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增旭《清代笔记中的逍遥津》说起
刘政屏
年轻的文史达人汤增旭一直痴迷于安徽地域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所作《清代笔记中的逍遥津》发表于2021 年6 月19 日《市场星报》“阅读周刊”头版。
汤增旭在这篇文章里，从他在一部清人笔记《蕉轩随录》里发现一则短文《逍遥津》说起，回顾了合肥著名景点逍遥津的沧桑变迁，以及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尤其是那副难得的72 字的对联，读起来轻松有味，颇为难得。
由此想到了“笔记”这一特殊文体的意义和价值。查了一下，“笔记”解释有三种，其一，古时称散文为笔，与韵文相对时，称笔记。其二，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其异名则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其三，即现在通常意义的笔记。而我所说的显然是第二种。
我几年前开始的家族记忆的整理和写作，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匮乏和细节的短缺，以至于文章没办法深入。我一方面在各种地方史志中寻觅，另一方面从相关的名人著作里查找，尤其是他们的书信和日记，其实这些书信和日记，或多或少有一些笔记的性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写我的伯曾祖刘访渠时，通过各种线索，找到他在南京蒯光典府中的密友、国学大师李审言（李详）一本薄薄的笔记《药裹慵谈》，翻阅之后，欣喜不已，感觉资料有了，细节也有了。比如，关于刘访渠在蒯府的生活，除了蒯光典对他十分信任和器重，其他方面基本上都无从知晓，但李审言的一则笔记却很有意思：“扫叶楼在江宁清凉门内，即龚半千隐处，楼上畫扫叶翁像。山势极高，与南唐翠微亭相接，南望可望牛首隐于云雾间。往与友人刘访渠、殷孟樵登此楼，曾集句为联云：‘四禅隐岩曲，双阙似云浮。’蒯礼卿极赏之。访渠任书，卒未果悬。至今思之，似不可无此联也。”几个文人雅士登楼远望，集句为联，蒯光典（礼卿）很是欣赏，让刘访渠写出来，准备刻在木板上，悬挂上去。字数不多，但细细琢磨，信息量不小。
还有一则笔记：“包安吴《艺舟双楫》，论笔工王永清善为笔。安吴以永清笔大小五支，赠合肥弟子沈用熙，时道光乙巳年（1845 年）也。余友刘泽源得其最巨者于沈之孙，以饼金八枚易之。其管径七分，毫长三寸许……访渠重为两先生物，宝若球璧，其实已颖挫不中用矣。”
一件小事，一个典型的细节，却很说明问题：刘访渠（泽源）对于老师沈用熙（石翁）的感情极深。虽然“以饼金八枚”买一支不能用的废笔的确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很搞笑，但我感觉自己能够理解：刘访渠买的不是一支笔，而是对老师沈用熙的一份念想。况且这支笔还是沈用熙的老师，著名书法大家包安吴（世臣）所赠，制笔名家王永清所作。
有了这些资料和细节，关于刘访渠的文章一下子就饱满、生动了起来。而我在这之后对于笔记，自然也就格外上心了。
与此同时，在我的内心有了一种想法：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过于偏向于所谓正式文体的写作，而对于随笔、散记，乃至日记一类的东西缺乏应有的理解和重视。既然我们深得既往文人雅士的笔记体文字的滋养和帮助，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写一些看似零碎，没有什么大作用的“小文字”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小文字”并不少，微博、微信朋友圈里短小、即兴的文字，都具有笔记的意味，只是由于写作者众多，内容芜杂，容易埋没那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专业的、具备一定素养和水准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在坚持写作的同时，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自己和别人的此类文字，以期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最近，汤增旭在《蕉轩续录》里又发现了一篇感兴趣的短章，与李鸿章主持修建的安徽会馆有关。文中记录的一副楹联系太湖赵梓方（赵朴初曾祖父）所作：“结庐挹退谷，风流胜迹重新，应续春明梦余绿;把酒话皖公，山色乡心遥寄，难忘江上大观亭。”
《蕉轩续录》作者看到之后评价道：“笔情飞舞，雄跨古今。”其兄长在信中也让他作一些对联，但他“读之不觉搁笔矣”。
这样的笔记，已不仅仅是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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