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说略
摘 要 语言规划学是研究语言规划的科学，其本质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要探讨语言究竟有哪些功能，对人类来说哪些是有利的正功能，哪些是有害的负功能，这些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怎样利用和调节这些原理和机理来使语言的正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语言的负功能得到遏制。语言规划学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语言规划学是在总结中国语言规划经验中产生、在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中发展起来的。近二十年来，中国语言规划以“语言生活”为基础概念，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提升国家语言能力、重视语言的经济属性、树立“大华语”意识、语言扶贫、构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理念。这些理念有效指导着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并逐渐产生国际影响。一个有解释力的语言规划学，需从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践中汲取营养，并能够解释、评判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预判某地、某国正在发生的语言规划问题，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的追求应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个人和群体的语言能力，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关键词 语言规划 语言功能 语言生活 语言资源 语言扶贫 应急语言服务
语言规划学是正在发展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它以语言规划（包括语言政策）为研究对象，其实质是一门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对语言规划的内涵、外延和名称学界认识尚不一致，在国外，有Language Policy（语言政策）、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等多种称谓，简称LP、LPP、LPLP或LP&P。在中国，除了这些名称之外，过去也常称之为语文运动、语言文字工作，也曾把语言规划翻译为“语言计划、语文建设”等。一个学术概念或学科概念有多个名称，原因有多个方面：或是跨语言传播中的不同翻译所致，或是不同学者的学术认识、学术习惯所致，或是学科不断发展而带来概念的内涵增益、外延拓展所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学术现象，甚至还意味著这门学科充满发展生机。现在，这些名称有统称为“语言规划”的趋势，本文也一般将其称为语言规划，把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反馈、修正等，都看作语言规划的应有内容。
语言规划有实践有理论。语言规划的实践，就是各国家、各地区、各领域、各组织所实施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的理论，就是通过对各种语言规划实践的研究所获得的关于语言规划的理性认识，这种研究及其所得的理性认识，便属于语言规划学的范畴。
本文所阐述语言规划学的实质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指出它在语言学体系中的地位;此外，还概述了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研究简况，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语言规划学理念;最后指出，语言规划学发展的根本是广泛收集、深入分析、科学解释古今中外语言规划的实践素材。
一、 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
（一） 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
研究语言需要看到语言的“一明一隐”，“明”的是语言结构，“隐”的是语言功能。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个有结构的符号装置。这个符号装置通过一定的原理运作，发挥一定的语言功能。语言能够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存在、发展，能够与人类社会互动互育，就是因为它具有各种功能。研究语言功能，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的结构，可以对语言结构给予功能解释;同样，研究语言结构，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的功能，可以从结构上对语言功能做出解释。
语言结构一般分为语音、语汇（或称“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当然特殊的语言学派可能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语法”，就不是一般的语言学所说的语法。如果考虑到书面语，文字也应当是语言的载体，也可以看作语言的一个子系统。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还有“副语言”的问题。口语交际伴随使用的拟声、表情、手势、身姿等“体态语”，书面交际与文字一起使用的标点符号、科技符号、图表公式、表情包等“特殊符号”，都可以称为“副语言”，副语言也可以归入广义的语言结构中。特别是当前语言交际进入到多媒体、融媒体的时代，体态语、特殊符号等“副语言”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语言结构研究应当有其一席之地。如此说来，语言的结构系统应当由五个子系统构成：语音、文字、语汇、语法、副语言。
语言功能应当分为两个层次：（1） 具体交际功能;（2） 宏观社会功能。具体交际功能是指语言在具体交际中所发挥的表情达意功能，牵涉话语、副语言、交际对象、交际意图、交际工具（或语言载体）、交际环境和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修辞学、语用学、话语分析、交互语言学、语境学等，对语言的具体交际功能都有所研究、有所建树，但总体上看，这一研究仍不够系统，尚未形成关于话语交际的有效研究范式。
宏观社会功能是指语言对人类群体和人类个体所发生的各种影响，比如对人类的迁徙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对人类各种共同体、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构建的影响，对人类的思维、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对人类个体一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的影响等。比起具体交际功能而言，对语言的宏观社会功能的研究更是不够，尽管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儿童语言学、老年语言学等学科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语言规划学的参与。
（二） 语言功能研究
语言规划学，本质上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它主要研究四大问题：（1） 语言能够发挥哪些功能？可称为“功能论”;（2） 这些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可称为“原理论”;（3） 怎样利用和调节这些原理和机理来使语言的正功能得到发挥，使语言的负功能得到遏制，使其惠及人类社会和社会个体？可称为“调节论”;（4） 调节的结果如何？如何根据调解结果进行“再调节”？可称为“评价论”。
以往的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结构，相对忽视研究语言功能;即使研究语言功能，也多是研究语言的具体交际功能，较少研究宏观社会功能。李宇明（2019）在《语言学的问题意识、话语转向及学科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语言研究的“话语转向”问题。语言研究的“话语转向”，就是要研究语言应用的真实状态、研究话语、研究语言功能，包括语言的宏观社会功能。
回顾语言学史，语言学在四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形成了四大研究领域：
