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少数族群对国家构建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21-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地区冲突新形势下约旦部落、族群与政党政治研究”（编号：20BSS027）。
[作者简介] 李茜（1982-），女，宁夏中卫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①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
② 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③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④ Donald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o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⑤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
⑥ 世界银行：《约旦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ordan？view=chart。
[内容摘要] 约旦是个多族群国家，民族性族群、宗教性族群与跨界族群并存，国家构建离不开这些族群的参与，在不同族群中形成约旦国家认同。这些族群在不同阶段对国家构建做出贡献。早期少数族群参与阿拉伯大起义，辅助阿卜杜拉一世建立外约旦酋长国。1946年约旦独立后，国家开始通过维护王权的制度设计提出“约旦优先”倡议来构建国家认同，鼓励跨族裔的合作、融合。未来应防止并控制族群冲突是加强国家构建的积极策略，应从族际整合的角度加强族群融合与合作。
[关键词] 约旦;少数族群;族群政治;国家构建;国家认同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99-11
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指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特别是不同族群之间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的关系。①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指“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②，是国家获得行政、司法、税收及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的过程。
族群多样性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性非常显著，族群政治已是国际上比较政治学增长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西方学者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最早于1985年出版专著《冲突中的族群》（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③2002年，其专著《致命的族群冲突》（The Deadly Ethnic Riot）④出版，详细阐述了关于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一般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大量出现，族群政治与国家构建的关系成为目前国际前沿的族群政治研究课题。⑤
目前学界将族群政治、族群关系（ethnic relations）以及国家构建结合起来研究某一国家少数族群（minority ethnic groups）与跨界族群（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问题的较少。本人拟从族群政治、族群关系及其与国家构建关系的角度，主要使用唐纳德·霍洛维茨关于族群政治的理论观点，兼以安东尼·史密斯（Amthony D.Smith）关于族群（ethnic group）、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理论观点，分析当前约旦少数族群的族群政治对国家构建的作用与影响。
约旦人口具有多族群背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8年约旦总人口约为9 956 011人，⑥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占人口总量的98%，基本上是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其中库尔德人口占约旦总人口的03%～0.4%，介于15 000～20 000人之间，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苏莱曼：埃尔比勒教育部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车臣人约有5 100人。约书亚项目网：Chechen in Jordan，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317/JO。约旦还有一些切尔克斯人、德鲁兹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哈伊教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少量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在此形势之下，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multi-ethnic country），约旦各族群、族裔的团结、融合与合作对于国家构建意义重大。
一、约旦少数民族族群政治的复杂多样性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裔共同体（ethnic community）就是族群，能够通过以下特征被识别：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一个或多个与众不同的共同文化要素;与一个具体的“祖地”的联系;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间存在团结感。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0页。从人口构成看，约旦98%的人口为阿拉伯人，主要包括本土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大部分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少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基督教（主要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派别）。约旦还有少数德鲁兹派和巴哈伊教徒。从此角度而言，约旦是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单一民族（the single nation）国家，此处的民族指国族，即约旦阿拉伯人仍属于阿拉伯民族。
