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践断舍离
Ann Patchett
塔維娅的父亲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把我们的房子好好收拾一下。塔维娅和我从小就认识，在之后的青年、中年和每况愈下的这些年里，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塔维娅是在纳什维尔（Nashville）乔治城（Georgetown）公寓的24-S室里长大的。她的父亲肯特在20世纪70年代离婚后就搬到了那里，并且常住下来。这些年来，我们亲眼见证了他个人形象更迭交替的每一个阶段：远洋船长版肯特（海军蓝的水手大衣、络腮胡子、烟斗），夜店真命天子版肯特（紫色系），华尔街大亨戈顿· 盖柯（Gordon Gekko ）版肯特（阿玛尼西服套装、袖扣、领带夹），简·方达（JaneFonda）版肯特（运动服和搭配的运动鞋），乡下牛仔版肯特（15双定制的靴子），而他最后一版的形象更是超越了之前各版——宇宙修士版肯特（宽松全棉衬衫、全棉抽绳裤子——因为他胖了）。
他进化过程中的每个新阶段都会产生新的兴趣爱好：新的艺术品、新的烹饪用具、新的读物、新的浴室瓷砖。肯特是公立高中的戏剧教师，早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他就靠着当教师拿到的薪水，在家里从全世界买东西——雕刻成骷髅头的念珠、各种各样的佛像与他那些木雕圣人像[穿着黑色法袍的毕奥神父（Padre Pio），跟5岁小孩一样高]混杂在一起。他把购买时的小票和真品证书连同手写的祷文一起塑封之后归档，放进带拉链的小钱包里。
我小时候经常去24-S室，就像塔维娅经常来我家一样，我们是在彼此的家里长大的。我们知道彼此家食品储藏室里都有什么东西，也知道彼此使用的洗发水的功效。而且，尽管我家的地方大得多（毕竟是一栋独立的房屋），但是卡斯卡特（Cathcart ）家族——包括肯特、塔维娅和塔维娅的姐姐特蕾泽（Therese）——的领地所拥有的辉煌壮丽和异国情调远远超出大多数教会学校女生的见识。她家里整天点着蜡烛。肯特卧室的步入式衣橱被改造成了一个用来冥想和祈祷的神龛。一个碟子大小、看起来像不明飞行物的圆形有支架的机器从厨房的操作台上喷出一团团的雾。餐厅的椅子是春绿色的，椅背上的浮雕是巴黎地铁的符号——充分表明新艺术潮流（Art Nouveau ）在纳什维尔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肯特给那些椅子重新镶上了粉红色的人造革皮面。狭小的客厅两端各自放了一面巨大的镜子（8英尺高，6英尺宽，镜框顶端还有金色的宝塔），塔维娅和我曾经站在这两块面对面放置的镜子中间，度过了许多快乐的童年时光。我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把手臂抬起又放下，我们是无数只小天鹅里的两只。
女儿们长大离开家之后，肯特收集了大量中国西藏颂钵，全都堆放在曾经属于特蕾泽的房间里，每一只钵都有自己的底座，每一个底座上都放着一个印度丝绸缝制的蒲团。他每天都会敲击这些钵，侧着身子从它们中间走过。塔维娅从肯塔基州回来探亲时都会住在我家，因为24-S室已经没有半点儿地方给她了。
“想想看，如果他手里有钱，他还能干出什么来？”我对她说。我们正站在肯特家逼仄的厨房里成箱堆放的格罗尔施泰纳牌（Gerolsteiner ）矿泉水旁边。尽管家里空间一直有限，肯特仍然坚持成批采购。那是2020年4月，他去世后没几天，我们非常想念他。餐具柜的抽屉还没有打开;衣柜上方那些已经不堪重负的置物架也还没人动过。但是塔维娅和特蕾泽已经找出了三十多个接线板。永远把自己当成导演的肯特将每个房间都视为一个舞台，灯光只是他的众多才华之一。
塔维娅给我看一幅画，画的是一位骑着白色公牛的印度神明，他蓝色的四肢朝各个方向伸展出去，肯特在遗嘱里把这幅画留给了我。
“我不想显得自己不懂感恩。”我认真看过这幅画之后说，但是这种东西的关键问题在于有没有地方挂。
肯特的遗嘱非常具体：奥克莱（All-Clad）牌14英寸有盖煎锅给塔维娅;大堆的各种灯泡给特蕾泽;蓝色羊毛毯给塔维娅;中型除湿机给特蕾泽。遗产清单连绵不绝：艺术品、文物、家居用品等等。由于塔维娅和特蕾泽除了拿走几件纪念品之外都没有多余的地方存放这些东西，她们决定把继承的大部分遗产都卖掉然后平分收入。我把那位蓝色的神明也放进了待售物品中。
