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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人生、毁掉的记忆与文学的神秘性(评论)

2022-07-22 11:56:02公文范文
刘小波一九八七年生,四川广元人。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当代文坛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刘小波一九八七年生,四川广元人。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当代文坛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小说评论》等报刊媒体发表文章。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长篇小说选刊》《中国文学年鉴》《作家通讯》等转载。曾获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优秀编辑、“马识途文学奖”、“啄木鸟杯”年度推优等奖励。

罗伟章的小说《从第一句开始》以回忆的方式书写了一位作家窘迫而真实的半生经历。作品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复刻,未经也无须太多的加工。小说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年人面对困顿生活所必须的计算和算计,以及最终的失算。而失算的结果就是沉沦和妥协:自我沉沦,并向社会和命运屈服。作家在书写个体命运沉浮的同时,也在书写整个时代的变迁。但这一切似乎很快就被解构了,因为叙述者跳出来说自己的记忆被毁掉了。因此,种种事件的真实性变得存疑了。小说整体上来说是一部围绕文学和作家展开的作品,这种叙述者跳出来对作品本身大发议论的元叙述手法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叙述者的作家身份以及写作本身是一种颇具象征的行为,文学和作家的命运暗示并隐喻着回不去的过去以及未来那不可预测的生活和命运。最终,小说染上了形而上的哲理思辨色彩,陷入一种神秘性的书写,达到小说的终极指向:探寻唯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

一日常生活:人生的计算与失算

罗伟章是一个关注现实、注重日常生活书写的作家。《从第一句开始》首先是一部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虽然主人公的身份较为特别,但是其遭遇的生活却是每一位个体都要面对的。小说以第二人称,向倾听者讲述一个作家成名前的一段极为困顿的生活经历。这是日常生活之艰辛的普遍呈现,虽然人物身份的特殊导致事件呈现的极端化,但是仍是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注。陈小康的成长史,包括从中学时代的求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再到有了家庭孩子,直到成名成家的经历过程是每位个体相似的人生路径。陈小康需要时时处处考虑温饱问题,需要为一份工作忍受领导的训诫,需要遵循社会的一切规则,文学的浪漫与自由在现实面前似乎不堪一击。

陈小康的人生增加了梦想的环节,因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梦想的存在,让陈小康有着“出走—回归—再出走—妥协”的复杂而纠结的选择过程。出走与回归,都是宿命般的存在。陈小康不断逃离,而一次次逃离的失败才是最讽刺的。陈小康曾在时代的大潮中到了南方,却遵循自己的内心,为了那些稿笺纸、那一份文学情怀甘愿被时代抛弃,又折返回来。回到原单位就要继续忍受冷嘲热讽。虽然他无心俗事,却每每被卷进去,无处可逃,无法大隐于市,悲剧是必然的结局。生活和命运处处充满嘲讽,陈小康是逃离人群的人,却主管单位的人事,只能任由社会的染缸肆意浸染。冠冕堂皇的自我标榜与安慰,却依然无法享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只能再度选择逃离,这次不再是停薪留职,而是辞掉公职。这是具有殉道意味的举动。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悲剧性也由此产生。尤其是辞掉公职来到蓉城后,生活陷入无尽的黑暗。这一段离职后的困厄经历,几乎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人事科长的岗位上,整天接受宴请,在辞职离开后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窘迫到任何要用钱的地方都令他心惊胆战的地步;
窘迫到为了一个玩具飞机,不得不欺骗孩子,指鹿为马,将蚯蚓说成是蜈蚣,生活的困顿在字里行间流淌出来。

小说有一个细节,一个价值十元的玩具飞机,在陈小康那里迅速换算成同等价位的生活物资,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贯穿于陈小康半生的一组关键词便是计算和算计。中学时代为了一本书,需要掂量哪里更饿,是胃还是精神,需要付出一个星期用槐花充饥的代价。初次南下时遇到小餐馆敲诈,他将自己的逃脱建立在坑害他人的基础上,无论讨要的车费是两元,还是八元,都是计算的结果。儿子要买的价值十元的玩具飞机,在其思维中迅疾被换算成同等价位的生活必需品。这种计算,是生活所迫,日常所需,几乎是条件反射。那些生活十字路口的抉择也是一种计算。计算是面对生活折磨时所必要的手段。计算和算计,并不简单等同于深思熟虑或是居心叵测,而是根源于一种担忧,甚至是恐惧,对生活的担忧和恐惧。物质匮乏缺乏生活的安全感;
物质丰富又缺乏精神的安全感。种种计算,根源在于困顿的生活一直伴随着他。