作为一个民族（nation），阿拉伯民族本已存在，无须建构，其民族（国族）的形成早于约旦民族國家的出现。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人造国家”，约旦存在的各种族群 （ethnic groups）构成阿拉伯民族，所以约旦的国家构建应该通过族群构建（ethnic group building）实现，需要建构的是不同族群的约旦国家认同，实现统一的国族认同。约旦是个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的现代国家，族群间的合作在不同阶段对约旦国家构建做出了贡献。
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经常批评约旦君主制，但约旦是唯一一个大规模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身份的阿拉伯国家，Ani Derderian-Aghajanian， “Armenians’ Dual Identity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Vol.2， No.3 （Aug. 2008）， p.36. 巴勒斯坦裔人口约占约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此论文中的少数族群系指除巴勒斯坦裔以外的约旦少数族群与族裔，具体为人口占少数、具有约旦国籍的少数族群，包括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車臣人、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德鲁兹人和巴哈伊教徒等，但不包括巴勒斯坦人。
上述少数族群可分为民族性族群、宗教性族群与跨界族群。就族群身份而言，民族性族群（ethnic groups）系指在约旦的非阿拉伯人;宗教性族群（religious ethnic groups）系指约旦境内存在的信仰其他宗教的非穆斯林群体;跨界族群（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系指中东及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以血缘纽带为根据，以族裔身份为基础，以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为意识形态的族群。
由于《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签订，英、法对中东地区实施委任统治，以地理区域为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各民族间的割裂，出现众多跨界族群，即使是同一家族、部落的阿拉伯人也存在跨越国界现象。这些跨界族群中既包含阿拉伯人，也包含非阿拉伯人，因此，约旦的民族性族群与跨界族群难以严格区分，“跨界少数族群”更能概括上述情况，明确界定其范围为约旦境内的非阿拉伯人跨界少数族群，既能区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又能体现地理上的“跨界”。
（一）跨界少数族群
约旦跨界少数族群（cross-boundary ethnic minorities）主要包括切尔克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极少量的阿尔巴尼亚人、车臣人等，都信仰伊斯兰教。约旦大规模迎来移民潮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叙利亚人、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德鲁兹人为躲避税收和战争迁徙至约旦，切尔克斯人与车臣人等为逃离俄罗斯的迫害在约旦定居。
1.切尔克斯人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属于高加索人的一支，语言为切尔克斯语，主要分布在中东、俄罗斯、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约旦约有11万切尔克斯人，尹婧：《土耳其切尔克斯人问题探析》，《世界民族》2017年第2期。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主要分三批迁入约旦。第一批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自北高加索经沙姆地区迁徙到约旦。第二批迁徙路线由北高加索到土耳其，再到约旦。第三批为1948年以后来自罗马和梵蒂冈、希望在约旦寻求庇护的罗马切尔克斯人。前两批前往约旦的切尔克斯人主要分布在安曼（Amman）、塞勒河谷（Wadi Al-Ser）、斯威莱（Sweileh）、杰拉什（Jerash）、鲁塞法（Russefa）、扎尔卡（Al-Zarqa）、纳乌勒（Naor）地区。
1857年3月，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只要对苏丹效忠，政府愿意接受任何希望迁移至奥斯曼帝国的居民。尹婧：《土耳其切尔克斯人问题探析》，《世界民族》2017年第2期。而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对北高加索地区发动战争，1858年切尔克斯人第一次离开高加索地区向外迁徙。大量切尔克斯人前往奥斯曼帝国避难，土耳其成为当时收容切尔克斯人最多的中东国家。这些在土耳其的切尔克斯人再次迁移，到达约旦地区。第一批迁徙的切尔克斯人于1868年从土耳其经贝鲁特、阿勒颇来到约旦，在安曼定居，建立了沙比苏阿（Chebsog）社区，此社区是以首个到达约旦的切尔克斯人部落名称命名。出版物网：《Adegi cabza如何保持切尔克斯人在约旦的文化？》（阿拉伯文），https：∥manshoor.com/people/circassians-culture-in-jordan/，2019-02-10。1864年至1878年期间，面对沙皇俄国的镇压和屠杀，迁徙更频繁。他们为保护自己信仰离开家乡来到约旦。此后来自卡巴泰（Al-Qabartai）、贝扎杜克（Al-Bizadoq）部落的切尔克斯人陆续到来，在安曼建立了其他社区。城市新闻网：《切尔克斯人迁往约旦的完整故事》（阿拉伯文），https：∥www.almadenahnews.com/article/58681，2019-10-26。
第二批切尔克斯人于1900年经沙姆地区来到安曼。他们来自杰拉赫斯特纳（Galagastena）和卡巴泰部落，从叙利亚的麦扎勒卜（Al-Mazirip）火车站来到这里。在此次迁徙中，叙利亚宪兵队总司令赫萨卢夫帕夏（Khusarov Pasha）功不可没。此前，也是在他的指挥下用骆驼和骡子把切尔克斯人送往约旦，后来他又命令将麦扎勒卜火车站作为从土耳其经贝鲁特或阿勒坡来到沙姆地区的切尔克斯人聚集地，以便将他们送往约旦与其兄弟相聚。此时奥斯曼官员开始在约旦建立移民区，方便统一管理。