“那你拿点儿别的吧，”塔维娅说，“他希望你能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24-S室变成了一个考古挖掘遗址，两姐妹在那里用小锄头一点点儿地挖掘着往事。
最后，我拿了一个用银色餐巾架支起来的蓝色石英蛋。我给我合营书店的员工拿了一箱配有花生酱的兰斯奶酪饼干和一大堆Gin Gin"s姜糖。我自己还要了6盒蔬菜高汤。
那个夏天里，塔维娅每周末从路易斯维尔开车南下和姐姐一起进行清理工作。我也不断回到24-S室去和朋友见面，并且看着一个曾经塑造过我的世界逐渐关闭。“他活着的时候给一切都赋予了魔力，”有一天，特蕾泽伤心地说，“现在，只剩下一堆杂物。”遗产出售前，很多朋友和熟人过来，想先挑走他们想拥有的物品。我买下了小时候一直挂在塔维娅房间里的一幅画，画里有一座飘浮的房子，那是我这辈子爱上的第一幅画。我买下了那些绿色粉色搭配的餐椅，并且送给了我的妈妈。当塔维娅知道以后她仍然可以到这些椅子的新家并仍然可以坐在上面的时候，她非常欣慰。
24-S室被挖掘得越深，出土的东西就越多。24-S室变成了一个考古挖掘遗址，和乔治城公寓的其他公寓完全隔绝，只有两姐妹在那里用小锄头一点点儿地挖掘着往事。
一个人是怎么弄来这么多延长电线、电池和念珠的？
塔维娅和我手拉着手站在停车场上，默默发誓：我们绝不会这样对待任何人。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人生的遗物留给别人去整理，而且无论如何，那个神秘的整理者会是谁呢？我的继女们？她的侄女？我们两人都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丈夫们会把我们留下的东西整理好吗？根据精算表显示，我们应该会活得比他们更长。
塔維娅的父亲在她和我都是56岁时去世。如果是在其他任何时期，我们或许还能再享受几年人生，忽略我们早晚也会死去这个事实，但是全球疫情让我们不能再无动于衷并处之泰然。我把肯特的石英蛋和餐巾架放在我家里办公室的窗台上，在那里它的蓝色消退，并莫名呈现出一种温暖的橙色光晕——那是肯特最喜欢的颜色。每天我都看着它，思考着所有要完成的工作。
我的朋友瑞克（Rick）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就住在我家附近。几乎每天早上出门遛狗的时候我们都会偶遇。他最近一直在劝说我去看一看这条街尽头那座要出售的房子。“去看一眼吧，”他说，“你肯定会喜欢的。”我不想换房子，但是，肯特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遗产还没清理干净，或许搬家可以让我强迫自己去清理我家衣柜里那些打包在箱子里的东西。
走在街上去看那座我们每天都路过的房子时，我和我丈夫卡尔（Karl ）都认定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发现那座房子还不如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讨人喜欢时，几乎感到失望。
“我在想，如果咱们只是假装要搬家，”那天吃晚饭时我对卡尔说，“可能吗？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清理一遍，但还住在这儿？”
我本来可以说：“我在想，如果咱们只是假装已经死了。”但那就会引发截然不同的脑补场景。我们能不能至少有所准备？那不正是肯特没有做到的吗？把想象自己的死亡作为他灵修的一部分，环视24-S室的一切，想象着没有他的世界。
卡尔已经在我们的房子里住了25年，我在这里也住了16年——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住的时间都长，而且长出10年以上。我们婚姻中趣味相投的地方是都喜欢整洁。卡尔脱掉西服外套后会直接挂起来，我临睡前一定会把厨房的操作台擦干净。来我家留宿的客人们源源不断，他们都评价我家的居住环境非常宁静，我告诉他们，秘诀就是没有太多东西。
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久而久之，那些衣柜和抽屉里都放满了一些我们从没碰过的东西，甚至很多情况下我们完全忘记了拥有这些东西。卡尔说他很愿意来一次深度发掘。他在家工作，我的旅行计划也都停止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件事，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确实感到难过，但是时间不长，随后取而代之的感觉是轻松。