第一，关于语言结构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包括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等，包括关于语言结构的历史发展、地域变异、社会变异研究，包括不同语言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和类型学研究等。关于语言结构的研究常被人称为“本体研究”，其实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本体”说法，将语言结构研究称为“本体研究”未必妥帖。
第二，关于人类语言学习的研究。人类语言学习包括四类：（1） 母语学习。包括母语口语习得（一般是第一语言，也有第一语言习得“非母语”的情况）、母语书面语学习、侨民的祖语传承。[1]（2） 外语学习。多是第二语言学习，也有第三语言学习、第N语言学习。近来发现，第三语言学习具有与第二语言学习的许多不同特点，可能成为研究的一个新方向。（3） 民族间语言学习。包括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或国语、官方语言）学习、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相互学习语言。（4） 特殊语言教育。听障、视障等语言障碍者的语言学习与语言康复。由于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多元文化家庭的增多，幼儿期的多语学习现象大量出现，成为人类语言学习的新趋势。
第三，关于机器语言学习的研究。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智能的研究，就是要使机器拥有语言智能，亦即机器的语言学习。机器语言学习包括语音识别、自动翻译、信息检索与分析、自动文摘、机器写作、“口语—书面语—特殊用语（盲文、手语）”的相互转换、机器阅读理解、社交机器人等。
第四，语言的神经学、病理学研究。包括大脑语言中枢、人类的发音器官、书写器官、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语言疾病的研究，也包括老年语言能力退化的研究。
语言规划学是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正好填补已有语言学研究的缺口，成为语言学的第五大研究领域，如图1所示。语言功能虽然在语言产生之初就存在，但是就学术研究来说，它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学术概念。语言究竟有哪些功能，对人类来说哪些是有利的正功能，哪些是有害的负功能，这些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怎样利用和调节这些原理和机理来使语言的正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使语言的负功能得到遏制等，有许多都还是未知的，都需要探索。语言规划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学术领域，是一个可以把语言学带到新高度的学术加速器，它可以推动语言学观念的变革，推进语言学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二、 语言规划学的历史发展
人类的语言规划早已有之，如公元前220年前后秦始皇实施“书同文”，如495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实施“断诸北语、一从正音”的“变北俗”之策。但语言规划学的产生才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一） 国际语言规划学简况
国际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已有诸多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有商务印书馆2011年开始出版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开始出版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等。本文对此没有太多新突破，此处只对前贤的研究做梗概式介绍。
1957年，威因里希（Uriel Weinrich）首创“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一词。1959年，豪根（Einar Haugen）的《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标志着语言规划学的创建。之后，有费希曼（Joshua A. Fishman）等人的《发展中國家的语言问题》，伊斯曼（Caral M. Eastman）的《语言规划导论》，鲁宾（Joan Rubin）等人的《语言能规划吗？》，兰伯特（Wallace Lambert）的《语言、心理和文化》，弗格森（Gibson Feguson）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诺伊施图普尼（Jiří V. Neustupný ）的“语言管理论”，库伯（Robert Cooper）的《语言规划与社会变革》，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等。这些人物是语言规划学的领跑者，这些著作是语言规划学的经典。[2]
国际上的语言规划学研究，早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主要关注语言标准化和多语社区、多语问题。到了中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多关注语言与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关系及语言立法、语言保护等问题。当今（二十一世纪）主要关注语言权利、语言管理、原住民语言问题。其中，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习得规划等问题，讨论得最为系统，也对现实最有指导意义。语言权利，特别是弱小族群的语言权利，是语言规划学持续关注的问题。而今，语言管理问题受到较多关注，分“语言域”研究语言规划问题成为新时尚。
（二） 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发展
中国语言规划学是在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观念、理论、方法、研究内容等主要来自将近一百三十年的中国语言规划实践，当然其中也有国际经验、国际学术成果的借鉴。中国语言规划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切音字运动以来关于白话文运动、语言统一、文字改革、汉语拼音等的论述中，包括清朝学部中央会议议决的《统一国语办法案》、黎锦熙1934年的《国语运动史纲》等文献。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罗常培、吕叔湘的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已经超出了对具体语言文字工作的论述，是一篇代表中国智慧与实践的重要的语言规划学文献。这一报告，解决了普通话规范、也是共同语规范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1） 共同语是历史形成的;（2） 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3） 共同语与个人风格和文学创作的关系;（4） 共同语在全民交际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5） 共同语怎样进行规范;（6） 共同语的维护需要社会宣传、政策支持和学术研究等。这些问题在中国语言规划学上有重要意义，在人类的语言规划学上也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宣传、政策、研究）和七大研究任务，都在后来国家语言规划实践中陆续实现，奠定了新中国语言研究的基础，巩固了语言研究支持国家语言事业的传统。还有一些著作，可以列入中国语言规划学的早期研究中，如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1）、周有光《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等。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与之相应，创刊于1956年的《文字改革》（1956年刊名为《拼音》，1957年更名《文字改革》）更名为《语文建设》，“语文建设”就是“Language Planning”的中译;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创刊。“一所两刊”强力推进了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开拓了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新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有周有光《中国语文的现代化》（1986）、周有光《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1989）、陈章太《语文生活调查刍议》（1994）、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
