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记忆
吴丽霞 邱北海
今年年初，笔者有幸获得一本日记，名为《政治学笔记》，作者为夏英伦。根据散佚史料记录，夏英伦解放前在南京某铁路学校实习，1948年12月分配至常州戚墅堰火车站，1949年下半年考入浙江大学，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浙江某地区农业研究所，再后来调入南京。日记记载时间从1948年8月开始，至1949年6月结束，时间跨度为解放战争前后。本文以此日记为依据，依照时间顺序，从主人公视角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一、国民党统治后期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维艰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发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支付军费，国民政府大量印制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统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为挽救其财政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军费开支，国民政府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1948年 8月19日，金圆券正式发行，直至1949年7月才停止流通。
金圆券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影响，从夏的日记内容可见一斑。他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自全国币发行以来，在外表上物价可以说是稳定了一些，然而内里还仍旧上涨啊！但这次币制改革，决不是儿戏，直接影响现实政府的存亡，战乱军事的胜负……看看皮鞋的标价，普通的七八元一双，最便宜的五元。听说最好的有六十五元一双，这太奢侈了……”当时市街上虽然商品并不十分短缺，但因通货膨胀，普通民众无力购买。夏英伦的日记说明，金圆券的推行并未带来实质改变，百姓物质生活依旧极度匮乏，举步维艰。
面对空前动乱的大时代，夏感到渺小与无奈。他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好些日子未看报，真的没有看头，世界的情势，内战的战况，总是那样死不死、活不活的令人烦愁。……这样生活已觉痛苦了，但想到遭受战争迫害的难民，有了饭，吃饱肚子，已经足够幸福了。”他的想法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出时人对未来生活的迷惘，对眼下生活境遇的不满。
二、戚墅堰站过新年，炮火弥漫到长江一带
1948年12月26日，夏英伦前往南京下关京锡运输段报到。28日，乘十一时列车，前往分配地戚墅堰报到。29日，暂被派与同事学习售票。
戚墅堰站始建于1908年4月，隶属于沪宁铁路管理局（即上海铁路局前身）。该站民国时期有到发线3股，其他线2股。戚墅堰站靠近京杭大运河，夏英伦每天到饭馆里吃饭，都要经过运河边岸。运河岸边的景致虽美，但随着战火的蔓延，人们已没有太多的心情去观赏。
因为工作原因，夏英伦1949年农历新年是在戚墅堰站度过的。在1月29日（即正月初一）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的世界，今日的中国，都处在纷乱和战争的恐怖中……如今内战正酣，民穷财困，生灵涂炭……炮火的弥漫，已经及至长江边而到京沪一带了……”
2月2日（正月初五）的日记记载道：“凭窗览眺，外面小溪一畔，站着几个黄衣的军人和一些面带新年愉快而身着新衣的老百姓，忽然溪里传出了爆炸声，溪水升起而四溅，原来那几个兵士在掷手榴弹，以为游戏，看他们的情形是愉快的，好像时局已经和平了，所以也不惜乎此弹……”
日记中的文字流露出一个普通百姓朴素的祈求和平的愿望，而其中国民党兵士往溪水中掷手榴弹的情节似乎也是国民党政权即将败北的真实写照。早在夏英伦1948年12月25日的日记就已见端倪：“晚间约十一时，永兴路我们宿舍里，来了许多南京国防部撤退的官员，我们业已入睡了，后开门开灯让他们进来……”当时，淮海战役就基本见到分晓，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于12月10日发布《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大量国民党军开始着手撤退。
三、亲历常州解放，战后铁路恢复
1949年4月22日，夏英伦在日记中写道：“驶往上海的列车，车顶上、车厢内堆满了逃难客，其中服装狼藉的兵士也不少，一辆一辆驶过去，其密度之骤增，令人想到时局紧张的程度。炮声轰轰的传来，时而夹着断续的微弱的机枪声，那服装狼藉、意志颓丧的兵士，稀疏零落的向我们车站集中。”
“午餐以后，来到房间中作一小歇……耳听得外面一声枪响，接着有机枪声，先不以为然，一会儿连着炮声不断响起来……知道交兵之地就在面前，看到这种情形一切不顾的拔脚就跑，一口气跑到运河边上……跑近运河边的时候，就移进一幢茅屋中去，承蒙茅屋中的女主人给一束稻草使我躺在地下……停了约一小时的功夫就和解放军见面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相逢。”