我从容易上手也非常熟悉的厨房开始，我坐在地上，方便先整理最底层的橱柜。塑料汤盒很容易——我攒了太多这类盒子。有时候，我买了新的面包盘之后也没把旧的扔掉。我有4个滤锅。我逐一把每个柜子里的东西都清出来，评估、分类、擦拭、更换。我把不想要或者不需要的东西都丢进洗衣篮，然后把这些废物拿到地下室。我决定要等到我们把整栋房子都清理完之后，再找地方处理我们要丢弃的东西。这是我从工作中学到的经验：写作与编辑必须分开，如果你想同时进行，你就永远完不成进度。我不会停下手头的事情去想象谁对我15年前买下但一次都没有端上桌子的绿色方形大餐盘感兴趣。
最让我吃惊的并不是我拥有的东西，而是它们带给我的感受：因为拥有7个沙拉碗而产生的意外的羞耻感，从未好好使用过妈妈送给我的电动榨汁机的负罪感，还有，最奇怪的是，我把这些无生命物体都拟人化了——这些印着山雀图案的塑料盘子如果意识到它们即将被送去地下室，会作何感想？仿佛我的手指触碰到了自己灵魂中一些意料不到的结节。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愿意悠闲懒散地聊一聊我窗外那些正在啄着砖块的真正的山雀，但是这种对餐具油然而生的同情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摆脱掉这些想法，重新把洗衣篮装满，往楼下走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人性的常态，还是一种只有小说家才会患上的疾病。让那些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人物鲜活起来是一项经过长期训练的技能，就像一个口技师有能力把他的声音赋予手上的袜子布偶一样，技艺炉火纯青的口技师最后甚至能优秀到手上不套袜子也能让人相信是布偶在说话，是一条空空的袜子躺在洗衣篮里唱着《亲爱的爸爸（O mio babbino caro）》。当然，这或许并非全人类或者所有作家的难题，而只是我个人遇到的难题，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这类难题，那么清理厨房的人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为了以积极的态度结束第一天的工作，我努力打开了一个塞着35条洗碗巾的抽屉。那些洗碗巾都非常漂亮，很多都从来没用过，上面印着小狗、小鸟、考拉熊和田纳西州风光的图案，我觉得留下10条就足够了。我把它们都洗净、叠好，然后把多余的洗碗巾拿到了地下室。打开抽屉收拾完再关上的安逸感让我陶醉。
这还只是热身环节的伸展运动。
第二天晚饭后，我拖过一把梯子去整理上层的橱柜。柜子最顶层放着一打水晶蚀刻的细长形香槟酒杯，柜子太高了，我勉强才能把这些杯子取下来。竟然有12只！都是我在30岁到40岁期间一只一只陆续收集的。有些是自己买的，有些是别人送的，有一只薄纸包着的酒杯是我的生日礼物，仿佛我做了整整10年的新娘，却没有嫁给任何人。我是不是曾经认为有朝一日会有12个人在我家里想要开香槟？
这些香槟杯的一切都让我沮丧：它们的数量、它们令人发指的长度，还有它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橱柜里等着我举办一次酒会的期望。（看，我又犯了老毛病：香槟杯们在等待。我让这些香槟杯失望了，因为我没能够举办酒会，好让它们的存在有正当的理由。）但香槟杯还不是全部。我在往下一格的架子上那一堆葡萄酒杯的后面发现了4只沃特福德（Waterford ）的白兰地杯。高中时我跟父母要过白兰地杯，然后就会以每年一个的频率收到它们。我还发现了6只小小的利口酒杯和一套白色的浓缩咖啡杯，附有圣餐饼干那么厚的咖啡碟。那套浓缩咖啡杯还放在原来的包装纸盒里，盒子的一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啃掉了。我从来没做过浓缩咖啡，因为我实际上并不喜欢浓缩咖啡。
“爸爸每年改变形象是为了孩子们，”塔维娅跟我说过，“孩子们”是肯特对学生们的称呼。“他们非常喜欢，他们总是期待着看到他接下来会变成谁。”
那么我接下去会变成谁呢？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我会站在喷泉里喝香槟吗？我会在一段恋情结束后把白兰地杯扔进壁炉吗？我把高低各异大小不一的酒杯们放进洗衣篮，用毯子当作隔层。我把它们放在地下室热水器附近的水泥地面上，组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又毫无用处的战营。