第三批迁徙潮始于二战结束后罗马和梵蒂冈切尔克斯人寻求庇护。1948年，一位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谢瓦布祖高（Abdul Karim Schwabzuga）的切尔克斯青年从罗马来到安曼，经当时内政大臣阿巴斯·帕夏·米扎尔（Abbas Pasha Meriza）帮助向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 Allāh Al-Awal）说明情况，并请求庇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了高加索地区，当地身为苏联人的切尔克斯人加入了德国军队。德国战败后，依据雅尔塔协议，罗马境内一些切尔克斯难民将被移交给苏联。为保护信仰，他们曾去梵蒂冈寻求庇护，梵蒂冈接纳了他们但禁止苏联及其同盟国的战俘交换。谢瓦布祖高向约旦国王寻求帮助，希望他接受切尔克斯穆斯林成为约旦公民。约旦国王答应其请求，并命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将他们从罗马接往约旦，还为他们支付了通行费。此批切尔克斯难民来自贝扎杜克部落，共38人。一段时间后，约旦国王接纳了第二批来自罗马的86名切尔克斯难民，此批难民属于卡巴泰部落。城市新闻网：《切尔克斯人迁往约旦的完整故事》（阿拉伯文），https：∥www.almadenahnews.com/article/58681，2019-10-26。目前，约旦的切尔克斯人分布在约旦境内各地，安曼较多，他们有独立社区文化、习俗，有民族语言，与其他约旦人融合较好。
2.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Kurds）作为中东四大主要民族之一，全球总人口约3 500万。肖文超：《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库尔德人历史上居住在“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即“中东和外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以及叙利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王霏：《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约旦库尔德人大约于公元12世纪的阿尤布王朝（Ayoub Dynasty）时期开始出现，之后于馬穆鲁克王朝时期、奥斯曼土耳其时期进入约旦的萨拉特（Salat）、古尔（Al-Ghor）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约旦境内库尔德人增多，1948年和1967年中东战争后，又有部分库尔德人进入约旦。
哈卡里（Hakkari）库尔德人是阿尤布王朝时期在约旦萨拉特地区最早定居者。王霏：《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大部分东方学家、阿拉伯历史学家及穆斯林认为阿尤布·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是库尔德人来源之一，鲁瓦笛部落（Ruwadia）被认为是库尔德人最光荣的归属。此部落来自阿塞拜疆卡尔格国（Al-Karg）与阿兰地区（Aran）今俄罗斯附近。之间的德韦恩（Dewen）镇黑兹耶尼地区（Hizyeni）。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50页。
第二批进入约旦的库尔德人于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奥斯曼土耳其时期进入萨拉特、古尔地区。当时萨拉丁居住于此，监督古尔地区的十字军运动。库尔德人响应萨拉丁的号召反抗约旦境内的十字军侵略，在萨拉丁的军队中形成小分队，其中包括萨拉特地区的库尔德哈卡里（Al-Hekari）分队，之后他们在此地区形成一个库尔德聚居地，哈卡里子孙在马穆鲁克时期迁至耶路撒冷。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49页。
据史料记载，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地区出现的库尔德人在萨拉特从事耕种，分别于1538年、1596年在萨拉特出现库尔德人聚居地。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58页。奥斯曼帝国占领约旦地区后，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成为迁往约旦的主流。1868年，在萨拉特地区库尔德部落领袖穆罕默德·赛义德（Mohammed Said）帮助下，开始在该地区的统治。此后由当地库尔德人卡伊玛卡姆·法里斯·艾格哈·卡独鲁（Al-Qa’im Fares Agha Kaduru）及卡伊玛卡姆·尤尼斯·艾格·卡独鲁分别担任萨拉特地区行政长官，此二人均为来自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58页。库尔德人大量出现在约旦地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统治约旦地区时建立宪兵队和军队，以便保障安全、维护统治、征兵征税。当时约旦地区大部分宪兵、骑兵和收税官为库尔德人。艾哈迈德·瓦苏菲·扎卡里亚：《沙姆部落》（阿拉伯文），大马士革：思想出版社，1982年，第657—659页，转引自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58页。
第三批迁徙潮始于20世纪初，主要从大马士革到约旦避难。1925年7月18日，叙利亚德鲁兹人民在著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特拉斯（Atlass）领导下， 发动反法武装起义，郭应德：《叙利亚起义（1925—1927）（读阿拉伯史札记之五）》，《阿拉伯世界》1984年第4期。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许多叙利亚人参与其中。起义失败后，一些库尔德人逃至约旦避难。
第四批迁徙潮出现在1948年、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后，主要为巴勒斯坦库尔德难民。他们的迁徙路线一般为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库尔德人区或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区至巴勒斯坦，分别于1948年、1967中东战争爆发后由巴勒斯坦地区进入约旦避难，并在此定居。第五批迁徙也是难民潮，始于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叙利亚内战，延续至今。自2011年以来，数千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成为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Susan M Akram， “The Search for Protection for Stateless Refugees in the Middle East：
Palestinians and Kurds in Lebanon and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Volume 30， Issue 3（October 2018）， p.422.