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修订版）》（1995）、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1996）、傅永和《二十世纪的汉语言文字规范工作》（1998）、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1998）、
陈章太《再论语言生活调查》（1999）等。这些文献的特点是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规划实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制定“语言文字法”的工作被提上日程，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学者有意识地了解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了解国际上关于语言规划的研究状况。调研情况反映在周庆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2001）、《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2003）两部著作中。这项工作不仅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且也开启了研究国际语言规划的河闸，带来了中国语言规划学界的“改革开放”，中国学人的研究与国际语言规划学界开始接轨、同步，甚至渐有自己的研究特色。
此期重要的文献有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2000）、陈章太《语言规划研究》（2005）、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2005）、郭龙生《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008）、
王世凯《语言资源与语言研究》（2009）、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续论》（2010b）、苏培成主编《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2010）、郭熙《华语研究录》（2012）、赵世举主编《语言与国家》（2014）、陈章太主编《语言规划概论》（2015）、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三论》（2015a）、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2015）、文秋芳和张天伟《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016）等。这些文献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不限于中国，有了一定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标志着中国语言规划学进入成熟阶段。
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绿皮书”）编纂出版，至今已经持续编纂16年。在绿皮书的影响下，《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蓝皮书，2015年始出版）、《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黄皮书，2016年始出版）、《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白皮书，2017年始出版）相继问世，形成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四大皮书”。同时，京穗沪也开始编纂地方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服务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也编辑出版领域、区域的语言生活报告，它们与“四大皮书”一起形成了语言生活的“皮书方阵”。2012年南京大学创办《中国语言战略》，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2015年北京语言大学创办《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语言战略研究》杂志创刊，并在杂志刊发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语言战略研究丛书》，形成了“期刊方阵”。2006年南开大学首先设立语言规劃的博士方向，2013年和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相继设立了语言规划方向的博士点，形成了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基地。一些大学和单位成立了以语言规划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计有20余家。中国语言学会设立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并举办系列的学术会议。中国语言规划学具有了基本的学术配置。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与中国政府合作，2014年在苏州共同举办世界语言大会，就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语言能力与教育创新、语言能力与国际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发表了《苏州共识》;2018年在长沙共同举办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后发表了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岳麓宣言》。《苏州共识》和《岳麓宣言》都吸纳了中国语言规划学的研究成果。中国语言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国际贡献。
三、 二十年来中国语言规划的若干理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学，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学科标配”，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中蕴含着许多新的学术理念。
（一）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这个术语源自日本。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51创办《言语生活》（1988年停刊）杂志，也曾出版过《言语生活之实态》的研究报告。[3] 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使用了“语言生活”这个说法，且带引号，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学界最早的提法。之后，周有光在1979—1989的十年间，多次使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如《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我看日本的语文生活》（1986）、《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1989）。
陈章太在1990—1999的几年间，也数次使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如《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1990）、《语文生活调查刍议》（1994）、《再论语言生活调查》（1999）。眸子1997年发表《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第一次对语言生活做出了基础性定义。“语言生活”广泛使用并成为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基本概念，是2005年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持续出版所产生的影响。
