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晚清风貌
王戡
“河西走廊”这一概念究竟从何而来，至今没有定论。“河西”是黄河以西，可以追溯至汉武帝刘彻设立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走廊”则在19世纪末，以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提出“甘肃走廊”的概念为滥觞。20世纪40年代，国内报刊开始出现“河西走廊”的表述，这条1200多公里的陆上通道拥有了自己的名称。
无论名称如何，这条南依祁连山的通道，始终是贯通东亚与内亚的动脉。汉代，这里是中原王朝凿空西域的必经之路。唐代，这里是丝绸之路离开西安的第一段通途，居住着为数不少的粟特商人。到了晚清，南来北往的各色旅人依然络绎于途，留下了这条千年古道的时代记忆。随着国门大开、时势变迁，踏上河西走廊的外国人，记录着这片土地别样的色彩。
【官员眼中的昔日丝路】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鸦片战争则以虎门销烟为导火索。主持其事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是抗击外侮的民族英雄，也成了道光皇帝旻宁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来犯英军北上后，旻宁指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
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视为战事蔓延出广东的罪魁祸首，将其革职留在广州“协办洋务”。次年，林则徐先被发往浙江以四品卿衔效力，后又到河南开封治水，但终究没有得到旻宁的宽恕，走上了发配新疆的羁旅。无意中，林则徐留下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穿越河西走廊的日记。
地理学上，河西走廊的定义为“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但从旅行者的角度看，踏出兰州过黄河已是河西，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才是终点，本文对晚清日记中河西走廊的观察也以此为界。林则徐从1842年9月11日离开兰州，经过33天的跋涉（另有8天休息）抵达星星峡。
无独有偶，1911年初，安徽人袁大化由署理山东巡抚调任新疆巡抚，从4月15日离开兰州出发，到5月18日抵达星星峡，路途共31天（另有3天休息）。袁大化也留下了一部日记，成为清朝覆亡前河西走廊情况的难得记录。
林则徐、袁大化两人的行程相隔60年，但路途基本重合，耗时大略相近。只是，两人一为遣戍、一为履新，心境大不相同，日记中留下的笔墨差别不小。参差之间，构成了河西走廊人文景物在晚清的基本面貌。
抵达兰州后，林、袁二人都曾逗留许久，与陕甘总督以下的各级官员频繁往来。林则徐虽是罪官，但他在广东抗击英军，声名卓著，总督富呢扬阿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宴请，求字者更是络绎不绝，以至于“自辰至酉，手不停挥，而笔墨事仍未能了”。袁大化赴任新职，更是炙手可热，总督长庚不仅连日与他吟颂唱酬，还多次商量诸如甘肃协饷新疆等一应军政事宜。
如果说在兰州时还看不出林、袁二人境遇的高下，那么出发之日的排场就显出了区别。林则徐笔下，他只是步出西门，过黄河浮桥，夜宿房舍破损的沙井驿。袁大化则先到总督署与长庚等一众官员道别，而后徐徐出城，沿途绿营官兵在路旁跪送，巡防营、新建陆军官兵排队送行，排场之大，堪称城中盛事。袁大化不但悉数记录，还在日记中针砭“绿营跪送”是一种陋习。
此前，林则徐路过陕西省永寿县穆陵关时，在日记中写了一笔“唐人许棠嘗过此，有诗”，却未点明那首《过穆陵关》第一句便是“荒关无守吏，亦耻白衣过”。自己一度封疆，如今却成了遣戍的罪人，哪里还有心思吟诵记录沿途景物。
这样的心境贯穿林则徐河西走廊之行的始终。离开兰州的最初几天，林则徐途经沙井驿、苦水驿。38年前，另一位被流放新疆的官员祁韵士走过同样的路程，笔下的景色荒凉“（过沙井驿后）四望皆秃垣败垒，荒陋特甚，无寸草，土人以为古营盘地……过数岗阜，急见西南春树云生，参差掩映，兼有渠流引灌，满目青苍，乃平番之苦水驿也”。林则徐眼中是同样的景色，但只有聊聊几笔“沿途皆极荒陋，将至（苦水）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
袁大化的心境截然不同，一出兰州，他就称赞沿途的山景“望之疑为亭台楼阁，直如立柱，大如洋房，其缺处石柱双峙，又如碑楼孤立，烽墩高耸，碉堡罗列四面者，然奇巧天成，非人力也”，简直是人间仙境。但对照行程，三人描述的大略是一个地方，美化景色的其实是袁大人雀跃的心情。