目前约旦境内约有15 000～20 000名库尔德人，王霏：《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主要分布在安曼、杰拉什、雷蒙德镇（Raymond Town）、阿杰隆（Ajloun）、塔菲拉（Tafila）、舒巴克（Shubak）、古尔·萨菲（Ghor al-Safi）、卡拉克（Al-Karak）、亚喀巴（Aqaba）、扎尔卡、伊尔比德（Irbid）地区。
3.土库曼人
约旦土库曼人不超过2.5万，瓦拉尔·哈敦尔：《巴勒斯坦的土库曼部落生活》（阿拉伯文），http：∥www.turkpress.co/node/13203，2015年10月2日。讲土库曼语，信仰伊斯兰教，主要由巴勒斯坦地区迁入。土库曼人最早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是在萨拉丁抗击十字军东征时期，当时这些族群中最著名的将领有两位，分别是穆塔法尔·丁·科贾克（Muthafar AL-Din Kojak）和尤素福·宰恩·丁（Yusef Zin Al-Din）。穆塔法尔·丁·科贾克是萨拉丁军队中的一位指挥官，娶萨拉丁妹妹为妻;尤素福·宰恩·丁是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阿塔贝克（Atabka）地区的埃米尔（Emir），瓦拉尔·哈敦尔：《巴勒斯坦的土库曼部落生活》（阿拉伯文），http：∥www.turkpress.co/node/13203，2015年10月2日。他们随后进入巴勒斯坦地区，与当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融合。
土库曼人后来参加了阿拉伯大起义以及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大批难民进入约旦。他们进入约旦后主要定居在萨拉特和马安地区，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定居在首都，目前散居于各地区，Esra’ Abdelkhaliq， Factors Influencing Language and Cultural Maintenance among the Turkmen of Jordan：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Middle East University （MEU）， 2014， p.7.仍保留着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事放牧、耕种，现代也从事商业贸易等。
4.车臣人
车臣人（Chechens）原生活在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山脉、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偏远山谷中。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约旦境内约有10 000～13 000名车臣人，分布在扎卡尔（Zarqa）、苏威赫（Sweeleh）、撒赫那（Sahena）和安曼地区，大部分生活在约旦中部地区，约旦车臣人网：《约旦车臣人统计及地域分布》（阿拉伯文），http：∥www.sukhneh.com/index.php。信奉伊斯兰教。
第一批迁徙潮实为战争难民潮。1817至1864年，因被沙皇俄国霸占故土，车臣人陆续从高加索东部山区及黑海沿岸迁至约旦。20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始统治车臣，为维护其宗教信仰以及“土地使用权是建立在共同宗族所有权基础上的原则”，车臣人强烈反抗苏联。约书亚项目网：Chechen in Jordan，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317/JO。据1990年约旦人拉提布·马哈穆德·巴沙伊拉（Ratib Mahmud Bashir）的研究表明：1911年车臣人完成迁徙至约旦时，其人口数量约为3 500人，700个家庭，分布在扎尔卡、拉西法（Rasiifa）、撒赫那。约旦车臣人网：《约旦车臣人统计及地域分布》（阿拉伯文），http：∥www.sukhneh.com/index.php。
第二批迁徙潮自1940年代至199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车臣人反对德国人，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尽管如此，1940年代，苏联欲将他们驱逐出境，在车臣-印古什领土上彻底消灭伊斯兰教。1944年许多车臣人被驱逐至中亚，1968年后他们获准返回，1991年10月27日，车臣共和国宣布独立。不久，俄罗斯军队平叛车臣重新控制了该地区，但该地区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乱状态。约书亚项目网：Chechen in Jordan，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1317/JO。数次冲突与战争制造了一些战争难民，他们进入约旦，并在此定居。
5.德鲁兹人
德鲁兹派追根溯源也属于什叶派，德鲁兹人是约旦少数族群，他们更喜欢被称为“贝尼·马阿鲁夫部落”，并声称他们与约旦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大多数约旦德鲁兹人在20世纪初移民到此，居住在阿兹拉克（Al-Azraq）、扎尔卡和安曼周围的其他地区。Samy Sway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Druzes， Lanham， Toronto and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6， p.xxxiii.第一批到达约旦的德鲁兹人是阿布拉蒂夫（（Abu Latif）部族，他们是古代拉赫米部落（Lakhmi tribe）的一个部族，大多在艾哈（Ayha）定居，1685年左右一些人因投奔亲戚搬到了哈斯巴亚区（Hasbaya district）。阿布拉蒂夫的亲戚是哈斯巴亚的萨伊德家族（Saids）、约旦阿兹拉克（Al-Azraq）的阿布拉蒂夫家族、贾巴尔·德鲁兹（Jabal Al-Duruz）区的法赫德（Fahd）和拉希德（Rashid）家族、戈兰高地（the Golan Heights）的马哈茂德（Mahmoud）家族和其他人。Samy Sway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Druzes， p.8.