语言生活是指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而形成的社会生活。这里的“语言”，包括文字、语言文字知识和语言技术。语言规划，其规划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生活;即使在规划中涉及语言与文字，也是因为语言生活的需要。语言规划学就是要关注语言生活，解决语言生活问题，引导语言生活发展。什么是理想的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向何处发展？回答是“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理念的提出，是在2005年至2006年前后。当时语言规划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语言关系，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与民族语言使用、方言保护的关系，本土语言和外语的关系，国内汉语和海外华语的关系等。夏莉、张雪莲（2005）的《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访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一文，是较早提出“和谐语言生活”理念的文献。2006年3月31日，为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5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会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许嘉璐、陈至立、赵沁平等到会讲话，直接或间接地讲到了语言生活的和谐问题。《光明日报》（2006）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构建和谐的社会语文生活》的评论员文章。2006年5月
22日，“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时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赵沁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题为《关注语言国情 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书面讲话;会议提供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蓝本，其序言标题亦是《构建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
自此之后，构建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语并存共用的和谐生活，逐渐成为共识，并发展为新时期国家语言规划的工作目标。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包含着多语主义、语言平等、语言和谐、国家通用语言主导等多种思想观念，内涵十分丰富，也切合中国的语言国情。
（二） 保护、开发语言资源
费希曼在1973年开始提及“语言资源”这一概念，鲁伊兹（Richard Ruiz）在1984年把语言资源看作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之一。卡普兰（Kaplan，1997）、格林（Grin，2003）把语言看作重要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也曾依照语言资源理念制定了《国家语言政策》（见王辉2010）。我国最早使用“语言资源”概念的是邱质朴，他在1981年就从信息化、语言教学、语言规划等角度讨论语言资源的开发问题。《语文建设》1988年发表楼必安可（Joseph Lo Bianco）的《澳大利亚的国家语言政策》。尽管如此，语言资源的理念在中国要发生影响，还要到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建立。
2004年6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以下简称“语信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平面媒体语言分中心，由此开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设之路。研究中心拥有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少数民族语言、海外华语等分中心，研究成果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逐年发表。2007年9月，语信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办“国家语言资源与应用语言学”高峰论坛，也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几个分中心共同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这是国内首次召开的语言资源的大型学术会议，其成果收录在《中国语言资源论丛》（2009）中。2007年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开始筹备，2008正式启动建设。2008年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在商务印书馆成立，次年创办内部刊物《中国语言资源动态》。2009年王世凯《语言资源与语言研究》专著出版。这些重要活动，使“语言资源”这个概念走向了社会。特别是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语保工程”）启动，2016年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并不断召开国际语言资源高层论坛，2018年在长沙举办“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语言资源便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
某种事物能被作为资源看待，一是它对人类有用，二是这种“有用性”能被人类认识。自然资源先被认识，然后是社会资源。而语言的资源性质是最近二十年才被中国人意识到的。二十一世纪初，人们主要论证语言的资源性质，指出语言资源需要保护、应当开发利用。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开始前后，人们主要讨论语言资源保护的类型、措施和技术，讨论语言资源的内涵与外延，认为语言资源有口头语言资源、书面语言资源和语言衍生资源（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语言艺术、语言人才等）等三类。
2015年“语保工程”启动、2016年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后，研究向“语言资源功能”方向发展，语言保护、语言信息处理和语言学习是当前语言资源最重要的三大功能域，要根据语言资源的功能决定语言资源的收集、整理、建库、开发的标准。同时也提出了“语言知识观”，即语言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更是一个贮存人类语言知识体系及文化体系的知识库。依照“语言知识观”建设语言资源，才能满足语言保护和机器语言学习、人类语言学习的资源需要。因此也有学者建议要建立“语言资源学”。
当前，数据问题又成为重大的社会课题。数据不仅是计算机智能的源泉，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七大生产要素之一。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的数据，从数据的角度看待语言资源，成为未来的新视野。
（三）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个老名词，不过乔姆斯基学派、应用语言学派讲的都是个体的语言能力。1993年，美国学者布莱奇特（Brecht）和沃尔顿（Walton）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问题，2006年美国实施“关键语言计划”，群体语言能力才开始受到关注。不过，布莱奇特等人的国家语言能力及美国的关键语言计划，主要讲的是国家的外语能力，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
中国学人也是从对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注中引发国家语言能力思考的。2010年11月，