年轻时我错误地估计了成长的必要工具，抑或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灵感来源是伊迪丝· 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和莫尔昌特·伊沃里（Merchant Ivory）公司出品的电影，是我最好朋友的父亲。
我没猜中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正因为此，我记录下了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自己，我是一个有着奇怪梦想的奇怪小孩，因为不仅是玻璃杯——我还买过餐具。在我8岁，我姐姐海瑟（Heather ）11岁那年，我们和继父一起遭遇了一次车祸。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笔保险赔付——我拿到了5000美元，她拿到了1万美元，因为她的伤势比我的严重2倍。付过律师费之后剩下的钱被存入了一个低息信托基金，等我们年满18岁时就可以取出来。海瑟拿到她那笔钱的时候，我也向法庭要求拿到我的那笔钱。我告诉律师，白银的价格一直在不停上涨，如果我还要等上3年半，那我就永远都买不起那些餐具了。
法官把钱给了我，可能是他觉得应该尽快摆脱这个上来就跟你谈论白银市场的14岁小孩。我买了8套餐具，还有餐盘，上面都有戈尔汉姆（Gorham ）的香蒂莉（Chantilly）花纹。我买了色拉叉，因为我认为它们不可或缺，但我没买奶油浓汤勺，因为我觉得它们并非不可或缺。我用剩下的钱买了5枚沉甸甸的南非克鲁格金币（SouthAfrican Krugerrand），把它们藏在玩具屋的冰箱里——那个玩具屋如今还在我的卧室里摆着——两年后卖掉，赚了一笔钱。
“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留着，”我对卡尔说，“我不想让你觉得因为我在断舍离所以你就必须跟着处理你的东西。”
“我也在断舍离。”他在清理自己的衣柜。
在厨房吧台下面一个隐藏式橱柜里，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塑料箱，里面装着银托盘、银花瓶和银火锅。还有很多餐具、碗，以及一套茶具和一个巧克力锅。我不能说我已经把它们忘了，但是大约15年前我把它们包好存放起来之后，这个箱子就再没有被打开过。我把里面的东西在餐桌上摊开，这些东西都是卡尔的，和我的玻璃杯一样，属于婚前财产。
他漫不经心地给一个盘子盖上盖子。“咱们把这些都处理掉吧。”他说。
“你不想留下几件吗？”
“要是10年前，我或许会说好的。”他说。
我等他说出这句话的后半截，但他再也没说。卡尔开始把那些银器放回箱子里，没有丝毫留恋之情。我担心他以后会后悔并为此责怪我。我也把这个担心告诉了他，但他说我疯了，我确实疯得越来越明显了。箱子装满了银器之后就像是海盗的宝箱一样沉，我俩一起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搬到了地下室。然后他打电话给他诊所的护士莱斯利（Leslie ），一直以来都是她凭借良好的判断力和愉快的心情引导他度过漫长而艰苦的工作日，他邀请她和她女儿一起过来看看有什么能用到的。
幸好我忍住了没有说出“我们要等等”这句话。因为这是卡尔最喜欢并且绝对等不了的环节：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给出去。我第一次见到卡尔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小汽车给我。
一個小时之后，莱斯利和她的女儿还有我俩一起来到地下室。莱斯利刚下班，还穿着护士服。她的女儿凯莉（Kerrie ）也是个护士，脚踩登山凉鞋，身上穿的似乎也是登山服。她最近刚从科罗拉多栈道（ColoradoTrail ）徒步回来——从丹佛（Denver ）到杜兰戈（Durango ）——全程五百英里都是她独自走下来的。她在途中感染了新冠病毒，还在帐篷里等候了一段时间。
“她刚刚订了婚。”莱斯利告诉我。凯莉笑了。
“那这里一定有你能用到的。”卡尔说。
莱斯利大笑着告诉我们，她女儿的全部家当仍然是一台车就能装下。
