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数字强国：企业协同数字化破解“数字化悖论”
余典范
在大国科技、产业、制度博弈日益显性化的时代，中国在传统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由于一直处于跟随状态而处处被人“卡脖子”。而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因其广阔的应用市场而在一定的领域处于国际并跑的水平，在2020年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专利的申请上，数字通信领域中国领先，计算机技术领域中国与美国几乎并驾齐驱。在数字化这一竞争新赛道上，不管是数字“原住民”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必须直面转型“大考”。但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人才等成本投入，导致企业“不敢转”。而且数字化转型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企业本身做数字化其收益可能更多体现在对上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上，企业自身短期内可能获利甚微，“数字化悖论”的存在使得许多企业“不愿转”。同时，数字化对企业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甚至是重构，企业发展的惯性与路径依赖使得企业“不想转”。可见，数字时代企业的转型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管理创新，更需要各类企业相向而行、协同推进数字化管理转型，才能汇聚成数字强国的微观基础。
数字时代最大的挑战不在数字化本身，而在于依然用传统的思维在管理企业。数字时代在数据要素化、算法优化、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企业的决策、行动变得更加快捷，而传统企业的多层级结构以及集权化的决策显然会面临较大的挑战。数字化对于企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从顶层的战略到生产流程、营销销售、供应商以及客户维护等环节的重塑都是革命性的。数字化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决策单元趋于去中心的网络化，生产方式趋于个性化、小批量，营销更加精准化，研发设计更加开放共享，甚至在用工方式上都更加富有弹性。与以生产和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同，在数字时代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客户全过程参与、体验产品生产与服务流程，成为企业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与企业形成了共生共赢的生态。 如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将用户需求与整个智能制造体系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数字化平台，解决了大规模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的矛盾，用户可以全流程参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迭代升级等环节，以“用户驱动”作为企业不断创新、提供产品解决方案的源动力，实现了多方共赢。上述变化首先需要企业的管理思维作出调整，从数字战略的制订、数字化管理团队的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布局等各方面持之以恒地进行数字化的迭代升级。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形成“堵点”，则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就有可能被割裂。首先，传统的经验式、威权式的决策思维需要融入更多科学大数据分析的元素，决策更多走向民主化，企业中个体的自治度会进一步提高。其次，对于企业传统的多层级管理模式带来了一定冲击，企业组织会进一步扁平化，许多管理职能可能被数字化系统取代，这给企业管理层转型形成了较大压力。第三，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与收益未来才可能显示出来，当期可能会有阵痛期，这就会使得有些部门对数字化转型产生疑问与抵触，不利于协同推进。
数字时代“千企千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使得通用式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难以复制推广。对于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即数字化的改造往往需要数字化服务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与消费端数字化通用化特征不同，生产端的企业差异较大，是典型的“千企千面”，有些传统偏消费端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如阿里的“犀牛智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多品种、订单式生产的离散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如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大多采用基于数字产品的服务化协同生产;生产连续、一体化流程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如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主要基于数字化系统的生产流程优化和基于数字化设备的精准感知与控制;产品迭代快、批量生产的离散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如时尚消费品，大多采用基于互联网络的按需生产。而且，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往往是全链条的，既包括生产制造数字化、服务数字化，也包括研发数字化。“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诉求对数字化方案服务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其需要实现从“N-1-N”的数字化服务的升华，即先从“千企”中提炼总结某一领域数字化改造的标准化框架，以此为基础为“千企”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一些大型的平台企业此方面的能力体现得较为突出，如IBM就利用其全球先进技术和强大人才网络，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形成了敏锐的行业洞察力，为农业、制造业、金融业、流通业等很多产业提供了高质量、有针对性、一企一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行业内龙头企业因为拥有比较复杂的应用场景，也具备了给不同企业提供专业化数字化服务的能力。如中国商飞企业的5G+工业互联网项目就利用飞机制造过程中复杂的生产场景，吸引了通信、软件、芯片、算法等国内各个环节的龙头企业参与，未来能够为汽车、医疗等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数字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同频共振。产业链上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的推进不仅要求自身在数字化的硬件和软件上加大投入，更需要上下游企业的紧密配合。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上下游联动较少、缺乏产业链协同。如果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水平与本企业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导致的“数字鸿沟”反而会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加，降低企业效率。产业链协同数字化转型的堵点之一在于数据要素的共享、流通不畅，数据要素作为企业的核心秘密资产，企业不愿加以分享。企业的数据也存在非标准化、非结构化的散乱特点，其潜力还亟待挖掘。同时，对数据的采集、流通、存储、權属、交易还缺乏明确的法制保障，数据的信息安全隐忧也阻碍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现在数据的采集在个人的隐私权、企业数据的合法利用等方面存在滥用的现象;原始数据收集经过层层的加工整合，数据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流转，数据权属的确认是一大挑战，数据的所有者和加工者如何共享所有权面临较多的技术和法律问题;数据的流通与交易是数据价值的最终体现，如果无法实现这“临门一脚”，则数字化的效应就无法充分体现。
