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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对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2022-08-03 13:28:02公文范文
夏英杰摘要: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是影响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了我国东部12个省市乡村地区2

夏英杰

摘要: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是影响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了我国东部12个省市乡村地区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Stata回归线性分析,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作为因变量,分析政府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基础公共服务中养老机构收养人数和社会救济金对农村经济有正线性影响,农村卫生医疗站对农民收入具有负线性影响。因此,加大农村地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是推动我国乡村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养老服务;医疗机构;社会保障;回归分析模型

一、引言

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观察我国城镇地区经济发展过程,完善的基础公共服务建设能够减轻城镇地区居民生活压力,包括就医、养老、教育和社保等方面,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并且经济发展也能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促进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稳定持续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还处于建设初期。随着我国经济全面发展,乡村振兴逐渐进入我国战略规划。截至2021年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约有5.1亿,占我国总人口的36.1%,农业产值仅占全国GDP的15.2%,乡村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因此,国家为了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加快建设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减轻政府和农村居民生活压力,形成良性循环。党的十九大以来,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建设进行了强调和规划,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可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力的保障。农村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如便利的交通、电力、通信、水利设施等建设和完善,会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总成本,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比为19.3%,随后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到2016年达到最高点23.13%。2017年农村人均收入占比呈下降状,2018年和2017年的收入占比相同,随着城乡间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扩大,农村人均收入占比仍将持续下降。农村年人均收入在国民年人均收入中的占总比与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农民在公共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众多方面的公共需求远达不到满足,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但是国家70%的卫生资源投放在城市,从整体来看,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不足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这与我国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已经发生了背离。

2021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①。然而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的完全消失,隨着贫困差距的扩大,相对贫困将长久存在,构建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是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当前后扶贫时代,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近几年虽然我国开始重视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和城镇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是减缓了扩大的速度,但差距仍处于扩大趋势,这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增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压力。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地区居民对基础公共服务有了更高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农村地区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社会救济金总体覆盖面积小,保障水平不高,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对此,本文以我国乡村地区经济全面发展为研究背景,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建立完善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出客观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设性建议,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

2020年12月16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强调进一步提升脱贫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叶兴庆、殷浩栋研究认为,应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防贫政策、发展型低收入群体救助政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等来解决问题。关信平研究表明贫困的程度具有多样性、贫困的划界具有社会性,许多贫困者生理健康和体力劳动能力缺乏的问题依旧存在,缓解贫困的主要方向应是缩小社会差距,消除社会不平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现代社会中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不仅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胡志平表示公共服务的共富、增长、发展逻辑能够破解农民的能力贫困、农村的精神贫困等问题,从而为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持续动力。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乡村经济发展影响问题的讨论,学者们主要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角度进行定性研究。徐珉钰学者对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来表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程度,尽管多数农村居民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五年前有提高,但农村居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仍然偏低。刘军对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示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投资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偏好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程度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具有负向影响。魏福成和胡洪曙使用基尼系数来测度中国省级区划各单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我国省级综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偏低(即基尼系数偏高),总体而言呈现波动性的上升态势。他们认为提高省级综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关键是要在优化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以及优化财政分权制度等方面采取措施。迟瑶和王艳慧运用圈层结构和脱钩模型系统分析“连片特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实施以来其与县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整体差异呈缩减之势,县域间农村公共卫生发展较为均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程度随圈层辐射作用的减弱呈正相关降低状态,且前者的发展整体滞后于后者。

上述研究虽然从各个角度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数据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定性分析,而缺乏详细的数据分析。因此,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东部地区各省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对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模型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一种现象常常是与多个因素相联系的,由多个自变量的最优组合共同来预测或估计因变量,比只用一个自变量进行预测或估计更有效,更符合实际。因此多元线性回归比一元线性回归的实用意义更大。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a1X1+a2X2+a3X3+b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农村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多种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年人均收入的线性效应。在该模型中,Y是农民年人均收入,X1是医疗机构数量,X2是社会救濟金金额,X3是养老机构年末收养人数。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国家统计局资料为主要数据来源,以相关研究文献为数据辅助来源,选取相应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对2009~2018年这一时间段内我国东部12个省市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清晰地了解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变化趋势,分析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本文通过Excel和分析软件Stata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直观地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选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政府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研究选择了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社会救济金、养老机构收养人数这三种基础公共服务为自变量,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为因变量。

表1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基本的说明。对因变量农民收入有单独的解释:1、农民收入的总体数额呈现上涨的趋势;2、2013年、2017年等年份国家颁布的惠民政策和扶持农业发展等举措的确使得农民年收入有所提高。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说明我国东部地区在2009~2018这10年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整体水平在变动,并且变动的幅度较大。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主要包含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农村基础公共服务建设体系能全面高效地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乡村地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的完善和提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步。

2009~2018年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在逐年增加,2012年到2013年、2017年到2018年涨幅较多,在这两段时间内,国家颁布了相关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养老服务机构年底收养人数在东部12个省市的变动存在一定差异,整体呈上升趋势,近几年我国政府开始重视提高养老服务,加大了对养老机构的投入。社会救济金从2009年开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在增加,政府为减少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救济金的投入。医疗机构数量在逐年减少,与农村居民收入呈反向增长,新的人民需求下,旧的医疗机构不再满足,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在替代旧的医疗模式。

