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
管新福
[关键词]谢六逸;志贺直哉;《范某的犯罪》;异国题材;心理描写
谢六逸（1898-1945）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较为知名的翻译家、新闻学家。1918年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主持《文学旬刊》《立报·言林》《国民周刊》《文讯月刊》等进步文学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大量发表译作;1929年起先后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举家迁回故乡贵阳，历任大夏大学、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教授。教学之余，谢六逸“致力于抗战文学之讲求，更鉴于京津沪汉相继沦陷，全国出版机关尽毁，因与马宗荣，华问渠诸先生创办文通编辑所，先后出版新书数百种，后方文化，赖以流传”，为战时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遗憾的是他1945年病逝，学界为之痛惜。时评说，谢六逸“毕生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然于学术思想，持论至公，毫无入主出奴之见，故能造诣至深”;文学界同人如茅盾、郭沫若、赵景深、蹇先艾等作家、學者都撰文表达悲愤之情。终其一生，谢六逸为民族大义、救亡图存、文学翻译和新闻事业倾注了所有精力，他与文学研究会同人一道，“标举写实主义，以介绍外国文学为志职”，不断译介域外文学经典文本，积极介绍外国文学的新理论、新流派，助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一、日本文学如何想象、处理中国题材值得重视
谢六逸留日期间阅读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现代文学的突飞猛进对他触动最深，于是他充分利用留日之便利，积极向国人介绍日本文学的特征及新变。一则撰写日本文学的研究成果刊发和出版，他的几部日本文学史专著（包括《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史》《日本之文学》等数本），奠定了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基础，影响深远;另外，他还大量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和新兴文学理论以飨读者，让国内受众认识、了解并重视日本文学。在具体译介实践中，谢六逸不但重视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也重视近现代日本重要作家作品的引介。古代文学如《万叶集》的部分代表诗作、《源氏物语》的一些重要章节，近现代文学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等作家为代表的小品文和现代模式的小说等等。为了让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有先期了解，谢六逸经常在译作序跋中插入精到的评述，如在评价《源氏物语》时说：“这部写实的长篇小说，不外是以人情为中心，以佛教思想为背景，而去描写平安时代的宫廷生活与贵族生活的著作。”轻描淡写几句就将《源氏物语》的主旨和盘托出，而且已经注意到佛教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阐释视角宽广。此外，他还重视对日本学者理论研究著述的介绍，如翻译了高须芳次郎《日本文学的特质》等影响较大的著述，使读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日本文学的印象。谢六逸在梳理日本传统文学特点的同时，特别强调日本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尤其西方现代文学因素对日本现代文学生成的积极作用。他指出，日本文学“以日本国民性为根基，加入了中国印度思想文艺的长处美点，有时连短处也加进了，这些要素混淆融合，资助了日本文学的进步。至于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则西洋的思想文艺的味道，显然地加添进去，代替了中国和印度的。日本文学的西洋化，一时显然”。正因有对日本文学的精到评判，他的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才能引领一个时代，进入其翻译视野的都是日本文坛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作品翻译到国内后，一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创作方面的借鉴，二使中国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学的特点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差异。
