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系统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路径
高超
我国是渔业大国，渔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对保障水产品供给、增加渔民收入、促进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渔业经济通过资源与环境消耗去推动，是一种粗放式、低质量渔业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导致我国渔村和渔民丧失了资源和环境要素而出现大量致病致贫的贫困人口。本研究从渔村渔民生存和发展的理论视点出发，分析支持渔村渔民可持续发展各系统面临的困境，探讨提升不同支持系统功能的方式和实现高质量精准扶贫的路径。
1.“人”的可持续发展系统
社会群体或 “个体的人”的可持续发展支持系统通常由生存支持系统（资源与农业）与环境支持系统（环境与生态）、智力支持系统（教育科技与管理）、社会支持系统（人口社会保障）和发展支持系统（经济增长）5维支持系统（图1）支撑，新渔村建设、渔民精准扶贫都应从这5个维度思考如何推进。
生存支持与环境支持系统反映按人口平均资源与环境的数量和质量对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支撑能力，主要涉及社区或人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社区、村落或“人”只有拥有可靠稳定且动力充足的生存和环境支持系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存是“人”发展的第一需求，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的临界阈值，是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生存与发展受限于环境支持系统的阈值。
智力支持系统是从智力视角思考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智力支持系统不仅涉及代间（同代人）智力可持续发展水平问题，而且涉及代际之间的智力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代间群体或个体的智力差异表现为他们认识能力、判断能力、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适应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为他们对 “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相适应的差异。如果个体的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适应，就会因代间智力发展不平衡而产生贫困。智力支持系统还受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等“家庭资本”的影响，人的智力发展存在“代际传递效益”。智力的“代际传递效益”让不同出身阶层的人在发展方向和机遇上失去基本的公平与平等，村落或社区同样存在社区资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存在“代际传递效益”，也会导致社区与村落发展不平衡而诱发社区村落发展缓慢和导致区域内个体的贫困。
社会支持系统可以细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前者指通过正式途径对个体行为支持的动力系统。后者指个人通过非正式途径，在社会关系网中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社会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条件，具有保障生存、发展和环境支持系统有序运作的功能，具有培植生存、发展和环境支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增强弹性能快速重建的能力。人的体能和智能是有差异的，因此需要从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视角探讨如何构建有序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保障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支持系统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视角的 “动力支持系统”，反映社区、村落或个体的人拥有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即经济发展或个人收入提高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增长能力在不危及生存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等子系统的前提下，与社区、村落或人的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的牵引力，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最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将生产要素配置到经济增长最需要的领域。
2.以制度创新提升贫困渔民生存与环境支持系统的功能
随着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力度不断提高，渔业资源出现衰退和日趋衰竭。201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31.4%的鱼类种群已经非过度开发，58.1%的种群被完全开发，只有10.5%的种群低度开发。
长期依赖快速提高捕捞努力量的过度捕捞为主要特征的渔业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渔业资源过度消耗而严重枯竭[1]，表现出经济鱼类亲鱼数量低水平、质量差，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下降[2]，许多重要商业鱼种面临威胁、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3]。2017年，农业部基于我国渔业发展可持续面临的问题，颁布的农渔发[2017]2号文指出我国虽然采取了伏季休渔、资源增殖、渔船渔具管理、减船转产等措施，但是捕捞能力仍然远远超过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承受能力。渔业资源基础薄弱，渔村渔民的生存支持系统极其脆弱。
由于水污染日趋严重，直接造成许多经济鱼类的品种和数量减少 。研究表明，由于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以及海水环境的过度利用导致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的含量攀升，水环境污染严重。[3]从村落和渔民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发展能力看，其环境支持系统也相当脆弱，由于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导致海洋渔业经济效益下降，渔民收入减少，出现渔民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现象。
保护和养护脆弱的生存和环境支持系统，提升其功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府管理解决资源和环境的共同产权问题。2017年，农渔发[2017]2号文提出实施海洋捕捞渔业资源总量管理的政策與制度，推动资源管理从投入控制管理向以产权为中心的管理制度（TAC）演进，该制度通过提升生存和环境支持系统的功能和发展能力，从而对高质量渔业发展和渔业精准扶贫具有重大意义。
3.加大教育与知识要素投入，强化贫困渔民智力支持系统
海洋捕捞渔业归属于农业，渔民被视为农民，但没有土地资源，生活成本同于城镇居民，但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当海洋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导致捕捞效益下降时，或因高劳动强度易较早丧失劳动能力时致贫，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会受到制约。研究表明，我国捕捞贫困渔民主要有4类：①生产亏损或低收入造成生活困难以及因灾、因病或致残导致贫困;②由于实施重大的资源养护政策，导致季节性或临时处于“失业”状态的渔民;③传统上由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予以救济的“三无”民政对象;④其他原因导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5]海洋捕捞渔业还存在来自西部地区的流动性贫困群具有流动性强、生活状态不稳定和收入低等特点。海洋捕捞渔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是导致专业渔民生活贫困的诱因。[5]
