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水浒传》中的“义”
摘 要：“义”作为儒家伦理观念的重要范畴，自古以来便渗透和表现在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之中。《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堪称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豪侠传奇，一曲感人肺腑的忠义悲歌。“义”作为核心价值熔铸于梁山英雄的内在精神世界，在整部作品中呈现丰富的内涵。本文通过分析“义”的思想溯源，梳理《水浒传》中“义”的表现，探析“义”精神的缘由三个方面来剖析《水浒传》所呈现“义”的本质、表现和原因，对“义”文化进行深情礼赞的同时，有关《水浒传》中“义”的狭隘性的探讨让论述更具全面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义” 《水浒传》 缘由探析 狭隘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也。”a与儒家礼仪外在行为规范不同，“义”更倾向于道德自律，是对自我的内心约束。“义”作为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的重要范畴，自古以来不仅在历史文化典籍中有所记载，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渗透和表现。《水浒传》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豪侠传奇，更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忠义悲歌。其中，“义”作为核心价值熔铸于梁山英雄的内在精神世界，也在整部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
一、有关“义”的思想溯源
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五德，《论语》强调的核心思想是“仁”。而由“仁”衍生出的“忠”“义”往往作为“仁”的补充和延伸，提出更为明确的行为约束和道德标准。“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等都是儒家有关“义”的表述。
在文学典籍的阐释中，“义”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记载弹铗而歌的冯谖替孟尝君“焚券市义”，待到孟尝君回到封地，百姓出城相迎传为千古佳话；
信陵君窃符救赵，济人扶危，历来被人赞为“高义”。这里“义”的内涵在于牺牲自身的利益成全他人，这些“义”举中含有“仁”的因素。《孟子》中孟子为梁惠王讲授“王道”时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墨子》中墨子止楚攻宋时称“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在这里的“义”意为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皆有“仁”的意思。《论语》记载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长幼之节，不可废也；
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里谈及的“君臣之义”视为“忠”，“长幼之节”即为“孝”“悌”。《礼记》中提出：“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可见，在不同的经典、不同的语境中，“义”所指称的内涵并不一致。“义”有忠君、仁德、孝亲、尊长等不同含义，“忠”“义”“孝”“仁”这几种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不仅相辅相成，还是相互交织的。
二、《水浒传》中“义”的表现
“义”是贯穿《水浒传》的精神内核，也是小说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基本精神。梁山众人啸聚一方，以“义”为核心的行为表现，是他们对侠的精神风度与行为方式的自觉追慕，是对侠义精神与人格的一种近乎狂热的热衷表现。梁山的“义”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大济苍生，又打破了儒家的保守性与妥协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共同追求，英雄好汉们同生共死，聚义梁山。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义”实为水浒英雄的精神纽带，在整部小说中呈现出多重表现维度，主要有侠义、忠义两个方面。
（一）“侠义”人格的自觉追慕
最早有关“侠”的闡释可以追溯到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五蠹》中的表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彼时“侠”作为五蠹之一被法家认为应当诛除。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将“侠”的内涵阐释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对于“侠”精神内涵的阐释，不仅为侠义之士正名，更为后世武侠小说塑造侠客形象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义”的范畴中，整部《水浒传》体现得最为充分的莫过于“侠义”了，典型表现在对“侠义人格”的自觉效行和推崇。
1.仗义疏财的英雄本色
孟尝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其门客不论鸡鸣狗盗皆受其礼待，而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较孟尝君的主客有别，更多了一份平等和敬重。《水浒传》第二十二回说小旋风柴进：“人都说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是个见世的孟尝君。”b柴进送武松金银；