将这样一位小说的主人公放置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日常生活的深描,对现实生活的窘迫的深度刻画,自然也就有了别样的震撼和威慑。作品还借助一个文青的经历,将时代的潮起潮落展现出来。比如小说有“南下”的书写,“南下”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意味,很多东西文本并没有过多交代,但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带给同属于那一时代人们的冲击和体验是直观而真切的。“南下”,意味着下海淘金,意味着时间就是金钱,意味着开放,也意味着遗忘和放弃。很快,大家就发现,每个地方都变成了南方,所有的东西如潮水般涌进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浸染都势不可挡。

罗伟章也写人性,但是更进一步,写出了人存在的一种悖论性和无奈感,特别是书写了一种清醒状态下的沉沦。主人公是一个最底层的人,会被人算计,也会算计他人。小说详尽书写了陈小康的文学坚持,结尾的地方草草交代了因翻译而摆脱了生活的困境,当他成名成家后,他就开始提醒别人,没钱的人生才是最可怕的。总之,无论怎样计算,似乎都是失算的。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于自己的内心?陈小康是清醒的,他对融入时代有深切的渴望,但同时又是一个有情怀的人,需要写作安抚自己的内心。這种悖论性一直折磨着他。不过,这些东西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无论是自我美化的坚守,还是最后获得的成功,抑或是自我的不断反思,都值得怀疑,记忆是靠不住的,讲述,也是靠不住的。

二毁掉的记忆:作品的元叙述与文学的解构

在现实关注层面,作家只是一个普通人,到了文学这一主题上,作家还是显现出其独特的一面。作品的中心是围绕一个写作者展开的,关乎理想的失落和找寻。既有写作的艰辛,也有现实的诱惑。绝大部分内容,是一个人的记忆,通过一帧一帧的回忆,一座桥、一座城、一个时代在文字中复活,回忆中的一切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而吊诡的是,作家反复跳出来说自己的记忆出了毛病,那这些所谓的回忆还可靠吗?毁掉的记忆又隐喻着什么呢?

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作家和文学的挽歌。在作品的很多地方,可以说将作家这一伟岸的形象彻底撕碎,露出真实的面貌。这种以作家和写作本身的反思,具有很强的讽刺性。作家开始将文学奉为自己心中的神,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到后来,不再翻书,也无心动笔。与约稿者的关系断绝,也是与曾经的自己告别。煎熬之后的离职,并未重新燃起曾经的文学之火。记忆与其说是被动毁掉,不如说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当他每一次决定离开东轩的那一刻,一切的结局已经注定。这种时刻纠结着的前行,必定无法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而不得不用毁掉的记忆来制造“遗忘”的假象。

小说围绕一个并不轻易下笔的作家展开叙述,是关于作家,关于文学的“元书写”。叙述者因为记忆被毁掉,对一切充满着怀疑,不确定一个句子是否涉嫌抄袭,不得不一本一本去翻阅那上千册的书籍。寻找句子的过程,又演变为执迷于每一本书的结尾。一本一本的文学名著在作家笔下闪现,这些写作的传统实际上带给作家一种焦虑。“钉死在书架上”是对作家绝妙的概括。颠覆与突破,是每位作家的期待。由此,关于写作,叙述者还有一种解构的意味,比如以倒着读书的方式瓦解大师,对妻子的写作老师充满嫉妒,而这种嫉妒,更是一种羡慕、一种敬仰。这种无法摆脱的文学传统,折磨着写作者。

