿海地区比内地发达多了，听说林正勇现在住在那里富得流油，脖子上挂着像牛绳一样粗的金项链，每天带着几台车在海岸边上等渔船靠岸收鱼，收了的鱼用车赶紧运到城里去，卖给那些大酒楼。林正光想，当初要是林正勇的家乡也是这样富得流油，想要林正勇来当兵，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了。穷则思变，穷则革命。这是伟人讲的至理名言。林正光对林正勇感兴趣的是，一个连队竟然还有和自己姓名只一字之差的兵，而且还是同一年入伍。林正勇很瘦，拿着大铲炒全连的大锅菜要蹲到灶台上去，挥舞着像工兵铲一样的大锅铲显得很吃力，往往汗水洒到灶台上，有时甚至洒到冒着热腾腾油烟的菜锅里，林正勇只是习惯性地甩一下头。
林正勇是经过团里专门培训过的炊事员，听说本来准备当炊事班长的，但不知怎么最后没当上。但他是老兵，菜炒得好吃，这是全连公认的，特别是做的血鸭那是一绝。每次他从林正光的班上叫几个兵去帮厨杀鸭，全连就沸腾起来，知道晚上又要加菜，又有好吃的鸭上桌，又有一顿美餐可享用了。林正勇做的血鸭好吃，他对活儿的要求也很高，帮厨的战士一定要把鸭杀了收拾干净，毛拔得一根不剩，白白的像只小白兔，把鸭内脏都翻来覆去地洗，鸭肠翻过来，用面碱揉了又揉，然后放到自来水龙头下哗哗地冲。林正勇炒血鸭油放得重，把半锅油烧得快冒烟了，再把生姜大蒜干干的红辣椒八角桂皮全倒下去，呛得旁边的人都直咳嗽，林正勇不咳，而是哗啦一下把剁好的鸭子倒下锅，挥着大铲翻炒不停。炒得差不多时，林正勇把团里面农场自己酿造的谷酒拿出来，倒一大碗放进锅里，弄得满屋的酒香。他这时把专门留的鸭血倒入锅中，继续挥铲进行翻炒。林正勇给林正光说，鸭血这时放进锅里混炒，实际上是起一个解毒的作用，如果这时鸭肉里还有什么对人体不利的毒素，鸭血可以起化解作用。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科学家来论证过这句话的科学性，就像北方人说喝煮饺子的汤可以化解饺子积食一样。林正光也相信，他不仅信，而且在今后的日子里，做鸭做鸡等菜，都会按林正勇的方法，最后将血放进去。林正勇端来半桶自来水哗地倒下去，一阵热烟冒上来，他再把那硕大无朋的锅盖盖上，把那把大铲子压在锅盖上。大火闷了十多分钟，他打开锅盖，让热腾腾的汽水都挥发，他说炒鸭要收水才好吃。果然，一盘盘的鸭子端上桌子，油汪汪的，煞是好看，吃到嘴里满嘴是油，特别香，鸭子骨头香酥得都能一口吞下。
林正光永远记住了林正勇炒的鸭子的味道。
但那一次，林正光带领全班搞训练回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鸭子杀了，拔了毛，光光地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哗哗地冲，却不见有人收拾。大家说，今天到嘴的美味也吃不上了。林正光觉得奇怪，问班里的老兵怎么回事。老兵说，你自己去炊事班看看吧，老毛病了。林正光急忙跑到连部炊事班的宿舍，一进门就听到林正勇大声的号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林正勇痛得在床上打滚，豆大的汗珠占满了额头，顺着脑门往下滚，连队卫生员在他身边，正给他打止痛针。林正光赶紧上前去问卫生员怎么回事，卫生员说他的老毛病犯了，肾结石发作了。
那一天正是连队老兵退伍教育的开始。
在这以后，林正光又看到林正勇的病发过几次，都是在节骨眼上。林正光看到他痛得那么厉害，也问过卫生员，卫生员说，林正勇确实是有肾结石和尿道结石，医院有疾病证明，也有X光片做证，现在又不能做手术，类似这样的问题大多数的治疗方案都是喝排石汤，然后就是跳，自己把石头跳下来。如果结石卡在尿道里了，那种痛啊，是撕心裂肺的痛，都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林正勇就从三年的老兵，当到了四年的老兵，又从四年的老兵，当到了五年的老兵。每当临近退伍之时，林正勇就容易发病，发起病来全连只听到林正勇一个人的哭喊声，喊得全连干部战士都不出声了，心里都想默默地为林正勇分担一些痛楚。部队也是有人情味的，各级领导在研究林正勇的退伍问题时，都在想林正勇这些年为部队作的贡献，结果在部队把身体累出病了，在这时候部队一脚将他踢回去似乎有些不义道，太说不过去了。再说，林正勇也提出，他这个样子又不能在部队评个残，如真是几级残废，地方民政部门还会管，他这样退伍只能回农村，他这个病在农村又不能干重體力活，本来农村就穷，正常的劳动力都吃不饱饭，他回去怎么生活呢？岂不是死路一条？所以部队迟迟不能作出决断，所以林正勇这个老兵当了一又一年，那时候部队还没有转志愿兵一说，他就是一个特殊情况的老兵，别的不说，他的菜是越炒越好了，特别是血鸭，一提起全连干部战士都流口水。
后来，林正光被提拔了，当了排长，调到别的团去了，就再没听到过林正勇的消息了。
四
林正光当排长不久，团里要组织全团的篮球比赛，听说林正光是军部篮球队下来的，就把林正光抽到团里政治处宣传股做干事。那时师以下的单位，宣传和文化是没分开的，文化工作的职能都归属于宣传科（股），只是有专门的文化干事专门负责部队的文化和体育工作，林正光来了就做这个，把体育和文化都搅到一块了，政治处主任和他谈话时说，那这就叫大文化吧。
林正光有个心病。大文化干事没文化，确实有些令他难为情。他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读的书太少了，就那水平在连队当一个班长排长冲冲杀杀还不觉得，当机关干部就自觉有明显差距了。政治处主任和宣传股的老股长，都是六十年代初地方的老师范生，有深厚的文化底子，有较强的机关文字工作能力，都是一等一的写材料的高手，还经常被师里军里借去写材料。
林正光想到了儿时的远方，那时只要好玩，只要有球打，只要衣能遮体食能饱腹，没有大的追求，也没有文化上努力奋进的客观环境。如今到部队机关了，可以静下心来，补一下这个短板，短期来看是为了适应工作，长远来看是今后的发展形势还是需要文化，国家发展需要文化，部队发展需要文化，再像过去那样混混可能是不行了。幸亏团里文化工作事不是太多，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政治处主任也比较开明，拨乱反正以后鼓励大家学习文化知识，于是林正光就给自己定下了学习规划，买了很多辅导资料和书籍，开始了系统性地自学。林正光很喜欢中国的历史，就按照地方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和教学大纲，系统地学习了起来，碰到不懂的地方，星期天就到当地最大的图书馆查资料，找政治处主任和老股长请教，那里部队的领导很重视年轻人学文化，特别是主任和股长都是老师范生，但过去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很少有地方发挥，没有学生可教，这下好了，有林正光像学生一样请教他们，他们当然是异常兴奋，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学的东西都传授给林正光，所以林正光受益匪浅。林正光自己也发奋努力，单身宿舍墙上到处贴的要死记硬背的卡片，每天睡觉之前要背一遍，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墙上的卡片又背一遍。还有就是在晚上散步时，他也在背卡片，有时和别的股的干事一起散步，就叫别人看着卡片，检查他背得是否有错。
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时，林正光真正看到了远方。远方是知识的树林，远方是绿色的向往，远方是一座桥，能够通往神圣的殿堂。