我相信。凯莉是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化身，她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头庞大壮观的鬈发。显然，她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成年生活。我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在水泥地上摆放的玻璃杯和瓷杯之间走来走去。她拿起一个超大号香槟杯，并且举到眼前。“这些东西你真的不想要了？”她问。
我告诉她，我一件都不想要了。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她也不应该想要。
她拿走了香槟杯，拿走了白兰地杯，拿走了那套小型咖啡杯，但是没拿浓缩咖啡杯。她拿走了那一摞玻璃盘子，也拿走了那堆这些年里像兔子一样越生越多、大小不一也不成套的葡萄酒杯。每当她似乎已经没什么可挑的时候，卡尔就会捡起另一件东西递给她。她收下了一些银餐盘，还有那个绿色方形大餐盘。每一次拿走之前，她都会再问我一遍，“你确定？”
我含混着表示了确定，但也并非特别诚恳。事实上，我觉得非常恶心——不是因为我会想念这些物件，而是因为我在以某种方式欺骗她。我是在把我的负担转加给一个毫无戒备的灵魂，这样我就可以延续自己曾经真心相信过的成年人生的谎言。她和她的母亲小心地用洗碗布把香槟杯都包起来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出它们被她绑在背包后面的场景。她们打包完之后，我帮助她们把这一堆东西搬到车上。她们站在午后的阳光里，一直在不停地感谢我，说她们不敢相信，这么多漂亮的东西。
我把我的负担都卸到地下室的地面上，凯莉把它们带走了，至少带走了很大一部分。房子里还有太多东西要整理。
“别难过，”看着她们把车子倒出车道，卡尔说，“如果我们没给她，她也会在婚礼的送礼清单上写出来的。”
我确实感到难过，但是时间不长，随后取而代之的感觉是轻松。
这就是实践的过程：我开始处理我的财产，至少是那些没有用的财产，因为财产挡在我和死亡之间。它们并不能保护我免于死亡，但它们在我的认知中制造出某种障碍，就像是一层层的泡沫包装，因此我所思考的并不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此时此地的美好，而是我收集的那一大堆闪闪发亮的小饰物。我已经开始了挖掘它们的旅程。
那天傍晚，卡尔给他的儿子和儿媳打了电话，他们过来挑了挑地下室里的东西。经过反复考虑，他们同意拿走一个耐热玻璃量杯和一个种植球茎植物的花盆。第二天早上，卡尔的女儿来拿走了茶杯、搅拌机和剩下的一些银器。她是那种随便哪个星期二就无缘无故地举办大型派对的女人。她高兴极了，我也为她高兴。一切变化都来得那么快。确保让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东西已经不再是重点，重点是那些东西都没了。
一夜又一夜，我都会重新开始打开一个衣柜或者抽屉。洗衣房里那瓶一加仑装的“顽渍消（Tuff Stuff）”浓缩家用清洁剂让人格外沮丧，那是10年前我从一个上门推销的俄罗斯小孩那儿买的。当时他看出来我准备拒绝，于是拧开瓶盖直接喝下一大口。“没有毒，”他伸手抹着嘴角说道，“你要不要试试？”我发现了6瓶在2010年前已经过期的驱虫剂，一瓶早已经凝结成块的大猩猩牌家用胶水，还有早已去世的狗宝贝的项圈和碗。洗衣房是一切走向死亡的地方。
每张桌子都有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有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没有意思。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搜寻它们，我在使用手册、遥控器和花卉肥料包里仔细翻找。我找到了烧过的蜡烛头、竞选徽章、五分硬币、数量惊人的铅笔，还有两个人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很多副扑克牌。我把曲别针收集到一起，把橡皮筋团成一个球，扔掉了其余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扔掉那些美丽的东西——结婚纪念日时我送给卡尔的黄铜鸟笼，里面有一只机械控制的小鸟可以唱歌;挂在前厅里的那幅小黑狗的画。我也不担心我们用过的东西——客厅里的绿色沙发、桌子和椅子等等。如果卡尔和我明天就消失，也会有人想拥有这一切。我想拥有这一切。我不是个苦行者，尽管我这样说有些遗憾——因为我毕竟是在慈悲修女会长大的，还上了12年的天主教学校。（喜欢世俗物品的肯特早年也曾经在客西马尼的特拉普修道院学习过。）