第二次迁徙是1840年至1860年黎巴嫩山区动乱期间，德鲁兹人自愿迁移到叙利亚霍兰（Hawran）和中东其他地区。德鲁兹人的第三次大迁徙是1925年至1927年的叙利亚反法大起义期间，一些德鲁兹家族迁居并定居在约旦、埃及和巴勒斯坦。约旦德鲁兹社区的大多数成员在此期间迁来的。此后约旦也有少量從邻国入境的德鲁兹人，1994年10月26日，约旦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两国随后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以色列德鲁兹社区和约旦德鲁兹社区流动打开了大门，一些德鲁兹人因为亲戚关系开始联系。
目前约旦境内约有10 000德鲁兹人，他们的教派在约旦未被承认，被当作穆斯林对待，是约旦少数族群，居住在阿兹拉克地区（距首都安曼60公里）。
（二）宗教性族群
约旦的宗教性族群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外的人，主要为亚美尼亚人、基督教徒，少量巴哈伊教徒、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等。
1.亚美尼亚人
约旦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人口约为10 000名，民族语言为亚美尼亚西部方言，94%信仰基督教，属于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约4%为福音派。亚美尼亚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习惯，传统上擅长手工工艺，长期以来在珠宝制作、摄影和机械维修等领域表现出色。
这些亚美尼亚人中的大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幸存者的祖先，他们从奥斯曼安纳托利亚向北徒步逃到约旦。早期在约旦的亚美尼亚难民主要居住在马安（Ma’an）、朔巴克（Shobak）、卡拉克和马达巴（Madaba）等地。目前，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首都安曼，少数家庭居住在伊尔比德、亚喀巴、马达巴和扎尔卡。六日战争后，约旦也成为许多离开耶路撒冷和亚美尼亚区的亚美尼亚人的避难所。Ani Derderian-Aghajanian， Armenians’ Dual Identity in Jordan， p.37.
2.基督教徒与其他宗教性族群
约旦境内信奉基督教者约占总人口的3%～6%，主要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派别，主要居住在尼泊山、马达巴和约旦河东岸的伯大尼地区。约旦境内还存在一些其他宗教性族群，包括巴哈伊教徒、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等。约旦巴哈伊教徒于19世纪下半叶从伊朗来到约旦，有的巴哈伊家庭就在约旦河谷定居下来，他们以耕种为主，目前约旦境内巴哈伊教徒约为1 000人。Jordan’s Baha’ is struggle for basic civil rights，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19/08/bahais-in-jordan-seek-full-rights.html， 2019-08-16。约旦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数量极少。
二、少数族群辅助阿卜杜拉建立外约旦酋长国（1916—1921）
从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开始，外约旦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开始步入约旦政治历史舞台。自1921年外约旦酋长国建立，是早期国家构建形成阶段。随着外约旦的建立和1928年阿卜杜拉政府公布外约旦宪法草案，约旦人民有了国家疆界领土意识，正式开启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声称“东部的外约旦酋长国是一个在其自然疆界内拥有主权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阿拉·阿扎：《巴勒斯坦与约旦国家构建解读》（阿拉伯文），《巴勒斯坦》2011年第16期，转引自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年，第52页。。约旦少数族群一些部落或人物参与阿拉伯大起义及外约旦酋长国建立过程，拥戴保护阿卜杜拉，此阶段各族群主要以融合与融入国家为主。
1900年以后，第二批切尔克斯人到达约旦地区时，奥斯曼帝国对切尔克斯人进行安置，为宪兵队和骑兵营征募切尔克斯人和车臣人。1910年，切尔克斯人米尔扎（Mirza）从贝鲁特来到这里，组建了切尔克斯骑兵营，其任务之一是保卫汉志铁路安曼到塔布克（Tabuk）路段沿线安全，城市新闻网：《切尔克斯人迁往约旦的完整故事》（阿拉伯文），https：∥www.almadenahnews.com/article/58681，2019-10-26。他还为所有切尔克斯的农村居民分配土地，负责税收，保障了此地区的安全，在該地区初步建立行政区域统治。同年，骑兵营在卡拉克地区打垮了当地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组成的起义军，赶走了贝都因人，保护阿卜杜拉顺利抵达安曼，一些切尔克斯官兵获得提拔、晋升，开始进入国家部门。后来切尔克斯骑兵又多次营救阿卜杜拉，因其忠诚、英勇，阿卜杜拉宣布给予其多项特权，成为约旦王室的国王卫队。
库尔德人在约旦早期国家构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约旦地区时建立宪兵队和军队，委任库尔德人收税，也吸收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宪兵队、行政与财政机构。一些库尔德人与当地居民通婚，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外约旦地区定居，而非回到故乡。阿拉伯大起义时期，一些库尔德人也是阿卜杜拉的得力助手，巴格达库尔德人拉希德·穆德法（Rashid Mudfa）中尉便参加了阿拉伯大起义，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07页。一直到1923年任公安局局长。
