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不负自我，也不负历史
郝高兴
1995年，还是纺织工人的陈卉丽因为家庭原因来到重庆，进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今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當时，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尚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博物馆是年轻人避之不及的单位，人们对它的印象跳不出“穷、差、没出路”，文物修复师也不像现在这般受人尊敬，反而是学术、社会、经济地位都没有的“三无人员”。非科班出身的陈卉丽全凭不服输的性格和勤奋刻苦的冲劲迈进这个门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恰是文物修复师必不可少的品质。
虽然是“三无人员”，但要和上千年的文物打交道，专业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需要具备相应的历史、绘画、文字功底，以及一定的化学、物理、美学、材料知识。纺织工人的经历为陈卉丽掌握基本化学、材料知识打下了基础，在做讲解员十个月后，她就以笔试第一的成绩正式进入这个行业。
大足石刻是诞生于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摩崖造像群的统称，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而著称。陈卉丽所在的大足石刻研究院，就是负责以大足石刻为主的大足全区文物的保护、管理等工作的专业机构。重庆高温高湿的气候，使得这些珍贵的造像高速风化、病害缠身，修复师们便成了挽救这些文物生命的最后希望，因他们抢救性的维护修复工作，有人戏称他们为“石头御医”。
坚守在文物修复一线，陈卉丽和团队承担着大足石刻75处5万余尊造像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历史在他们的手中幻彩生辉，但“生辉”的日常工作却单调、艰苦。修复环境恶劣，“面包就凉水”是家常便饭，但这份工作的魅力却很大。随着修复工作的深入开展，陈卉丽逐渐深谙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熟悉文物环境监测，她和团队相继完成了妙高山石窟整体抢险加固、宝顶山孔雀明王造像保养维护等工程，以及大足石刻馆藏文物修复、宝顶山北山文物区环境监测站建设、重庆大足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建设等项目。
一路走来，中国文物保护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50年代只有两三个人的文保所，在国家对文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已经不再“到处化缘”，还成立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
“老一辈的师父们大多是学徒出身，他们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这些静默的文物，现在院里已经发展至四百余人，年轻一辈很多都是来自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的专业人才。”陈卉丽介绍道。
陈卉丽见证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过渡的过程。2000年初，她因工作表现优异，成为全院唯一一位参加中意政府联合举办的文保培训班的基层文保工作者，进行为期半年的系统理论学习，并在龙门石窟进行修复实践，参观北京、意大利的修复现场，见识到了世界最成熟的石质文物修复技术。而当时的国内，整个文物保护领域正忙于抢救性保护，全国专业文保人不过2000人，要想改变，只能花时间去钻研。
转机从2008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开凿于南宋时期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代表作品，国家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造像受人为、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早已病害缠身，而且34 种病害的成因复杂，保护修复的技术难度极高，在国内外都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因此这项工作也突破了我国文物修复历史的诸多“第一次”。
陈卉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参加材料和工艺研究，在她看来，文物保护没有最好， 没有更好，只有“ 最适合”。项目组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多领域专家团队，开创了我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首次引入X 射线探伤、红外热成像、激光拉曼、三维视频显微镜等检测手段进行勘察研究，让我们得以看到千手观音八百多年来第一张清晰的内部照片。
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要义是“修旧如旧”，在对千手观音石质残缺部分进行修复补型时，要根据史料、造型本身的对称性，辨别出残缺部分原本的模样，再对缺失部位延伸造型，如果找不到依据，宁愿保持原样，也不能擅自发挥。陈卉丽在修复主尊像时遇到了新的难题：主尊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缺，现存手掌及布帕为后人补塑，补塑的手帕造型不仅改变了文物历史真实性，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造像的美观。为修复这只手，她先后对四川、重庆、河北、山东地区等三十多座石窟的观音像进行实地考察，遗憾的是，并没找到可靠的依据。修还是不修，成了一个难题。修，就会违背真实性原则;不修，又会极大地影响造像的完整性。最终，陈卉丽综合考虑文物修复的真实性要求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创新性地提出了“可拆卸式”的修复方法——利用手臂原有的修复孔做一个插销，植入锚杆，然后把新雕刻的手接上，既保证了造像艺术的完整性，又便于后期再次修复处理，为“科学修复”找到了一条新出路。
随着难题的逐一攻克，2015年6月13日，这个历时近八年的“一号工程”终于正式完工，顺利通过了专家们最苛刻的验收。项目的成功吸引了意大利同行，这一次，陈卉丽从学员变成了交流学者，站上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的演讲台上介绍“一号工程”的经验做法，掀开了意大利与中国在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展开实质性技术合作的新篇章。
“面壁”八年，对陈卉丽来说，有些东西变了。荣誉傍身的她更忙了，在单纯的修复工作之余，还要培训新人、与业内人士交流经验，整理资料、报告，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被同事戏称为“小铁人”。
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她依旧会出现在文物修复的一线，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对冰冷的石壁，从事单调的工作程序，嗅着刺鼻的材料味，粘得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或躺，就这样度过一整天。当被问到想如何度过一个长长的假期时，她直言很想去全国各地看看自己修复过的文物，对它们进行一次评估，这样才算有意思。
她说：“这份工作做得越久，下手就越小心，因为文物和人一样，它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站在那里，就像站在手术台上，必须像一个全科医生一样专业、敬业，对这份生命有十足的敬畏心。”
千手观音修复完成，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长时间进行监测、日常保养维护，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她习惯性地为我们普及文物保护的常识，“文物保护没有地界，也没有国界，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对于大众来说，告诉亲朋好友文明参观、参观时不要轻易触碰文物、开山采石时把文物的保护纳入前期调研中，都是对文物的保护。”
现在，陈卉丽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人才培养上，她希望看到更多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加入文物修复的行列，助力中国的文保工作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之路漫漫，但那是走向世界的开始。从“石头御医”到大国工匠，陈卉丽们追求并迎接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份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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