这样的差别在两人日记中随处可见。林则徐沿途多住驿站，饮食往往是喝粥，顶多记上一笔“腌蘑菇，味可”。除了福建同乡、甘凉兵备道郭柏荫留他在凉州的道署住了几天以外，他少有和其他官员往来。寂寞之中，连在村庄看到有人为入学举办宴席，都称为“口外一雅事”。林则徐每天日记的常态是里程行止，鲜有对沿途景色、民众的记述。毕竟，与38年前祁韵士留下的《万里行程记》对照，沿途的一切似乎都是停滞的，不值得一记。
袁大化则不然。整个河西走廊之旅，沿途都有官员迎接，虽然地方寒苦，但饮宴仍一顿接一顿。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考证每一处古物，记录下各色新鲜景象。刚一出兰州见识到的船磨，也要细细描摹一番，“两船如墩，船式傍有一轮。问之土人，船磨也，安磨于船中，上修板屋，省却开渠引水之费”，再赞叹一声“亦巧思也”。
两人记录的同样事物往往有不同角度。路过盐池，林则徐记“此地北山之下有池，产硝、盐，弥望如湖……此外皆斥卤之地，无可耕种”，是从农业角度看问题。袁大化则已具备商业头脑，他认为既然盐卤取之不竭，不妨多开盐池，生产食盐，“不费力而大利也”。
酒泉城中有一眼泉，号称“酒泉”二字之源。袁大化从建筑的牌匾、额联，到屋内的塑像、池边的花卉、泉池的尺寸，洋洋洒洒记了几百字，就是不写泉水怎样；
反而不如林则徐四个字点得透，“泉不甚甘”。
二人的河西走廊之旅结束在星星峡。林说这里“向为宿站，仅大小两店，皆甚肮脏”。袁笔下则是“居民三家，各开设小店以待过客”。60年来，店铺只多了一家。这种停滞几乎是河西走廊的常态。袁大化笔下，当地妇女缠足过小，以至于只能靠膝盖行走。25年后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甘肃，所见妇女境况依然如此。
【境外来者的行旅观感】
袁大化穿越河西走廊比林则徐晚60年，所思所想却都离不开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传统套路，只不过掺杂了些新知的碎片。晚清国门打开后，许多外国人得以步入河西走廊，留下了不同的观感，丰富了晚清河西走廊记录的维度。只是，来者不善，这些外国人所秉持的目标如果实现，对中国实在谈不上幸运。
穿越河西走廊且留下细致记录的第一个外国人，是日本人日野强。1906年，他自东向西穿越北中国，了解俄罗斯帝国在新疆的扩张情况，河西走廊自然是必经之路。
日野强于1906年12月9日抵达兰州，经过休整，于12月18日出发，到1907年1月25日凌晨通过星星峡，全程共39天，减去几天的休息日，和林则徐、袁大化行程相仿。但日野强的关注点与林、袁截然不同。
作为外国人，穿越河西走廊如何住行，是摆在日野强面前的难题。袁大化全程坐肩舆，过河、翻山时改为骑马，偶尔也乘大车。林则徐则主要以大车为交通工具，还曾庆幸他的座驾更换了长轴，左右车轮距离车厢一尺，“犹不至颠簸耳”。但19世纪40年代的木轮厢车毫无减震措施，遇上遍地碎石的道路，这一句怕是虚言。日野强的记录更加细致，他没有资格去驿站歇脚，而沿途“既无村落也无客舍，纵然有也粗陋不堪，几乎无法容身，反不如睡在车上舒适些”，不过“车上似乎很舒适、很风流，然而在寒气凛冽的几个月里，人像蜗牛壳里一样起卧生活，那苦处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寒冷是旅人的大敌，河西走廊变化剧烈的气候和强烈的温差更让人头痛。入秋出行的林则徐进到驿站就要烤火，还感叹“六月未离棉衣，七月已飞雪矣”。冬日出发的日野强更要为此费心，他的方法除了多穿衣服，给车棚覆盖上毛毡，给车厢铺上羊毛坐垫，还有“土法暖贴”——把沉香末装进纸筒，揣入怀中，利用摩擦产生的一点点热量给腹部保暖。
日野强笔下的每座城市都有同样格式的记录：交通状况如何，是否有基督教堂，以及商业物产、燃料来源、水源质量和流行病情况等。对同样的事物，日野强往往想得更多，比如出现在林则徐、袁大化笔下的盐田，在日野强那里不仅记录了产量，还记载了当地水质苦咸，无法饮用，除了6月以外均不下雨，一村人只能靠几口井喝水。他还注意到盐田中混杂着石膏，当地人开采后运往兰州，作为水烟的原料。
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往日遗迹，也在日野强笔下得到了佐证。1850年，新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走过一次河西走廊，他记下了古浪峡中的“甘酒石”，只要把石片投入酒中，酸酒也会变成佳酿。日野强也见到了这块白色陨石，他说当地人认为石粉不仅对酒有用，对醋也会增加美味，以至于石头表面瘢痕累累。50多年后此石仍在，也算是一处遗迹了。
1906年的最后一天，日野强在山丹城内感叹，“在那里（指日本）迎新的准备应该都已就绪，千家万户插起松竹，在忙碌中迎接充满希望的新曙光，而我这天涯孤旅却还跋涉在寥漠的山河间，听任朔风吹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愉悦耳目，怎不叫人感慨万端”。日野强不知道的是，2600多公里外，一个俄国骑兵上校正在探听他的行踪。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是芬兰贵族。1906年8月，他进入中国新疆喀什，同样开始穿越北中国之旅。几个月后，他在土尔扈特部的营地见到了日野强，“他身上穿着长将军（长庚，时任伊犁将军）赠送的一身骑装，在几名中国军官的陪伴下测绘道路”。日野强虽然拜见了几名驻新的俄国领事和商人，却没有意识到曼纳海姆曾远远地望着他。