那一天，林正光到团卫生队去看一个病号，是他当排长时手下的一个班长，在卫生队住院治疗。他买了一些热带水果去。那个老班长吃东西有很多禁忌，林正光仔细一问，原来他是和当年的林正勇得的一个病，尿道结石。老班长说，广西这个地方，岩洞多，钟乳石多，就是碳化了的钙，水里面含的钙多了，喝了就容易引起结石，所以部队得结石的特别多。老班长说，我们家乡过去很少听说过这种结石那种结石，我们住在长江边上，喝的长江水，没听说水里含钙。林正光一笑，说你这是工伤，你不到这里来当兵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老班长笑了。
一会儿，老班长同室的病友来了，拿了自己的饭盆去打饭，也叫老班长一起去，说去晚了就没菜了。因为在卫生队住院的都不是重病号，所以卫生队开饭统一在卫生队食堂，病号饭不送到病房来，病号自己到食堂去打了吃，有时去晚了菜就打完了。老班长赶紧抓住同室的病友，对林正光说，这是我们高院长。高院长？怎么卫生队有院长？看这人穿病号服，样子也还年轻，怎么是院长？林正光有点莫名其妙。老班长哈哈大笑起来，说他是原八连战士高大明，我们大家都叫他高院长，因为他比一般的医生在医院的时间还长，医院里一般的医生护士都没他懂，所以卫生队甚至军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叫他高院长。也确实，他住军部医院，院长都换了几茬了，他还在那里住着。
林正光和老班长都笑了，高院长也跟着笑了笑。
高院长说，不是我不想出院，出了院连队安排我退伍，我回去又不能下地干活，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别看我在医院住院是病号，其实我是医院的编外人员，医院除了开药方动手术外，其他什么事情我都能干，比一个护理兵还称职。我不管是住在哪个医院，最后离开时院长医生都舍不得我走，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我自己都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不，部队领导为了照顾我，干脆把我调到卫生队来了，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就在自己单位住院，这多方便。
听到这里，林正光就想起了林正勇，林正勇发病的时候痛得在床上打滚，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也能像高院长一样调到卫生队，那样他心里也许会好受许多。
林正光让老班长去打病号饭，说再不去真怕没菜了，还说自己有空时会多来看他的。说得老班长热泪盈眶，紧紧抓住林正光的手不放。
林正光后来再也没时间去卫生队了。那时大学恢复了招生，而且是招工农兵学员，在政治处主任和股长的推荐下，林正光被推荐上地方大学去了。
五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这些年部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军队院校每年的招生分配都走入正轨了，都有一套完整的招生分配制度和成熟的教学大纲，慢慢也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关键是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过去那种停课闹革命或者说罢课就罢课的冲动了。如今教师这个职业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尊重，而且工资水平有了一些提升，老师们安心教学，安心带学生，安心科研，教学经费基本得到了政府保证。部队为了改善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从地方大学招了一些大学生入伍提干。
但那时改革开放还刚起步，中国社会还处于一种落后状态，特别是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部队干部的待遇还是远远高于一般地方干部的水平，和工厂农村的工人农民就更没可比性了。
林正光也逐渐成熟。从地方大学毕业后，部队也发生了变化，他所在的团成建制地改为了武警部队，团改为支队，师改为总队，团政治处主任提拔到总队当政治部主任了，依旧对他很好，真像老师对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一样。林正光下中队（过去的连队）当了指导员，基层锻炼几年后，又回到机关，当了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时，远方似乎离他已经很近了，似乎伸出手就可触摸到，他甚至感受到了遠方的温度，听到了远方的笑声，看到了远方的笑颜。
就在这时候，林正光认识了科里的马龙干事。
林正光刚到宣传科报道，科长就向他隆重推出马干事。科长说，马，龙马精神的马，龙，龙马精神的龙，总地来说你叫他马龙可以，龙马也行，就是很亢奋的那种，有一种前进的动力，有一种向上的精神。
这个叫马龙的干事在一旁憨厚地笑了。
其实马龙干事比林正光年纪要大，学历要高，知识基础要扎实。马龙是文革前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刚毕业就分配到部队农场改造思想，加强锻炼。在部队农场一下就种了几年的田，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几年，那种汗滴禾下土的几年，这几年不仅磨砺了马龙的筋骨，也磨砺了他的神经，把他炼出毛病来了。听说就因为在农场说过，国家培养那么多大学生，都被发配到边疆农村，可惜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要断茬了。听说这话被人告到了领导那里，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开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批斗会，批斗的对象主要是马龙，把马龙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头戴着高帽，押到台上跪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马龙的神经就出了问题，批斗会回来就开始神神叨叨，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恍恍惚惚的整天像在梦游。部队农场将马龙送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情况有所好转，后来全国整体的形势有了好转，极左的狂热慢慢消退了一些，马龙那些文革前进入部队农场的大学生才逐步被安排进了部队机关地方院校，本来根据马龙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应该是分他到地方去工作的，听说是马龙坚决要求留在部队，他找了很多领导，向他们一个个诉说他自己的难处，把领导打动了，就把他分配到了武警部队。就这样，马龙一直干下来了，但职务一直没有提升，一直是副团职的干事，是名副其实的老干事了。
