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连接个体记忆和群体记忆的新冠主题读物
崔波
【摘要】2020年是世界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全球经历了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此次疫情不仅考验各国公共卫生应急和治理能力，且折射出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在这次疫情中的云诡波谲。作为记录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载体，出版物构成了这次疫情大流行中的全球记忆的一部分。文章以亚马逊网站为全球记忆空间视角，对新冠主题图书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作者的个体记忆是如何通过编辑和读者的书评建构起关于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发现，在出版物的主题层面，版本篇幅呈现出一种正增量的趋势;出版物的媒介载体多元，电子出版物发挥了应急作用;编者文本与读者文本虽然围绕疫情记忆社群总体规模不大，但也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文本间性。
【关键词】新冠病毒 畅销书 叙事 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8-029-11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05
一、书评作为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挑战着公共卫生系统，同时也考验着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给每一个地球公民留下了对这次灾难的反思：这是一场纯粹的自然灾难吗？人为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这场灾难，人类还能继续保持万物之灵长的优势地位吗？这一系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反思，都需要人类调动作为身体化的资源——记忆。在人类各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类就无从知晓我之所以为人的缘由和过程，也更不能理解人作为世界的一员的合理性和独特性。因此，有学者这样总结道：“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1]（108）
回望人类流行病历史，不乏由知名作家写就的作品，记录了他们经历和感受的灾难，这些基于对灾难的回忆而流淌出来的文字，成为人们追溯过往历史的史料。最早有关流行病的文字当为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其中记录了一段历史：军队统帅阿伽门农掠走祭司女儿，为此太阳神阿波罗勃然大怒，给阿伽门农统帅的部队降下一场瘟疫，无数将士的生命被吞噬。从此瘟疫作为人类的创伤记忆，不断出现在各类作品中：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1348年佛罗伦萨爆发的那场残酷的瘟疫——黑死病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虽然记录的是避难于别墅的10个青年男女所讲的故事，但隐喻了中世纪的天主教与禁欲主义对人心的屠戮;丹尼尔·笛福创作的《瘟疫年纪事》描绘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据说这部作品是笛福以其叔叔的口述为基础创作的一部小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鼠疫》描写身处北非城市奥兰的医生里厄带领大家奋力抗争鼠疫感染的故事;马尔克斯笔下《霍乱时期的爱情》揭示出历史上严重的霍乱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基本结构和文化形态。借助上述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作家个体的记忆在作家与读者间流动，进而形成个体间及代际的互相交换或流动，构成了人类对苦难的集体记忆，于是带有身体烙印的个人感觉书写就演化为超越身体的文化记忆。记忆伴随着遗忘，“我们凭记忆来记住事物，如果我们不记住遗忘，那么听到遗忘二字，便不能知道二字的意义，因此记忆也记着遗忘”。[2]如果没有记忆的载体传承下来，或者痛苦的记忆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么人类先民的苦难就无法被后人感知，产生共情。
如果说之前流行病的记忆主要是通过知名作者书写并留存于世的作品唤起的，那么大众媒介的出现则加快了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借助媒介，个人记忆“特别是灾难记忆有可能从个人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生活经历有可能被抽象化或被凝练成某些生命的哲理，新的社会责任感或公民道德有可能渐趋形成，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或共同理解、分担、反省人类自身的过错、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伤害也变得可能”。[1]（108）
