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学梦想者的“前世今生”（评论）
王春林《小说评论》主编。曾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最起码，罗伟章的《从第一句开始》是一部开头比较怪异的，带有一定先锋气息的中篇小说。我们都知道，即使是从广义上来说，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也肯定都应该从第一句开始。没有第一句，也就不会有文章本身。即使你有再大的能耐，也没办法让自己的文章越过第一句，直接从第二句开始。对此，著名学者吴晓东也曾经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小说家大都表白说，写小说最困难的是写第一句话、第一段文字。因为它将奠定小说的总体语气，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展开叙事的角度与起点。”很多时候，包括小说在内的作品的第一句，就像老子所说的“玄牝之门”一样，是滋生万物的本源，是文章的“道之一”。唯其因为如此，所以，一旦罗伟章别出心裁地将“从第一句开始”直接移用为一个中篇小说的标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自然也就是一种异常明显的陌生化效果。只要联系小说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罗伟章之所以一定要征用这么一个陌生化效果明显的标题，其实也正是为了恰如其分地切合小说主人公“我”，那位名叫陈小康的特别痴迷于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当然，经过了一番真正可谓是百般艰难的努力和挣扎之后，陈小康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对于特别讲究原创性价值的“纯文学”创作来说，如何避免重复或者说抄袭，怎样才能够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一种写作方式，简直就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开头，也就是“第一句”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这也正应了“万事开头难”的那句俗语）：“我感觉到，每部书的结尾，都可以当成开头，‘哎呀呀，人真能走’，是结尾还是开头？我觉得是开头，而这位南非作家做了结尾。如此说来，任何一个开头也都可以当成结尾，作家就没什么可写的，书就没有必要存在。”应该说，差不多所有的作家都能够意识到作品开头第一句的重要性，关键的问题在于，到了罗伟章这里，他甚至还干脆直截了当地把“从第一句开始”移花接木地征用为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这就很是有一些耐人寻味了。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如何以一部中篇小说的形式讲述一位拥有坚定不移的文学写作梦想的文艺青年的“前世今生”，其实不仅不容易，而且也的确存在着一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罗伟章才会为如何找到开头的第一句话而百般踌躇。换个角度来看，一部中篇小说，不仅在如何开头的问题上用了不少篇幅，而且还把标题也设定为“从第一句开始”，也丝毫都不让人感到矫情，主要原因在于小说的主人公“我”就是一位以文学创作为根本志业追求的文艺青年。
到最后，幾经周折的“我”所择定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我就这样开了头。”与这样的开头相呼应的，是小说的结尾：“那次在书架上待到第四十一天，我终于认定，‘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别人没有写过，那就是我的原创，我以这句话开头，写成了我最著名的作品。”一方面，这部《从第一句话开始》的中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但在另一方面，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我”又特别强调：“书名想必不需要我说出来吧？一部发行数百万册而且还在不断再版的作品，一部被公认为当下最具文人气质的作品，你不知道书名，就不是我的错了。”以此来判断，这部第一句话为“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的文学作品，似乎又不是我们正在分析的这部中篇小说。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罗伟章希望达到的一种摇摆于“是”或“不是”之间的带有一定“元小说”意味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借助于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切入表现一位怀抱梦想的文艺青年所走过的一段艰难人生历程，乃可以被看作是罗伟章的根本主旨所在。
