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收入分化的教训及对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几点启示
张舰 贾若祥
一、印俄巴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过程
（一）俄罗斯：20世纪两次政体剧变使收入差距经历了先变小后变大的U型模式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末：低工资高就业的平均主义就业体制使贫富差距明显缩小。苏联时期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相对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居民收入与来源以职工工资和集体农庄庄员劳动报酬为主，极大改变了沙俄时期的收入分布形态。1905—1929年，最富裕的10%群体收入总额占比从47%降至22%，最富裕的1%群体收入份额从20%下降到4%—5%，收入最低的50%群体和中等偏高的40%群体的收入份额分别从17%、40%提升到30%、48%。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在经济上逐步采取相对自由的“去斯大林”政策，在不涉及国家产权变更条件下适当允许非国有经济成分存在。1956—1968年间，劳动报酬增速略有提升，且收入最低的50%群体收入份额从24%进一步升至32%。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转轨提升了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但造成群体收入分化程度骤然上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认为传统国有制不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向市场经济过度必须解决所有制问题。随后私有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居民货币收入结构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资本等其他要素收入占比上升。1989—2016年间，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41%（年均增速为1.3%），但分群体看，收入最低的50%群体经历了长达27年的收入负增长，收入降幅达20%、年均降低0.8%。中等偏高的40%群体虽然保持正增长，但27年间增幅仅15%、年增速0.5%。相比下，最富裕的1150万人（10%）人均收入年增速为3.8%，增幅高达171%。这一时期俄罗斯宏观经济增长中99%的份额被最富裕的10%群体拿走，仅留下1%给剩余的90%人口（1.03亿人）。
（二）印度：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策转向使居民收入差距從逐步缩小转为逐步扩大
20世纪40至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国有化、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使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显著优化。1947年印度主权独立后，废除了土地的柴明达尔制，削弱大地主对土地的高度垄断，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通过在50年代初将铁路和机场国有化、70年代中期将石油部门国有化，使公共部门获得了大量私营部门转移来的财富，富裕阶层隐性资本收益受到制约。推行个人所得税高累进税率，1965—1973年间最高累进税率从27%升至98%。通过税收减让、信贷支持、利率补贴等措施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系列措施影响下，印度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21%降至50至60年代的10%—12%，而后进一步降至1983年的6%，达到自1922年有税收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同期最富裕的10%群体收入占比为30%，收入最低的50%群体和中等偏高的40%群体的收入份额分别为24%和46%。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自由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居民收入差距由降转升。这一时期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开始成为决策者关注的议题，《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推动快速放宽市场管制、加大外债举借、提升进口规模，同期个人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从70年代的97.5%降至80年代中期的50%。至1990年，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占比提高至34%，较1983年提升4个百分点;中等偏高的40%群体和最低的50%群体的份额则下降2个百分点，分别为44%和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去国有化”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1991年后，印度将私有经济发展摆在核心位置，通过不再保留或注销部分国有企业、收回公共部门投资、放松市场管制（石油、糖、化肥）等推动私营部门更深程度介入经济重要领域，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而提升，同期金融、保险、房地产、IT等受资本追捧产业快速发展，增速在1997年超过制造业部门，农业发展被严重忽视。受此影响，1990—2014年间，最富裕的10%群体收入份额由34%攀升至56%，中等偏高的40%群体收入份额由44%降至32%，最低的50%群体收入份额由22%降至16%左右。
（三）巴西：二战以来居民贫富分化长期存在并持续扩大
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外资依赖和“进口替代”引起的生产资料集中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二战后的20年里，巴西高度依赖外国资本来解决国内资本短缺，政府则通过大量增加公共债务和通货贬值来抵偿，1957—1964年间通膨率从7%上升至92%，严重影响社会财富分配。1965年军政府上台后，又将巨大的资源投入到发展“进口替代”所需的产业，社会财富被大量的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1960—1983年间，10%最富裕的群体的收入份额从39.6%上升至46.2%，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份额则从约18%下滑至不足12%。
1985年以来，经济自由化改革方案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军政府倒台后，开启“再民主化”的巴西在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浪潮中，通过了涉及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压缩公共福利、减少政府开支的雷亚尔计划。一系列措施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加剧了巴西宏观经济调节的脆弱性，为维持较高外汇储备，巴西必须吸收更多外资，这进一步造成外贸赤字增加，压缩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失业率从1995年的4.6%快速升至2000年的9%，社会向下流动趋势凸显。至2015年，巴西最富裕的10%群体的收入份额达到55%，40%中等偏高的份额为32%，收入最低的50%群体仅占有12%的份额，尚不足最富裕的0.1%群体（仅14万人）14%的收入份额。并且全国范围内没有成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2015年全体居民人均收入为37100雷亚尔，但收入最低的50%和中等偏上的40%群体的人均收入分别仅有为9200雷亚尔、30500雷亚尔，反映出90%的居民人均收入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下，最富裕的10%群体人均收入达207600雷亚尔，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