从写作的本身而言,写作的困境一方面来自于外界的干扰,生活琐屑之事的影响,也来自于写作本身的焦虑。“寻找句子”既是从现实的一面出发寻找丢失的自己,也是从写作的角度出发试图摆脱传统影响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句子”。影响的焦虑在《从第一句开始》多有体现,个体是“一滴水珠”的比喻很自然想起郁達夫关于“零余者”的书写。寻找句子也有迹可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海明威的经典言论,陈忠实也曾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为名连载多篇文章记录自己创作《白鹿原》的过程,这或许就是作家的职责和宿命。再比如,饥饿在不同的阶段都伴随着叙述者,这位“吃阳光”的饥饿作家,和卡夫卡笔下“饥饿的艺术家”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吗?再加上那些不断出现的名家经典的摘录和引用,凡此种种,都将这种前文本的影子投射出来。

小说书写一个作家的长成,书写一部作品诞生的经过,文本中嵌套着文本,这并不是一种对既有文本的互文,而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虚构文本,互相牵制。作家反复聚焦于事物消失和记忆留存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品是解构的,种种书写,最终都因那一句被毁掉的记忆变得不可靠。在叙述学中,一切不可靠的叙述,往往都是可靠的。这种解构,并不会改变描写的可信度,因为种种细节让虚构的东西变得栩栩如生,触手可及。作家和写作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深究的,小说多处探讨写作本身。陈小康和妻子贾敏数次的争论,都在探讨文学的本质。叙述者称记忆被毁掉了,可被毁掉的仅仅是记忆吗?个人的记忆或许可以被毁掉,时代的记忆不会轻易被遗忘,作家借助叙述者的口吻,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时代的回溯。叙述者和妻子还有关于文学的争吵,这在现如今,是一种殉道般的举动,一丝文学还存活着的气息,争吵,如同“清谈”。

叙述者的自我剖析,揭示的是作家内心阴暗的一面,这份赤裸裸的真实,能够修饰,却无法欺骗。作家陈小康的经历一波多折,为了理想逃离现实,为了生计向现实妥协,一次次的逃离,只为灵魂的安宁。其代价不光有肉体所受到的折磨,还有良心的亏欠。这当然不是作家才会有的生活遭遇,每位个体都可能遇到,这是绝大部分普通个体所经历的生活轨迹。虽然明面上最终却成为一个坚守理想的人,但没有真正脱离世俗的染缸,无法保证出淤泥而不染,到最后,坚守的结果不尽人意,只能跳进染缸,获得极大的物质回馈,但幸福感、成就感、满足感似乎都没有。

小说最后写到,陈小康转型之后写出了发行量数百万册的作品,而且被公认为最具文人气质的作品。可他自己明白,最具文人气质的作品诞生于他最困顿的时候,可一部也卖不出去。困厄的时候,为文学修行,以文学为灯,发迹了之后又如何呢?似乎只有胃痛,实实在提醒自己曾经的理想,而现如今的状态,早已对不起曾经忍饥挨饿买下的纸和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炼,时光在流逝,韧劲在一点点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所谓的理想、信仰。陈小康的行为被梦想支配,被时代抛弃,被单位和社群抛弃的人,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理想“渺小”的人,最后还是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他接受了出版社的翻译工作,翻译了国外一位作家普通的小说,并获得了大卖,让自己从生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说到底,仍是屈服和妥协。最终,文学最终还是失落了,现实将一切理想信念摧毁、解构掉了。

三谶语箴言:小说的哲思与文学的神秘性

关于文学本身的讨论,让这部关于现实的作品有了更多形而上的哲思。关于文学的元叙述,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层面的叙事技法,而是指涉写作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位作家虔诚的怀念。痴迷于一个句子的寻找,就如同朝圣一样,有了另外的含义。罗伟章的不少小说具有浓郁的哲学性,充满着思辨性。《从第一句开始》中也有大量的辩证书写: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高贵与卑贱、时间与静止、谎言与真实、纪实与虚构、作家与文人、作品的开头与结尾、时间里的故事与故事里的时间……乃至于这个人本身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具有的人格特质等,都有一定的对比度。在作家的笔下,万物似乎都成对出现,彼此、因果、相生相伴,种种对举,都没有绝对的逻辑依据,也就有了转化的可能。