早在1920年阿卜杜拉进入马安时，大马士革库尔德人哈利勒·巴卡尔·扎扎（Khalil Bakar Zaza）和努尔·丁·巴尔赞吉（Noor Din Al-Barzanji）便加入反抗法国人的军队。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07页。阿卜杜拉到达安曼后开始组建正规军，大批有经验、才干的库尔德军官进入军队，构成阿拉伯军团的核心。哈利勒·巴卡尔·扎扎中尉1923年加入外约旦军队，是约旦骑兵和宪兵团的建立者之一。1928年弗雷德里克·贝克的报告（Frederick Beck’s report）中称当时外约旦军队中有14位库尔德军官。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07页。
库尔德人还是阿卜杜拉建立政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大马士革库尔德人海尔·丁·扎尔克利（Khaire Din Zarkli）被汉志国王侯赛因·本·阿里委任，辅佐其儿子阿卜杜拉建立外约旦酋长国，为阿卜杜拉进入安曼并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98页。1918年一位外约旦著名人士赛义度·库尔德（Saidu Kurd）与穆罕默德·塔希尔·贾卡（Mohammed Taher Al-Jaqa）、塞伊德·海尔（Saeed Khair）共同组建安曼爱国委员会。1919年，他又在巴尔卡（Balqa）组建阿拉伯人俱乐部，款待约旦与叙利亚格兰高地的首领。赛义度·库尔德还作为24位成员之一代表外约旦参加叙利亚大会开幕式。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97页。
德鲁兹人在此时期也参与其中，与其他少数族群合作。来自马基达尔（al Majdal）镇的赫内迪·法德拉（Hneidi Fadlallah）是民族主义党（al-Hizb al-Watani）成员，积极参与反对奥斯曼占领的斗争。他也是1916年前往亚喀巴地区欢迎费萨尔·伊本·谢里夫·侯赛因（Faisal Ibn Sharif Hussain）的人之一。费萨尔于1919年12月28日授予其准将（埃米尔·利瓦，Emir al-Liwa）称号，后在1925到1927年的德鲁兹反法大起义中死于苏韦达战斗（battle in Suwayda）。Samy Sway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Druzes， pp.74-75.
三、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国家构建基础
早期外约旦政府建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制度，建立立法委员会并组阁，并于1928年颁布宪法，初步形成现代政府机构。外约旦社会多族群、人员多元化性质决定其治国策略强调多元化与参与性，在外约旦宪政体系和国家行政、司法、军事机构建立中，少数族群分别参与其中，积极促进国家构建，不同少数族群和不同部落的精英逐步扩大政治参与，在核心部门任职，甚至参与到政府内阁议会中。约旦社会多元性决定其治国战略不依靠分治政策，而强调多元化和参与性。
来自黎巴嫩德鲁兹山区的独立党成员拉希德·巴卡·塔里（Rashid Baq Tali）在阿卜杜拉建立的外约旦政府中担任第一任“行政秘书”，同时为第一届立法委员会成员，甚至在阿卜杜拉授权下于1921年对第一届政府内阁进行改组。穆罕默德·拉比阿·哈扎阿拉：《约旦现代历史上的首次（1920—2000）》（阿拉伯文），安曼：安曼安全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转引自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第54页。
此时期，以赛义度·库尔德（Saidu Kurd）为首的库尔德人在约旦政治与国家构建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参与政党选举和国家会议以及参与反抗英国的斗争。赛义度·库尔德曾是1927年建立的约旦人民党成员，该政党最突出的原则是支持由阿卜杜拉领导的宪政。1933年人民大会执行委员会选举时，全国共有49名不同部落与地区的代表参加，赛义度·库尔德便作为安曼代表参加。赛义度·库尔德也是1933年成立的约旦团结党机构的核心成员，在1933年于安曼召开的第五次国民大会后，他还牵头组织约旦重要人士召开了一次爱国大会。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98页。
此外，少数族群也进入约旦军事、安全、国防部门任职，至少有几十位库尔德军官加入上述部门。穆斯塔法·米利中尉是约旦军队、公共安全局军官，也曾担任民防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07页。穆希丁·米利上尉（Captain Mohieddin Al-Mili）1943年担任塔拉勒国王旅军官（Officer of The King Talal Brigade）。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07页。截至1937年，外约旦政府职员中非英国职员为927人，其中68人是出生在外约旦的切尔克斯人。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Report…1935，Col.No.112，227; Report…1936， Col， No.129，pp.316-318; Report…1938， Col， No.166，pp.314-315; 参见Benjamin Shwadran：
Jordan：
A State of Tension， New York：
Council for Middle Eastern Affairs Press， 1959， p.186.