马龙长得很结实，初一看不像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像一个敦敦实实的农民，一身的肉很紧致，肌肉也比较发达。马龙说，自己真是农民，过去在家兄弟姐妹多，自己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后来大学毕业了还是种田读书，这一辈子与种田结了缘，想甩也甩不掉。马龙又自嘲地说，这也难怪，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都是一个大农村，这是国情，我们自己种过田，就是没种过田的人，他们的父辈也种过田，父辈没种过，爷爷辈肯定种过，不然就是讲假话了。过去老是喊口号，说种田光荣，现在依然还是要说，种田不丑。种田也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不要看太重，自己感觉好一点就行。
马龙干事工作很认真。那时候部队开始兴起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总队机关也开始给机关干部举办各种补习班，有学历班，函授班，电化教学班，夜校，什么样的都有，只要有人肯学，报名达到了一定的人数，就可以与有关大学联系，请来教师授课辅导。
林正光在科里分管这一块工作，自然和马龙干事搭档，在一起做事，对他的了解自然就多了起来。林正光发现，马龙干事表面上像个农夫莽汉，其实内心世界很细腻，很娟秀，像一个绣花姑娘一样细心，像一头老绵羊一样，眼睛的深处迸射出一种温柔善良的目光。马龙干事不仅在他的法律专业方面非常优秀，对林正光的专业历史领域也非常有研究，而且有非凡的记忆力，经常在一些中国古代史的年份上和林正光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证明都是林正光这个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记错了，马龙这时似乎总有些得意地说，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当然啰，工农兵大学生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比较优秀的，但那时的教育恢复刚起步，百废待举，各方面的学习激励机制都还没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还没等林正光将马龙这句话回味过来吞咽下去，马龙转头就哼唱起前苏联的歌曲《喀秋莎》：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马龙干事读大学时是学俄语的，他唱《喀秋莎》时用中文低声吟唱一遍，然后又用俄语低声吟唱一遍。马龙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问林正光说，你知道《喀秋莎》的原唱丽基雅·鲁斯兰诺娃吗？你知道作词的米哈伊尔·伊萨科夫斯基吗？知道作曲的我的同姓家门马特维·勃兰切尔吗？马龙说这些人的名字时，语速很快，而且用的是俄语发音，舌条在嘴里飞快地打嘟噜。马龙那种陶醉的样子，那种享受的样子，是少有出现的。说着说着，马龙落泪了，眼泪哗哗地落在地上。林正光知道，过去马龙不敢讲这些，他为自己讲这些东西吃过苦头，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知音，可以释放多少年的压抑，一吐为快了。马龙还有一绝，他的口琴吹得很好，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也很少拿出来吹。林正光是在和马龙一起出差时发现的，当他把口琴从包里拿出来，就让林正光的眼睛闪耀了一下，那种金属的光辉与马龙脸上的光辉可谓相映生辉。那是一把很厚重的重音口琴，看样子有些年头了，盒子已经磨掉了本色，但从盒子里拿出来后，那种金属的光泽依旧夺目。在住宿的酒店房间里，林正光要正在擦口琴的马龙干事吹一首，马龙干事刚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像个大姑娘一样扭扭捏捏，在林正光的再三要求下，马龙干事吹响了他的口琴。
口琴是重音口琴，双簧片，比较厚实，所以吹出的声音也比一般的口琴大，像个硕大的音箱发出的，很有气势。吹出来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都是六十年代风靡中国的经典，在那一辈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的。马龙把嘴张得很大，这是林正光从来没见过的，仿佛把一把口琴吞到了嘴里，他吭哧吭哧吹着，口琴声音雄厚，威武有力，像俄罗斯人用手风琴拉出的进行曲。
林正光很受鼓舞。
这以后，马龙不仅和林正光是工作上的同事，而且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林正光了解到，马龙不仅自己家在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他妻子的家也在农村，家里老小还有很多要靠其妻经济支持，马龙每月的工资，一般都分为三份，给自己家里的父母兄妹寄一部分，给妻子家里的父母兄妹寄一部分，再给女儿留一部分。他妻子读完师范当了教师，学英语的，工资不高，只够维持家中日常开销。
马龙经常挂在嘴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六
尽管在对一些历史年代的记忆上，马龙干事更胜一筹，但林正光还是喜欢挑衅马龙干事，与他辩论一些历史焦点问题。比如中国的农民阶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是领导阶级，还是被领导阶级？马龙说，认为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也是有道理的，从陈胜吴广黄巢起义，到近代革命史上伟人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中国农民揭竿起义，可以说是农民敲响了封建王朝灭亡的丧钟。
马龙明显地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喜欢为农民阶层说话。
但林正光认为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是不科学的，是草率的，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林正光认为中国的农民有利己性，所以列宁和毛泽东都对农民问题有批判性的发言。当乡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时，农民生活主要靠本地资源，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在本地。彼时，村庄作为其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最集中的社区空间，在社会关系上，人们打交道总体上得考虑长期交往，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因为农业产出所限定，也因为传统儒、释、道等文化的影响，农民在精神上强调知足、自勉，这些就使得农民产生了局限性。
比如说，林正光举例说明，有些农村籍战士是为了脱离和逃避农村贫困的生活来当兵，把当兵作为一种跳“农门”的捷径，但当兵大多数是提不了干部的，只是服兵役尽义务，但有一些农村兵几年后回家一下傻眼了，地不想种了，吃苦的活也干不了了，回到地方没有谋生的技术和手段，而只有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使应该退伍的老兵有了怕退伍回农村的畏难思想。
