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0个省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并得出以下结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另外，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方面，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表现为“U”型的影响，而工业污染源治理则能够更好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通过对不同创新能力地区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创新能力高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对于创新能力中等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与污染治理投资都产生了正“U”型的影响关系，但排污费抑制了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创新能力较低的地区，只有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正“U”型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能力
本文索引：张家豪.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中国商论，2022（03）：-149.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2）02（a）--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是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代价却是资源与环境的破坏，这种不计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状况也日益严峻。经济发展与环境状况息息相关，而产业结构是协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和区域竞争力。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降低资源消耗、改善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把环境规制分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三种类型，根据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异质性环境规制
根据环境规制的规制主体不同，可以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三类，即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李小平、余东升、余娟娟（2020）[1]通过对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得出，强制型与市场型的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自愿型的环境规制对地区碳生产率的影响则不太显著。而薄文广，徐玮，王军锋（2018）[2]则是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分析如何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认为地方政府的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表现为“逐底竞争”特征;自主型环境规制呈现“逐顶竞争”特征。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吴磊，贾晓燕，吴超等（2020）[3]认为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抑制作用，在长期起促进作用;但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则不明显。而肖权，赵路（2020）[4]则认为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提升作用;同时认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FDI表现为“U”形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FDI则表现为倒“U”形关系，自主型环境规制对FDI影响不显著。
1.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即促进作用、抑制作用和非线性的影响。肖兴志，李少林（2013）[5]从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路径影响，认为虽然区域上存在差异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周荣蓉（2017）[6]通过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还提出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性。杨骞，秦文晋，刘华军（2019）[7]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分析得出，在不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环境规制能够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提升作用不够明显;只有考虑地方政府竞争后，环境规制才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阮陆宁、曾畅、熊玉莹（2017）[8]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具有“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存在门槛值，当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超过门槛值时才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马骏、王改芹（2019）[9]利用我国沿海33个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法检验了沿海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U”型关系，并且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均已越过拐点值，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
1.3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化，单纯以综合指标来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学者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出发，具体分析了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原毅军、谢荣辉（2014）[10]从正式与非正式角度出发，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特征及空间异质性。认为正式环境规制能有效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非正式规制强度指标总体上与产业结构调整正相关。申晨，李胜兰，黄亮雄（2018）[11]则认为通过命令-控制型的環境立法限制污染产业市场准入对地区工业结构变迁影响显著，而现阶段利用经济手段通过施加环境成本仍不足以淘汰“三高”企业，促进产业清洁化。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除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三类环境规制外，同时将其他可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在模型中增加了解释变量的二次项，以此观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最后构建的面板模型如下：
INDit=β0+β1Er1it+β2Er12it+β3Govit+β4Eoit+β5Pgdpit+β6Tiit+β7Invit+β8Fdiit+εit （1）
INDit=β0+β1Er2it+β2Er22it+β3Govit+β4Eoit+β5Pgdpit+β6Tiit+β7Invit+β8Fdiit+εit （2）
INDit=β0+β1Er3it+β2Er32it+β3Govit+β4Eoit+β5Pgdpit+β6Tiit+β7Invit+β8Fdiit+εit （3）
式中，i（i=1，2，…，30）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β和η为变量系数，IND表示产业结构指数，Er1表示法规政策型环境规制，Er12为其二次项，Er2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Er22为其二次项，Er3表示排污费，Er32为其二次项。Gov、Eo、Pgdp、Ti、Inv、Fdi为影响产业结构的控制变量，εit为误差项。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2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样本数据，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2.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Ind）。干春晖（2011）[12]通过重新定义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借鉴干春晖（2011）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
2.2.2 解释变量
（1）环境法规政策（Er1）。法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或规制部门制定的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章以及环境标准，法规政策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点，本文采用各地区2006—2017年以来颁布的环境法规数和当年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法规政策的衡量指标。环境法规数能直观的反映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则能够很好的反映法规的执行力度。
（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Er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政府部门和企业用于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污染和消除已经形成的污染的投资活动。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侧重“末端治理”，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与建设项目三同时属于“源头治理”。本文用2006—2017年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该项指标。
（3）排污费（Er3）。根据污染者的污染物排放种类与数量，对企业收取对应的排污费，控制企业污染排放，并以此来达到激励污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征收排污费是政府环境规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本文以地区排污费收入表示。
2.2.3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程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比重来表示政府的干预程度;贸易开放度（Eo）以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地区人均GDP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Ti）用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表示技术创新水平;投资需求（Inv）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地区的投资需求;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该指标。
各变量的选取指标以及测度方法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回归结果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对解释变量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及其二次项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法规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着“U”型影响，政府通过制订法律法规和环境规制相关政策，在最初阶段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而随着法规制度的完善，高污染企业和技术落后的企业不得不面临退出市场或进行技术升级的抉择来降低成本，此时本地区产业结构向着更加优化的方向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存在“U”型的影响，最初产业结构随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而降低，但随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产业结构也随之优化升级。排污费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着“U”型的影响关系。期初，通过直接征收排污费的方式并不能很好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随着征收的排污费增加，企业不得不进行污染处理技术升级或清洁生产，从而带动地区产業结构改变。在控制变量上，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则会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
