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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后进,春暖杏坛

2022-04-20 12:22:54公文范文
韩忠言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市海安镇)人,清末举人,晚年人尊称他为“紫老”。曾任河南

韩忠言

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市海安镇)人,清末举人,晚年人尊称他为“紫老”。曾任河南地方官并在外交、军事、矿务、商务、民政等部门任职,因勤政、廉政、爱民,有“晚清名臣”之誉。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安徽省民政长、江苏省省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为抗日奔走呼号。后身陷日伪之手,严词拒绝日伪威逼,坚不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在日伪包围中忧愤成疾去世。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被陈毅誉为“民族抗战之楷模”。2015年,韩国钧入选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六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紫老一生扶危济困,具有悲悯情怀,这与他从小所受到的熏染很有关系。道光二十九年(1849),姜堰、海安一带发了大水,洪水泛滥,灾民载途。紫老祖父凤翔公“思欲振(赈)之而无款,劝募无应者,乃将主屋三楹拆去,易得钱屑米麦为糜以给饥民。时饥民之集吾家者,门庭为满”。凤翔公同情灾民,拆房得钱易米麦,收容贫民,救人无数。紫老出生后,看到的就是没有主屋的家。这件事对紫老的思想、人格影响很大,为紫老做人、入仕打造了一个很高的道德门槛,让紫老终身受益。

紫老九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家中又迭遭变故,生活极为清苦。幸塾师不计较其学费,紫老由此发愤读书,除夕日仍在寺庙攻读。其后紫老遇有贫困学生,感同身受,常伸以援手。据他的《永忆录》载,他在海安市中,遇一年仅十一岁小童苏越,能绘大幅人物,借以糊口。紫老看到后给他衣服和川资,让他先后从大画家李叔同、吕凤子学画。两位先生见苏越聪明好学,尽心指导,可惜学业未成而早亡。河南武陟刘维俊十二岁,为其分居叔叔欺负,紫老判案时感到惊奇,遂留官署读书。该生好学上进,后充河南省议会议员,常有很好建言。紫老任安徽巡按使时,招其为科员,也可惜年未三十而殁。紫老对此二人的早逝深为惋惜。

支伟成,民国前期的年轻学者。在其《韩止叟自传校后志》中述及1913年张勋攻克南京后,“纵兵焚掠三昼夜,商店居民无幸免者”。但不到一月,即恢复往日繁华。年仅五岁的支伟成听到民众交口称赞“此新任韩民政长抚绥救济之功也”!其父为新闻记者,以直言触怒都督冯国璋,宪兵汹汹来家,一天后事解,其母告之“赖巡按韩公一言而脱尔父于厄”。自此,少年支伟成很想能一见韩公。1924年11月3日,支伟成以求正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为由希望晋谒,五天后,就两次得紫老接见。在繁剧劳碌的公务之中,“公则怡然安之若素,从容与余语朴学源流、人物臧否,旁逮老庄玄理、乡邦文献,娓娓不倦。傍坐数辈屏息默视,相视以目,以为韩公何不掸烦而与此少年相周旋耶?”支伟成当时年方二十五岁,然紫老“一见知为博雅士也”,着意栽培帮助。据紫老《朋僚函札》中支伟成致紫老信,当年12月6日,紫老从自己薪俸中赠予五百元助其出书。次年7月紫老已归隐返乡,因纸张涨价书难出,紫老又资助三百元,使其《墨子综释》《楚辞之研究》《商君书》三书顺利出版。《墨子综释》后被著名学者严灵峰收入《墨子集成》,而《楚辞之研究》作为民国时期研究楚辞之代表性著作之一,现在仍然是楚辞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据支伟成致紫老书信统计,在最初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紫老即十五次复函给他排纷解难,商讨学术问题。

张士诚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割据东吴,自号吴王。在与朱元璋争天下中失败被俘死节,终年仅四十七岁。《吴王张士诚载记·序》中,紫老称:“然其倔强之性,致死未衰。‘天日照尔不照我之言,忿激之辞色,至今可以思见。”据元明之际的文人谢应芳《龟巢稿》载,张士诚在东吴一带“开荒田、除民瘼、抑豪强、积军饷、增俸禄”。他善待文人,关注文化,设礼贤馆,在抗州修复岳飞庙和岳坟。在战乱期间举行乡试,修复西湖书院的典籍库存。特别是在苏州开白茅河(一作“白茆河”)至此苏州、昆山十余年间并无水患。他又免除当年田租四成,以前所欠租税一笔勾销,深得人民爱戴。张士诚死去已五年,常熟、姑蘇、昆山、太仓等地人民仍为他建庙祭祀。而朱元璋为报复爱戴张士诚的昆、苏百姓,将他们强行迁徙至当时较为荒芜的苏北海滨一带。紫老认为明代史书“比吴张于寇逆,轩轾失实”,“十余年来,每阅故书、雅记、随笔、纪录,久之益夥,又得四方友人详征博引,参互考证,往复数四,所得愈多”。当时参与搜集资料的有费仲深、李印泉、丁初我、王凌霄、王淑如等文化名人,另有“汉雏、铁鸣两侄”。因政务繁忙,一直无暇动笔,遂将所有文字资料及图片一并交付支伟成,并反复与之商讨方法体例,由支伟成执笔撰写《吴王张士诚载记》。