马龙干事很快就顺口说了一句，难道你当时当兵入伍在思想深处就没有逃离那个小县城的初衷？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趋利性不仅是农民的本性，也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本性。
马龙干事对林正光说，你虽然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出身，但你是真正不了解农村。中国的革命史，就是一部农民血泪史，农民的流血史。远的不说，土地革命，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结果那么多人血流成河，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啊，是农会会员、赤卫队员、贫农协会的人。红军从井冈山撤离，到达陕甘宁边区只有两万多人了，死的大多是农民，刚扛上枪，做着分田地均财富的梦就死了。抗日战争黄河决口淹死了多少农民？日本人采取“三光政策”杀死了多少农民？潘家峪屠村，杀死农民上千，“厂窖屠镇惨案”三天杀了三万多，这都是中国农民啊！解放战争，中国农民自己勒紧裤带节省口粮支援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是农民支前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辽沈战役呢？平津战役呢？那都是中国农民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胜利。抗美援朝，中国农民节衣缩食；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还是中国农民。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改善了，城市的生活好起来了，但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为什么受苦的还是农民呢？我们的学者和专家还在说什么农民的劣根性，农民的局限性，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我一听这些就上火，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们贬低农民，歪曲农民，诋毁农民。我们中华民族首先是生存下去才能谈发展，要先解决吃的问题，穿的问题。我想说，没有中国的农民，会有我们今天的吃和穿吗？我们一天也不能离开吃的和穿的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挣来的，挣来给城里人享受。
马龙干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逃离令人厌恶的乡村，是我读书的重要动力。我至今仍然认为，也许再过几十年，中国的农村会有很大的变化和改观，但现在的农村只适合远观，不适合深入，只适宜度假，不适宜常住。有时候想想，对农民也不能责之太苛。道德需要物质保障，脱离现实讲道德，只不过是空谈。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也许，所有不文明，究其根源，都是穷之过吧。只有这样想，才不至于对人性太失望。
马龙干事越说越激动。他说因为中国无法对外殖民掠夺，中国的工业要发展，只能依靠农业进行原始积累。但是工业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能有反哺农业的能力（中国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推广化肥的）。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业的积累只能靠农业，而且工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极为庞大的。一个农民，一家约六个人，平均每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和菜大约能养活五个人，一家六个人就可以养三十个城市人。一个村约两千五百人，可以养活一万二千五百人。目前有九亿农民，养活了三亿多城市人和九亿农民，一共是十二亿多中国人。这就是城乡关系，也是农民与中国的关系。据有关专家计算，一个人一生如果按七十五岁计算，人一生有两万七千三百七十五天，每天吃半公斤粮食，一生就要吃十三吨粮食。这种统计应该包含食品、酒、糕点、猪肉和牛奶之类。按一个人吃十三吨，一个农民養活五个人计算，也就是一个农民一生可以收获六十五吨粮食。这就是农民的工作，就是农民的贡献。
由于双方都太激动，声音有点失控，旁边办公室的科长来了，推开门看了一眼，推了一下鼻梁上随时都在下滑的眼镜，用高度近视的眼睛看了看，又扫了一扫，确实没看到有什么战争升级的苗头，才对他俩说，办公楼快震垮了，要控制情绪，控制情绪。
七
又到年终，总队政治部要研究干部转业的问题了。
林正光听政治部主任说，一是对那些工作中出现问题或个人表现有问题不再适合在部队干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安排转业，二是对那些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不强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安排转业，三是那些家庭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安排转业，四是对那些年纪偏大职务一直提不上去的可能会优先考虑安排转业。
正在这时，马龙干事发病了。
马龙干事是老病重发，那天在办公室正和林正光一起研究下一步军地两用人才班的开班情况，具体要开哪些班？共有多少干部参加？哪些可以利用部队院校的资源？哪些需要和地方院校联系？大家正热议着，林正光突然看见马龙干事坐在椅子上一歪，接着啪的一声倒地，口吐白沫，双目紧闭。科长说，不好，马龙这是发病了。
林正光赶紧冲了过去，将马龙干事从地上扶起来，抱在自己的怀里，用手指掐着马龙厚厚的人中。林正光喊着旁边的人，赶快，赶快叫门诊部的医生来。旁边有人说，科长在打电话。
马龙被救护车拉走了，拉去了精神病医院。
林正光内心有些自责和内疚，认为马龙的发病与和自己争论脱不了干系，自己也许是想显示出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不是那种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自己是太好强了，结果害了马龙。
在这之前，下了一场大雪，一晚上天地皆白，总队机关的操场办公楼宿舍都被一层厚厚的雪盖住了。早晨，妻子望着窗外的大雪发愁，这么大的雪怎么上班？不知公交车还准不准点，好不好上车？突然，妻子喊林正光，快来快来，你快来看，那个好像是你们科的马龙干事！
林正光走到窗前，被窗外的景象惊住了。外面大雪纷飞，一个粗壮结实的男人光着上身，仅穿一条短裤，还是部队战士发的那种黄内裤，手拿着一把铲子，喘着粗气一铲一铲地把雪从大路上铲开，铲出一条黑黑的路来。林正光不用细看，就知道这是马龙干事了，全总队机关也仅有他，别人做不出来。马龙一边铲雪，一边对路过的干部家属小孩子们谦卑地笑笑，让出道来给他们走，但家属和孩子们都很害怕，像躲怪物一样地躲着他。他并不理会大家的态度，等人过后，又继续一铲一铲地铲雪。林正光看到，马龙身上的皮肤都冻红了，但嘴里呼出一团团白色的粗气，像一台蒸汽发动机。
当天上班在办公室，科长就对林正光说，马龙干事可能又生病了，你要多关注一下。