现代约旦哈希姆王国建立后，切尔克斯人作为一个“非阿拉伯”流散社区的民族在国家民族主义叙事视角下，是被约旦社会接受的，并且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占优势的少数人”。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相比，切尔克斯人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阿拉伯”约旦人，其地位与接受程度甚至高于巴勒斯坦人。Nour Abu Assab， Narrative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Circassians in Jorda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2011. 庫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在国家机构与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有力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有利于削弱族裔认同，为其他人口更少的族群融入树立典范。
库尔德人曾在约旦的政界、军界、安全部门、文化、媒体等领域任职。1965年，萨阿德·朱玛教授（Saad Juma）担任国王办公室主任，1967年两次担任内阁首相。优素福·扎赫利（Youssef Zakhli）博士1973年至1974年间担任社会事务与卫生部大臣。萨拉赫·朱玛（Salah Juma）工程师1976年至1979年间担任农业和供应部大臣，萨阿德·丁教授1997年至1998年担任首相府事务国务大臣，哈桑·扎扎（Hassan Zaza）担任公安局局长助理。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98—99页。萨阿德·朱玛·阿尤布（Saad Juma al-Ayoubi），也曾担任约旦首相。
以忠诚而深受约旦国王喜爱的切尔克斯人，因护卫国王有功，被赐予土地，授予荣誉，在议会有固定席位，一些切尔克斯人的精英曾在约旦担任重要职务。
德鲁兹人因长期忠诚于所在国，在约旦的政治参与也相对较多，一些部落精英位居高位。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和德鲁兹人相对于其他族群获得政治资源更多，地位不仅高于其他少数族群，甚至高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此外，国家为防止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建立一个替代国家或国中国，有意提高其他少数族群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使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族群以外的其他族群间进行政治竞争，利用既有的族裔差异使族际差异高度政治化，制衡人口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
四、“约旦优先”国家认同对国家构建的强化
根据霍洛维茨聚合模式理论观点，在多族群国家构建中，鼓励跨族裔的合作、调适和整合，实现不同族裔族群的国家认同、从而降低族性在政治上的显著性非常必要。左宏愿：《族群冲突与制度设计：协和民主模式与聚合模式的理论比较》，《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李智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族裔认同和国家认同无法兼容，一旦约旦遭遇突发事件或重大变故，或族裔认同大于国家认同、族裔民族主义大于约旦主义时，势必对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于约旦这样的君主制威权政府，构建国家认同对于整合国家社会资源、稳固统治和国家构建非常必要。约旦构建国家认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约旦优先”倡议下的国家认同构建
约旦国家认同产生很晚，1921年外约旦成立前不存在“约旦”或“约旦人”，人们接受的是奥斯曼认同，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后，形成具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印记的模糊民族认同。1921年外约旦酋长国建立后，随着国家体系的初步建立，出现对阿卜杜拉为代表的哈希姆家族认同，埃米尔即国家象征。1946年外约旦独立，1950年4月约旦哈希姆王国建立后，政治领域的政治符号开始强化国家认同，通过确定国名、国歌、国徽、货币以及颁布国籍法、修改宪法、建立博物馆等代表民族与国家属性的机构，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与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国家构建。
约旦少数族群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征，不同族群拥有其各自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语言，都具有双重身份，德鲁兹人、什叶派、基督教徒、巴哈伊教徒等还具有三重身份。就民族性族群而言，此双重身份指自身的族群身份和约旦人的国民身份;就宗教性族群身份而言，指其宗教身份、族群身份和约旦人的身份。因此约旦通过国籍法，给予少数族群国籍，强调其作为约旦人的身份属性，还规定国民统一使用阿拉伯语，货币使用第纳爾，重视以哈希姆家族作为核心精神纽带，对非穆斯林则强调爱国主义，弱化族裔中心主义，以此加强国家认同。通过上述举措，少数族群在面对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时，清楚地界定二者区别，认为“族群是与私人领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约旦人的感受则与公共领域联系，对约旦的民族主义情感并非基于原始的族群观念”Nour Abu Assab， Narrative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Circassians in Jordan， p.314.。
2002年10月，“约旦优先”（Jordan First）的倡议被提出，标志着约旦主义思想（Jordanianism）的形成。此倡议是约旦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约旦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约旦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人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将约旦人的民族叙事去种族化，从而将自己定位于约旦，强调全体约旦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感。“约旦优先”主要包含伊斯兰教、哈希姆家族、土地，约旦的教科书中提倡哈希姆人是“泛阿拉伯主义”之父，土地是“阿拉伯”之地，Nour Abu Assab， Narrative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Case Study of Circassians in Jordan， p.270.是基于国家认同的非族群的国家民族主义叙述。约旦主义思想的提出有助于团结所有约旦公民，无论性别、族群、宗教信仰、派别以及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在“约旦优先”这一全国运动中，所有公立学校课间唱国歌，升国旗，一些标志和广告中出现国王及其孩子们的照片，也出现约旦的地图和国旗。至此，约旦通过积极强化国家认同，促进族群融合与合作，减少或消除族群分歧与冲突，实现了政权的相对稳定。
（二）威权政府选举制度设计与政治参与扩大