李宇明在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论坛”做《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的学术讲座，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并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表现的若干方面。文秋芳在2011年前后就开始关注国家的外语能力问题，着手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并于2018年出版了这一领域的首部专著《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与
张天伟合作）。2019年又发表《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70年的建设与发展》一文，其中，将国家语言能力第三次定义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定义的三度演变，记录着文秋芳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不停探索。2014年世界語言大会在中国召开并发表《苏州共识》，反映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国人的研究。魏晖2015年在《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一文中，更关注“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赵世举2015年在《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这是关于国家语言能力较为全面的定义。
国家语言能力主要表现在语种能力、领域语言能力和话语权上。为满足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的各种语言需要，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具备20/200种语言的能力。用20种语言获取世界信息，与世界“通事”;用200种语言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与世界“通心”。领域语言能力是利用语言处理各领域事务的能力，这些领域主要有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国家的语言能力还表现在话语权上。获取话语权主要在两方面：设置话题;说话令人信服。话题设置本质上需要有独到见解，能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凝练出社会所关心的、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说话令人信服，需要话语艺术，更需要深入理解所谈话题。而要对话题有深入理解，就需要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参见李宇明 2021）
目前，我国的个体语言能力有了较大进步，双语人、三语人已成为社会主体。但是国家语言能力还比较弱，需要认真研究，加强规划，积极实施。
（四） 重视语言的经济属性
语言具有诸多方面的属性，经济属性是其中一个方面。过去，人们主要从社会、文化、符号、信息等方面来认识语言，很少关注它的经济属性。近几十年来，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人口大流动、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语言的经济属性逐渐凸显出来。2009年10月“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召开（至今已连续召开13届）。2004年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组建语言经济研究所，2011年在研究所基础上创办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2010年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创办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语言产业论坛”（至今已连续召开6届）;2018年在中心基础上创办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编辑《语言产业研究》，招收语言产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语言经济学、语言产业研究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识到语言不仅是软实力，而且也是“硬实力”。
语言的经济作用，起码可以表述为四个方面：第一，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特别是在服务业成为重要产业、数字经济成为重要经济形态的时代，语言能力在劳动力构成中的地位就更为重要。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和外语能力，也包括使用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我国的职业有8大类近1500种，多数职业都需要一定的职业语言能力。第二，语言在技术传播、统一市场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语言碎片化会对信息传递、技术传播、统一市场形成等有较大阻碍。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架起了普通话、外语等“语言金桥”。第三，语言产业逐渐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语言需求的品位在不断提升，语言需求的范围在不断延展，语言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发展语言产业以满足语言需求，提升社会语言生活。第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80%的数据是语言数据，语言数据进入了生产要素的范畴。（参见李宇明 2020）
语言规划过去主要是从信息交际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必须考虑语言的经济属性，主动与国家的经济规划相配合，通过发挥语言的经济作用来提升劳动力水平、发展语言产业特别是语言数据产业，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
（五） 树立“大华语”意识
实现语言统一是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传统。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民国时期确定了国语的标准，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2000年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百余年来，汉民族共同语实现了标准化，并推行到全中国和海外华人地区。但是，由于政治和移民等因素的作用，汉民族共同语在海内外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中国大陆叫“普通话”，中国台湾叫“国语”，海外老华语区叫“华语”，中国香港和海外的其他地区三个名称都有。
不仅名称不同，语言标准上也有若干差异，特别是词汇和文字。这种差异对于语言的现实使用、语言教育的标准选定都有阻碍。在英语世界中，英国英语、北美英语、澳洲英语也都有不小差别，有人认为英语已经是个“复数”。汉民族共同语会逐渐趋同还是会逐渐疏远，甚至裂变为现在英语式的复数形式，这是需要考虑的。
陆俭明、周清海、郭熙、李宇明、姚德怀、刁晏斌、卢德平、赵世举、周明朗、吴英成等一批学者，提倡“全球汉语”的研究视野。而为了全世界华人的沟通，在周清海、陆俭明等倡议下，商务印书馆组织世界华语学者于2004年开始编纂《全球华语词典》，继之编纂《全球华语大词典》，前后用时12年。在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华语”的理念。
大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是由“多波”标准语的扩散而形成的。民国时期，以新国音、新词汇、新语体为代表的国语教育，伴随着反对封建、昌明科学、复兴民族的社会大潮，从内地兴起，逐渐波及中国港澳、中国台湾及海外华人社区。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国语）的第一波扩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进一步规范汉民族共同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通话也在持续地影响中国港台及海外，且波及华人社会之外。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第二波扩散。同时，以老国语为基础的中国港台及海外华语，也不断登陆回乡。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现在覆盖全球的“大华语”。