过了不久，林正光代表科里全体干部去医院看马龙。林正光走到科室外面时，内心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粗条的钢筋一根根密植着，进入科室要过两道这样的钢铁防护门，简直比监狱看管得还严。林正光坐在接待室，等护士把马龙干事领来会见。一阵脚步声传来，林正光回头一看，见到了马龙干事，他满头短茬的头发全白了，可能几天没刮胡子，胡子也白了。马龙瘦了，面容也很憔悴，林正光心里很难受，强忍着对着马龙笑了一下。
林正光说，科里的同志都想着你，盼你养好病，早点回部队去。总队政治部首长也很关心你，要你安心养病，别的事少想，领导会考虑你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定的。大家叫我给你买了些水果和罐头，你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叫人买了给你送来。农村的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有就告诉我，部里给你申请补助，去乡下慰问你的家人。
马龙听到这里，眼泪就流了出来，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才说，自己家里还好，但妻子家里岳父大人得了血吸虫病，肚子肿得很大了，肝腹水，但没有钱去医院，现在躺在家里等死。岳父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这一躺妻子家就更是捉襟见肘，日子更难过了。妻子每天在家唉声叹气，上课也五心不定，学校已经找她谈过话，但学校没办法解决农村的事情，只能是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临时找来一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有时给妻子代课，可时间长了，恐怕妻子这个英语老师的位子都难保了。妻子有些责怪他，怪他没钱给岳父治病，怪他摆不平学校的事。妻子市侩了一点，但说的都是事实，确实他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事情，他不能怪他妻子。妻子和他结了婚，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自然要两人一起扛，这也是妻子的道理。
林正光安慰马龙说，困难是暂时的，我回去后向政治部领导反映一下，或给当地政府或武装部去个函，要求地方帮助解决一下。现在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部队搞“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时候了，但地方上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还是会引起重视的。部里面尽量争取给你多搞一点补助，看能不能解决点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靠你，也不能靠我，你是读书人，我也不想给你讲假话，这是社会性的问题，这是大局问题。那天我俩争论了一些问题后，我回去反复进行了深度思考，我现在有一些认可你的观点了，中国的农民为我们这个国家付出得太多，这是社会问题，你是学法律的，知道我们个人的努力是有限的，你应该想开一点，不能往牛角尖里钻，钻进去了就不容易出来，就容易想到岔路上去，脑袋就会短路。不是有部电视剧讲的，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还有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你读了那么多书，背诵了那么多的经典，怎么到你自己这里这些都不管用了呢？
马龙干事用一双老眼忧伤地望着林正光说，我背负着两个大家庭的责任，说宽一点，我身上寄托着我们那个家族的希望，我在部队，我们家，我们家的亲戚在农村里说得起话，挺得起胸，春节有人上门慰问。我真的不想转业，我也不能转业。一转业，我农村那个家就完了，我老婆那个家也会完了。
林正光心痛地拍拍马龙干事的肩膀，说好好养病吧，不要东想西想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还等你回来当函授老师呢。
离开医院时，林正光被医院科主任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科主任悄悄在林正光耳边说，你们这个马龙是不是农村来的？他是不是奇异之人？是不是有奇异之物？林正光聽得莫名其妙，不解地瞪着穿白大褂的科主任。科主任解释说，说通俗一点吧，他是不是男性生殖器官特别大？或者特别长？
林正光一怔，忙说，没有啊，从来没听说啊。怎么回事？他难道拿出来给大家展览了？
科主任笑了笑，说那倒没有，就是他上厕所，正常的蹲位冲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却要拿两块砖头进去，脚踩在砖头上拉屎，别人搞卫生很麻烦，拿走了他又拿来，拿走了他又拿来，护理兵烦躁死了，找我反映，说有人就在嘀咕这事。
林正光听了哈哈大笑，对科主任说，精神病人的话你也信？真是些疯子。
科主任说，马龙不疯，到医院后很冷静，思维也很缜密，像一个大学教授。
林正光说，别人本来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告诉你，别看马龙是农村里出来的，但他非常讲卫生，他也许是怕蹲太下了，屎尿溅起来弄到自己身上，这才加高的。你们这些医务人员，不要歪七想八的！
林正光很气愤，他觉得科主任这样说是对基层部队干部的瞧不起和羞辱，把基层干部都當成了农民，也是对农民的一种侮辱。殊不知马龙是正牌的名校生，比他这种以卫生员身份送到军医学院学习的专业基础强多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出了科室大门，科主任还是拉住林正光往一边偏僻的地方扯，问林正光到底看见过马龙的东西没有？到底大不大？
林正光被彻底激怒了，几十年没有了的球痞子的脾气陡然就上来了，怒从胆边生，他猛力甩了科主任一个大嘴巴，把科主任差点打趴在地上。林正光骂道，大你妈个逼！你个变态狂！
一个大嘴巴，把林正光的远方打没了。
林正光脱下了军装，离开了部队，也离开了他曾经有过美好向往和美丽远方并为之奋斗的地方，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家乡，转业到家乡省城一所大学当教师，教中国古代史。
八
林正光在大学研究的方向有点偏，研究别人一般都不研究的东西——中国古代农民史，从炎帝种五谷尝百草研究起，一直到中国现代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工这个名词的起源，等等。学校给林正光开了讲座，是那种大讲座，全校性的，只要愿意听，都可以去。可容纳几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林正光走上讲坛，侃侃而谈，如行云流水，他主要围绕着几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农业社会，中国农民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牺牲是什么，为什么说中国崛起奠基在中国农民的白骨之上等问题来讲。这里面很多问题，大多是当年他和马龙干事激烈辩论过的。如今他讲到这些问题时，就有些莫名的伤感，总觉得马龙就在旁边听着，他也在等着马龙的驳斥和反击。有时说着说着，他眼眶里面就有了泪花。