与他日记内容相对应的是，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华东警备6旅作战科科长周时敏回忆：1949年4月23日，该旅随23军连夜渡江。部队在南岸魏村、圩塘、桃花庵一带登陸，星夜兼程至龙虎塘，天已拂晓。沿途国民党军不断空袭。解放军整队轻装，组织入城，浩浩荡荡由东西北方向开进常州城，16团在城东北，团部在天宁寺，17团在常州方晖女子中学，并以一部乘火车去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警戒防空。常州终于获得解放。
据《常州交通志》记载，4月23日常州解放后，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生建处船舶管理处成立，5月13日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生建处汽车管理处成立，之后各路交通逐渐恢复。夏英伦的日记也印证了这点。1949年5月16日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今晚开始通车，从上月二十三终断，迄今已二十三天了……今晚是值得记忆的一宵，是我们铁路解放后第一次通车……我们要迎接新的事业和新的光明……”根据夏的描述，说明在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常州铁路业便得以恢复，解放如同赋予新生命一般，给铁路工人们带来了新的曙光。
四、乘坐胜利号去上海，新生活的开启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地处常州市戚墅堰区，前身是清光绪年间兴建的吴淞机厂。自建成起至20世纪20年代，逐步发展为沪、宁、杭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大厂和上海地区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后于1936年从上海迁入常州戚墅堰。1949年2月，戚机厂工人发动了“反饥饿，求生存”的二月大罢工，这是常州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交通命脉京沪、京杭两线，鼓舞了人民群众与敌人作斗争的信心。此外在内战时期，戚机厂建立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中共工作。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戚机厂踊跃举行文娱活动赴上海庆祝。夏英伦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6月1日记载：“（戚机厂人员）上午十时乘着由戚墅堰机厂开出的胜利号到上海去，胜利号的车身别有一番装潢，机车上挂着用红绸和柏枝编成的彩绳，头下面又有一个大红星，红星的中央挂着毛主席的肖像，红星上端以及煤水车的两边，都写着很大的‘胜利号’几个字……我是坐在守车里的。”此处的“红星”与“毛主席肖像”成为鲜明的时代印记，象征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也象征了共产党权威的树立。解放后，南京、常州、上海等地为维持社会秩序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布告的形式发出政令，对文教、新闻、广播、出版等事业单位，以及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和工厂企业进行全面接管，迅速着手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夏英伦跟车抵达上海后，“在北站替班宿舍借宿一宵，一大早就起身上街，买了一些东西，上海市繁华如旧，苏州河的一段桥上还停留一辆绿灰色的坦克炮车，许多大马路中心还有巷战用的土碉堡，样子煞是狼狈，但是经常来往的行人也不觉得稀奇”。可以看出，虽然内战刚刚结束，不免留下战争痕迹，但是社会秩序还算良好。
6月2日记载：“十二时一刻即乘车离沪……窗外的风景一幅幅流过，都极美丽……车子顺一条澄清的小河向前跑，清幽的河水可以见底，浮在上面的木船……油漆过的船板放着没有一丝微尘，穿着浅蓝老布的船女，光着脚露着小腿，柔软地在船面上走动，撑着槁子，两只健康肤色的膀子，多么有力而又多么美丽，这样的镜头真太美了。这种‘美’完全建立在清洁、朴素的自然生活上。”行文欢畅淋漓，夏英伦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憧憬跃然纸上。
五、结语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书写者。薄薄的一本日记记载了夏英伦的所见所闻，丰富了时代记忆库，成为常州解放前后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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