互联网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连接起来，“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愈益扩张的公共空间所征用，个体以‘个体化的名义在公共空间展示或演示自我的隐私及内心生活越来越成为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主要渠道，就像网络世界里的个人空间、朋友圈、好友群一样，原本属于私密性的私人生活被自愿、主动地交付给公共领域，而后者也借助这种显现来建构新的部落”。[1]（191）如列为文化遗产的维基百科的书写转化为专业写手和业余写手共同完成的工作。李红涛和黄顺铭曾以“南京大屠杀”维基百科词条为例，探讨了在维基百科平台这一全球性记忆空间，协作编写者是如何建构起那段攸关中国艰难的过去的集体记忆，揭示了互联网平台可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快速链接并产生互动;刘于思通过定量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互联网为个体记忆賦权，产生的个体记忆书写构成了公民书写的一部分，从而与官方声称的集体记忆进行竞争性对话。[3]在《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一文中，邵鹏指出互联网改变了时空的距离，他用“保温瓶”和“加湿器”隐喻互联网上的记忆。所谓“保温瓶”是互联网保存了大量的信息，在唤醒记忆时可以随时调用这些信息;所谓“加湿器”是指集体记忆更加趋同，各集体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而个体则又属于日益趋同的集体。[4]
在互联网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了关联，用互文理论来理解，记忆书写的主体和记忆接受的主体形成了一种互文，或者说每个记忆主体都处于与其他记忆主体的联系中，也只有在与其他记忆主体建立联系后才能构建完整的记忆空间，任何记忆同时也是被记忆的。周志强曾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兼有新媒介和大众媒介的属性，其中新媒介实质上是私媒介，个人身体的感受可直接通过新媒介阐发出来，而大众媒介“则由广播、电视、报刊等组成，受国家或者集团的控制”。[5]人们对灾难的记忆可经由“私媒”扩散到公共空间，私人的记忆可被大众利用，成为合法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联性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将新闻作为研究文本，缺乏更多的将文本作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联动考察的经验性案例，如张志安等人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将不同媒介记忆与记者记忆相关联，发现“中国新闻界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真正具有‘共同体特征的新闻阐释社群尚未形成”。[6]近几年这种研究状况有所改变，有研究者将维基百科文本、微博文本作为记忆研究文本，做出了有益探索。书评作为记忆经验性文本的一种，具有研究价值，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购书平台的出现，读者的每一次购买行为都被赋予可以抒发个人对作者记忆文本的再回忆的权限，当读者的文本在互联网平台上与作者的文本特别是以电子文本如Kindle文本并行出现时，来自不同生命体验的主体的记忆就会交织在一起，形成记忆的并置。[7]
在以购书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上，平台本身承载了即时性的内容，如Kindle或网络小说，读者一经付费就可以展开阅读。作者个人的记忆很快与读者的记忆产生化学反应，经由编辑书评的催化以及平台对购买者反馈信息的需要，促进读者书评文本的书写，这样作者个体与读者个体的记忆就通过文本连通起来。从互文理论角度看，无论是专业书评人的书评文字，还是作为图书消费者的读者的书评文字，都在作者、读者和出版商间构建信息交流的渠道，而书评是一种以读物为对象，由书评人有见识地分析出版物的形式和内容，探求创作的思想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文体，兼具介绍和评价之功能，因此通过书评可以变化角度“观察、平衡并修改文化文本中的单个文本”。[8]
二、研究假设与样本选择
如果说第一部分主要阐明的是出版物作为记忆表征载体可以作为人类灾难研究的载体的话，那么接下来将探讨出版物作为记忆载体研究的可行性。个体和群体是记忆的主体要素，因此可以将记忆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即身体化的记忆和超身体化的记忆。其中身体化的记忆指向个体的记忆，因为记忆是关涉人的肉体的行为，记忆的书写是感觉并用符号表征事物的过程。而超身体化的记忆则指向个体的记忆转化为群体的记忆，进而进入社会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感觉逐渐被消解，抽象成人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1. 研究假设
书评是读者与作者精神交流的产物，从记忆角度看，书评是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间精神交往的日常记忆。读者在互联网上对某一本书的林林总总的评论，由国家对网络的监管法规、平台规则如算法等社会事实进行调节，并最终指向社会，进而建构出对某一作者和作品的记忆。互联网的书评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文本。第一层面的文本是编辑撰写的书评，英文为editorial reviews。作为作品的第一位读者，编辑的书评是高度专门化的与作者进行交互的文本，深深地打上了出版机构的烙印。第二层面的文本是读者撰写的书评。
编辑的书评功能有两点。第一，具有表征功能。书评不仅反映的是编辑对于作者记忆文本的再记忆，而且折射出影响出版物的技术、科学、政治、市场等要素，甚至对于国际出版而言，还体现出全球化的产业链和细密的社会分工，此外，编辑的书评还是高度组织化的文字。第二，具有引领功能。编辑作为图书领域的意见领袖，不仅唤起读者对作者记忆文本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编辑的专业文本渗透到读者对作品这一记忆文本的生产、传播乃至消费中。由此，作者的记忆经由编辑选择、把关、推荐、分发到达读者，读者再将作者的记忆、编辑的记忆再记忆化表征，形成读者的书评。这样，作者和编辑的单一文本就实现了扩张，或者换句话说，记忆在读者的点评下不断扩张甚至膨胀，大有取代原文本的势头。这样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作品越多被点评，就越容易被再记忆，形成人类知识历史的一部分;二是作品在扩散中，作为记忆主体的合法地位有可能被动摇，因为在文本被记忆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记忆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超越了心理学层面，甚至跨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边界，继而成为一种泛化的文化概念。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读者，互联网创造了三者互文的机会，加快了记忆从个体向群体的流动，由此身体化的记忆向超身体化的记忆转移。