他的讲课也许是标题做大了一些，被一些标题党做了网络扩充，而把里面的内容忽视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网民也跟着炒了起来，一时间，林正光成了网络红人，著名学者。
林正光上讲坛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农民，但是我有很多兄弟姐妹是农民。我们中国的农民是一个悲摧的群体，解放以前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解放以后，在三年自然灾害缺食少粮的情况下，城里人有国家计划粮，可以勉强饱腹，而农民没有，需要到处挖野菜吃观音土。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时，城里人有医疗报销制度，开始有了医疗保险，而农民没有，所谓农村合作医疗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早已经荡然无存，或者名存实亡。农民生病住院只能自己掏钱，掏不出钱就会被医院停医停药，或者在家等死。在我国社会逐步老龄化需要社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问题时，城里人有养老保障，有退休金，有社保医保，可农民只有一条命。农民把自己的一生都依附在土地上，靠土地种粮食，但没有一寸土地真正意义上属于农民，农民永远是打工，为土地打工，为城里人打工。甚至农民出来当了兵，提了干，退伍了还是要回农村，城里人退伍可以回城里安排工作，农民当了几年兵只能回农村种田。前些年提了干部的农民转业，也是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是中国的农村，这就是中国的农民。
林正光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揭示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学校领导有些着急，想要他把讲座停了，林正光说不要停，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文责自负。我讲的话我自己承担后果。我早就作好了被批斗的准备。你们看看，那些过去在全国和网络上炒得红得不得了的大咖们，哪个最后不是被批得灰溜溜的，这不算什么。现在不关心自己身外的事、不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就不留个种子下来呢？说点真话天塌不下来，人们照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学校领导拗不过林正光，但给他安排的讲座越来越少，有时他的讲座时间和场地都临时被别的大会占了。
但外地还是有人请林正光去讲，林正光也乐得出去散散心，像旅游，还有讲课费，何乐而不为。
但林正光那次偶然碰到高院长后，便再不去讲座了，他说要静下心来再思考一些更高层面上的问题。
那次是山东一个单位请林正光去讲课，林正光乘飞机到了济南，在机场取托运行李时，见面前有一个人似曾相识，但又无法确认。可能是时间太久远的原因，他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人是谁。但就在他弯下腰从行李转盘上取出行李，一转身抬起头时，发现此人就在眼前，而且将脸凑过来离得很近地说，老战友，不认识我了？我，高……高院长啊！
那个已经非常遥远的远方回来了，突然回到了几十年前，林正光感到不可思议，眼前的高院长西装革履，裤缝线笔挺，油头白面，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样子比林正光更像教授。
高院长很文雅地伸出手来和林正光轻轻握了一下，说老战友，早就知道你要来，济南文化界都是你要来讲学的消息，著名学者、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最接地气的教授等等牌子，哪一块都是闪着金光的。我多次对我的员工说，这是我当年的战友，也是我的骄傲。好了，不多说了，我也是出差考察一个项目回来才下飞机，有人来接你吗？哦，我忘了你是被专门请来讲学的大教授，肯定有人接，说不定还要走红地毯呢，那我就不送了。等一下叫我的秘书送一张我的名片给你，讲完学后，到我们那里看看吧，不远，就在东营，你打个电话，我叫秘书开车来接你。你研究农村农民，我们那里是农村，我也是农民，我给你提供第一手资料，让你真正了解中国的农民，你能更接地气。
好，再见！一定要来！
一下子，林正光像做梦一样，见到了几十年前的高院长，一会儿高院长又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
林正光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济南的课讲得很顺利，特别是在最后的互动环节，有很多人踊跃地举手提问，把讲坛变成了论坛，引起了在场听众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社会更大的关注。比如说有人提问，要是中国近百年没有农民的牺牲，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再过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再来看那段农民的苦难历史，是不是觉得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是向前的，农民那时少作出点牺牲，少饿死些人，中国的现代化同样也会实现。这类问题尖锐复杂，深刻得令林正光汗颜。林正光不敢正面答复，也不能正面答复，只能说让历史作出回答吧。一时间，网络上的批评铺天盖地而来，说林正光太滑头，一遇关键问题就回避，就闪人，就打太极，这不是研究员学者教授应有的风范，这是典型的新逃跑主义。
网络的炒作使林正光成了争议人物，有人说他好，认为他能够为中国的农民说话，说良心话，做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接地气。有人说他坏，说他沽名钓誉，借农民问题炒作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红利，在关键的问题上立场不清，是非不明，不敢正视和面对，绕开矛盾，躲避矛盾，丢弃了自己的阵地，就是一个逃兵。有人还在网络上挖出林正光当年离开部队转业的事做文章，说林正光是逃兵的事实进一步被夯实。
林正光对此哈哈一笑。
林正光不是擔心能否和网络发烧友辩赢的问题，他只是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还不是时候，他还不能说，很大一部分人还不能够理解，说了只能招来更多的谩骂和攻击。等吧，就像他过去等待远方一样，时间是最好的答案。
林正光一身轻松地去东营，去看高院长，去看昔日的战友。他没惊动任何人，自己将回程机票延后了两天，在网上买了一张长途公交车的票，就奔东营来了。
高院长的名片上写得很清楚，“秀丽山庄康养院”，顾名思义，在这里可以治病恢复健康，也可以养老颐养天年。但这个秀丽山庄根本就不在市内，而是在郊外农村。林正光叫了一辆出租车，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偏僻的土路边上，才看到一座康养院的院子。
院子里面修得不错，绿草松柏，曲径通幽，亭台水榭，荷塘拱桥，让人耳目一新，有如进了红楼梦大观园。
