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古文运动家对屈原的批评及原因初探
摘 要：唐代古文运动历时长，影响深。前古文运动家之间或朋友交游，或师生相继，他们对屈原的批评褒贬不一。而古文运动从先声到高潮，不同阶段之间并非单纯的继承关系。屈原批评的差异性体现出古文运动家们文学理论及创作实践上的差异。前古文运动家由于自身思想及外部环境的局限，缺乏对儒学道德内核的思考，因而偏向了形式主义的复古。韩、柳却能通过对文道关系的深刻思考，改革文风，复兴儒学，文学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双轨并行，将这场文学革新运动推向高潮。
关键词：唐代 前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 屈原批评
唐代古文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古文运动家对屈原的批评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开元年间，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等人开文风革新之先路，通过扭转浮靡文风，复兴儒学，传承道统，以期最终达到恢复三代两汉的王道。总体来说，他们对骚体文学的艺术价值持否定态度，而贾至、柳冕等人尤为偏激。安史之乱后，情况转变，古文家开始了新的反思，为宗经观念注入新的内涵。这与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深刻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学界对于屈原批评关注的目光虽多，但涉及前古文运动家的不多，且多散见于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难成体系，自然也就缺乏对于古文运动从发生至高潮对屈原接受态度转变的思考。探究古文运动先驱对屈原的接受及形成原因，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一、前古文运动家对屈原的驳斥之音
前古文运动家们对于屈原文风的批评基本延续了初唐时期王勃等人否定的声音，他们认为屈原以来的文学创作是对儒学传统的背离。
萧颖士关于屈、宋的评点主要保留在李华为其文集所作的序文中。对于他们“文甚雄壮”的一面，萧颖士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文不能经”则持批评态度。萧颖士能够看到屈、宋为文的气势纵横开阖，辞采华丽，但是出于其宗经的观念，对于没有经义发挥的文章，是不提倡的。
李华将六经看作是天下为文的最高典范。“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 李华认为屈、宋的文章文辞修饰太过，情感也过度哀怨，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独孤及有着与萧、李一脉相承的宗经、重道观：“尝谓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盍为之中道乎？”
独孤及对屈原文辞的“侈而怨”同样是加以否定。不合乎道的作品，违背了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这样的文章不具备实用价值。
梁肃曾记载独孤及的观点：“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并表示：“肃承其言，大发蒙惑。”
贾至与萧、李为同道，宗经立场鲜明，文风革新的意识强烈。其坚定的崇儒观念，反映在文章中是他对以屈骚为代表绮靡文风的态度显得尤为偏激：“洎骚人怨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乱之源也。”他不仅认为屈原开绮靡文风之先河，一味否定《离骚》的文学价值，更将世之治乱归咎于此，这种观点比之其他人更为不可取。
柳冕是古文运动先驱中最多有涉及屈原批评文章流传于世的。他推崇三代时的文章，对屈宋以后的淫丽之文大加贬斥，将屈骚反复称为“亡国之音”“亡国哀思之音”，与《诗经》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形成对比，认为不符合教化、不发挥经义就称不上是好的文章。与贾至类似，这种将国家治乱系于屈原为代表等人的文学创作之上，是不合理的。
柳冕对文章内容的重视，对文章教化作用的推崇，与萧、李一脉相承，但是更加偏激，不如萧、李等人开明，他完全忽视了文章的外在形式与技巧。屈、宋的作品虽然重视辞采，但这种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艺术手法正是后人所继承的。而不能以捍卫儒道、宗经复古的立场，以文章的教化功能作为唯一的评论标准，指责其为“亡国之音”。他放大了文章的实用价值而忽略了屈、宋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
二、形式的复古：前古文运动家的局限
发生在唐代的这场古文运动，可谓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这场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努力以及长时间的过渡。从萧、李到后来的梁肃等人，作为韩、柳的先驱，开古文运动之先河，对这场古文运动高潮的来临做出了承上启下的贡献。
萧颖士、李华齐名，世号“萧、李”。獨孤及自述：“及常游公之藩也久，故录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a交代其为李华文集作序的原因是曾常年在李公门下游学。梁肃则是独孤及的弟子。他在独孤及文集的序中把自己定位为“门下士安定梁肃”，并直言“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前古文运动家之间或朋友交游，或师生相继。但即使因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的文人之间，对于屈原创作的批评尚存在差别。