围绕互联网售书平台的三大记忆主体，本文提出三个与新冠肺炎疫情书评相关联的记忆问题：作为记忆的原文本，是如何经过编辑之笔，以出版物的方式实现在读者记忆场的落地？编辑对作者记忆文本的再记忆，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传递给读者？读者中哪些人形成了对接编辑记忆文本的积极回忆行动，这些积极回忆行动者与记忆文本的被动回忆者是通过什么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哪些形式的文本更容易唤起读者的记忆，也更容易促进读者的记忆生产？
上述三个问题回应了记忆研究三个核心内容，即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其中“谁”是记忆的主体，“什么”是记忆的客体，“如何记忆”则研究的是作者、编辑、读者等记忆主体如何通过自身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完成一系列的意识活动，并以文本的形式表征的行动。按照法国思想家拉图尔对行动者的理解，记忆主体、记忆客体、记忆过程均可被视为记忆的行动者，共同构成了供后代回忆的历史。
2. 抽样标准
笔者通过检索亚马逊官网www.amazon.com，比对COVID-19、Cornavirus作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发现以Cornavirus為检索词检索出来的读物种类更多、更全，因此本文以Cornavirus为检索词，时间期限设定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语种为亚马逊官网所有涉及的语种，以Cornavirus为检索词检索出来的出版物，达到
10 000多种。本文将语种限定在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英语，发现英语世界共出版9 000多种读物。考虑到本研究聚焦于记忆主体的联动效应，因此将亚马逊的星级评级体系运用于数据筛选，此星级评分是亚马逊根据机器学习模型而不是原始数据平均值来计算的，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评分者的年龄、评分是否来自经过验证的购买者，以及确定评审者可信度的因素，将星级分为1星～5星，星级越高，评论也越多，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样本进一步限定在读者评分为四星级以上的读物，经过多次人工数据清洗，剔除不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或主题的读物，共获得适合本研究展开的813种读物数据。
3. 基础数据
样本中第一本新冠主题出版物首次出现在2020年3月，经过5月和6月空窗期，之后新冠主题图书的出版呈上升趋势，8月至10月增长最为迅速，在2020年10月达到全年峰值，达169种，之后出现回落，12月达到61种（见下页图1）。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照分析，英语语种的新冠主题出版物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并不是最迅捷的，但是总量较大，参与出版的出版社既有像DK Children、HarperCollins、Freedom Press、Pixel Mouse House Books、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Wil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等知名出版社，也有诸多独立出版商。
英语出版物一般划分为虚构类（fiction）和非虚构类（non-fiction） 两种，在新冠主题出版物中，虚构类作品24种、非虚构类789种。依据亚马逊网站为出版物设定的标签，本文进一步将非虚构类出版物分为工程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艺术、医学医疗保健、政治学、宗教、其他，共计13类。其中医学医疗保健类作品最多，達274种，之后依次为文学153种、教育学86种、政治学63种、心理学62种、宗教59种、经济学34种、社会学23种、历史学19种、管理学15种、艺术学9种、工程学2种、其他14种。虚构性作品基本上是文学作品的天下，涵盖小说、诗歌、民间文学等体裁。
以纸质图书出现的作品有662种，占作品总数的81.4%;有声读物44种，占作品总数的5.41%;电子书718种，占作品总数的88.3%。可见，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电子出版物是抗击疫情、纾解紧张情绪的主要载体。
从书评的数量与疫情发展关联看，本研究数据中最早出版的新冠主题图书是由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Guidance for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Prevention， Contro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一书。该出版物在2020年3月输出英语世界，以纸质和Kindle两种方式发行，虽然该书在2020年仅收获了1个书评，但读者评论定级为4.8星级。这本汲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南》，以及相应官方解读的出版物，帮助读者树立对新冠病毒的正确认知，“面对COVID-19危机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来说是宝贵的资源”。
从读书书评总量看，全年读者书评达到36 713篇，但每个月的书评数量分布极不均衡。2020年4月至5月由于4星级出版物缺失，因此读者书评均为0。随着6月相关出版物的爆发式增长，读者书评也迅速升至3 241篇，10月达到全年最高值10 146篇，之后呈下降趋势，并与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疏离，12月更是降至580篇（见图2）。
