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博物馆藏三组清宫藏传佛教法器赏析
沈天鹰 王艳萍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中国西藏的佛教分支，属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一脉。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传入西藏高原以后，经历同西藏原有苯教的斗争、融合，又在中原佛教影响下，在当地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体系及其宗教仪轨的藏传佛教。自13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内地，后得到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的尊重与扶植，清王朝更是长期借助宗教影响力，以有效治理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藏族地区。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3000余名随从入京觐见顺治皇帝，标志着正式确立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康熙皇帝正式将“兴黄教以安蒙古”作为一项治理边疆的重要国政，不断加强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因此，不仅促进了藏传佛教更广泛的发展和传播，也使得清宫受到藏传佛教的深远影响。至清乾隆时期，清皇室中陆续设置了不少佛堂，紫禁城内有中正殿、梵宗楼、宝华殿、咸若馆等几十处，其他如颐和园等皇宫苑囿中，设有佛香阁、小西天、梵香楼等。除专修定名的佛堂之外，更多则是以宫室改辟而成的佛堂。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紫禁城慈宁宫后殿重修完毕，由原本的太后太妃起居之用，改为专供其礼佛之所，从此俗称大佛堂。大佛堂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是清宫建筑体量较大的佛堂，里外皆按照皇室需求和佛教仪轨供奉布置，尤其殿内一直陈设、收藏着种类和数量众多的造像、法器等。1973年，故宫博物院按上级指示将慈宁宫大佛堂内全部造像和法器以及大量佛经、家具等其他宫殿文物等共计2000多件（套）拆迁至洛阳，先后交由洛阳市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等单位收藏管理。如今相当一部分文物入藏洛阳博物馆，并按宗教信仰单元和世俗生活单元设置，系统地陈列于展馆二层“宫廷文物专题展”。宗教信仰单元包括展品200多件（套），其中的法器文物表现出鲜明的藏传佛教风格特征。
佛教法器数量众多，用途广泛，对佛教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宗派不同，法器也不尽相同。藏传佛教的法器在宗教仪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大部分法器源自古印度，并受苯教的影响和宗教仪轨的变化，所对应的法器也在不断演变和创新，表现为不断将西藏本地元素融入形制的改进，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地区民族特点的庞杂法器体系。藏传佛教法器最初大致分为六类，即礼敬类、持验类、护魔类、称赞类、供养类、劝导类。后又进一步按法器的功用细化分为八类，即礼敬类、称赞类、持验类、庄严类、供养类、护魔类、劝导类、容置类。乾隆时期起，大量的西藏佛像及法器陆续进贡宫廷。同时，清宫也不断将其制作的宗教法器或收藏自用，或赐给蒙、藏各地寺院。“宫廷文物专题展”中的“珐琅七珍”和“琉璃八宝”就是清宫运用内地的珐琅和陶瓷工艺，分别模仿藏传佛教中极具代表性的供养类法器组合——“七珍”和“八宝”而制作的。