二、印俄巴西居民收入分化的主要教训
（一）快速推进自由化改革造成财富分配失衡
三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产业、城镇等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资本市场开放、汇率制度改革等置于主导位置并迅速推行，在部分提升了经济效率、收入增速的同时，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造成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快速推进私有化、放开资本市场，给一些原国有部门“内部人”同国内外大资本、少数权贵里应外合吞并国有资产的机会，体制的不健全也使得二元市场结构下国家垄断部门更易获取垄断租金，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印度在80年代后将大量公有学校推向市场造成私立学校规模快速扩张，聚集优质教育资源，竞相提高教育费用。巴西过快推行金融、贸易、投资自由化致使国内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失利破产，冲击就业。汇率管制放松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金融调控能力，造成的物价波动又进一步作用在贫富分化上。
（二）侧重资本优先积累造成经济增长与结构改善脱节
俄罗斯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资本积累优先问题，长期将资源配置向能源、重工业倾斜问题，其产值比重异常高，但轻工业等遭受严重忽视、比重仍处于典型低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发展找不到新增长动力，行业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巴西由于在发展中面临资本积累低的阻碍，各届政府均将扩大大型重工业企业资本积累作为重要着力点，造成社会财富更多向企业家和少数权贵集中，依靠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构成的普通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利益被大大压缩。2001—2015年间，尽管巴西居民劳动报酬差距有所收敛，最富裕的10%群体劳动报酬占比从47%降至44%，但收入占比却从54%升至55%;最富裕的1%群体在2015年所获劳动报酬份额为14%，总收入份额却高达28%。同期全体居民收入增长额中57.8%被最富裕的10%群体获得，收入最低的50%群体只分享到了16%的增长额。
（三）土地占有长期不均和农业政策失调
巴西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未对大地产制进行彻底改革，且由于政府为利用农业出口来积累资本发展民族工业，国内小农业长期受到忽视。1964—1979年间军政府向大庄园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农业信贷使其从事大规模的出口作物经营，客观上鼓励了大庄园主进一步集聚土地。过程中大量失地农民被迫移居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20世纪50至80年代，圣保罗人口由250万激增至1350万、里约热内卢由290万增至1070万。然而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的不足使得城市无力创造充足就业岗位，致使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失业群体和流浪人口，许多大城市贫困人口比例高达30%—35%，反过来又加剧政府财政负担、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印度在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也长期受到忽视，农业总资本占全部经济总资本从70年代的超15%降至90年代末的不足6%，农民从金融机构可获贷款越来越少，但同时农业投入品价格上漲迅速，造成占总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的收入提升受到严重抑制。
三、对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夯实共同富裕财富基础
面对大变局叠加大疫情下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持续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步伐，推进战略性重组。加快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途径和办法。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各种“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把握民营经济体制灵活优势，推广员工持股制度，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
（二）坚持人民至上，强化政府社会职能
突出经济增长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之间内在联系，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把政府社会职能、公共责任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框架，坚持政府的适时干预，消除经营垄断、整顿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大幅增加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重视资产价格波动和教育、医疗不合理收费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影响，纠正住房、教育、医疗改革中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三）坚持城乡融合，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真正把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一盘棋”格局，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制度设计，突破制约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加大要素配置、资源条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充分认识乡村振兴中农村与农民关系不仅局限于农业生产，突出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改变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做法，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事业，从乡村振兴的“大蛋糕”分配中获得更多收益。
（四）坚持勤劳致富，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共同富裕的实现要鼓励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畅通向上通道。要瞄准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完善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持制度，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缓解经济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重点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尽快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完善教育、科技、医疗、文化、设计等领域退休后返聘机制，让有继续工作意愿的资深专家和高级人才发挥余热。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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