从记忆角度看，2020年8月至10月新冠主题读物的评论已经耗尽人们对这场灾难所有的回忆和想象，整体呈下降趋势。为了印证上述判断，笔者检索了2021年1月至2月的读者评论为4星级以上的新冠主题出版物，评论量大部分保持个位数，部分达到20篇左右，这说明人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产生了群体信息免疫。从亚马逊给书评读者所作的标识，可以看出大部分读者集中在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主要欧美国家，在亚洲主要参与书评的国家是日本。
三、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文性
将书评看作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文表征，既需要从宏观角度考察书评量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联，又要从微观角度分析书评承载了哪些记忆，作品唤起了读者的哪些认知、情感。由于书评信息巨大，本文主要以读者评论数为100篇以上的52种高评论出版物为主要样本，兼顾其他样本，分别从认知、态度、行为三方面编码，分析作者记忆与读者记忆的联系、编辑记忆与读者的联系、主题与记忆的联系。
1. 名人记忆主导下的个体回忆
一般而言，高知名度的作者能带动出版物的高销售量，在52种出版物中，大众知名作者撰写的作品为39 种，占比75%。其中，高校教授有9名，撰写的作品占比最高，达17.3%，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畅销书作者;医务工作者9名，虽是专业工作者，由于长期在大众媒体上定期撰写科普文章，在读者中享有较高声誉;知名新闻工作者7名，多数出版过畅销书。
本文以出现在作品售卖首页的作者介绍和出版过畅销书作为筛选标准，从52种出版物中选择26种出版物，将核心类属分为政治、心理和宗教、医学、历史、经济、教育与管理六大类，然后再分别对上述类属的书评进行语料库分析，通过通篇阅读提炼出文本中的核心概念（类属），然后再将核心概念归为图书认知、图书评价、阅读体验、阅读态度、读者行为五大主类属。图书认知是指读者从中了解了哪些基本的内容，图书评价是指读者对图书质量的认可程度，阅读体验是对阅读内容的心理感受，阅读态度是指对作者所持观点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读者行为指读者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见表1）。
尽管六大核心类属下的若干类属都是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展开，但是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在政治类图书中，新冠病毒一词的引入，是为让读者更加关注日趋衰落的西方民主政治和西方各国社会治理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不仅是自然灾害，更是一场人祸。因此，新冠病毒更像是一个引导人们回忆政治事件和政治议题的工具;在心理和宗教类图书中，新冠病毒更多是指向人们对于心灵寄托渴望的回忆，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宗教、心理学图书疏导在帮助人们渡过难关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医学保健类图书中，新冠病毒与若干类属是互嵌的关系，指向的是防疫抗疫的功能性和技巧性知识和记忆;在历史类图书中，围绕新冠病毒展开联想，历史上被记录在案的流行病被和盘端出，新冠病毒与其他流行病毒构成了人类历史中值得记忆的疾病;在经济类图书中，新冠病毒更像是标签，即病毒给罩在西方日趋衰退经济的盖子上贴上的标签，让人们意识到经济的衰退虽然与病毒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多年的通货膨胀、失业已将经济拖累不堪，新冠病毒只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而已;在教育与管理类图书中，新冠病毒被泛化，被蒙上了隐喻的色彩，身体上的病毒是可怕的，但精神病毒、社会病毒更为可怕。
2. 意见领袖引导下的记忆筛选
在亚马逊网站，有两类意见领袖构成图书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虽然数量不多，但能够左右大多数读者。他们分别是出版社编辑及读者中的意见领袖。这两类意见领袖的不同之处在于，出版社编辑是主动设置议程引导读者发生购买行为和阅读分享行为，而读者中的意见领袖是被其他读者制造出来的，一旦某个读者发表的观点被众多买家认同，则会被亚马逊网站系统标注为“vine voice”。
在813种出版物中，高读者评论的图书与编辑评论的数量和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编辑评论的字数越多，读者评价的数量也越多，编辑引用第三方评论，如《纽约时报》畅销书评、《华盛顿邮报》书评、名人书评越多，则读者评价的数量也越多。一篇高质量的编辑书评一般以如下结构呈现：引用名刊、名报、名人对此书的评价;对图书一些基本事实的呈现;诱发读者阅读的悬念放在评论最后，一般以疑问句出现。与读者书评不同，编辑对图书质量的评价均为正面，对图书内容的描述多诉诸负面事实或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以引发读者关注，如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本文从52种高书评量的图书作品中，运用扎根理论提取部分编辑书评和排名第一的意见领袖读者书评中的关键词语（见表2）。
通过编辑和读者中的意见领袖双重筛选，读者对于疫情期间的回忆聚焦在对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方面暴露的弱点，领导人、专家和百姓面对疫情的百态人生。疫情事实和疫情期间人们对于疫情风险的感知则是这场全球大流行疾病带来的最基础的集体记忆。
3. 敏感主题刺激下的读者回忆
在813种读物中，不同主题对书评的贡献率是不同的，本文将某一类主题出版物的书评总量除以该类主题出版物品种的总量，操作化为该类主题对该类出版物书评的贡献率，通过计算发现政治类作品的贡献率最高，之后依次是社会学、医学医疗保健、历史学、宗教、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工程学等（见表3）。