从这个大原则出发，谢六逸翻译最多的是大正时期重要作家志贺直哉的作品。有论者指出：“志贺直哉被誉为日本近代的‘小说之神。他的创作代表了‘白桦派的最高文学成就，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其作品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作家郁达夫在给王映霞的信中提到，志贺直哉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大抵可以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相提并论。”可见志贺在日本现代文坛的崇高地位。谢六逸留日期间，志贺在日本文坛正崭露头角。他精选了志贺几个短篇小说翻译，并结集成《志贺直哉集》出版，包括《范某的犯罪》《荒绢》《死母与新母》《雪之日》《一个人》《焚火》等几部短篇小说及小品文。之所以选择《范某的犯罪》《雪之日》等为翻译对象，是因为谢六逸看重志贺小说及其小品文创作的日本特色和艺术成就，因为志贺在创作中不但表述了日本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亦精准呈示了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样态，可为发展中的中国新文学提供域外参照。“岛国的自然界的景色，和大陆的又有不同。因为环境的影响，近代日本作家的作品里，有许多优美的小品文字。”谢六逸从地域文化上审视不同文学的类型，区分日本岛国文化和中国大陆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审视地域环境下中日两国文学之间的差别，以便使中国作家从差别中汲取创作经验。
《志贺直哉集》中《范某的犯罪》（以下称《犯罪》）是谢六逸重点推出的译作。一方面该小说是志贺氏比较有特色的“心境小说”的代表，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题材创作出来的作品，是现代日本作家如何呈现中国题材的典型。《犯罪》完稿于1913年9月24日，发表在1913年10月号《白桦》杂志上，后来收入新潮社1918年1月刊行的小说集《夜之光》中。小说题材来自于中国的人和事：范某是一个杂技演员，在表演飞镖杂技时将自己的妻子杀死，引发范某到底是误杀还是蓄谋的心理评判。众所周知，杂技是民间最为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在中国最为发达。当然，在志贺的叙述中，杂技仅仅是表达小说内在价值的载体，并不是作家着力渲染的对象。谢六逸谙熟中国的民间杂技表演，但志贺的运笔却大大超出谢六逸的预期，具有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他非常欣赏这篇小说，将之翻译过来，以资国人阅读借鉴。当然，域外文学表现中国题材的作品无疑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最为新奇的是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进而通过比对，发现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异同。一般而言，“采用异国、异族的题材进行创作，这在世界古今文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通过一国文学中异国题材的研究，可以反观一个民族是如何想象作为异质的外民族，从而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尤其是《犯罪》还融合了侦探推理、心理分析等多重因素，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接受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有效文本，足以见出谢六逸超出常人的翻译抉择眼光。
关于小说创作的具体情形，志贺在《关于（范某的犯罪）》中这样记述道：“写这篇小说时，最先考虑的是在中国人表演的杂技中，有一种是让女子站在木板前面，然后，将形状似尖头菜刀的飞刀‘砰、砰地甩向女子身体周围。一旦发生过失，难以判断是故意还是过失。我想以某种形式写一下这个问题。”从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这个题材非常适合深度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在杂技表演过程中，专注、害怕、恐惧、兴奋、快感等人的各种心理状态交叉并进，诸种心理体验交织在一起，无疑是作家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好素材，而志贺在具体写作中精准抓住了这一点，遂使《犯罪》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心理分析文本。《犯罪》翻译到中国之后，让读者感到异国文学的陌生化特色，因为中国作家笔下的杂技表演，一般都是渲染杂技演员高超的演技、扣人心弦的表演过程，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等，而较少去呈现表演者内在波澜的起伏、身心承担的重压。志贺超越一般作家之处，在于將杂技表演演绎成了一场人命官司，同时有效加入日本特有的伦理视角，使这个中国题材的日本故事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正如有论者指出，志贺“用极富画面感的笔触去表现一个更为宽阔的生活世界，毫无斧凿之痕。他知道让哪些事物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把哪些内容隐藏在文字的背后，从而留下不绝如缕的袅袅余韵，令人怡然神驰”。
对于《犯罪》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及其原创价值，同为日本著名作家的芥川龙之介这样评价道：
读志贺直哉的《范某的犯罪》，令人想起了莫泊桑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主人公也是向女人身体周围甩去飞刀的艺人。《范某的犯罪》的主人公于某种精神黎明中，利落地杀死了女人。《艺术家》中的主人公也要千方百计杀死女人，但尽管积多年功夫，飞刀还是扎不到女人的身上，全扎在女人身体周围。而且知道男人居心的女人却冷静注视着男人，甚至还露出了微笑。井原西鹤的《孩童地藏菩萨》自不待言，就连莫泊桑的《艺术家》与志贺直哉的作品也毫不相干。为了不让后世的批评家们谬称志贺直哉的作品是模仿之作，我在此稍加补充说明。
芥川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飞刀杂技题材的文学呈现进行梳理，尤其强调了志贺所作和莫泊桑之间同类题材的差异性，说明《犯罪》所具备的原创性。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同类题材的文学书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人类有相同的心理结构、喜怒哀乐、人性特征，这便导致了文学类型没有接触点的“撞车”现象。