华语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再次是语法。不同社区的华语有共性，也各有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有各种原因，如各自社会生活差異，新老华语波及不均衡，各地方言底色浸润，当然还有所在地他族语言的影响。华语社区不同于汉语的方言区，各社区华语不是方言，而是人们说的带有各自特点的普通话或国语。就目前的认识水平看，华语社区可划分为中国大陆地区、中国港澳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马印尼等地区，同时需有意识地关注泰国、越老柬缅、东北亚、澳洲、北美、欧洲等地的华语。这些不同华语社区的华语，是大华语的不同变体。
与大华语理念相近的，有邢福义先生主持的“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项目”（2011年），有
刁晏斌、李嵬2015年创刊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刊印的《全球华语》杂志等。“大华语”是看待共同语规范的一个新视角，是对链接全世界华人的母语纽带的再强调，是团结全世界华人的一个新理念，也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待汉语，以帮助汉语走向世界。
（六） 语言扶贫
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通过了以消灭贫困为首要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中国减贫脱贫的道路上，语言扶贫发挥了一定作用。2016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提升教师、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这是政府的语言扶贫规划，也是社会动员，由此开展了各种语言扶贫行动。
围绕语言与贫困的关系，中国语言学界也积极探索，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2018年至2021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刊发了多篇语言与贫困的研究报告;2018年6月“语言与贫困”微信公众号创建;“推普脱贫攻坚研讨会”在江苏师范大学召开。2019年到达研究的高峰期，《语言战略研究》在2019年第1期刊发“语言与贫困”研究专题;2019年10月15—16日，“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 在北京的中国职工之家举行，并发布了《语言扶贫宣言》;2019年下半年，“第十一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都专门设置语言与贫困、推普脱贫等相关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开辟“语言与贫困/语言扶贫减贫”专栏。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2019）、《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二辑）》（2020）。语言与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语言规划学的一个热点。
语言扶贫是在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要致富，先修路。”村村通公路，这是现实之路;户户通广播通电视，宽带网络广覆盖，这是电信之路;语言大道是负载知识与机遇之路。1966年，费希曼观察到，凡是较为富裕的国家，语言都较为统一，即具有“同质性”;而较为贫穷的国家，语言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即具有“异质性”。1972年，普尔（Jonathan Pool）在费希曼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语言状况的关联，发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2000年，内特尔（Daniel Nettl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费希曼-普尔假说” （Fishman-Pool Hypothesis），即认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种逆相关，而语言统一与经济发展则是正相关。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通过推广普通话，加强外语学习，整合了语言碎片，打破地域区隔，促进了信息和技术的传播，促进了人才、资金、产品的流动。
语言能力是劳动力，提升语言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可以有更大的职业选择范围，可以从事更高收入层面的工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从教育学角度发现，家境不好的孩子，说话总是使用“局限语码”，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说话总是使用“复杂语码”。两类语码与语言能力的强弱基本呈正相关。语言上的差别与家境息息相关，而其背后就是教育资源的获取程度。美国曾经认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贫困家庭的孩子之间有“3000万词语”的差距，要向贫困开战，就要消除这“3000万词语”的鸿沟。提升语言能力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
语言扶贫在减贫脱贫事业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在中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提升学习者的能力水平是语言扶贫的基础路径和核心经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语言的方言、外语都是语言扶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语言扶贫事业不是孤立的，需积极协同其他扶贫举措共同为减贫事业贡献力量。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语言扶贫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类技术创新的力量。
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开展语言扶贫，使语言在扶贫脱貧中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研究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关系，认识并利用好语言作用于贫困或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规律，需要总结国内外开展语言扶贫实践经验。
2021年2月25日，中国宣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议题，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行动，语言扶贫的经验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是一个新课题。
（七） 应急语言服务
2005年9月，上海召开“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200多人与会。屈哨兵与多位会议出席者提出“语言服务”问题，这是语言服务概念在中国的发端。2010年9月，“2010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暨大型国际活动的语言服务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译协郭晓勇先生做了《中国经济文化走出去 语言服务是支撑》的大会报告，语言服务概念开始广为流行。
