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书画应酬活动述略
宋长江
关键词：徐渭 书画应酬 明代 礼品
当文人的书法、绘画取得一定名声后，就会有人慕名前去索要，这在文人书画应酬活动中最为常见。他人索要并非空口白牙般硬取，多备有礼品、金钱，甚至食物，实为一种隐性交易。大致而言，索求徐渭书画者多为其门生、旧友，门生如史槃、钱士礼、王生等;旧友如沈刑部，其为徐渭故交沈练之子沈襄。
徐渭有首葡萄题画诗广为人知，其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如果『卖』包括索要性交换的话，其笔底明珠并非无处可卖，有诗《王生索写葡萄》为证：『王生昔日好容颜，今日相逢范叔寒。赠予明珠三百颗，谁知一颗不堪餐。』[1]王生是徐渭晚年门生，诗中并未提到王生所带润笔之物，也即书画的交换品，这在其他诗文中倒常有体现。『题史甥画卷后』有记：
万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蟹换余手绘。时病起，初见无肠，欲剥之剧，即煮酒以啖之。偶有旧纸在榻，泼墨数种，聊以塞责，殊不足观耳。天池山人徐渭书于葡萄最深处。
史甥即史槃，字叔考，徐渭的外甥，亦为他的门人。万历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史槃以酒蟹食品来换取徐渭的绘画，徐渭岁至七十，时值病愈，为其画得一幅葡萄。这里仍旧以葡萄题材的绘画作品来应他人索要，『明珠』得有所爱。史槃多次向徐渭索画，如『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又图卉应史甥之索』等。另有门生钱士礼也以螃蟹来索画，『钱王孙（钱士礼，字汝行）饷蟹、不减陈君肥杰，酒而剥之，特旨』[3]。还有未记姓名者，『某子旧以大蟹十个来索画，久之，答墨蟹一脐、松眼醉眠道士一幅』[4]，只是这次经过较长的时间，徐渭才为其作墨蟹，道士题材作品。东晋有王羲之『以书换鹅』的书法交易典故，至徐渭可说有『以画换蟹』的效仿，同样可列文化雅事。他人索要发展到一定程度，文人往往为其所累，不胜其烦。元代赵孟頫晚年就有此感慨，其《德清闲居》有句『贫尚典衣贪购画，病思弃研厌求书』[5];倪瓒的『奉币贽求之者无虚日』，均为如此。[6]徐渭在字里行间以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被人索书画的厌烦，如『客强予画十六种花』『沈刑部（沈小霞）善梅花却付纸三丈索我杂画』等。在时代大情境中，被他人索要书画是一份荣耀，同时也是一份劳役，善于经营者能从中大获益处，不事生产者则可能反受其累。
索要徐渭书画多为与其熟识者，极少关系疏远者，交换方式多为用食物换取书画。徐渭远未达到明中期沈周、文徵明等应酬繁忙之程度，如沈周『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7]，也即『求画』无虚日。而明代中期已形成的委托中间人求书画、文人请门生弟子代笔应酬等机制在徐渭这里均未曾见到。从某种程度而言，慕名索要书画者数量越多，表明文人的书画水平越被时人所认可，徐渭生前的书画艺术在个人亲友关系圈内影响力较大，未走向大众。这与徐渭晚年性格有内在关联，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有云：『及老贫甚，鬻手自给，然人操金请诗文书绘者，值其稍俗，即百方不得，遇窘时及肯为之。』[8]外人『百方不得』直接地减少了徐渭的书画应酬负担，但同时也减少了其书画流通量。此外，或许正因为索要者以门生旧友居多，徐渭在他们面前仍保持着创作主体性，并非一个出售书画的匠人需仰人鼻息。如『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代表了徐渭绘画的最高水平，其中题跋体现了其创作美学思想：『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戎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9]其中的『戏谑』『不求形似求生韵』『墨色淋漓』正是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态度及作品特色，如当今学者所言：『在自我生命的狂逸表达中再创出萬物的生气意象。』[10]此种创作主体性同样主导着主动赠送、答谢回礼的应酬方式，下文不再逐一论述。