我国贫困捕捞渔民的智力支持系统不足，导致渔民脱贫困难，因此要加速提升贫困渔民的智力支持系统。在教育支持方面，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应发挥教育的政治功能，为渔村或社区培养治理人才、培养合格公民和传播主流政治价值观，并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通过教育把知识、技能、技术和管理经验传授给劳动者，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并由此提高收入水平。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教育扶贫需要政府加大知识传授、技能技术培训、合格公民培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教育投入。
4.优化社会支持系统实现精准扶贫
社会支持系统有社会和政府通过正式途径对贫困人口支持的正式社会支持动力系统（社会保障）和利用社会关系网中提供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系统。当前，我国已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实践，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正式社会支持系统。
但是，我国传统渔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发展相对缓慢而脆弱，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视角，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难以支撑国家扶贫和脱贫的战略目标。研究表明，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我国捕捞渔业的经济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村落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功能严重退化，极其脆弱。
[5]渔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典型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组织内部的关系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和人情等初级社会网络为纽带，组织成员间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行为规范，组织结构不稳定，组织社会地位难以得到正式确认，制度效益难以保证[6]，优化渔业经济组织这一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降低经济活动运行成本提高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可发挥潜在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克服外部不经济加速渔业经济增长[6]。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推动精准扶贫，应重视构建和优化我国渔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渔业管理组织制度发展。[7-8]
5.用数据要素推升发展支持系统的源发动力
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发展支持系统在生存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环境支持系统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以经济发展和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支持系统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重要的支持系统。目前渔业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只有依靠技术和制度生产要素的持续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农业（渔业）经济活动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工业经济社会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和资本，在渔业捕捞工业中则体现为渔船、渔具以及捕撈设备技术、资本的投入，在现代经济时代，制度和技术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已经到来的数字经济年代，数字信息将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和精准扶贫方面将显得尤其重要，我国渔业、渔村和渔民都应敞开胸怀拥抱数字经济带来的变革和机遇。
数字经济是通过大数据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9]、引导和促进渔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精准扶贫和渔村渔业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引导传统产业转型的发展中，渔业产业向数字经济的转型明显落后于其他产业。笔者认为应依赖以下发展路径提高渔业经济效率和实现精准扶贫。第一，利用大数据要素推动水产品供需双方融合为产消共同体，围绕消费需求变革渔业产业模式以提高经济效率。第二，渔业管理的核心经济问题是渔业资源的共有产权性质易导致渔业经济活动的市场失灵，导致资源和环境要素过度利用。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渔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化渔民生存支持系统与环境支持系统的扶贫功能。第三，应通过渔业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渔业产业化，促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贫困户分享渔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持续提升发展支持系统的功能。第四，通过教育等智力支持，养育贫困渔区的电商生态和培育电商人才，提升智力支持系统对贫困渔村村落和人口的支撑功能。依靠社会支持系统为贫困地区建立电商基础设施、开展电商扶贫，提升贫困地区水产品品牌营销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刘亚娜，高健.生计渔业与商业渔业的初步探讨[J]. 湖南农业科学，2009，05：143-145.
[2]楼东，谷树忠.中国渔业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01：31-35.
[3]曲福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Odd. Nakken. Present and Future Exploi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in the Barents Sea and Adjacent Areas，Fisheries Research，1998（37）.
[5]郭晓蓉，高健.海洋捕捞渔村经济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宁波海洋捕捞渔村为例[J].中国渔业经济，2014， 32（3）：28-32.
[6]高健，刘亚娜.海洋渔业经济组织制度演进路径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11）：74-79.
[7]于会娟，姜秉国.中国新型渔民专业合作社生成机理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12，30（4）：38-44.
[8]高健，长谷川健二.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组织制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9]汤潇.数字经济[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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