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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与记忆

2022-04-05 12:42:47公文范文

杨蓥莹告别了传统文博类题材惯用的宏大叙事的高冷感和传统式科普话语的间离感，以怀古思今的抒情性文字多了

杨蓥莹

告别了传统文博类题材惯用的宏大叙事的高冷感和传统式科普话语的间离感，以怀古思今的抒情性文字多了一些人情味的亲近感，新媒介技术营造了浸入感和互动感，给观众留有思考余地的同时，让观众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契合现代年轻人的精神需求。文化记忆的重构和集体性纽带记忆的激活，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了观众内心的丰盈感和归属感。

网络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狂飙突进对传统电视节目的冲击相当强大。在融媒体时代，传统电视节目需探索符合自身实际需求的定位，与新媒体全面融合，以获得核心提升，增强与观众群体的黏合度，方能实现可持续性长远发展，已成为业界共识。在这方面，近年来尤以文博类题材电视节目制作表现突出。以《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故宫100》《上新了·故宫》等围绕故宫等博物馆为基点辐射开来，关涉文物保护、知识科普、文物背后故事演绎、文创互动等，带动了一系列优质文博类节目在线上、线下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号召力，从《韩熙载夜宴图》APP上线的小试牛刀到今年河南卫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分别推出短视频，尤其是一段水下表演《洛神赋》，点击量暴增的同时，带动民间一股“国风”“古风”热潮席卷了国内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

对于新媒体视域下文博类电视节目的传播模式和艺术呈现等业界已有颇多研究。本文拟从文化记忆的角度，以《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国家宝藏》为案例，这些节目和影片的制作，从历史史实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经过提炼与整合，让历史与记忆都“活”了起来，回忆文化里的记忆，巩固并强化了群体的国族身份认同，依托新媒体文艺构建了记忆共同体，这股热潮不失为提倡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传播传统文化的优秀范例。

记忆本身具有文化意义，哈布瓦赫将记忆从历史中剥离出来，认为文化记忆作为涉及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与社会、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扬·阿斯曼指出回忆文化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普遍现象，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其中关键问题则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1对于文化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有本可查的文献史料，而是被回忆的历史。哈布瓦赫认为现在的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在想象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否则，过去就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飘散。2如果“过去”被遗忘，必然有损于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连续性。

以古今对照/对话的方式来追忆先人、强化认同的设置本身并不新奇，但是近年的文博类题材作品在处理历史、传统、文化代际传承，个体经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关系上有了新的尝试与拓展，适时得当的情感指认折射了深层民族心理，触碰中华民族最柔软的心弦，契合了新语境下民众的精神需求，同时构建并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起到连接和联系作用的“凝聚性结构”，构建出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自我形象，并且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3一方面，如扬·阿斯曼所说，空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哈布瓦赫理论中的记忆功能。文博类题材十分注重“记忆之场”的营造，地点本身就是一个具备强大的记忆能力的基点。围绕重大事件展开，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成为集体记忆在具体时空中促发的结晶点，更借此汇聚了强烈的情感记忆，形成一个纪念性空间，这种情感集体成为记忆在空间上的支撑。这个地点既是追溯记忆的线索，也是身份与认同的象征。地点之上的记忆内容的选取，符合正典合法性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而与集体的自我认识相勾连，是否相符、是否相似、是否构成连续性也是必要条件。

《我在故宫修文物》于2016年1月7日在CCTV-9纪录片频道播出，零距离展现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其中呈现的匠人精神和个人的修身哲学为观众所乐道。一代代文物修復者守护国宝和传承文化的初心从未改变，让稀世珍宝重新复活、获得新生。故宫博物院成为历史与当下记忆结合的最佳结晶点。紫禁城不仅仅是史实记载的皇室权力的集权空间，更成为重构文化记忆的物的中介，是一个承载群体性集体记忆的标识化文化场域。扬·阿斯曼指出集体记忆的作用方式是双模的，既指向群体起源的巩固根基式回忆，又指向个体的亲身体验、框架条件的生平式回忆。4片中对于历史和当下的衔接与贯通离不开对人的聚焦。记忆的回溯性和前瞻性，不仅重构着过去，并且介入到当下和未来的经验。集体记忆在社会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双重维度，与双重时间彼此交织共同搭建了文化记忆的存在框架。历时性的时间轴向后和向前延伸，不同的社会框架赋予了新的意义。片中打通了历史正典记忆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体记忆的鲜活弥散到古老的历史空间中，过去与未来原来同样生动。我们看见了修复员骑着自行车路过太和殿前的广场（末代妃子文秀也曾如此）、喂宫猫（故宫御猫的后代）、打杏子（前清老树）、谈起与老师傅的往事（文物修复的薪火相传），在对受损文物的悉心修复中，我们瞥见了故宫历史更迭与一代代修复者们的坚守。这个古老空间中的一切物质的存在，都与修复师的现实日常生活轨迹结合起来，它的意义在历史与当下不断地碰撞中日益积累而丰厚。