林正光也没有问别人，自己先在里面逛了起来。他心里不得不感叹，现在的农村，已经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农村已经建成了花园式的农村，没能力全部建好的，局部也建设成红花绿草的花园了。林正光发现这个养老院很大，各种区域划分布局也非常合理，有分隔开的养老居住区，有专门的医疗康复区，还有图书阅览和文体活动区，配备了老人专用的健身器材，还有专门的生活保障区等等。
林正光走到行政办公区，来到三楼院长办公室门前，他听到里面有人在激烈争吵，便停下了脚步。
他听出是高院长的声音。
你们已经三个月没打钱过来了，请你们搬出去是按合同办事，这是合理合法的。你们不打钱来，就是在这里白吃白住，你以为这还是过去搞社会主义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我这里几百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你们下岗工人有困难，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过去我们农村穷得饭都吃不上时，我们村的人到处讨米，你们在吃政府发的粮票，有国家粮，那时候我们农民没有赖到城里去让你们分享吧，我们饿死了就用草席一包挖个坑就埋了。我们农村现在好一点了，我带着全村人脱贫致富，还修了这个高档次的康养中心，你说你们下岗职工老了想到这里来养老也可以，想来与我们共享美丽的夕阳红晚年幸福也可以，但要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呀，就是按合同办事。你没有钱还想住，那我不成红十字会成慈善中心了。不行，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交钱，二是走人。你告到哪里也没用，我就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也是一级政府，我还是全省著名企业家，是我们村几家工厂的董事长，你看社会上的老百姓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们院的发展势头太好了，别人排队半年了还进不来，几百个床位都是满的，你老两口一走正好腾出房间，马上就会有新人进来。这几天，我那个战友，著名的教授林正光要来，他来后我马上叫新闻单位来一报道，我这个养老院就会红得发紫，想来住的老人会挤破头，更不愁没人来了。
林正光没有半点犹豫，转头就快步离开了这里。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快，回济南。
九
林正光不开大讲座了，外面请他讲课他也不去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急流勇退为智者。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激流在哪儿呢？他究竟要怎样退呢？他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的心乱了，为之费了那么多心血的东西，自认为是成果的东西，实质上是纸扎人偶，不堪一阵风起，更不要说风涌浪急了。他弄不清楚自己伤在哪里，但哪里都痛，这才是让林正光感到可怕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在为中国的农民鼓与呼，但后来看到农民的利己的一面又感到可怕，感到一种茫然。他想，这难道也是一个阶段，一个历史必须要经过的阶段，就像当初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强大起来，就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得有人为之作出奉献一样。就像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就需要打仗，就需要血流成河一样，这也是一段必定要经过的历史过程。历史既然都是这样，那还有什么需要责怪和反思的呢？
由于释怀了，把执念彻底放了下来，林正光整个人就格外轻松，那年放暑假，他领着妻子一起到了南海边上，放肆享受着海浪和阳光，在沙滩上支起大的太阳伞躺着晒日光浴，一头扎到海里去潜泳，偶尔还能摸到螃蟹。玩累了，林正光就躺在沙滩椅上，戴着墨镜眯着眼假寐，突然，他脑子里面一道灵光闪过，他记起他曾经一个连队的兄弟林正勇，好像就是本地人，他离开连队的时候，林正勇拉着他的手，反复说只要他到了海边，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会领着林正光去认识大海，去熟悉大海。那时沿海旅游还没有开发，沿海沙碱地多，不长稻子，那时很少有人吃海鲜，吃饭又缺米，很困难，各家多是吃红薯。林正勇说，他家里地上长的红薯真甜，但只要林正光去，他借也要借几升米煮给林正光吃，并为他一个人做一只血鸭。林正光感动得不知怎么说好，只能连说行，行。如今林正光一闭眼，眼前闪现的就是林正勇痛得在床上打滚、豆大的汗珠洒满了额头的镜头。他觉得自己可以不见高院长，但一定要去看看林正勇。
第二天，林正光打了个出租车，从海边度假村到了市里面，他后来听战友说过，林正勇的南海渔业公司在市里最繁华的大道上。果然，在繁华的大街上有一幢非常气派的大楼，上面写着南海林氏公司。林正光走进大厅，立刻有前台小姐迎上来，问林正光找谁，有约吗？林正光不习惯这种约不约，只是能找到人就找，找不到就走。林正光说自己是林正勇的战友，名叫林正光，在部队时和林正勇亲如兄弟，几十年不见了，如今路过这里，想看看林正勇。漂亮的前台小姐莞尔一笑，说你讲的人我也不是太清楚，如今的老总叫林正南，我打电话问一下，请稍等，先在那边大厅的沙发上坐一下，喝杯茶。前台小姐在电话里不知说了些什么，不一会儿林正光就看见电梯里面下来一个年轻白领，问前台小姐说，谁找林正勇？前台小姐将这年轻的小伙子领到林正光面前，说这位先生说他是林正勇过去的战友。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将林正光领到电梯口，伸手按住电梯门，对林正光说，先生请。林正光上到二十八楼，被领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林正光看到了一个很像林正勇的男人，刚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以为是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但再仔细一看，只是像林正勇，而绝对不是林正勇。
这个人很客气，握着林正光的手久久不放。他说，我叫林正南，是林正勇的弟弟，这个公司是我哥哥林正勇创业做下来的，如今他不在了，我接手当了董事长，公司成了我们林家的家族企业。
林正光没听懂，问林正南说，你哥不在？去哪里了？
林正南叫秘书倒完茶后退下，说你们大概很多年没联系了，我哥前几年就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是肾结石尿道结石引起的并发症吗？
不是。
我哥哥从部队退伍不久，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沿海开放，成了特区，各种渔业产品海鲜销路特别地好，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和村里人成立了海产品公司，后来自己单独做，雇了一些工人，买了车，越做越大。他那时候忙啊，事必亲躬，从进货到出货，他都守着，他从来不收死鱼烂蟹，进货都要最新鲜的，保证货源质量，保证公司声誉。出货保证不短斤少两，不以次充好，巩固长期客户。尽管这样，他还要抽空出来今天请船长吃饭喝酒，明天请酒楼老板吃饭喝酒，后天请工商局的领导吃饭喝酒，公安局、卫生局、防疫站、银行等方方面面的人他都要自己请，陪别人喝酒成了他的主要职业，没过多久就把身体喝坏了，得了肝硬化，到北京、上海、广州都去治过，都没治好，说换肝也不行。前几年他就去世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生没结婚，没小孩，只是创了这么大一个家业。