熟谙礼仪的主动赠送
与索要者不同，徐渭主动赠送书画者一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多为出仕官员，甚至不乏武将。主动赠送书画作品目的不外乎维护个人社会关系，甚至是有求于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人祝寿、求他人办事、送别、祝贺他人得子等等，这些不知凡几的琐事可能都需要礼品。在文人阶层中，除了金钱、食品等礼品外，书画器玩等艺术品也是日常酬酢的极佳选择，既能达到目的，又不失清雅。
在徐渭主动赠送的书画应酬中，为他人祝寿是重要一项，如画一幅荷花为他人贺寿『画荷花寿某君』;有时他人请徐渭在已有绘画上题字写文，同样作贺寿之用，毕竟徐渭一生以文章立身，其《自为墓志铭》所言『典文章』，如『朱大夫命题五母行海水画以为寿』『老子出函谷图，友人索题，寿其所好』等。在个别时候，徐渭也会买画为他人祝寿，如其『画赋』有载：
万历元年癸酉九月之十有三日，为通参公六十生。某辈将称贺于庭，念羊雁之陈，不足以罄悃素，相与里钱缗，购画于郡中名家，得《寿山福海图》，谓可悬公之壁也。而载言于上，悃素则罄。以某无他长，差可役于管，令赋之。[11
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徐渭已五十三岁，虽中年才习画，但也已多年，想来徐渭绘画风格并未得到这里的『通参公』所好，才会花钱买画祝寿。当然，仍然少不了徐渭的文章，题赋于画上，以罄悃素。
求他人办事更少不了礼品， 约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在『致李长公』这封信中，徐渭请求李长公为自己的次子谋一职位，言辞恳切，还赋上写有个人书法的扇子，以表诚挚：
仆曩客都城，台迈过望，未尝不感愧于心。今别来五岁，益两辱台翰，仆两寄答者，想彻台览矣。明春，仆欲以季儿往侍左右，或于尊翁处为一执戟，未知事机可否耳？专候台示。外敬具诗扇一柄，表情而已，惟笑留是荷。
李长公即李如松（ 一五四九— 一五九八） ，字子茂，李成梁的长子，晚明著名将领。万历四年（一五七六），李如松与徐渭结识于北京禅寺，之后挚交情长，且对之多有接济。[13]因此，徐渭才让次子徐枳投奔他，仅送上一件远不及办成此事分量的题诗小扇。
送别是另一种常见的赠送书画场合，徐渭亦常用绘画当作送别礼。在明代中期甚至形成了稳定的『送别图』山水画图式，可表明以书画为送别礼品在当时惯常多见。如『作牡丹送从子武会试』其诗云：『近来懒病日关门，世事如毛等一髡。此际不知何以故，也将宝贵望儿孙。』[14]以牡丹画送别并预祝取得『宝贵』，隐喻合理得当。送别赠送画作的另有『画荷花送陈都挥往招宝』『都门五月写竹，送某君之官新昌』等等。此外，祝贺他人得子，徐渭也送其竹画，如『画笋竹贺许口北得子』『题画竹赠子完得嗣』等。再有祝贺他人新婚的，『沈君索题所画二卉，贺人新婚』;还有未写明缘由的赠送，如『画插瓶梅送人』『写竹送李子遂』等。
徐渭主动赠送他人的书画应酬大致肇始于杀妻入狱前（一五六六），滥觞于出狱后，多见于晚年，这与他中年学画、晚年渐臻鼎盛相关。在徐渭所处的明代中后期，书画鉴赏、收藏之风盛行，除了前朝古董之外，本朝书画也是交易大宗。精于书画的文人置身此种社会风尚之中，必然要面对各种艺术酬酢，甚至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如柯律格分析文徵明『雅债』时所说：
在这些历史情境中，礼物的逻辑与商品的逻辑同时并存。身处期间的社会行为者远比我们熟谙其中逻辑，他们借由个别事件，而非可以理论化的『系统』，将之运用到同样熟悉这些运用逻辑的社会行为者上，或与人为善，或与人共谋，或与人相抗。
中国是礼仪之邦，所谓『无礼无以立』，有时这里的『礼仪』似乎也少不了『礼品』，在很多时候，没有礼品同样『无以立』，无论是赠送还是回礼。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推测，即使高伉狷洁、追求个体性情的徐渭也熟谙这套书画『礼仪』逻辑。徐渭追求本性、逍遥及至『深恶富贵人』，但他仍是一个鲜活、立体的『社会人』，熟练运用着这套逻辑，并非单纯逸世独立、于人无所俯仰。
感谢回礼与扩大书画传播面
徐渭后半生生活困顿窘迫，有时常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资，甚至要变卖所藏名画，『吾家两名画，宝玩长相随，一朝若无食，持以酬糠粃。』[16]不过，徐渭以文显名，又能常受到他人恩助，此时他往往会选用自己所作书法、绘画作品以作感谢回礼。如正德年间沈周送给吴文定画卷上的题画诗云：『赠君耻无紫玉玦，赠君更无黄金箠。为君十日画一山，为君五日画一水。』[17]徐渭也有类似诗句：『黄金为寿非吾事，借简庄生颂大椿』。