为救卢俊义，送予蔡福。宋江之所以获得“山东呼保义”“及时雨”的美名正是因其仗义疏财，令众人敬仰倾慕。李逵是水浒人物中名副其实的魔君，可他对宋江却是言听计从，起初结识宋江时也是因为没钱去赌，向戴宗讨要，宋江却二话没说直接给他银子，让李逵由衷拜服。柴进第一次见到宋江时，脱口而出：“端的想杀柴进，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c足见宋江仗义疏财的名声在外。
除了宋江，梁山好汉仗义疏财的事例不胜枚举，鲁智深是小说中鲜有的结局完满的人物。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出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根源在于潘家酒楼上与史进、李忠饮酒，偶遇金翠莲父女讲述被杀猪的郑屠强娶后又遭抛弃，恶霸郑屠不但没有给过典身钱反倒讨要三千贯。鲁达当即就与了金老汉盘缠回转东京，又催促史进和李忠借银钱发付金老父女。后到桃花山见李忠与周通小气行事，便夺了银器，捆了小喽啰，径自下山去了。此外，史进救助画匠王义、林冲对店伙计李小二、宋江接济唐牛儿等，他们对素昧平生的弱小群体的救助和馈赠展现了梁山好汉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英雄本色，这也是梁山泊迅速壮大的原因。
2.崇尚武力的绿林作风
武力是侠客行走江湖的手段，没有高超的武艺，侠客们很难行侠仗义。《水浒传》对“侠义”精神的呈现还表现在对武力的崇尚方面，正所谓“英雄惜英雄”。林冲刺配沧州时，途经柴进庄上，柴进与林冲并不相识，但久闻林冲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威名，不但对他厚礼款待，还写信给沧州牢城管营，让其照看林冲。行走江湖，身手和武艺是侠客荣耀的基础，一身好本领便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鲁智深看管菜园，遇到一群泼皮无赖假意作庆，结果花和尚“倒拔垂杨柳”一招彻底降服了众人，无不拜倒称奇，从此众人惟其马首是瞻。小李广花荣初上梁山也是有意展示自己的射艺以确定自己的地位。
武力除了是水浒英雄济困扶危、打抱不平的凭借之外，也是他们报仇雪恨的方式。他们崇尚武力，常常以武止戈。打虎英雄武松得知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的勾当，没有去寻求官府的审判，而是私设公堂，在众邻里面前手刃杀兄仇人，并割下头颅祭奠。武松到东平府牢城营，拒绝贿赂管营和差役，不仅没有遭受杀威棒、土布袋等刑罚，反而得到好酒好肉的优厚待遇，正是因为小管营施恩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而恳请武松武力相助，武松于是醉打蒋门神重夺快活林。待到孟州城张团练与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又是选择武力解决，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共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余口，在白粉壁上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方消心头怨恨夜走蜈蚣岭。
宋江江州法场获救之后，不顾危险折返去杀黄文炳复仇，被李逵用尖刀将黄文炳割肉炙烤下酒，破开胸膛取出心肝，与众头领做了醒酒汤。可见，绿林好汉主持正义、快意恩仇的方式似乎除了武力别无二致。
3.同舟共济的干云豪气
“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梁山好汉的侠义精神除了对底层人民拔刀相助，对于落难的江湖好汉同样施以援手。这种为友谊而甘冒危险、自我牺牲的勇气和气度，即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好汉们聚义梁山本着患难与共、福祸同享的信念，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小称分银”的生活，凭借的正是轻生重义、同舟共济的气概。
小说开篇第十八回晁盖晁天王、智多星吴用等人在黄泥岗上智取生辰纲，事情败露后，宋江作为本县押司先从何涛处得知捉拿晁盖的消息，担着身家性命的风险策马前往东溪村报信。宋江对朋友义薄云天，其他人对宋江也是肝胆相照。朱仝和雷横奉命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缉捕宋江，朱仝、雷横不仅故意放了宋江，更是自凑银钱与阎婆平息官司。
施恩再次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本已遭痛打在家将息未起，但听说武松断配恩州，特意为武松送行，打点了公人并准备了棉衣、散碎银两、麻鞋和两只熟鹅等应用之物，哭着拜辞而去。武松发配，施恩自身难保还一心想着武松，雪中送炭实为难得；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护送林冲到沧州，才保证了林冲的性命和安全；
孙二娘、张青在武松危难时施以援手；
石秀对杨雄也是如此。第五十一回雷横枷打白秀英，朱仝在押送的路上私放雷横，朱仝“他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第四十七回李应赠予杨雄、石秀金银，二人不肯受：“江湖之上，二位不必退却。”可见梁山好汉闯荡江湖看重义气，不以贵贱贫富易其心，诚可敬也。
（二）“忠义”思想的精神指向
《水浒传》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小说对乱世忠义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早期曾命名为《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d《水浒传》中的“忠”作为侠义精神的发展，同样是江湖好汉所必须贯彻的行为准则。
1.忠君思想的传统继承