本质上，企业数字化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企业所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这意味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数字化思维的升级，更多需要产业上下游联动。
首先，企业需要在管理思维和治理结构上转变以适应数字化发展的诉求。企业数字化转型绝不应是头脑发热的赶时髦之举，数字化思维也不仅仅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自身业务和流程。企业需要在以下几方面重塑数字化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合作，全流程的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人与数字化技术的融合，数据安全的合规化。麦肯锡曾经指出：“数字化转型并不是靠碰运气取胜的游戏，它要求在不确定性中作出高瞻远瞩和大胆的决定，以此重塑公司，而不仅仅是改善现状。”实事求是是企业数字化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还处在数字化起步阶段，还没有完成生产自动化、信息网络化、管理数字化的改造，更不用说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因此，数字化成熟度低的企业首先按照成本效益原则，提升制造基础能力、完成自动化、信息化建设，补上数字化基础的课。企业数字化的顶层设计是数字化转型的保障。企业的数字化并不是信息部门、自动化部门的“自留地”，一定需要企业全员、全流程的参与，并且要保障数字化战略贯穿始终。因此，数字化战略一定是“一把手工程”，需要在公司最高战略层面制订切实可行的数字化战略，并要各个业务部门高度配合、参与。现实中也有企业采购了自动化设备、上马了最好的软件系统，但因为部门衔接不畅而造成了新的信息孤岛现象。有些数字企业甚至为了保证创始团队对于战略制订的主导权，“发明”了双重股权结构制度，即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来确保即使在多次融资之后，也能保持创始人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为了专业化推进数字化，也可以在高管中设置首席数字官（Chief Digital Officer），从战略到业务、从内控到外拓全方面推进数字化战略，目前世界上大部分领先企业均设有首席数字官。分步实施、循环迭代是数字化螺旋升级的途径（见图1）。数字化改造中应遵循先易后难原则，重点解决企业数字化发展中的堵点。先行可以推行周期短、见效快的数字化项目让更多企业员工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树立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在具体流程上按照先自动化、后信息化、再数字化的顺序循序渐进。在设备、工艺、软件等方面循环升级，不断解决痛点、不断补齐短板，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良性循环，形成数字化的企业文化。
分步实施、循环迭代是数字化螺旋升级的途径。
图1 企业数字化转型原则
其次，筑牢数字底座，提升数字化生态竞争力。聚焦数字产业的根技术加以重点突破，引领产业数字化发展。目前，我们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上有相对优势，但在数字化领域的关键技术等根技术上需要借助国外技术才能发展和演进。如集成电路中的EDA、IP以及关键技术装备等，人工智能中的通用芯片以及专用芯片、系统框架等我们的技术“命门”都掌握在国外，持续在国外根技术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将错失自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根技术决定着产业发展的兴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技术，一旦实现新的突破，整个技术树将可能焕然一新。同时，根技术包含大量缄默知识，往往很难通过形式化传播获得，而是需要通过“干中学”持续累积。为此，我们需要尽快梳理、排摸重点产业根技术发展清单，明确自主根技术路线。保障研发资金重点向根技术领域倾斜。同时，尽快启动相关领域根技术专项研发计划。制定重点行业根技术应用计划，构建基于根技术的生态体系，推动其在各行业、各场景中广泛应用。集中优势资源加大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底座。健全本土人才培养体系，明确数字创新人才的能力素质标准。解决目前数字化发展中“CPU+GPU”大多依赖国外供应，算力供给体系的安全可靠问题突出等痛点。集中资金、政策等资源，加大底层算法攻坚力度，不断提升数据资本分析能力，切实从海量数据资本中提取对企业发展、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关键信息。在重点产业建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大力推行机器换人、网络化等数字化升级，结合产业特点凸显一批通用标准化场景与深度个性化场景，吸引更多企业、社会资金跟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互促发展。鼓励数字化改造服务商做大做强，设立行业数字化改造标杆，引导龙头企业转变为数字化改造方案提供商，对采用数字化改造标杆企业供应商方案的企业，提高补贴额度，放大龙头数字化服务商的溢出效应。加强内、外资企业交流互动，支持本土数字化服务平台提升能力、做大做强，提高服务覆盖面。鼓励重点数字化企业牵头参与本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形成规范，提升服务能级。大力发展数据安全产业，重点支持数据安全产业上游的服务器、存储设备等硬件产品供应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软件产品供应的发展;积极培育综合型数据安全服务商和垂直类（专业化）数据安全服务商，逐步减少对国外信息安全软件的依赖度，提高自主可控能力。重点激发各类企业做强数字化业务的内在动力。国有大企业集团因为有复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应鼓励这类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数字化链主”计划，整合上下游的优势企业，形成数字化创新的平台。民营企业数字化服务商因其市场敏锐性高，可以向其开放一些个性化、前沿的应用场景，提升其解决专业、精深数字化问题的能力。外资企业数字化服务商业务能力高端、综合性强，在可控的范围内积极推动其数字化改造服务的溢出，在竞合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加强数字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提高企业数字化“串链”的能力。加快推进数据的综合立法工作，提高数据的治理水平。构建与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数据方面的立法。同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规范数据采集、流通、存储和交易，面向重点行业编制数据流动指南。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所，完善多层次数据交易流通机制，规范数据交易规则，为企业数字化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打造数字供应链金融体系，加强产用融通和上下游协同攻关。建立健全数字产业化基金，并统筹协调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等重点领域引导基金，放大基金带动作用。联合银行对企业数字化改造提供低息贷款，同时尝试以知识产权或者技术等非实体抵押贷款，鼓励贯穿上下游企业的“大手牵小手”供应链金融建设，提高企业数字化的金融支持，提升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性。完善數字产业链的“串链”政策，形成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合力。积极推动产业上下游企业数字化政策的双向支持，通过上下游数字化协同专项补贴、交易撮合、平台搭建等方式完善有利于上下游企业协同数字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鼓励上下游数字化供应链配套。运用智能化的技术和手段精准匹配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需求，及时、主动匹配企业上下游，在政策联动优惠上积极创新，发挥政策的集成性、时效性和精准性，增强整个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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