我的目标绝没有发誓“安贫乐道”那么伟大，然而我发现实现自己的小目标也足够困难。我关了一楼的灯，上楼去了。
我整理的区域离我休息和工作的地方越近，我的决定就越复杂。我在一个三明治密封袋大小的拉链包里找到了外婆曾经用来搭配服装的各种首饰，所有丢失的珠子和坏掉的搭扣都在，回忆几乎将我淹没。我不记得她戴过其中任何一件，但她喜欢不时地把它们拿出来整理，她也允许我和姐姐拿去玩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廉价的项链、手镯和可怕的夹耳式耳环一路陪伴她到了老年痴呆病房。她走后，我从她房间的床头柜里把它翻了出来，不是因为我想要，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把它留在原处。
最终我决定把它们都处理掉，因为一旦我也走了，世界上还会有谁能明白它们的含义？我留下了外婆的心形小吊坠，里面有我妈妈和外公的照片。我留下了那枚镶着两块椭圆形绿色玻璃的戒指，那是她的哥哥罗伊（Roy）在她八年级毕业那年送给她的礼物。我留下了她细线一样的结婚戒指，现在就戴在我的左手上。
我发现一些小东西随着时间流逝变得重要的原因只不过是我把它们保存得太久：一位高中好友从日本买回来的一个小型摇摆木马;13岁做牙齿矫正前从我嘴里拔掉的两颗牙齿;一块看起来像是大甲虫的光滑的绿色石头——我想不起来是从哪儿来的了。我把它們都扔了。我在家里办公室壁柜最顶层的架子上发现了两个“亚历山大夫人（Madame Alexander ）”牌洋娃娃，它们被包好放进了同一个袋子。它们是那种所谓的时装娃娃，意思是它们的衣服都很漂亮，而且只能看，不能拿着玩儿，可我好多年都抱着那个黑头发的娃娃一起睡觉。它的袜子和鞋都没有了，头发乱蓬蓬的，衬裙全都歪了。我曾经对它付出了全部的爱心。另一个娃娃是北欧的金发女孩，它完好如初，连草帽上的丝带都还在，因为我根本不想要第二个娃娃。我只爱那个黑头发的，到现在我还是爱它。那个金发的我只是欣赏而已。我已经太多年没有想起过这些娃娃了，但它们还在那儿，等待着。或许，就像篮子里的袜子一样，它们一直都在歌唱。
我能看到，即使是经过童年时期漫长而黏腻的拥抱，又在袋子里度过了四十多年之后，两个娃娃仍然从内到外散发着美丽的光芒。我写信给我的朋友桑迪（Sandy），还附上了照片，询问她的孙子们是否想认识一下我童年时真正的朋友。她立刻回信说好。香槟杯、娃娃，还有牙齿，我感觉到周围的空间开阔了。不幸的是，我最亲的人也能感觉到这个空间的敞开。听说我在断舍离，我的妈妈给了我一大盒我在学校里写的信和故事。她一直在默默地收集，而且，即使我退缩了（我并不想再看到那些故事），我同样在断舍离的姐姐仍然照旧给我丢过来同样多的一堆我早年的作品。她们感觉到我的房子里有了空位，于是赶着来填空。
我姐姐的朋友梅根（Megan）和她8岁的女儿夏洛特（Charlotte）在我的工程临近结束时来家里做客。梅根和夏洛特正在进行一次从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开车往返大烟山（the Great Smoky Mountain ）的旅行，沿途远足和露营。她们住在我姐姐那儿，海瑟带她们来看我。那时，我地下室的东西只剩下一点点儿需要处理了。
“我跟夏洛特说了要带她参观你的浴室。”海瑟说。
“她很喜欢参观别人的浴室。”梅根说。
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上了楼。梅根经过我办公室的时候停住了脚步。“哇，夏洛特，”她说，“来看看这个，看看她这儿有什么。”
孩子走进我的办公室，立刻用双手紧紧捂住嘴巴以免叫出声来。我打开了灯。她盯住我那台很便宜的兄弟（Brother ）牌电动打字机，是我用来打信封和便笺用的。
“你有一台打字机！”夏洛特雀跃不已。
“她真正想要的是一台手动打字机，”梅根说。“我们也看了不少，但是没有一台能够正常工作。打字机年头久远之后，按键就动不了了。”
我们身后的柜子里就有两台手动打字机。一台是我外婆那台小小的阿德勒牌提帕7型（Adler Tippa 7）草书字体打印机。她所有的东西都用它打，以至于如果我现在用它打张字条出来，我都会觉得上面的字迹是她的手写体。我不能把这台阿德勒给人。我还有一台爱马仕3000（Hermès 3000），是我上大学时妈妈和继父买给我的，它是我能想到的最华丽的打字机。我用它写了大学里的每一篇论文，每一篇故事。研究生期间，我就坐在厨房餐桌旁的一把高背椅上打字，那把椅子是我的朋友露西在爱荷华市周二晚上的拍卖会上买下的。我一稿又一稿地打字，直到后背完全不能动弹，然后我就会在客厅的地毯上平躺好几天。那台爱马仕打字机箱的把手上仍然挂着一个行李吊牌，上面写着——皮德蒙特航空公司（PiedmontAirlines）。每年圣诞节我都会把这台打字机带回家，哪怕它重达17磅。这就是我对这台打字机的爱，我完全无法想象在整个假期里与它分隔两地。我妈妈和我姐姐还给我的那些故事：它们都是在这台爱马仕打字机上写出来的。