当“忠义”连缀在一起的时候，多偏于“忠”。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忠”是事人之道，首先就是国君。《论语》谈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慈则忠”，可见忠是模仿事亲。在孔子看来，懂得事亲也就是懂得事君，这是移孝作忠。
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虽然高举反抗旗帜，但始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阮氏三兄弟可以说是水浒传中颇具反抗性的好汉，阮小七在第十九回刚一出场便高唱“老爷生在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e，并没有反叛君王的意识。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示着梁山泊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莽漢，而是替天行道，渴望招安报效朝廷的英雄豪杰。梁山好汉虽然行走绿林，喜好交游，但其中绝大多数原是朝廷官员，由于种种原因，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落草为寇。林冲原本身居要职，家有美眷，忠君孝亲安于现状，无奈被高衙内、陆虞侯等人设计陷害，最终雪夜上梁山。出身官家的水浒英雄还有大名府留守司急先锋索超、青州兵马总督黄信、青州兵马总管秦明、兵马指挥使呼延灼、清风寨副知寨花荣、京师金枪班教头徐宁、关胜、朱仝和雷横，等等。他们心中还是时时渴望被朝廷招安，重归忠义的正途的。
宋江带领梁山义士在招安后征破辽国，平定方腊。其间梁山死伤无数，可宋江直到饮下朝廷的毒酒也忠心不改：“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f“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论是否是愚忠，宋江秉持忠君思想至死不悔。
2.效忠梁山的情义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g“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h忠诚除了指向国君之外，在众多历史事件、名人故事中，也同样指向自身的恩主，为了忠诚，他们往往舍生忘死，不惜性命。
在梁山好汉这个团体中，除了“义”的精神纽带之外，“忠”同样是备受推崇并得到很好的贯彻。宋江作为梁山之主，众兄弟心悦诚服，尤其是李逵更是死心塌地追随，为其不惜犯险劫法场，任其差遣直至最后饮下毒酒之时仍然剖白“生时伏恃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回到润州嘱咐人将灵柩去和宋江一处埋葬。不止李逵，吴用、花荣也相继自缢殉主，将“忠”体现到了极致。义仆燕青始终对恩主卢俊义不离不弃。此外，梁山众人也同样忠于梁山泊功业。他们为了山寨的发展南征北战，攻打祝家庄、高唐州、曾头市、东平府等，后又集体北讨大辽、南征方腊立下汗马功劳。即便不是人人都想招安也能做到效忠出力，虽然落草为寇，但好汉们没有沉湎于个人私利而是把个人生命与整个山寨的命运荣辱连在一起，书写了一段段悲壮的忠义篇章。
三、《水浒传》“义”精神的缘由探析
米兰·昆德拉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小说的创作必然洇染着时代色彩和作者生活的痕迹。《水浒传》有如今的“义”的呈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作者自身和底层呼唤两个方面。
（一）作者亦文亦武的思想浸润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主要以施耐庵为主流观点。有关施耐庵的事迹史料记载大多语焉不详，其生平大致是：“元末明初人，原籍苏州，传说为船商子弟，中过秀才、举人。曾赴元大都会试，结果落第。经人推荐，到山东郓城任训导。他遍搜梁山泊附近有关宋江等人的英雄事迹，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曾在钱塘任官，因与当权者不合，任期不满便辞官回苏州。张士诚占据苏州时，曾入幕府，不久离去，往常熟、江阴一带做塾师。明朝初年，北归兴化，居白驹镇。后卒于淮安，终年七十五岁。”i施耐庵辞官回乡教书，其中罗贯中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据称施耐庵完成小说之后，是罗贯中将其命名为《水浒传》，施耐庵本是一个寒窗苦读的书生，中过举人，也是深受儒家“忠义”思想的影响。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中，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称大雁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足备之物”，对大雁的赞赏、对五常的肯定折射出作家的态度。在书中有个关键人物对梁山命运影响很大，那便是高俅。此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但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通过这段描述作者的态度便可见一斑，纵使高俅如何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可是在仁义道德层面的缺失是不可原谅的，因此作者将其作为反面人物。施耐庵对“忠义”的推崇在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延续，关羽堪称“义绝”，其忠义形象广为流传和推崇。
施耐庵本身颇通武艺，具有侠义精神。年轻时期喜好结交江湖豪杰，曾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并在刘福通的指点下拳术日益精湛，俨然是武林高手，做过张士诚的部下。小说中描写了很多精彩的打斗场面，人物的招式描摹细致，一拳一脚皆有名目都与施耐庵的个人经历有关。武松醉打蒋门神时，“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作玉环步，鸳鸯脚”j。燕青智扑擎天柱，动作轻巧矫健，“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献台边……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k，这些都可看出施耐庵的武术功底。