威权政体的族群政治通常是一种族群不平等结构，尽管也有少数例外。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约旦君主立宪制政体是以哈希姆家族为首的威权政府，东部本土约旦人在国家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少数族群也参与其中，但威权政治只与其利益相关的特定族群集团有关，如库尔德、德鲁兹派中的少数部落精英，“部落及大家族的领导层过渡成为相对稳定的社会上层统治精英，一些部落民再依靠与领导层的亲缘与血缘关系进入政府机关、国家安全与管理部门等工作”萨义德·贾瓦德：《约旦农村的社会冲突》（阿拉伯文），贝鲁特：伊本·赫勒敦出版社，1974年，第18页，转引自孙慧敏，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变化》，《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大部分少数族群成员被边缘化。对于大多数族群成员而言，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获得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便可安抚其不满情绪。在约旦这个多族群国家，需要有高瞻远瞩判断力以及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实现少数族群间的平衡。
维持稳定性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满足少数族群要求公平和认同的心理。根据霍洛维茨的观点，选举前的协定以及在政府中建立持久的联盟责任感以加强少数族群群体在不分裂的国家中的具体利益，是减少族群冲突的方式和策略。Donald L.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pp.365-395，转引自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通过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在选举之前通过激励和诱因形成跨族群的联合，以达到族群之间的政治和谐。左宏愿：《族群冲突与制度设计：协和民主模式与聚合模式的理论比较》，《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约旦维护王权的制度设计，民众对王室特殊地位的认可和部族式的政治传统都是限制政党动员和政党发挥效用的政治性原因，章远：《约旦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党动员困境》，《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辑。但客观上促进了威权制的巩固。
具有实权的国王在构建稳定政体的政治行为中发挥了作用。1986年，侯赛因国王颁布了新选举法，众议院代表席位分配涵盖了各宗派、族群，为巴勒斯坦人、基督教徒、切尔克斯人和车臣人也提供了席位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年，第71—72页。，一人一票，不可转让的投票制度设计更有利于重要部落和利益集团。章远：《约旦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党动员困境》 ，《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辑。2007年成立的第十五届国民议会众议院由110个席位组成，独立人士、部族首领和工商界人士获得绝大部分席位，基督徒获9席，少数民族切尔克斯人和车臣人获3席。彭之舸：《约旦国民议会》，湖南人大网，http：∥www.hnrd.gov.cn/Info.aspx？Id=7834&ModelId=1，2016-10-21。2012年选举时，基督徒候选人仍获9席，3个席位分配给车臣人和切尔克斯人。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年，第85页。2007年和2012的选举中，车臣人和切尔克斯人也固定获得3席。上述举措可相对避免将政治资源集中于优势族群和穆斯林中，在民族性族群和宗教性族群中实现了形式上的公正。
结 语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裔便是族群，族裔特质中最重要的是共同祖先的神话，而非事实。对于族裔认同来说，重要的是虚构的血统与想象的祖先。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第31页。约旦法律与宪法、宪章都承认少数民族语言与族群，给予其一些权力。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所有约旦公民不分种族、宗教、语言，享有平等权利与义务。穆罕默德·阿里·苏瓦尔基·库尔德：《约旦库尔德人在现代约旦构建中的作用：兼论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文），第118页。在约旦，切尔克斯人较温和、忠诚，发生冲突概率小;德鲁兹人遵循其创始人的告诫和古老的传统忠于所在国政府的统治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elf-Expression， Jefferson：
McFar land&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2， p.113，转引自张燕军：《中东地区的德鲁兹人：历史与未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1期。，遵循“塔基亚”（Taqiya）原则，与主流社会融合较好;基督教徒、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族群数量较少、无法形成合力或政治诉求意识较弱，长期以来未进入政治中心，影响力较小，相对安定。但由于各族群缺乏共享的历史记忆、神话、价值观以及可以将国家民族内部所有成员统一起来的共同形象，族裔认同有时大于国家认同。
随着国家建立后政治制度、机构与国家军事安全部门等的完善，少数族群在政治参与中的份额甚至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出现固化，不同族群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也会产生分歧与矛盾，在此情况下，一些少数族群，尤其是跨界族群，基于文化心理和民族习惯的族裔认同开始萌发，有悖于国家构建。一些族群认为未被公平公正地对待，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缺席;而与此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约旦国家构建中参与较多的库尔德、切尔克斯人等在经济与政治社会层面上似乎已融入主流社会，已基本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城市社区，在公务员和国家军事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部分该族群成员却仍然认为其族群在退步、收缩或受益不足。
迈克尔·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认为“族群能肩并肩地和平生活的唯一保证是让他们效忠于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公正、平等从而令他们服从”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74 页，转引自张燕军：《中东地区的德鲁兹人：历史与未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1期。，因此，在約旦这样的多族群、民族性族群、宗教性族群与跨界族群并存的国家，实现各族群的公平公正关系到国家构建的程度与政权稳定。未来的国家治理与民主化进程中，从族际整合的角度加强族群融合与合作，实现少数族群间的相对平衡，防止并控制族群冲突是加强国家构建的积极策略。因此，约旦在保留各少数族群文化属性与语言、宗教习俗时，应加强国家认同、强化公民属性，增强国家情感;在保持族群多样化的同时，尽可能消除族群间差异。
（责任编辑：冯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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