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刘新华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于东方古代农耕经济和宗法社会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精神和血缘集团伦理观念，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特质。从表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但20世纪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调整以适应时代变化，中国人又根据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進行了中国式的诠释，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良性互动，也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有着强烈的契约法治观念和知识论传统的，强调对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的尊重的西方社会。产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追求每个人的彻底解放，强调民主与科学文明的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精神和血缘集团伦理观念，直到近代，严复还慨叹国人皆“宗法之民”。这种宗法伦常中心主义倡导家族集体本位而排斥个人价值，强调“天下为公”，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质与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不相容的。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抗议西方社会中因资本压迫造成的人权沦丧和主体异化现象，主张消除社会不公、阶级冲突与民族压迫问题，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主张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力量和动力源泉进行社会革命，以暴力形式实现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处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的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民族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抱以殷切的期望。对于近代以来苦于西方资本压迫，追寻民族出路的中国人而言，这种批判抗议和同情期望自然会被引为同道。同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经济利益引起阶级斗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进行革命、实行社会公有制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和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佛思想中的仁义追求和救世情怀，“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普渡众生”“天下为公”“西天极乐世界”的大同理想和桃源之梦，以“有道”诛“无道”的革命精神，和民间社会“杀尽不平方太平”“天街踏尽公卿骨”“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革命思想非常契合。
马克思倡扬人的主体性和无神论的世俗价值观，与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传统思想也颇为接近。其唯物主义思想和生产力决定论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人熟知并信奉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自古就有的辩证思维也完全可以实现对话。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相容性，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固然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看到在苏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切实的成效，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契合的自然结果。
二
中国人不是直接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中国人接受的主要是被俄国列宁发展和诠释后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学说变成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近的俄国，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妨碍走社会主义道路。苏俄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感。由此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深入了解指导了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后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和取得的成就，更给予中国人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孕育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它领导的革命运动，最终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当时的国情不仅离马克思经典理论描述的西方社会情形距离很远，甚至和革命前俄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也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形式，但由于中国经济文化比俄国更加落后，城乡关系、文化传统、革命力量以及面临的内外环境诸多方面都不同于俄国，因此在革命的依靠力量、武装斗争的具体形式、革命道路和发展阶段上，中国都必然不同于俄国。
中国共产党早期，尚不能成熟地把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有机结合，曾经出现了种种脱离中国国情、教条式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做法，尤其是王明等人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脱离中国国情、民情和革命具体环境的做法，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毛泽东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环境结合起来，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教条，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实践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发扬中国文化吸收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反对照搬马克思列宁理论和俄国革命及建设模式，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对外来的理论学说按照中国人民的需要进行了消化和再创造，从而提出了富有巨大感召力的思想。毛泽东提出并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模式，通过党内整风和思想教育使共产党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将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建立联合政府;提出了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在各个时期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侧重点的政策策略;在军事上注重政治建军，实行党指挥枪原则，军队作为革命政党的政治工具承担政治与社会使命，注重发展军政军民关系;军事作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标，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辅以必要的运动战，当敌我力量转化到一定程度时则不失时机地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等等。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度里，依靠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成功地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同时，通过革命，也锻造出了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面临着领导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向民主科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艰巨任务。完成这项空前伟业，任何圣贤先哲的经典都无法提供思想资源，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循，因此必须进行探索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如关于当代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现代化发展战略、实现“一国两制”等，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富起来了，中华民族焕发了青春和活力。毛泽东、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中完全没有的新内容，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三
苏联和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有人鼓吹历史终结论。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对比西方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沉疴痼疾和新生问题，使社会主义思想再度勃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又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20年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性胜利，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梦想，种种现象不断地印证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性。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蓬勃发展，人们正在見证“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人们反思苏联和东欧剧变，发现曾经在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相结合，普遍教条化地理解社会主义，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丧失了活力和感召力，最终导致失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来看，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促使社会主义思想交融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之中，创造性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获得源头活水，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进而赢得未来。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尤其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正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迎来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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