危难之时，他人施以援手，徐渭以书画酬谢。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徐渭入礼部尚书李春芳幕府，后想退出，却有不便，最后得到翰林院编修诸大绶的指点，才勉强地解除了聘约。[19]在《哀诸尚书辞》中有句：『辇送逆旅，令我挥毫。酌以荷花，鸩豕侑罍』[20]，以书画表达对诸大绶感激之情。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徐渭因杀妻入狱七年（一五六六—一五七三），中间有多人设法搭救，对其恩人，徐渭也用书画答谢。约隆庆二年（一五六八），在给商为正的回信『与商燕阳』中，徐渭写道：『丈一飞冲天，侪辈生色图侯者两年，对缄再坏而始达里，以知囚之难矣。小诗书恶，扇略寄。区区临楮，曷胜怅然。』[21]还在狱中的徐渭别无长物来答谢友人， 仅能回以『诗书恶扇』。
远游、困顿之际，受友人礼遇与接济，徐渭同样酬答以所作书画。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徐渭行至宣化，受到多人礼遇，接受礼物之后，往往画画酬答。在『简许口北』中说：『惭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饭不下咽。顾无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见眇微。欲陈素情，益露酸寒……』[22]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徐渭画竹答谢李如松送的五两银子。他有记『辽东李长公午日寄到酒银五两，写竹笋答之，书此于上』，诗曰：『五千蚨母虎符到，到即呼交曲米翁。醉后答书无一物，尽髡篱笋寄辽东。』[23]徐渭虽然写到是『酒银』，但實际应用于生活日常开支，而且五两银绝非微小数目，是明代正六品官一月俸禄。正六品官月俸为米十石，[24]嘉靖、万历年间，总体物价长期稳定，一石米值银五六钱，即半两左右，[25]十石米约银五两。徐渭的一幅竹画绝值不了五两银，因为明中期，倪瓒画作在新安不到二三两银;[26]文徵明直到晚年，画价才跃升至一两银以上;[27]徐渭曾用自己的画仅换来临摹一次王蒙画作的机会，『画与许史（许时许我摹黄鹤山人一幅）』[28]。可知，徐渭画竹回礼，完全是一种感惠，发自肺腑，不能以金银来作经济性衡量。徐渭另有诗文记录以画竹答谢他人之贻，如『画竹答赠刘真定之贻』『写倒竹答某饷』等等。此外，受他人之邀，徐渭也常帮别人书写题跋、品鉴字画，如『书茅氏画』『盛懋秋江画，董尧章索题』『书吴子所藏画』等等，也是一种较常见的应酬。因这种题跋依附于原有书卷、画卷，算不上徐渭独立书法作品，此处暂不详细讨论。
不同于赠送的主动为之，徐渭用书画回礼也许是一种无奈，因为『顾无可仰答者』。但与赠送一样，回礼对象多为出仕官员，分布也较广，『无奈』的回礼也使徐渭的书画作品突破了区域局限，走向全国。从浙江至北京，徐渭四次进京，在北京有过不少书画应酬活动，又曾南至福建，北至宣化、辽东等地。可以说，他的书画在当时已经遍及南北，有了较广的传播面。而且赠送对象有着足够的话语权，他们对徐渭书画的肯定要远过其门生、旧友。依据沈德符记载：『其所作画尤脱畦径，题署则托名「田水月」等号是也，今已有人购之。』[29]有研究指出：『徐渭的画作在明末已经进入书画市场。』[30]这样的推论虽不为错，却不免保守。其实，在徐渭生前，通过应酬其书画作品已进入全国交易领域，亦即彼时的『市场』，因为应酬就是交易的一种，在非公开场合以礼尚往来为名的交易。[31]那么，袁宏道《徐文长传》所言『故其名不出于越』[32]似乎只是一种夸张修辞，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正是『赠』『回』的交易式传播助推了徐渭书画声名，使其逐渐跻身中国美术史一流名家，功不可没。有学者认为：徐渭的书画名声得益于袁宏道的传记、朱谋垔的著录等，[33]笔者不反对这一观点，他们二人的文章无疑在后世宣传了徐渭;但艺术家的声名、艺术史地位是由多种因素组成，徐渭的书画应酬也应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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