我听他说过你，我们全家都知道你，但没见过，今天你能来，我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很高兴，今天晚上我就代他请客，我们全家陪你一起吃一餐饭，我哥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吃饭倒不用了，不用客气。我既然来了这里，听到了林正勇的事，就想到林正勇的墓地去看看，给他烧炷香。
行，等下我陪你去。我叫秘书备车。
车开到了陵园，下车后林正光一直爬到山顶，这才到了林正勇的家族墓地。很大一片地方，有的已经安葬了人，立了墓碑，有的还是空的，只留下了位置。林正光知道，如今墓地是寸土寸金，能买下这么大一片地方，还是朝南的山顶上，那是需要很强的经济实力的。
林正光在林正勇的墓碑前烧了三炷香，他望着墓碑上林正勇那张照片，那还是在部队时拍的，穿着当时的军装，还是那么阳光和年轻，精精瘦瘦的，非常憨厚地笑着。
林正光对着墓碑上林正勇的照片说，正勇啊，我来看你来了，可惜你不在了。你呀，在部队那么艰苦，你病得那么厉害，痛得遍地打滚，你都没死，但回来了日子好过了，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呢？后来我没和你在一起了，如果在一起我一定不会让你喝这么多酒。不就是一点钱么，多一点就多一点，少一点就让它少一点，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关键是人，人还在钱就还有意义，人不在了，钱再多也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天下雨了，打在陵园的松柏树上沙沙地响，仿佛是林正勇看到林正光来了，听到了林正光说的话。
林正光也流泪了。
十
时间一晃林正光就老了。
满六十岁那天，他把自己办公室的东西全都清理出来，用个破纸箱装着用车运回了家。他谢绝了领导的挽留，决定退休养老，不再讲学，不再任教，当宅男。他每天在家睡到太阳照到床头还不想起来，眯着眼看着阳光似乎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动，在慢慢地爬行。他特别享受这种慢生活，他觉得从当年在印刷厂每天准时起床上班，到在部队听到起床号像打仗一样手忙脚乱地搞紧急集合，他从来就没有像这样悠闲过，没有像这样享受过。过去把太阳光当作一种鞭策一样嫌弃，现在把太阳光当作情人一样欣赏，他幸福极了。
林正光每天起床后慢慢喝一杯咖啡，吃一点妻子出门晨练前留给他的早点，然后给自己泡一大杯浓浓的绿茶，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玩玩电子游戏，看看微信，偶尔也回复一些人的问候。玩够了，他就开始整理自己过去的教学大纲，他想把有些问题弄清楚，然后再出版几本书。有些问题他也一直还在考虑，到底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或者是历史问题，比方说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一想就又回到一种死循环里去了，绕去绕来绕不出来。是自己的水平太低，这些年来误人子弟？还是自己分析问题剖析问题不透？再就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甚了解，只知道一些皮毛，没有从根本上去认识和理解。他苦笑了一下，抑或自己根本就不配当老师，诲人不倦，结果都成了一地鸡毛。
这时候，他特别想马龙干事还在身边，还面红耳赤地和他大声争论很多问题，批驳他的很多观点，这不仅成了他学习的动力，还成了他对生活的向往。
妻子一回到家，就叽里呱啦地扯开嗓门数叨他了，几十年了，他也习惯了妻子的数叨。妻子问他早点为什么不吃完，她是按百度的标准量准备的。问他为什么不吃深海鱼油丸，是专门从美国阿拉斯加买来的深海鲑鱼油胶囊，能辅助降血脂增强免疫功能，每天要坚持吃。妻子五十五岁就退休了，现在特别注重养生，每天不是到外面晨练跳广场舞就是研究养生菜谱，研究养生药物。
他从来不吃保健药品，也不愿拂了妻子的好意，更不能正面争吵。他认为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方式，你叫养生也好，叫日常生活也好，自己舒服就行，不要强行将自己折成几截勉强塞入一只箱子里面，哪怕那個箱子再高贵，自己也觉得太憋屈。
林正光笑了笑。
突然，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在林正光的脸上戛然而止。他在今天刚来的书信报刊中发现了一行熟悉的字，那是久违了的字迹，那么刺眼，刺得他眼睛生疼，几乎流出了泪水。
林正光用剪刀剪开了这封厚厚的来信，里面的一张白纸上写了短短的几句话：正光先生，久违了！我现在与妻子生活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我女儿在这里读完研究生后，就留在这里工作了，和她妈妈一样，在大学当老师。我们住的城市，别的都好，生活用品开车到超市里去买，什么都有，很方便，但这个地方是加拿大的北方城市，很冷，人也少。加拿大就是地大人少，九百九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才三千多万人口，比我国一个省的人口还要少。女儿对我们很好，怕我们寂寞过不习惯，一有假期就开车带我们去旅游，我们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去过多伦多，去过安大略省的千岛湖，去过渥太华。闲暇之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老年人科学的养生方法，剪下来寄给你，供你参考。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我们都一天天老了，但愿能把握好自己，多享受一些美好时光。你的战友：马龙。
林正龙捧着那一叠贴起来的报纸剪纸，看见有重要的地方都用红笔画出来或圈上了，而且严格地分好了类：有关心血管的，有关骨关节的，有关消化系统的，有关泌尿系统的，最后是有关老年人精神卫生、怎样早发现早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马龙的资料整理得很规范，很翔实，层层递进，逻辑思维缜密，有的是从资料室里复印出来剪贴的，不是随意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看得出是下了一番工夫。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仅仅怀念过去的岁月？还是为一起进行过的知识探讨作一个总结，画一个句号？抑或感谢当年的两肋插刀？
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暗示？
真正的远方，还在吗？
他似乎还在等待，但似乎也不再等待了。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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