语言服务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语言服务主要指语言翻译服务。广义的语言服务，李宇明（2014）《语言服务与语言消费——序屈哨兵等〈广告语言谱系研究〉》的界定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所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
应急语言服务是面向突发公共事件的语言服务，是语言服务的一种特殊类型。应急语言服务有三大主要任务：第一，信息沟通。突发事件救援有现场与后方之分，涉及人群分为不同的群落，不同的群落有不同的沟通问题，需要提供不同的信息，需要有不同的语言服务方略。第二，语言抚慰。通过语言文字及语言产品发挥安慰功能，帮助受到突发事件波及的个体和群体缓解或解决负面情感。个体语言抚慰可以用谈心、安神音乐、励志故事、有抚慰作用的文学作品等开展，主要的抚慰策略是倾听、共情、心理补偿、转移关注点等。群体语言抚慰是对大众、社会的负面情感的抚慰，常用的方式有悼念亡灵、抚慰伤者、表彰先进、设置纪念日、建立纪念碑等。第三，语情监测。通过语情大数据预测突发事件;在应急处理事件时监测、分析语情，帮助处理紧急语情。
应急语言服务的最高境界是“平时备急，急时不急”。平时备急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应急语言服务教育，使社会具有应急语言服务的意识与常识，使救援人员具有一定的应急语言服务技能，使应急语言服务得到专业支撑。应急语言服务教育，可以分为五种：（1） 社会教育;（2） 学生常识性教育;（3） 应急语言服务团队培训;（4） 应急救援者培训;（5） 应急语言服务的专业教育。
应急语言服务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展起来的概念。[4]“战疫语言服务团”在疫情发生后不久就研制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41种外语）和《疫情防控“简明汉语”》;《语言战略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报》等及时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的学术探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也积极反映应急语言服务的言论与行为;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应急语言问题研究》（李宇明 2020b）论文集。2020年6月，西北师范大学成立应急语言服务团。2020年7月，天津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实验室（简称“一基地三库”），编纂教材，召开“应急语言服务发展论坛”。“中国语言服务40人论坛”在疫情期间积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讨与行动，许多部门、学校也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应急语言服务问题。在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中形成了应急语言服务的理念，形成了一些学术共识。要做好应急语言服务，必须建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的法制、体制、机制，建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开展应急语言服务教育，开发应急语言服务产品，探讨应急语言服务学理，建立“应急语言学”。
四、 以古今中外语言规划为材料
理论来自于事实，是对事实的概括和解释。语言规划学，以语言规划的实践作为研究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来发现规律、构建理论。用于语言规划学的材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别区域、国际组织、重要领域。
（一） 国别区域的语言规划学材料
中国是较早进行语言规划的国家，而且历代都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存留下来，具有重要的语言规划学研究价值。参照李建国（2000）《汉语规范史略》，可以画出一条粗略的时间线索：先秦，周礼对语言行为的规约，官学的语文教育，轩使者的方言采风，孔子的“正名论”，荀子的“约定俗成”说，《尔雅》的义类理念等;秦汉，秦始皇的“书同文”，经学发展与汉字“隶变”，《说文解字》的文字产生说与字书编撰实践，熹平石经与文字规范;魏晋隋唐，佛教东来与反切的发明和翻译论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语言替换”国策，《颜氏家训》的语言规范思想，科举兴起与语言规范，日本“遣唐使”与语言文字的传播，“字样之学”的文字规范观;宋元明清，印刷术对文字发展的影响，《切韵》《中原音韵》的语音规范意义，清代的“国语骑射”方略，《康熙字典》的规范作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此后民国的国语运动、俗体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语言规划。
中国语言规划是人类语言规划学的宝库，但是，过去对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规划多从教育、语言、文字、辞书等角度研究，很少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探讨。古人有很多与语言规划相关的著述，但多在序跋、注疏、笔记、家训等处，不擅长做论文式的专门论述，这就需要今人从这些材料中去做“知识挖掘”，发现古人是如何进行语言文字规范的，是如何发展注音工具的，是如何利用礼仪、教育、勒石、字书、科举等来传播语言文字规范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语言与汉语的，汉语是如何伴随着外国留学生、中国移民而传向海外的。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200多个国别单位的语言规划当然都需要知道，但是最需要关注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国别单位。如那些较有影响力的大国、一些古老的国家、语言矛盾比较突出的国家、具有语言規划典型性的国家等。典型性有各种不同的典型性，比如日本、韩国、朝鲜基本上是单一语言的国家，印度是“语言立邦”，比利时是“语言建党”，加拿大实行典型的“双语制”，法国特别重视国家语言尊严等。
语言规划往往形成区域性的倾向，出现区域性的问题，因此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要有区域意识，重视区域的语言规划共性，换言之，重视具有语言规划共性的区域。比如100多年来的亚洲地区，出现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从土耳其到巴尔干半岛，从中亚到东北亚的蒙古、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从南亚次大陆到越南。这波拉丁化运动对亚洲的语言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且至今还余波未熄，中亚多国从基里尔字母重回拉丁化。再如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在出现“变方言为语言”的语言规划，以适应新建国家的需要;苏联地区，深陷“去俄语、兴国语”的语言旋涡之中，甚至出现激烈的语言冲突乃至语言战争;非洲的一些国家，一直纠葛于教育语言是采用民族语言还是原殖民者的语言。
（二） 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学材料
国际组织分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也可分为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截至2016年，世界上约有6.2万个国际组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贫穷、人口、妇女儿童等众多人类生存和发展领域。今天，国际组织已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非常必要且意义重大。
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组织运作所选择的语言，包括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官方语言具有较多的象征意义，工作语言具有实际的工作意义。第二，语言理念。有些国际组织有公开的语言理念，比如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语言理念一般都涉及语言平等、语言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土著或濒危语言保护等。第三，语言任务。一些与语言关系密切的国际组织，常常要完成一些特殊的语言任务，比如一些国际标准化组织，会涉及语言文字标准化问题;语言教学组织会涉及外语教学和本国语言的传播问题等。一些跨国组织和跨国的“中间共同体”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的语言规划理念，或者提出区域性的语言规划任务，如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對法语世界地位的维护、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对阿拉伯语的提倡、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对非洲语言的维护等。这种情况与区域语言规划研究有交集。