以书评总量排名第一的Wake Up：
Why the world has gone nuts一书为例，这本政治类的出版物吸引读者留下了3 243篇读者书评。该书作者Piers Morgan为知名记者，曾为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后供职《镜报》，目前主持英国最受欢迎的早间节目《早安英国》（Good Morning UK）和专访节目《皮尔斯·摩根的人生故事》，曾出版畅销书The Insider。
这本正面评论远远高于负面评论的作品，唤起了读者对自由主义的回忆。笔者对读者认可度高的书评进行编码分析，发现Piers Morgan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暴露出的文化弊病的分析得到读者的赞同，从读者的书评文本可以看出，读者一般沿着对作品认知、对作品内容的态度、读者可能采取的行为三大节点关联过去和现在，回忆正统自由主义盛行的过去。其中作品认知可从对作品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方面进行分析，态度则可分为极度赞同、赞同、一般赞同三档，行为包括积极行为、消极行为两种（见表4）。
又如对列文森教授Timothy Snyder所写的社会学纪实作品Our Malady：
Lessons in Liberty from a Hospital Diary，读者留下428篇书评（见表5）。
结语
互联网图书售卖平台上评论的书写，成为人们保留个体记忆、追寻集体记忆的试验场。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面前，个体的写作留下了人类对于这场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的集体记忆。
在促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集体写作方面，电子图书和有声图书扮演了重要角色，编辑和读者中的意见领袖在引发集体记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从读物的类型上看，非虚构类读物更容易被编辑和读者所关注，帮助他们了解这场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变，集聚了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葛，在这场疫情下暴露无遗。如何面对这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度过遥遥无期的艰难岁月，相较虚构类读物，非虚构类读物更能给人以定力和确定性之感，也更能促进各类书评的书写。在非虚构类读物中，文学类的读物在帮助读者走出心理困境上功不可没。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在人类面对战争、经济大萧条、疫情蔓延等社会大动荡的境遇下，文学常常是人类最好的陪伴，正如某些专家所言，文学读物是人们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20个成年人中大约有19人是阅读者，文学作品是他们阅读的对象，甚至有读者说：“若不是有书相伴，他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阅读载体对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也有一定影响，电子书和有声书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仅以纸质版呈现的阅读物，综合了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的读物更容易引发读者的书写，因为电子书可以更加快捷地帮助人们把握读物的整体内容，有声书则更容易调动读者情感。
从阅读主体来看，知识精英人群是集体记忆的主体。四星级评论的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辑，往往都是专业写手。即便在读者中，能够让自己的书评脱颖而出的也往往是精英人群。在亚马逊平台算法的推动下，打着“vine voice”标签的读者书评往往是置顶书评，而这些读者多是常年活跃在亚马逊平台上评论的人。一则“vine voice”书评下面往往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书评，这些书评更容易构成疫情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草根书评往往被淹没在算法营造的汪洋大海中。
从阅读主体的来源地来看，大多集中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欧洲不少国家的读者也留下了评论。亚洲的主要阅读主体来自日本。这说明，英语世界中新冠肺炎疫情读物的集体记忆主体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读者的集体记忆的话语权缺失。
从书评的文本来看，具有争议性话题的文本更能给人们留下这个特殊时期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他们的书写。此外，书评的长度和呈现顺序也是影响集体记忆的因素：文本越长，书评呈现的顺序越靠前，就越容易让读者感知读物的有用性，促进其书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疫决战的胜利，这也成为全球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国际性叙事平台上，中国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作用仍然不明显，除了第一本四星级以上的图书被人们普遍关注外，大多数抗疫图书只在本国范围内传播，在覆盖面更广的英语世界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从这项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是，只有善于利用大事件进行选题策划，跟进全球读者对疫情读物的需求，方能对抗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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