另一方面，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选取重大历史事件，在群体回忆中重构了群体认同，这实际上隐含了文化记忆与群体记忆彼此形塑的关系。“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这些关键词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作用框架，文化记忆就是这个作用框架的上位概念。5

《国家宝藏》（第一季）于2017年12月3日在CCTV-3播出，作为定性为大型文博类探索节目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可，其后于2018年和2020年分别制作了第二季和第三季，豆瓣均获得9分以上，评分逐季提高。每一集由一家博物馆推选三件镇馆之宝，每一件国宝均设置以古与今的对话，演绎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前世传奇”的舞台历史剧演绎，基于史料文献的合理虚构，节目注重“记忆之所”复现与共时性回忆的重构。记忆的现时化表现在阐释和回忆上，与被现时化的意义相对的那些意义、被遗忘内容的重新提及、对传统的重建和被压抑内容的回归。6不同代际之间的不同时间结构，因某一件文物的流转，在舞台上构建了一个共时性的记忆空间，倾注的情感则作为营造共时性的黏合剂。当事人所亲历的集体记忆消亡之时便是历史学家出现之时，7围绕文物的故事演绎为索引，历史时间的“复活”需要当下的反向触发，以古、今文物守护者的职责感强化了薪火相传、赓续文脉的主题，文物与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进而成为民族群体的集体性纽带记忆。个体记忆超越了个体意识，个体便在群体记忆中得到永生。

在对文物历史的回忆中，因文化自身携带的神圣化因素，跟随节目回忆着的观众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兼以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以确认并巩固了身份认同。舞台上的情景复现，演员精湛的演绎，与守护人的叙述记忆，成为群体的心理归属感和认同感之所在。在物质化的“记忆之所”之上更是构筑了超越时空限制的情感空间，不管历史现场是否已成废墟，精神力在文化内部营造了共时性，确保了整体印象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对于“今生故事”的述说，注重多角度选取了与文物有关联的现当代人物。比如讲述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今生故事”，节目组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讲解青绿之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画颜料技艺传承人现场演示石料取色的过程，故宫志愿讲解员亲身述说多年义务普及文物背后的故事。一件文物展示的便不仅仅是它自身，而是在其上营造了扬·阿斯曼所谈及的“凝聚性结构”，即塑造一个起到连接与约束作用的、基于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空间。这构成了集体记忆背后的社会所使用的符号与象征体系，这也符合哈布瓦赫认为的记忆是以系统形式出现的论断。

哈布瓦赫指出历史的时间是“人工的延续”，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个可建构的、社会性的建构物，并可依据当下的意义需求及其参照社会框架做出新调整。记忆形象化重构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均需要具象化呈现，被唤醒的记忆交付于物的世界，即便一些原有的“记忆之所”已然变成废墟或早已不见。记忆的空间化令观看群体与这个可见/不可见的空间构成的一个记忆共同体。即使脱离了它原有空间，也可以通过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历史在不停的变迁，但是它的连续性离不开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记忆需要来自集体和社会持续不断地滋养，文化的连续性亦如此。

节目中除了设置由张国立担任001号讲解员负责串联整场讲述，另外增加了“国宝守护人”的命名环节，每一件国宝均设有一位国宝守护人。在每一件文物故事讲述的最后，均设有宣誓环节，强化节目口号，增强了整场节目的仪式感。这些创意细节实际上在记忆共同体的构建中别有深意。当舞台上呈现的宣誓仪式一再重复，国宝守护者的誓言一次次在耳边响起，强化的是身为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仪式就是文化传承的形式，仪式的重复可以强化共同体认同感，让正典秩序重现，以生成时间循环往复的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几年来，传统文博类题材节目在新媒体语境下逐渐转型并获得观众的较高赞誉，比如《故宫100》《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节目时长很短，以创新化、年轻化的语态，让专业知识更加生动，极易与年轻观众形成交流，小体量本身极易在平台间传播。告别了传统文博类题材惯用的宏大叙事的高冷感和传统式科普话语的间离感，以怀古思今的抒情性文字多了一些人情味的亲近感，新媒介技术营造了浸入感和互动感，给观众留有思考余地的同时，让观众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契合现代年轻人的精神需求。文化记忆的重构和集体性纽带记忆的激活，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了观众内心的丰盈感和归属感。

卷帙浩繁的歷史文献本身并不是传承的形式，只有当人们传播并复活它们的时候，意义才具备了现时性。历史与当下的联结，作为记忆的文化可以使人的生命得以进入双重时间，意义只有通过传承才能保持它的鲜活性，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强化身份的知识综合体（扬·阿斯曼语）。让历史、让过去、让国宝“活”起来，这一个“活”字，即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社会需要建构一个“过去”，需要依赖于可以回溯到“过去”的绵延不断的集体想象。正如文博类题材节目的热浪，带动了线上、线下一大批更加年轻化、更具能动性的后来者作为推广者，使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风潮，沿着看不见的互联网辐射直至全球。在“隔离”和“社交距离”成为关键词的“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温度、有情怀、有感染力的好作品，不仅仅丰富我们的荧屏，更能够充盈我们的内心。

作者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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