在该书《序》中,紫老云:“以《晋书》例,《本纪》《列传》外,凡偏隅杂霸之主,别立《载记》,因认吴张为列国,定名曰《载记》。”紫老认为吴王张士诚对江浙历史经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提升了江浙地区在元明之际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受人民爱戴。不以张士诚为“逆贼”,而以其为“列国之主”,“诸书多称寇、称贼者,悉为更正”。书中称朱元璋为“朱吴王”与“张吴王以别之,示平视也”。如司马迁《史记》列项羽于《本纪》,陈胜为《世家》一样,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支伟成辑录《正编》方成,不幸去世,《附编》由其十九岁学生任志远在紫老指导下续成。《朋僚函札》载有1928年紫老致李详长信,讨论该书的编撰问题,说明他一直关心着《附编》的编写工作。李详为民国东南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李详与紫老交谊甚厚,李详致紫老书除有政事进言,对自己工作、生活、身体无话不谈,有困难,紫老也尽力帮助解决,表现了对文人学者的尊重与友善。

《吴王张士诚载记》于1932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八十年后经杨镰、张颐青整理,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7月重版,整理者在《序》中认为该书:“意义重大。比如卷一所载与吴王张士诚有关的文物遗址,目前几乎全部不存在,有珍贵的照片、拓片,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历史的记忆。同时,作为迄今唯一专门研究吴王张士诚事迹的文献集成,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支伟成主要整理执笔,但紫老将辑录之功归于支伟成和编纂时年仅十九岁的任志远,放在最前,自己只署审定,列于后,表现了不掠他人之美、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

支伟成去世后,家中陷入困境,紫老寄赠一百元助其家人料理后事,并帮助其父支恒楝求职。支恒楝在给紫老信中云:“亡儿伟成尝谓先生为平生第一知己者。”又说:“诸挽联中以先生之词最为沉痛。”足见紫老对青年才俊的关爱。

高二适为当代学者、书法大家,1965年7月在《光明日报》发文,与郭沫若挑起延续六七个月的《兰亭序》真伪大辩论。他三十出头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写信给紫老问学求教并借书,请紫老书写座右铭等。紫老以八十高龄作答并赠书、赠字,高二适“顷获墨宝,如获琬琰,反复拜观,狂喜无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紫老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光绪二十八年(1902),紫老任河北矿务局总办,矿务局设河南省境内黄河以北清化镇。《永忆录》载:“镇隶河内县境,地皆膏沃,独近清化一地曰李家凹,荒芜不耕者数百亩。余考其故,知光绪三年大旱荒,县令催征急,民不能堪,相率将地契缴官,老幼流亡,辗转就食异地,无一人生还,其地遂荒废至今。幼读《石壕吏》诗,至此而信。”紫老痛心感慨之余,亲临现场,组织农民拉高填低,平整这一片土地,开沟渠泄积水,又购买数万株湖桑依次栽植,不到三年居然成荫。紫老申请州府支持,在清化设立专门蚕桑中学校,令各县选送学生,此举使河南省黄河以北这一带风气大开。后来,此校与时俱进,开设新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民国初年,各省设立议会,河南省第一、二届议员中,不少人就是出自此校的学生。创办清化专门蚕桑中学校,是紫老创办学校之始。

1902年,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易名两江师范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后两江师范学堂因战事停办,其校址被军阀用作兵营。1913年6月,二次革命爆发,南京成军阀必争之地,乱兵及土匪乘隙而入,学堂职工有为保护校产而殉职者,校产遭劫,荡然无存。当时任江苏民政长的紫老接到两江师范学堂管理员李承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江苏省教育司会同警总厅封锁两江师范学堂,等候改制开学。至1914年,经紫老批准,两江师范学堂得以续办,更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其后南高师演变为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为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并拆分出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著名高校,此是后话。

海安原无中学,1936年紫老命土木工程学家、四子宝琨创立中学,1938年海安沦陷中止。第一次日寇退后同人劝紫老续立,以紫石中学为名,推辞不获,至1939年秋延聘教师开学。紫石中学师资优秀,学风严谨,学生成绩优异,名闻遐迩。该校于1956年由私立改公立,更名海安縣中学,现名江苏海安高级中学,是江苏省四星级中学,全国名校。

紫老也很注重对家人亲属的教育。家父韩汉雏生于1901年,系紫老族侄。1918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现南通中学),因严重胃病几乎不治,未能继续升学。病体恢复后,紫老将他带至南京省长公署签押房(省长办公室)任职,初任办事员,后任科员,学习文秘工作,草拟公文函电等,由紫老修改后签发。当时紫老身边幕僚多为名流学者,父亲自知学力不逮,压力较大。在紫老鼓励下,父亲刻苦学习,将紫老与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名人来往信札及以往文书存稿找出作参考,又常温习《骈文类篡》《历代名臣奏议》之类至深夜,冬夜严寒常拥被温书。由于紫老不时教导,自己又能虚心向前辈幕僚请益,渐能胜任。我小时曾看过父亲珍藏的几本草稿,由最初紫老增删满纸,到仅改一二字句,进步较快,常得紫老赞许,后升任紫老机要秘书。

1925年紫老任满回籍,荐父亲至外交部上海交涉署任秘书。但紫老对他一直非常关心,常有书信往还,有一信中写道:“侄须知天生我才必有用,譬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充满希望和鼓励。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紫老仍与远在重庆的父亲保持联系,关心他的生活与工作。

紫老暮年为我大哥精心临写了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碑记》装裱成厚厚一本,末以小字书“此帖颜书而有柳骨,临之以付忠培侄孙,未足以资模范也”,对后人的学业关心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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