七珍又名七政。据东汉译经《修行本起经》记载，原为古印度转轮王出世时相随而来的七件珍宝，分别为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典宝藏臣宝（又名主藏宝或居士宝）、典兵臣宝（又名将军宝）、绀马宝（又名胜马宝）、白象宝。每件珍宝各有妙用，可在武器、工具、财宝、人才等多方面生发出独胜的法力，转轮王有此七件法宝襄助，才得以成就其圣王之业，后佛教沿用之作为佛前法器。展览中的珐琅七珍均为铁胎画珐琅工艺制作，表面珐琅色彩丰富细腻，华丽斑斓。单件通高约35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为代表七珍形象的立体造型，各蕴佛教寓意。金轮（图1）做圆轴形，轮顶饰火珠，轮侧缠绕飘带。轮是古印度时的一种武器，后来佛教借用“轮”义，象征佛法旋转不停、永不停息。神珠（图2）由5个长圆形宝珠梯形排列组成，周围是向上燃烧的火焰纹，象征着佛教殊胜圆满。玉女（图3）面容饱满，身着红色垂领大袍，高发髻，右手托物，左手残佚，肩披帛带，身外有飘带飞扬，全跏趺坐，玉女以女性菩萨之形貌，象征佛法妙静平和，可去烦恼得自在。典宝藏臣（图4）面相儒雅，身着交领大袍，高发髻，肩披帛带，游戏坐，表示智慧及理性，持守戒律。典兵臣（图5）身着盔甲，头戴宝冠，游戏坐，所持兵器已残佚，表示护持佛法、克服困难。绀马（图6）鞍辔俱全，背上驮火焰纹，象征佛法广传慈悲。白象（图7）驮宝瓶，象征佛法法力无边。
以上七珍的下半部分造型一致，为四个可拆合的构件，从上至下分别为莲花座、卷叶、宝瓶和底座，莲花座以下为一组卷叶和寶瓶，宝瓶两侧为飘带，再下为承托的底座，底座圆形如覆钵，正中竖有供穿插用的铁签芯。上、下两部分的构件均带有贯通的穿孔，按顺序逐一叠插于铁签芯上，即可拼接组合成为一件完整的七珍法器。
按藏传佛教法器的陈列方式，“七珍”与“八宝”通常同时供奉。八宝，又称八吉祥或八瑞相，依次为华盖、双鱼、莲花、宝瓶、右旋螺、吉祥结、法轮、尊胜幢。八宝在藏蒙地区的流传极为普遍，其造型组合或装饰图案早已泛化为吉祥、幸福、圆满的象征。“宫廷文物专题展”中陈列的一组八件“琉璃八宝”，制作方法及外观色泽与宫殿所用黄绿琉璃瓦极为相近，粗瓷白胎外施黄绿彩釉，整体烧制而成，器形端正严谨，釉色明亮润泽。单件通高约38厘米，其造型按上、下两部分设计。
上半部分以八宝的各自形象加以区分，既将基本教理和教义贯穿其中，又向芸芸众生昭示出佛法所赋予了多重寓意。华盖（图8）又名宝伞，在古印度系贵族王室遮阳蔽雨所用，佛教以此象征佛顶，寓意遮避魔障，守护佛法教诲的权威，又含张弛如伞，遍覆三千，净一切乐之意。双鱼（图9）代表佛的双目，借鱼行水中，畅通无碍之意，喻示佛法超越世间，慈视众生、坚固活泼以解坏劫之意。莲花（图10）代表佛的舌头，以出五濁世无所染象征修成正果、无上圣洁。宝瓶（图11）代表佛的颈，是教法教理俱宝无露、福智圆满的表征。右旋螺（图12）代表佛的三条颈纹，象征佛法广大悠扬，如右旋螺一般清净美好，含妙音吉祥、回荡不息之意。吉祥结（图13）又名盘肠，代表佛的心，此结无首无端，含佛法无尽、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意。法轮（图14）代表佛的手掌，即佛法圆转万劫不息，另轮辐有八道，含八道轮回，引导人们达到至善的道路。尊胜幢（图15）相传是古印度时的一种军旗，示为胜利，佛教以此代表佛无上正等正觉，除一切烦恼魔障，得大胜利，解脱觉悟得正果。琉璃八宝的下半部分造型相同，均为承接八宝的复合式莲座，由上至下分别为三层仰莲台、一层覆莲、茎柄和三层覆莲底座。
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不仅具有鲜明的教派特征，而且还体现着受内地世俗生活和其他信俗相互影响的现象。“宫廷文物专题展”中的“铜五供”，就是藏传佛教全盘接受中原祭祀祖先神灵活动中的传统做法，将烛台（图16）与花觚（图17）各一对、铜鼎（图18）一只，此五件器皿成一组，纳入正式的供养类法器。现存故宫雨花阁佛堂正间供案陈设档保留下五供与七珍、八宝及其他供养类法器的具体摆放顺序：佛像的前面摆放八宝；
再前依次顺序是七珍、五供，供案最外面摆放香池。供案上的八宝、七珍一字排开，且按器物名称之顺序排列。五供则是中间摆放铜鼎，烛台和花觚分左右对称摆放在铜鼎两侧。另外，在供案的两端还会放置佛塔、坛城或满达。
与其他法器相比，五供的陈列秩序居中居前，说明这一组合在宗教仪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讲究的制作工艺也充分揭示出“铜五供”的特殊性：一是用料质纯而量足，选用精炼黄铜所铸，器壁厚重均匀，做工规整细致；
二是造型稳重大气，外表通体铸饰八宝、云气和花草等纹样，其间以数以百计的细小青玉片嵌缀，装饰风格华贵繁缛；
三是年款明确，单件铜鼎独居于五供中心位置，其口沿下铸有七字正书年款“大清乾隆年敬造”（图19），足以表明清宫对藏传佛教法器及五供的重视程度。
（责任编辑：朱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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