（二）“救世”英雄的民间诉求
《水浒传》开篇：“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
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将天罡地煞魔君降世归因于天命，承载“义”的“救世”英雄的出现成为时代呼唤和民间诉求。
《水浒传》的事实与虚构的处理是非常精当的。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江三十六人赞》最早记录了三十六位好汉的名号，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更是丰富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元代大批的水浒戏、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加之小说戏曲作家们不断丰富和演绎，使得水浒内容不断丰富，吸引后世将很多原本与水浒无关的故事附会穿凿其中。施耐庵在此基础上增补收纳，形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
《水浒传》有着漫长的成书过程，伴随着小说内容逐渐丰富的是日渐复杂的社会形态、日益动荡的时代背景。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冗兵冗费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身居高位的官吏大多是鱼肉百姓的官僚，即便是做官的也难逃世道艰难，小说中描述：“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l 此外，辽国、西夏进犯威胁着宋室江山的安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随即宋元接替，民族矛盾尖锐，百姓饱受异族奴役。元朝后期，政治、经济、军事都极为腐败，朝廷征兵服徭役，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亲历着底层百姓的种种苦楚。于是，根据前代的历史传说和史料文献创作《水浒传》， 通过彰显其中的侠义精神， 激励人民反抗斗争。
《水浒传》的成书伴随着几个朝代的更迭，承载着百姓的颠沛流离。正是这些沉重的天灾人祸，催生了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在被压迫得无法喘息之际，“尚侠”思想油然而生，渴望出现反抗黑暗的英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渴望济困扶危的义士替天行道，惩恶除奸。承载行侠仗义、忠义双全等理想人格的英雄成为下层受苦受难人民的精神依托。他们是百姓心中的火种，照亮了黑暗的现实，激发了百姓同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气。
四、《水浒传》“义”的狭隘性
随着小说的广泛传播，“义”已经成为《水浒传》的价值标签。但在作品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对于梁山好汉们的“义”的价值判断也呈现着显在的分歧。鲁迅认为《水浒传》中的“义”实为奴性的体现。“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m鲁迅在这里批评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反抗的软弱性。为了忠君，宋江带领整个梁山接受朝廷招安，南征北战，结果导致英雄阵亡、群雄散逸，宋江最终也被赐毒酒。
虽然小说塑造人物各有兴味，但水浒英雄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之师，他们敢作敢为，逍遥自在，却也我行我素，更有其暴力残忍的一面。李逵为了赚取朱仝上山，杀死仅有四岁的小衙内，为了救玉麒麟卢俊义，石秀跳楼劫法场的时候也会“砍瓜切菜”般滥杀无辜的百姓。在攻打东平府的时候，为了解决宋江和卢俊义梁山第一把交椅的问题，血洗东平府、东昌府，完全忽视百姓的生命，此时的“义”已经消弭了社会正义，而仅为梁山头领们的个人暴戾血腥的表现。有时为了成全梁山大“义”，成就魔君降世的“天数”，宋江招揽英雄山上的手段也颇有争议，尤其是赚取玉麒麟卢俊和招降霹雳火秦明，先将其置于绝境，无奈落草，颇有设计陷害的味道。因此，对于《水浒传》的“义”的认知与接受是需要辩证看待的。
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水浒传》讲述了北宋年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农军起义传奇，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作品。全书规模宏大、疏密有致，思想内涵丰富，其中可贵的反抗精神、成熟的白话语体等缤纷耀眼，并非一个“义”字能够尽然囊括。诚然，小说存在“不轨于正义”的价值判断、狭隘的女性观、略输文采等不足，但其超伦绝群的人物塑造、连环勾锁的结构逻辑，尤其是在民间流传的街谈巷议基础上成书、体现了同情人民疾苦的民间立场，承载了最基本的情怀——义。作为中国侠义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成书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也为后世的白话文学和英雄传奇提供了有益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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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诸子散文助读系统开发与德育渗透的实践性研究（课题批准号：CDIB16244）
作 者：
曹帅，文学博士，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