总体来说，前古文运动家们提倡儒家道统，反对六朝的奢靡文风，继承了初唐王勃、陈子昂等人对屈骚的排斥态度。然而，结合其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却存在一定的局限与矛盾。
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并序》中提出文章应当“彰宣事实”，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而不是浮靡华丽无所依傍。但也不能只重内容，如果文字没有任何艺术修饰，也是不能流芳百世的。
对屈原持批评态度的李华，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却难逃对屈原的借鉴，如其晚年所作《望瀑泉赋》“人已故兮山在，泉无心兮道存”，《木兰赋（并序）》中“彼逸人兮有所思，恋芳阴兮步迟迟，怅幽独兮人莫知，怀馨香兮将为谁”？且《登头陁寺东楼诗序》中，李华又言屈原“其文宏而靡，则知楚都物象”。“文宏”大致与“雄壮”意思接近，他将眼前宏伟壮丽的楚地风景与屈原的创作风格联系到一起，屈原创作可谓有“江山之助”。这种对风景的赞美，何尝不是对屈原创作风格间接地承认呢？
独孤及则是曾指出“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肯定了《离骚》对于五言诗的影响，又道：“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认可诗歌从质到文的发展。虽然谈的是作诗而非为文，但是独孤及的屈骚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人呈现出细微的不同。
梁肃在《送元锡赴举序》中认为屈原的《九歌》开启了“激楚之词”。梁肃并未因为复古宗经的倡导而对屈原作品全盘加以否定。他看到了“其音清越，其气凄厉”的特色，并以“楚风”作为对友人诗歌的赞美。虽然提倡质朴的古文，但是肯定诗歌的楚风遗存，承认楚辞对诗歌的正面影响。这或许与其所处时代稍后与萧、李等人不无关联。
三、儒学深化背景下屈原批评生成的原因
时间向后推移，文坛出现了韩、柳两位巨擘，将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虽然前古文运动家们对屈骚多是贬斥态度，但是韩愈大加推崇。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之下，文人争相学习模仿楚辞创作。韩愈言屈原之作乃是不平而鸣，肯定屈原“发愤以抒情”的创作价值。柳宗元更是因其贬谪经历在屈原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从文章外在形式到精神内核都受到屈骚的影响。
从前古文运动家到韩、柳，对屈骚的态度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有诸多因素。随着时代推移，前后古文运动家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实践创作的动力也就改变了。古文运动的重心偏移，对于屈原的接受自然也就不同，这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发展的正常趋势。
从个人经历来看，前古文运动家们大多出身士族，因而有士族思想的局限性。尽管前古文运动家们主张取法三代两汉，但是儒学对他们的影响停留在较浅的形式层面，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典籍的模仿创作，缺少儒学思想内核的支撑，甚至他们本身依旧大力创制骈文。直到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道德层面的追求日渐突显，促进了文与道的思考，促进了宗经理念内涵的转变。萧颖士、贾至等人反思战争发生的原因，将之归纳为儒道的衰颓，因此重振儒学、恢复道德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安史之乱的时代巨变造成了儒学自身由礼乐层面向道德层面的转变，体现在古文运动中就是后来愈演愈烈的对于文道关系的思考。
不论是前古文运动家，还是韩、柳，他们对于文章的评判离不开“道”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至韩、柳才得到彰明。前古文运动家除了柳冕等人态度偏激，其余人对屈原虽以批评为主，针对其文风浮靡，没有经义的发挥，不符合儒家的教化观，但在其创作中一方面难以避免地学习屈原的文辞，另一方面又隐约可见其偏向肯定的态度。对于他们而言，屈原更像是被选中的“靶子”，以此为媒介展开自己的论述，这种形式主义的复古，缺少真正儒學精神内核的支撑。他们对屈原批评态度有偏颇之处甚至自相矛盾，其实正是其文学复古理论不够成熟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古文运动的高潮未在开元年间就到来。
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为后来韩柳的古文运动做了准备。前后古文运动家们有着相同的精神旨归，推崇儒家经典，取法三代两汉，但在对于其他诸家作品的吸收和借鉴上，对于文章教化功能的正确认知上，前古文运动家狭隘，而韩、柳包容，在对于儒学精神内核的认知上，韩、柳更为先进。古文运动至韩、柳方声势浩大，是不无道理的。
a 〔清〕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96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作 者：
董佳楠，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