日本作家在创作中如何处理中国题材、如何想象和呈现中国元素，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自隋唐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上的亲近性，使得具备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对富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极为向往，纷纷到中国寻找神秘而浪漫的异国情调。”如果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作家是以仰视的眼光来审视作为文化强势一方的“他者”中国、从中国文学中寻找滋养的话，那么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朝野学习西方，积极探求“脱亚入欧”路径，日本文学和作家对中国的书写和想象开始变成俯视了，因为近代中国已不足以为日本提供有益参照，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中的书写开始发生转向，中国被视为反衬西方文化先进的参照物，即便个别作家对中国题材表现出正面性，“但并不能改变明治以来日本中国形象的负面特征。在日本的‘优等生文化传统中，现代日本始终正面对西方形象，反面对中国形象”，于是，中国形象在日本文学中的书写开始发生了反转。
可以说，中国在日本文学中的形象变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在古代，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的落差，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怀有景仰之情，中国题材既是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与资源，也是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环节……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题材日本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传统文学不同，日本近代文学不再以中国为师，而是追慕和学习西方文学。”而这一嬗变正是日本文学近代转型成功的结果，我们通过日本作家对中国题材的文学处理，可以反观中国文化在日本作家和民众中发生的变化，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人如何塑造如何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并看出不同时代日本作家不断变化的‘中国观，并由此获得应有的启发”。
关于日本文学对中国的想象和书写，日本著名评论家子安宣邦说：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曾经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存在，现在依然如此。就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这是日本文化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不可回避的条件。即使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要对此予以否定，若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事实亦无法否定。不过，为了日本及其文化作为自立的东西得以存在确立起来，或者为了有可能去主张这种自立的存在，日本也需要将自己与中国及其文化差异化。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
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一直是日本反观自身的有效参照。“他者历来是文学描叙异域或异国情调的核心语汇，主要有理想化与妖魔化两种倾向。”历代日本文学的中国书写也处于理想化和妖魔化两端，日本对中国的想象，有可能是好，也有可能是坏，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是假。但不管中国文化是进步还是落后，文明还是野蛮，都能成为日本自我文化身份构建的参照系。当中国体现为文明进步时，日本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以改变自身的落后状况;当中国体现为野蛮和退步时，日本又能从比对中找到自身文化的优越之处，并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对此，志贺的《犯罪》亦不例外。他用中国杂技师表演时杀死妻子来形成小说文本，并给予了“差异化”和“他者化”的处理，通过异域题材的书写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杂技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民间底层艺人生存维艰的体现，那么历史上一直被日本文学颂扬的中国，是否真有作家想象的那么美好？在志贺看来需要重新进行审视。
二、写人、写人生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坛急需的书写形式