接下来,作家其实更进一步,将一般的哲思上升到更加神秘的阶段,思考时间、存在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文中不少句子如同谶语箴言。妻子贾敏的文学思维,一直没有出场的写作老师,都加剧了这份神秘感。叙述者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同道。具有哲理性的句子不断闪现,“生活不是此时此地,而是经历沉淀,是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很多书只能提供皮肤上的美感”……这种神秘性的描写,其实正是文学最为精彩的一面。凸显了小说的独特价值:表达唯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叙述者借妻子贾敏之口,已经多次提到了神秘,比如她对书的评判,首先就是看是否具有神秘感。夫妻两人每每还为此争论,虽然他们反复争论没有结果,也更加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叙述者的妻子贾敏这一形象可以和陈小康对比,中文系出身的她,似乎明白一切创作规律,却从不下笔,只是一味鼓励丈夫去写。

神秘感还在于,陈小康的文学坚守究竟是什么?文学为何会有那么大的魔力,让他在那样一种困厄的环境中坚守,虽然最后妥协了,但是那样的一个过程艰辛而漫长。作品多次写到写作肩负着为时间赋形的使命,甚至是置换生命、延续生命。当妻子一次次提醒叙述者“你已经老了”的时候,更能体会这种写作和生命与时间的关系。正是这种赋形,加剧了文学的神秘感。

虽然陈小康一次次质问自己,一直在接受良心的煎熬,但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陈小康究竟是一個怎样的人?说到底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纠结、茫然、悔恨,一次次将理想标榜,却一次次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反复书写一种命运的捉弄和嘲讽。其实说到底是个体的选择,也是人格的缺陷。虽然叙述者惯用命运是人的奴仆来为自己开脱,其实就是自甘沉沦、也只能沉沦,必须要做生活和命运的奴仆。在书写作家成长史的同时,社会现实的多个方面也都涉及到了,单位的人事关系、权利纠葛、家庭伦理关系,乃至整个时代的变迁。充满算计的世界之中,也还是会有一丝温情和一抹光亮,杨老师夫妇对他的心痛和关怀就是一份温情,但是这太微弱了。陈小康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认知,却是一位多余人,这是一位与“钢铁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写作者。悲哀的是,他人不在时代里,却被潮流推着走,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而这样一个人,依旧无法逃脱命运的打击,有了体面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之后,生活依然继续折磨着他,并借儿子之手吞噬了他的记忆。

当然,联系到当下文学本身的境遇,这种书写也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感怀,甚至也只是奏响一曲文学的挽歌而已。所有的结论,都归结为了梦想,一切都是梦想的代价,理想与现实,真的有那么大的沟壑吗?作家以极端化的方式来书写梦想的艰难。以作家陈小康为中心展开书写,这是一位与自己所厌恶的生活热情为伍的作家,万事万物都被囊括进来,人性变得黯淡无光,并不只是时代的错,不是时代在毁灭,是人在自我毁灭。罪恶是每一位个体自己酿造的,不管他们知情与否。罗伟章不仅仅是书写文学理想的失落,而是在书写人的原罪,这样的思索,是弥足珍贵的。

被毁掉的不仅仅是记忆而已,还包括理想以及整个的人生。辞掉公职进行写作以坚守理想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举动,而是为了理想所必要的代价。最终的妥协也是必然的结局。社会风气的变迁,在作家的感知中尤为敏感。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一个有着文学情怀的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不能真正与时代割裂,似乎每个人都将错归结为时代,其实不正是每位个体自己的选择吗?

这是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一个潮流汹涌的时代,每位个体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进,无所谓情怀、梦想、价值……文学,又是什么呢?“窘迫的时候写的是书,安逸的时候,写的只是句子。”物质的富裕只能带给精神的贫困吗?这种失落,很明显无法与曾经的苦难相匹配。在时代汹涌向前的潮流中,人性的消亡、理想的失落、信仰的坍塌,都被作家们捕捉到了,但是他们本身就是被时代所抛弃的人,又能为时代做点什么呢?作家仅仅是贩卖苦难,回忆辛酸吗?显然也不是,书写梦想的失落的意义又在哪里?理想的大纛能够再树立起来吗?文学,始终只是一个问号,追问着一切,等待着答案的降临。

(责任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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