多数国际组织并无显性的语言规划，在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的选用上多向联合国看齐，语言意识上倾向于语言平等。这基本上形成了“国际通例”。国际组织的显性或隐性的语言规划，一方面会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影响到各国的语言规划，另一方面代表着未来的国际语言规划走向。中国乃至国际语言规划学界，甚至是国际组织自身，对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也缺乏研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学术领域。
此外，一些大语言的国际传播也值得关注，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德语、俄语、汉语、日语、韩语等。这些语言传播都有一些组织（特别是外语教育组织）的支持，影响到一些地区，形成国际语言生活的一个方面。
（三） 重要领域的语言规划学材料
领域语言生活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准确了解领域语言生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监测领域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是科学制定、及时调适语言政策的基础性工作。
各国内部都有一些领域是国家语言规划特别关注的。如在中国，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邮政、通信、文化、铁路、交通、旅游、金融、保险、卫生、工商、税务等系统）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四大领域。党政机关起龙头作用，学校起基础作用，新闻媒体起榜样作用，公共服务行业起窗口作用。这四大领域的语言规划分三方面：第一，支撑国家语言政策;第二，制定本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第三，解决本领域的语言问题。
当互联网媒体兴起以后，网络上的语言问题、包括新词语、新话语、新媒体、融媒体、超语言现象等受到关注。此外，社会基层（家庭，学校，单位，乡村）的语言问题也受到关注，比如“家庭语言政策”就是一个热点。领域、基层的语言规划需要重视，是因为这些规划对国家语言政策和社会语言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现在的“语言治理”理念讲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相结合，也为重视领域、基层的语言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
王春辉 2017，2021）
在超国家层面，领域语言规划也比较重要。许多国际组织本来就是领域性的，都可能涉及领域语言规划。比如许多国际组织都涉及命名问题，如国际气象组织关于台风命名的原则、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病毒命名规则、化学元素的国际命名规则、国际地名组织关于地名单一罗马化的规定等，都涉及语言文字问题。
总之，古今中外语言规划材料的搜集，是语言规划学的重要任务。从何处搜集材料，用何方法搜集材料，怎样集聚和整理搜集到的材料，这本身还是需要研究的课题。然而，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够构建起有解释力的语言规划学。一个有解释力的语言规划学，要能够涵盖图2所示的四个层级的语言规划，能够解释、评判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预判某地、某国正在发生的语言规划问题，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的现代理念或追求就是：（1）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避免语言战争;（2） 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将语言资源转化为产品和生产力;（3） 提升国家和公民的语言能力;（4） 加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语言治理，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五、 结语：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语言规划学，是一群关注语言生活的学者以“语言生活”为基本理念展开的。其学术追求，李宇明（2015b）在《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中表述为如下七个方面：
1. 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2. 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3. 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4. 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5. 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6. 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7. 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这群关注语言生活的学者，也被称为“语言生活派”。其实学派创立实属不易，“语言生活派”离真正的学派还有很大的距离。语言生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只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理念。未来的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深入观察图2所示的各层次、各领域的语言生活，搜集语言问题，并将其“学术化”，成为学科问题。第二，全面搜集语言规划资料。在材料基础上概括语言规划规律，升华语言规划理论。第三，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花更大力气把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及学术研究介绍到国际上去，也要积极关注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动向，最好是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合作的平台。第四，服务社会，推进社会语言生活的进步。学术的追求，不仅在于学科的发展，更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价学术贡献，不能只看发多少学术文章、承担多少科研项目这些外在因素，更要看对本学科的学术提升力，学科间的学术穿透力，对社会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语言生活学者建有一个微信群，名为“语言生活π”，并把每年的3月14日作为群纪念日。π是圆周率，其值为3.14159265……，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这象征着语言生活的研究要永不停步，且不因循守旧。
附 注
[1] 在中国称之为“华语教学”或“华语文教学”，详见郭熙（2012，2021）。
[2] 此段论述参见陈章太主编（2015）第七章《国外语言规划》。
[3] 感谢刘海燕教授提供日本的材料。
[4] 2019年6月，防灾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正式成立“应急救援语言服务研究所”，“应急语言服务”的概念有了雏形，但并未最后形成并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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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