粗略看来，小说主人公“我”也即陈小康在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之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大约可以被切割为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市场经济初期时“我”的被裹挟而南下，以及南下的最终受挫。但在下决心南下之前，早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了“文学信仰”的“我”，也曾经有过对南下的本能抗拒：“我为什么要走呢？十几年的读书生活，我早就烦了，不是烦读书本身，是烦没个独立空间。”既然单位已经能够给“我”提供由原来的仓库分割而成的一个独立单间，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要随大流而南下呢？但也正因为“我”的坚持不肯随大流，所以便倍感某种“反潮流”压力的巨大：“是的，我将被钢铁时代抛弃。钢铁时代并不是刀叉吃饭那样简单，也不是体质、魂魄和文化象征那样复杂，它就是英雄退位团队进位的时代，是信息和人群的时代，谁拥有它们，谁就拥有成功。钢铁时代篡改着古老的数学法则，一加一不再等于二，而是等于十一。可是我，连一加一也不要，就要那个一。这听上去我好像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可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英雄呢？”絮絮叨叨大半天，“我”所想要表达的，不过是自己意欲逆潮流而动的某种个性化坚持。但正所谓大势所趋，“我”的坚持到头来却仍然抵挡不住潮流的巨大力量：“我不在时代里，却在潮流中。不走，就有人推你走。”尽管叙述者语焉不详地并没有具体交代到底是哪些人在“推你走”，但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却是，“我”终于还是被潮流裹挟着决定南下了：“做出这个决定，遭遇裹挟的被动感汹涌而来。”
虽然很明显只是一种出于被动的无奈选择，但“我”在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之后，却还是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南下广州了。依照“我”后来对妻子贾敏的讲述，南下途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在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饭馆吃“霸王餐”的经历。所谓的“霸王餐”，就是指餐单上明明标价很低的饭菜，到了结账的时候，却被迫加倍付钱的一种餐饮过程。比如，“我”眼睁睁地看到，在小黑板上被标价为“一盘五毛”的豆芽，吃完后竟然被索价二十五元。亏得“我”灵机一动，非常巧妙地利用另外一家人进店点菜的机会结账，否则真还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那家人救了我，我却是以坑害他们的方式得救，他们点得更多，被敲诈也会更多，我把敲诈更多的权利，暗送给了黑大汉。”实际上，同样是按照“我”事后的追述，南下的过程中，也还是遇上过可以就职的机会，但却都被自己给放过了：“说不定，出发之初，我就定下了归宿。难怪录用我的单位让我尽快去报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答应下来，出门后却又漫游向另一个地方。”九九归一，虽然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身为文学青年的“我”，在南方漫游了一阵后，却还是以失败者的方式灰溜溜地重新回到了东轩城：“我的伤疤不止于经受了恐惧，亏欠了良心，还在于当‘我’两个月后回到东轩城，回到原单位，就必须承受热脸背后的冷笑了。”就这样，南下受挫的“我”在重返东轩城，回到原单位之后，开始进入到自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既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么，重返东轩城之后，“我”的低调就可想而知：“当年，我从南方回到州河畔的东轩城，遭人小看，自己也觉得无趣，因此除了逛书店，除了节假日偶尔回趟老家，平时很少出动。”原本就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的“我”，自然也就回归到了原来那种远离人群，独自一人索居的生存本来样式：“只要不朝人堆里去，我就心里舒坦。我在那间小屋里，读书，写作。我知道，当我热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其实就是爱上了逃离人群。”但也正因为“我”的视读书和写作如命，所以便无可避免地形成了两种相关的症候。一个是文学创作的被迫处于隐蔽状态：“叫人知道你有第二职业是危险的。下班后你尽可以去吃喝玩乐，但不能有第二职业，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如果你身边都是平庸的人，你一定要做出跟他们一样平庸的样子，否则你的前面就没有路，你的梦想将被平庸所困，变成一地鸡毛。”对于“我”的如此一种精彩描述，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都会表示坚决的认同。对于信奉“出头的椽子先烂”原则的中国人来说，你尽可以和我一样平庸，但绝不能表现得比我更优秀。凭什么我在这里平庸地“吃喝玩乐”，你却在本职工作之余在那里一心一意地从事如同文学写作这样的第二职业呢？！既如此，“我”只能想方设法使自己钟爱的文学写作处于隐蔽状态。再一个则是，“我”的对妻子贾敏怀孕的莫名恐惧。再次返回东轩城后不久，“我”就和身为中学教师的贾敏恋爱结婚了。但“我”根本就没有料想到，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两方面的困扰。其一，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独立空间的彻底丧失：“而且，我没有独立的空间了。那是我最想要的！如果贾敏有晚自习辅导，我还能独处两个钟头，但每周她只辅导一次……”，这就让“我”无法容忍和接受了，因为只要贾敏待在家里，即使是她翻纸的声音，在“我”听来，也会如同“锯齿般锋利”。其二，则是得知贾敏怀孕后的那种绝望情绪：“更令我绝望的是，贾敏的肚子大了，据说她肚子里的那东西钻出来后，也和我们是一家人，也要跟我们共居一室。”“她和她的大肚子，与我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每当想到世上有人跟我紧密到不可分割，我就相当难过。”请一定不能忽视以上叙事话语中若干语词的强烈情感色彩。明明是妻子怀孕，却被叙述者表达为“肚子大了”，明明是自己的孩子，却被他径直称呼为“那东西”，明明是关系密切的骨肉亲人，“我”却对此而倍感“难过”。借助于如此一种严重有悖常情常理的现实表现，罗伟章所尖锐揭示出的，其实是“我”无意识中某种企图从日常生活中逃逸而出的病态心理。