志贺直哉及其所归属的“白桦派”在日本文坛的崛起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事，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学充分吸收世界文学资源，逐渐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文坛主要有两大模拟样板，一是欧美各国文学，二是日本近代文学。其中日本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而大正时代的“白桦派”正是中国作家积极学习和吸纳的对象。对于“白桦派”的创作特征，日本评论家小坂晋认为，“白桦派作家的宏观特色可归纳如下：一、以个性成长为目标的内在论一元观;二、确信宇宙生命意志的带有目的性论性质的世界观;三、重视伦理价值，强调正义、人道和爱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同期日本其他文学派别不同，“白桦派”是文学流派中的贵族派，作家远离猥琐，不装不假，他们抨击虚伪，表现诚实的自己，作品不啻为驱散世间冷漠的一股温煦的暖流。坚守自我，礼拜人性、仁爱、正义、真诚、明朗、理想，这是白桦派的座右铭，白桦派作家身陷任何困境中都不放弃理想，送给读者的是一缕缕精神的阳光。”“白桦派”作家的这些创作追求和文学主张正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所需要汲取的经验和养料，因此受到很多中国作家的追捧和遵行。谢六逸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认识“白桦派”文学价值，并开始翻译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白桦派”作家作品的。
需要强调的是，与大多留日中国作家选择加入“创造社”不同，1921年，在日本留学的谢六逸加入了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这说明谢六逸赞成文学书写的现实主义维度及“为人生”的实用倾向，而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受“白桦派”作家影响的结果。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所倡导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学研究会同人一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張文学为人生”。作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且与茅盾、郑振铎等中坚交好的谢六逸，必然服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并将其作为自己文学文化活动的基本遵循，也认识到当时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应该瞄准现实发力，助力救亡启蒙。“文学研究会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有两个目的，一是介绍外国的新文学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服务：一是介绍外国新思潮为中国社会革命服务。”谢六逸深谙日本文学精髓，而“白桦派”作家强调书写人道主义、为人生的写作观对中国社会有现实价值和启蒙意义，“白桦派的理想主义文学是以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基础的。他们不满于后期自然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对人生的虚无绝望的态度，轻蔑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追求享乐、逃避人生的卑俗性，认为这种倾向削弱人的意志、感情和思想，是不道德的。他们相信人的生命最具无限的创造力，积极发挥自我的积极性和主观战斗精神，对于粉碎套在社会和文学上的封建枷锁和一扫文坛的沉闷、迷惘的氛围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而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坛，扫除阻碍新文学发展的古旧思想、构建现代意识的文学模式仍然是新兴作家要下大力气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需要内在的不断革新，也需要外力的诱发，故谢六逸将志贺直哉及其代表作翻译到中国来，以期给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写作参考的范本。
作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志贺小说强调人的现实价值，肯定个人奋斗的意义，作品中所灌注的人道主义特色更能引起中国作家的时代共鸣。作家菊池宽评论道：“他和普通的写实主义者最不相同之点，就是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人的态度。普通的写实主义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人的态度，是冷静的，过于残酷的，无关心的，他的和这些不同，他有人道主义的温情，他的作品，常给他人以清纯的快感，其实就是这种温情的缘故”，点得十分精透。可以说，志贺作品对人生的描写和肯定、贯穿其中的人道主义温情，是一个作家最为珍贵的坚守，而这些精神品质，正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最为急需的，因为旧的文学范式己被扬弃，新的文学范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谢六逸将志贺的作品翻译到国内，对中国新文学的转型、发展及完善具有非凡意义。