3.2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具体指标回归结果
我国测算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投资类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分别对三者进行回归。其中，cz表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gy表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js表示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U”型的影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只有通过不断加大资金投入，达到“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才能起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同时，通过加大对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激励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提高技术水平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善产业结构。通过增加对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创新技术水平既有利于减少排污费用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够促进污染企业的技术改进，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建设项目三同时并没有很好的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3.3 基于地区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借鉴卫平、余奕杉（2017）[13]对地区的分组方法，按照2020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的得分情况把30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分组。其中A组（A组 （≥30）：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安徽、陕西）表示高创新能力的省份，得分在30以上;B组 （B组 （20～30）：重庆、四川、湖南、河南、福建、天津、江西、辽宁、海南、河北、贵州、青海、宁夏、广西、山西、云南、新疆）表示中创新能力的省份，得分20～30;C组 （C组 （≤20）：甘肃、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表示低创新能力的省份，得分在20以下。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于高创新能力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环境法规政策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创新能力高的省份的产业结构存在着“U”型的影响。排污费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于中等创新能力的地区，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都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法规政策型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二次项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两者对产业结构都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环境规制的法规政策强度和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征收排污费则抑制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低创新能力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该地区具有“U”型影响，而环境规制的法规政策、排污费都没能对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1）从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来看，环境规制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三种环境规制手段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U”型影响。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细分指标来看，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U”型的影响，而通过加大对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规制企业减少污染能更有效地改善产业结构。建设项目三同时并没有很好地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各项分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利用源头治理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从地区异质性来看，对于高创新能力的地区，环境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地区产业结构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存在“U”型的影响关系。对于中等创新能力的地区，法规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都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法规政策型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产业结构具有“U”型的影响关系，环境规制的法规政策强度和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度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征收排污费则抑制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低创新能力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该地区具有“U”型影响，而环境规制的法规政策、排污费都没能对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4.2 政策建议
（1）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合理搭配环境规制方式。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基于当地环境规制各项指标的实施具体情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应当选择并搭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方式，使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及征收排污费能够更好地优势互补，提高环境规制效果，使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达到“U”型曲线上升阶段，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
（2）优化环保资金投入，推动“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合理调整环保投资的结构，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的比重，以微观企业角度出发，从污染源头治理入手，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推动地区环境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3）因地制宜确定环境规制措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政府应合理区分不同环境规制方式对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手段。对于创新能力较强和中等的地区，可以继续提高环境法规政策的强度，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使两者尽快跨过临界点达到“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对于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市场进入退出机制，淘汰技术水平低且改进困难的企业，整合资源要素实现产业的优化组合。
参考文献
[1]李小平，余东升，余娟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J].中国软科学，2020（4）.
[2]薄文广，徐玮，王军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异质性：逐底竞争还是逐顶竞争[J].中国软科学，2018（11）.
[3]吴磊，贾晓燕，吴超，等.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產率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0）.
[4]肖权，赵路.异质性环境规制、FDI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J].现代经济探讨，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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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Regulation on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12
ZHANG Jiahao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7， and studies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and polici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and sewage charges have a “U” shaped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 “U” shaped impact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industrial pollution source control can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source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lly，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innovative ability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for regions with high innovation ability， bo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ve a positive “U” shaped impact. For the regions with medium innovation abil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have a positive “U” 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sewage charges limits the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se regions. For the regions with low innovation ability， onl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U”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novative cap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