然而，多少带有一点吊诡色彩的是，就是“我”这么一位甚至都要远远地逃离日常生活的文学青年，此后不久却竟然在不期然间成为了自己所供职单位的人事科长：“一个逃离人群的人，却主管着一个单位的人事，总感觉这当中有些意味深长。我看见了命运那张嘲讽的脸。并且还将看到，它嘲讽的不是人被它捉弄，而是它总是顺从人忽隐忽现的心意，也就是说，它嘲讽的不是人，是它自己。命运是人的奴仆，而不是反过来。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陈科长的“我”，没过多长时间，就很快适应了这样貌似可以呼风唤雨的到处被请客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
“我”第二个人生阶段的终结，缘起于某一天突然听到了不知来处的“陈小康，你很快就老了”这样一句断喝：“即使我的记忆力毁如瓦砾，我也记得，那是有天中午，同事们或回家去了，或下馆子去了，我胃不舒服，不想吃饭，就坐在办公室里没动。整幢楼里，只有时光流逝的声音。这声音证明，钢筋水泥在老去，我桌上的文件和纸笔在老去，挂在对面墙上的那幅水仙画，同样在老去。”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听到了那声“陈小康，你很快就老去了”的莫名断喝（细细推敲，这声音恐怕更有可能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是他自己的某种意识自觉）。事实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意识觉醒发生之后，“我”为了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而不顾一切后果地彻底辞掉了公职，成为一名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辞掉公职的同时，为了使“自己连根拔起”，“我”还决定把家也干脆从东轩城搬到蓉城去。这样一来，在借款买了房子后，先是“我”携带幼子去往蓉城生活，没过多久，伴随着妻子贾敏的接踵而至，“我”们家庭的生活就一时陷入到了甚至连食物都极度匮乏的状态之中：“如果家里有个拿工资的人，过得拮据些是可能的，但不至于把十块钱算成坐十趟公交车、二十个馒头、十四斤土豆，也不至于搬出‘指鹿为马’，然而，我和儿子到蓉城不到一个半月，妻子就跟过来了。”贾敏的很快跟过来，就意味着“我”们家连一个有工资可拿的人都没有了。既如此，“只能够喝西北风”的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的困顿，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此，罗伟章做出过相当形象的描述：“至今让我疑惑的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妻子是怎样在安排每天的生活？感觉这顿吃了，绝对就没有下顿了，可下顿到来时，又听见她进了厨房，过一陣就通知吃饭。菜很少，且都是叶子菜，很难见到肉，但米饭是够的，基本上够。”人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罗伟章所精准呈示描写的，大约就是如此一种境况吧。正因为如此，也才会有贾敏这样一种肺腑之言的表达：“‘如果有来世，’她眼泪汪汪地说，‘我只要过平平淡淡的日子，绝不嫁给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想的人太自私了……’”然而，等到面对来自于母亲对丈夫的指责的时候，贾敏却又会不自觉地为自己的丈夫辩护：“责怪母亲不懂得有梦想的人怎样生活。”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自己对于辞职后的生活困顿有着过于真切的体验，所以等到后来某位女学员慷慨陈词，“号召大家向陈小康老师学习，敢于为梦想破釜沉舟，哪怕受穷，因为：‘沉迷于舒适区，比没钱更可怕。’”的时候，“我”才会“既惶然，又伤感”地专门强调：“没钱是最可怕的。”
自然，除了以上的人生三阶段之外，也还有那些穿插于三阶段过程中的，主要发生于“我”和妻子贾敏之间，很多时候都在围绕着贾敏的写作老师而生发出的那些关于文学写作的各种争论。这些争论，连同我们前面所主要分析的人生三阶段，所构成的，就是“我”这样一位痴迷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梦想者的“前世今生”，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在市场经济时代是怎样被炼成的？”无论如何我都相信，只要是认真地读过罗伟章的《从第一句开始》这部中篇小说的朋友，就都会对这一点表示坚决的认同。
（责任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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