志贺的人道主义坚守还体现出作家独立判断和不为政治所左右的价值立场，这更能获取中国爱国作家的好感。志贺一向关心社会事务，早年关注足尾矿工中毒事件，同情小林多喜二的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保持沉默，以示对侵略战争的抗议等，都体现出进步作家的大爱。而且和很多现代日本著名作家一样，志贺也有被日本反华集团邀请、资助游览中国的经历。1929年12月22日，志贺应“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之邀，由福冈县门司港乘船来到中国，游览中国东北、华北，遍历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大连、旅顺、天津、北京等地，历时月余，1930年1月27日由大连乘船返回日本。“满铁”组织知名作家中国游，目的是借作家之笔向日本民众宣传侵华行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与其他日本作家相比，志贺的人格相对独立，民族主义、国粹情绪并不明显，不做当权者之喉舌，没有成为日本侵华的“笔部队”，即便受资助到中国旅游，他还是保持作家应有的克制和独立判断正义是非的人格。
谢六逸一生情系民族、国家的兴衰，故对志贺身上所体现出的作家的独立性和人道主义情怀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他是“白桦派”作家中的另类存在。志贺在中国之所以好评如潮，不仅因为在创作上有日本“小说之神”的美誉，引领文学风尚，更在于他坚守一个作家人道主义和明辨大是大非的人类意识。在《二十年来的日本文学》一文中，谢六逸说：
志贺直哉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好友，为世人所知较武者小路实笃早。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家的色彩较之文学家为多，志贺则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态度，对于人生为肯定的，为重正义与爱，但是这些却深深地藏在内面，在表面没有揭起鲜明的旗帜，他有澄明的心境与精密的观察，在平淡无奇之中，含着无限的复杂味，是他的文章的优点，近代的一批批评家和读者推崇他为现代文学家中的最高的目标。《大津顺吉》《和解》《暗夜行路》等是他的出名的长篇;短篇中如《十一月三日午后之事》《克洛台斯的日记》《范某的犯罪》等，极博好评。他非兴到不执笔，故一年不过作一两篇，态度极为严谨，所作没有一篇是不好的。
这段话包含了谢六逸对志贺直哉的整体看法和评价，也可视为他大量翻译志贺作品的注脚。在谢六逸看来，一是可从志贺的创作中领略到一个作家坚守正义和善意的可贵胸襟，尤其志贺作品中对人生的肯定、对正义与爱的书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这恰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最为急需的元素;二是志贺认真追求艺术的可贵态度值得倡扬，其写作态度十分严谨，有精品意识，追求写作的质量，而这正是一个作家对待文学最起码的责任态度，可警示中国文坛，应该避免因仓促成文的粗制滥造。由此观之，谢六逸对志贺的人品及作品都由衷欣赏，故将其翻译到中国来，希望引起中国作家的重视，借之助力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发展与进步。
三、心理小说、推理小说值得中国现代作家借鉴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其中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是小说最为常见的表现手法。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尤其重视心理描写。而小说这一文体由讲故事到心理描写的转变，标志着小说从传统向现代模式的转型。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学，大量吸收西方文学的元素以更新文学创作，其中就包括对西方小说中心理描写技巧的学习和借鉴，因此日本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是十分常见的。和西方叙事文学相比，心理描写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恰恰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中国传统小说一贯书写帝王史及朝代更替等主题，强调群体本位，一般为宏大叙事，小说人物是服务于作品主题的，因此对人物内心世界关涉较少。而人的内心世界瞬息万变，最为丰富复杂，尤能体现小说文本的内在深度。谢六逸发现，日本文学（尤其是小说）出现新的风貌，正是积极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创作手法的结果，心理描写就是其中之一。
谢六逸在充分认识到心理描写对于刻画人物形象、加深作品主题的价值和意义后，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就有了更多的针对性。比如他在《志贺直哉集》的附录里，特别介绍了宫岛新三郎对志贺小说心理描写特点和价值的评价。宫岛指出，“志贺氏的作品，似他的心的镜子，像感光板映照外界的光的阴影似的，他的作品鲜明地映写了他的心……他在最简单的心理说明和细屑事件的描写里面，巧妙地描写深刻心理的蠕动。”志贺正是吸收了西方叙事文学心理描写的技巧，并揉进日本民族特色，由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心理叙述模式，不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腻描写，还加入了作家写作时的心境的微妙变化，志賀也因此成为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家。“心境小说”概念是日本作家久米正雄（1891—1952）在1925年的《文艺讲座》上提出来的，他说：
所谓“心境小说”，事实上是我暂时这样给它定的名称。作家描写对象时，与其把对象如实地浮现出来，不，即使如实地浮现出来也没关系，但同时更主要的，却是要把自己那种说得简单一些是“心情”，说得啰嗦一些就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想也表现出来，这就是心境小说。所谓“心境”……意思是指在创作当时的内心境界。