随后，曼纳海姆离开新疆，自西而东穿越河西走廊。他对自己的身份掩饰得更加严密，以考古学者的面貌四处探查，对生活在甘肃的尧乎尔人（今裕固族）表示出极大兴趣，详细记录了这个族群的生活习惯、体貌特征和社会组织，事后还在芬兰-乌戈尔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曼纳海姆笔下的河西走廊景色十分优美，“放眼望去，黄土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层层梯田一直盘升到山脊，看起来像一个有无数阶梯的巨大台阶。村庄星星点点，散落在山前或山沟深处”，但他的一切观察都从军事出发，对道路宽窄、水源供应的记录与日野强一般无二。
【内陆动脉的点滴变化】
林则徐在1842年离开兰州时，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景象是黄河上的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复有集吉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所无也”。传统工匠缔造的桥梁已经被奉为奇迹。
61年后，1903年12月12日，被发配新疆的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也看到了这座二十四舟连接而成的舟桥，认为“亦伟观矣”，还上溯晋代考证了一番此工程古法所出。3年后日野强从兰州出发时，仍要走过这座二十四舟桥。
岁月流逝，这舟桥似乎是永恒的。但当1911年袁大化离开兰州时，已经没有了舟桥的身影，他所走的是3年前落成的黄河铁桥。时间几乎停滞的河西走廊，在20世纪初开始展现新面貌。
在筹建黄河铁桥的1906年，河南道监察御史、陕西人王诚羲提出了修建自西安到兰州铁路的建议。此后几年间，全国性的铁路修筑工程如火如荼地举办。1911年袁大化赴任时，从开封到洛阳一段正是搭乘火车出行。行走河西走廊途中，他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以铁路贯通走廊的方法。
在凉州附近，路上全是大小不一的石子。当年林则徐只记了“小石满路”4个字。袁大化则畅想将来铁路如果修到这里，可以直接拿石子垫路，省了买料运输的费用，非常合适。自高台到肃州途中，看到沿途地貌，又记下了“他日铁道可由此线修行”的话语。
比火车先一步进入河西走廊的，是新式教育。日野强经过河西走廊沿途城池，发现除兰州设有高等学堂并聘请了西洋和日本教员外，凉州、甘州的新式学校多为高等小学堂而已，肃州甚至没有一所新式学校。曼纳海姆对兰州的日本教员十分警惕，他认为“任何一个看上去谦恭文雅的日本教员也许是，或者会成为省高级官员的一名秘密顾问”。此外，虽已有俄国、日本的商品流入，但也不过是布匹、火柴等初级工业品，两人都为本国商人和商品是否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发表了不同意见。
汉唐之际，河西走廊是播散新鲜物产和先进文化的通道，千载之后却退化为传统保守的内陆通衢。从林则徐、日野强、曼纳海姆到袁大化，60年间的中外观察记录连缀起来，更令人慨叹。變化虽然存在，但却浅薄而漂浮，似乎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正是这微弱的脉搏跳动不息，终于使古老的河西走廊重获风采。
这几个曾穿越河西走廊的过客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林则徐在1845年再度被启用为署理陕甘总督，后任陕西巡抚，从西向东再走了一遍河西走廊，但未再留下记录。1850年，清廷启用致仕不久的林则徐前往广西，他在途中病逝于广东普宁。袁大化上任不久适逢辛亥革命，弃职逃离新疆，同样再度经过河西走廊，但也没有了当初记录的雅兴。民国后，他成为居住在天津租界的下野官僚，病逝于1935年。
两个外国旅人中，日野强从新疆到印度回到日本，向明治天皇汇报了行程。1913年，日野强以大佐军衔退役，1920年病逝。曼纳海姆从兰州前往北京回到俄罗斯，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汇报行程。对他们二人来说，穿越河西走廊只是一生中的一段普通经历，但留下的记录却成为反映时代的宝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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