我的妈妈和我的继父、我亲爱的露西、大学、研究生院，所有那些故事——它们构成了那台打字机的历史。它在存放娃娃的同一个柜子里等待着。清理柜子时，我并没有打算把任何一台打字机给人，但自从我23岁那年有了第一台电脑以来，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打字机。我把梅根拉到一边：“我有一台手动打字机。”我悄声告诉她。
她看上去有点儿惊惶：“你不会想把它给出去吧？”
我告诉她我会考虑一下，让她别跟夏洛特说。我让她第二天早上再来。
我不再需要那些玻璃杯和银器，它们代表着我曾经以为自己会成为但最后并没有成为的人，我也不再需要那些娃娃了，它们代表着曾经的我，但早已不是现在的我。而打字机则同时代表着我想成为的人和我已经成为的人。找到了打字机就好像找到了我曾经用来砍树的那把斧头，我就是用它建起了现在居住的这座房子，它曾经是我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对我付出了这么多，难道它不该拥有比束之高阁更好的出路吗？
（是的，我承认这就是我。我在考虑一台多年以来忠诚服务的打字机应该得到什么回报。）
在任何实践中，都会有测验环节。这就是我们称其为实践的原因——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们就能准备好迎接挑战。我曾经爱过一台打字机。我曾经相信自己年轻时写出的每一个美丽的句子都来自那台打字机本身，但我随后仍然忽略了那台打字机的存在。
“宇宙修士”肯特曾经把他的祷文塑封起来。他也塑封他的女儿们、外孙们和他的狗的照片。他还塑封了我的小说收到的好评。他去世后，塔维娅找到了两个塑封卡片，其中一个写着：
我曾经相信自己年轻时写出的每一个美丽的句子都来自那台打字机本身，但我随后仍然忽略了那台打字机的存在。
我有
我要的一切
另一个写着：
所有
不是梯子的东西
都会消失
他需要两句祷词才能记住。肯特和我已经在这世界上千帆过尽，而且，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会想出断舍离的办法。
我把爱马仕从壁柜的架子上取下来，打开盖子，然后打了“我爱你，我爱你”，按键还能动，我上网查询是否还有可更换的色带。
有。我观看了知名手动打字机爱好者汤姆· 汉克斯（Tom Hanks ）为一台爱马仕3000更换色带的视频。“没有比爱马仕更好的打字机。”他用推销员的声音说道。
嗯，确实如此。
那天晚上我和卡尔遛狗的时候，我跟他说了夏洛特的事情。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虽然我也非常喜欢它，但是如果有人可以使用它就太好了。现在还有多少小女孩渴望拥有手动打字機呢？”
“那就把我那台给她好了。”他说。
我站住了，狗也站住了。“你有一台手动打字机？”家里有3台手动打字机吗？
卡尔点点头：“是你给我的。”
我已经忘记了。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我送过卡尔一台好利获得（Olivetti ）牌打字机当作生日礼物，因为我习惯了跟作家而不是跟医生约会，因为当时我还不了解他，因为我认为自己是那种和拥有手动打字机的男人约会的女人，我买了一台全新的打字机。26年过去了，它仍然是全新的。
亚伯拉罕抬头一看，看到一头公羊被自己的犄角钩在了灌木丛中。他走过去，抓住了那只羊，用它代替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
好吧，不是那样的。本来我已经准备好放弃爱马仕了，现在我又不必让它走了。灌木丛里还有一台打字机。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台好利获得打字机送给夏洛特的时候，她以为我给了她月亮。她曾经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拥有打字机的女孩，现在她的梦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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