志贺的《犯罪》正是日本“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品。对于创作意图，志贺说，《犯罪》是把中国人的卖艺者写成小说的，是我想起如果一个人杀了别人时，不明白是过失或是故意，所以写的，这就是志贺创作时的真实心境。他想探讨杂技表演者飞刀杀人的心理嬗变过程。在具体的小说叙述中，志贺通过对故事时间的切割、重组，加入自己写作时的心理感受，从而建构起一种以揭示人物内在心境和情绪为中心的逆时序的叙事时间结构，从而使《犯罪》成为一个出色的心理描写范本，这也正是谢六逸感到新奇的地方。虽然谢六逸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染，对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感触并不深，但在接触到现代西方和日本文学之后，他发现了文学创作中心理描写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对文本内在深度的提升作用、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突出功能，故他在译后记中高度赞扬志贺《犯罪》心理描写的过人之处：
小说描写一个姓范的变戏法的年轻中国人，在表演时砍断了他妻子颈动脉的心理的经过。这戏法是叫他的妻子站在门板般大小的厚木板前面，隔开两三丈，用“锋锐的大刀，和呵喝声同时，在身体的周围，距离不到二寸的地方，画了一个轮廓似的”，掷出几把，这时不知什么缘故，手法不准，有一把就砍在妻子的颈上。范在那时，当然没有杀妻的意思。他本来爱他的妻子，不过生了儿子以后就不能像从前一样爱她了。因为生下来的儿子是别人的。从这时起，他的心里爱妻的情绪，起了一种变化，他烦闷极了。他为这种情绪所苦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虽然没有完全杀害的意念，但他对于妻子的爱已经有了动摇。作者说明在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动因，写那心理的经过，无论谁看了都要战栗起来。一种复杂的心绪，被他巧妙地明嘹地描写出来了。
谢六逸被志贺在《犯罪》中体现出的高超心理描写技巧所折服，深感赞佩。志贺对主人公“复杂的心绪”的过程性揭示，深深吸引着读者，对此，谢六逸评价说：“关于范某的杀人，在裁判官是没有得到故杀的客观的证据，在范某本人也不明白是故杀或是过失。志贺氏意旨不过是在描写范某的心的过程罢了。”前文提及，这是一个很好展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文学题材，范某是失手还是故意伤害，是小说可读性、可研性的基础，也使得小说本身具有推理性、逻辑性、侦探性，读者会被小说深深吸引，和作者一道去追问最终的结果。志贺抓住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范某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性杀人这一关键性问题，不断呈现主人公的心理嬗变过程。范某深爱着自己妻子，但知道妻子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并生下孩子后，范某非常痛苦。他虽然从行动中原谅妻子的失贞行为，但在内心深处却饱受妻子出轨的折磨。志贺较好把控范某的心理变迁，抽丝剥茧地把范某的行为展示出来，将范某现实理智和感性心理的复杂性描写得活灵活现，从而使小说成为心理描写的杰出典范。
可以说，这样细腻的心理描写，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里是很少看到的。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一贯缺少心理描写的大传统，作家和读者并不重视心理描写;同时近代以来我国对西方大部头心理描写的佳作缺少学习和汲取，早期的翻译家甚至有意删减，从这点来看，谢六逸的翻译眼光非常有先见性。在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最为难得的是谢六逸所体现出的一种紧追世界文坛潮流的积极心态，这是一种有别于一直以来一些国人轻视日本文化与文学的自大心态，也有别于梁启超时代以‘东学为跳板快捷地接触西学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是较为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扎实态度。”谢六逸通过对志贺小说的译介，引入了日本文学的现代观念，尤其是心理描写技巧，使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活水注入，形式发生了积极变化，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
谢六逸对志贺及其作品的译介，实在是煞费苦心。为了能引起中国作家的重视，他还搜罗了很多日本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观点置于《志贺直哉集》的正文前，如菊池宽、宫岛新三郎等关于志贺创作整体性、艺术成就的评论等。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说明志贺在日本现代文坛的地位，值得中国作家借鉴学习;另一方面也是证明自己翻译志贺小说的正确选择，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犯罪》虽然篇幅不长，但它在志贺的创作生涯中却非比寻常，谢六逸将之翻译过来，正是发现了这篇小说诸方面的价值，可惜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当历史走过近百年，我们再回头去审视谢六逸的翻译选择时，也对他超过时人的文学眼光深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