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犯罪集团盯上的肾
邓晨
器官捐献是高尚的利他行为，器官贩运则是恐怖的犯罪行为。但即便是善意的捐献，有时亦不免受到他人戴着有色眼镜的检视。
例如，去年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的“肾脏捐赠链”事件中，白人作家谭恩·朵兰的捐赠行为，经过“种族滤镜”扭转之后，在亚裔作家拉尔森的眼中却成了伪善的“圣母白莲花”。利他情怀在种族创伤的审视下，反而成为罪状。
合法救命的捐献行为，在权力关系的折射下尚且会遭到质疑，更不用说不合规、违反伦理的器官移植流行，使得人们不信任器官捐献。埃及就是个突出例子。
大部分中东国家在1980年代之后都已立法允许器官捐献，但这一议题始终在埃及有着巨大伦理争议。虽然该国2010年终于完成立法，但配套及实施仍然无法完善，黑市器官交易持续猖獗。人类学家谢琳·哈姆迪指出，民众的反对很大程度来自不信任腐败的医疗系统。
但即使在沙特这样较早就捐献立法的国家，一般民众的捐献意愿也同样不高。因此，去年沙特宣布加强推广器官捐赠，并由国王及王储亲自签署捐献自愿书，可说是重要的助力。
不论埃及还是沙特，都存在着长期的非法器官买卖，与此相关的犯罪案件不时见诸媒体。
这类犯罪的一大特点是其跨国性。例如，今年年初乌干达媒体传出一则新闻，指出在沙特工作的乌干达家政工茱蒂丝·那津图，不仅遭到雇主虐待，而且右肾也被割走。沙特法院在2月判处雇主赔偿7万美元。
这位乌干达女士的遭遇还仅是冰山一角。尼日利亚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件—人蛇集团以出国工作为幌子，将尼国民众拐骗至沙特、埃及等地摘取器官。这是性别、地域等多层次的不平等所产生的暴力犯罪。尼日利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众，通过人蛇集团被送往北非、西亚、欧洲。
最易遭到拐卖的，通常是穷乡僻壤的居民，女性又尤其容易受到控制。2019年，德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报道呈现了许多案例。例如，一名为了逃避割礼而逃家的尼日利亚女孩，由于流落街头而被犯罪集团盯上，后来被拐卖到德国的红灯区。
尼日利亚“国家反人口贩运局”资料显示，人蛇集团越来越偏好器官买卖，因为这比任何其他业务都周期短、获利丰，因此器官交易犯罪已经成为大宗。尼日利亚民众长期畏惧的“仪式谋杀”—也就是按照巫医指示杀人并举行仪式就可以致富的迷信行为，其实有越来越多是器官买卖集团所为。
在尼日利亚民众眼中，对于“仪式谋杀”的害怕，也可能逐渐转变为对“器官谋杀”的恐惧，同时这还因此增添上国族情绪的愤怒。
2020年11月，海牙国际法庭起诉科索沃总统哈希姆·萨奇，指其军队曾犯下反人道罪，贩卖塞尔维亚战俘的器官;尼日利亚的一名医生，也指控尼国伊莫州的州长与萨奇同谋，把尼国民众的器官卖到欧洲。
这名医生的指控未获证实;关于他对欧美阴谋收割非洲器官的说法，也不能尽信。但这背后是真实的对于国际不平等的愤恨及恐惧。这些情绪以最“切身”的方式体现出来—害怕丧失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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