四、结果分析

(一)模型结果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VIF多重共线性检验,公式:VIF=1/(1-Ri2),其中,Ri为自变量对其余自变量作回归分析的负相关系数。方差膨胀系数VIF越大,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性越大。如果方差膨胀因子超过10,则回归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又根据Hair(1995)的共线性诊断标准,当自变量的容忍度大于0.1,方差膨胀系数小于10的范围是可以接受的,表明自变量之间没有共线性问题存在。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三个自变量之间VIF值为3.510小于10,说明本次模型自变量间没有共线性问题,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通过以上对于数据的分析可以认为,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对于农民经济发展存在影响,本次研究选取东部地区12个省市2009~2018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选择医疗机构数量、社会救济金和养老机构收养人数分别为自变量X1、X2和X3,建立回归分析模型Y=a1X1+a2X2+a3X3+b,研究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对农村地区居民发展收入的影响。

利用Stata15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3呈现的是本次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自变量的相关性在0.01上是显著性的,其中X2(社会救济金)和X1(医疗机构数)的显著性检验更为显著,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线性关系:Y=-0.469X1+0.32X2+0.087X3+μ。从回归结果来看,养老机构收养人数和社会救济金与农民收入呈现正相关,与医疗机构呈负相关。

(二)医疗机构影响农民收入

通过表3结果显示可知自变量医疗机构与因变量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关系显著,并与农民收入呈负相关,表明农民收入提高对医疗机构数量没有需求,而对提供的服务有更多需求。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医疗机构数量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显著增强,阻碍对农村经济的推动。随着农村医疗机构数量增多,医务人员和专业医疗设备的不足导致农民就医需求无法满足,更多人选择到城镇就医,增加了农民经济生活压力。近几年相对减少了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的建设,增加了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的投入,满足农民增加的就医需求。我国政府对农村地区医疗机构的投入使得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在需要就医时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农村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减少,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增加减轻了农村居民的健康压力,特别是对于老年和儿童来说,减轻了农村居民在看病就医方面的支出压力,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三)社会救济金影响农民收入

通过表3结果显示可知自变量社会救济金与因变量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关系显著,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反应农民收入增加对社会救济金有需求。这是由于在国家提供社会救济金初期有效缓解了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但农村社会救济任务依旧十分艰巨,国家能够增加的社会救济金投入有限。实证分析表明贫困地区政府财力薄弱,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和协调能力大为下降,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缺口逐渐变大,并且往往越是贫困的地方其资金压力越大,导致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国家应逐步增加对农村地区社会救济金的投入,并出台政策引导社会扶持、救助农村贫困人口。扶持和消除农村贫困人口,减轻贫困地区资金压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四)养老机构影响农民收入

从表3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因变量养老机构收养人数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关系显著,养老机构收养人数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向促进影响。当养老机构收养人数逐渐增加时,对农民收入的正效应趋于稳定。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老机构增加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大量养老居住场所,而促进农民经济发展。在我国刚开始推广养老服务机构时,只有少部分老年人尝试入住养老院等传统养老服务机构,但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养老服务机构如养老院和敬老院,已经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国家对养老机构内部设施和环境的要求更加严格,有更多的床位和设施投入使用,这也就相应减少了一部分无用的养老机构,但相应增加了养老机构收养老年人的承载力。同时受农村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最初老年人更愿意居家养老,随着东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新式养老观念也逐渐被接受。

五、结论和建议

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注重农村地区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农村医疗机构的持续投入提高、社会救济金的发放和养老模式的调整,形成完善的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来完成实现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第一,提高政府对农村居民医疗机构投资力度。在制度上扩大医疗保障的报销范围;上级政府加强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管理,形成规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增加医疗投资,购入相应的医疗设备以满足基本需求;提高农村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为农村地区定向培养和储备专业高素质的医护人员,提高农村医疗水平。建立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多个角度和方向改善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加强对医疗机构药品定价的监管力度,扩大农村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和种类,切实解决农民就医困难问题、减轻就医负担。

第二,提高政府对农村地区社会救济金的投入。根据各个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确定适合本地的救助标准并适当提高,明确家庭收入在此標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被纳入救助范围。加大救济金筹集,各级政府按照财政收入扩大救济金支出占比,国家应将社会救济金支出列入每年财政预算并逐年上涨。在实行分类救助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间合作、互助,根据造成特困原因的不同实行分类救助,制定不同的救济标准以满足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各部门依据救助分类各司其职,形成定向救助,提高救助效率。社会救济金除国家加大财政支出外,农村地区可以围绕村或一部分居民为集体实行集体补助,改变单纯依靠国家救济的状况,开辟农村社会救济金依靠国家和集体共同投入的新局面,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能力。

第三,发展农村地区新养老服务模式。调整政府财政支出,引导地方乡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改变传统养老机构的服务模式,促进现有养老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硬件设备和软件设施投入,引进和培养专业人员,提高现有养老机构利用率。从养老需求方入手,改变养老补助方式促进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同时刺激养老机构床位和设施增加,形成健康良性循环。加快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建立与当地农村现状相适应的养老保险动态调整机制。我国农村地区居民受传统思想影响较为深远,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在此需求上一方面建立农村居家养老联合模式,相邻的住户形成养老联盟。另一方面形成社会集体养老和农村子女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形成全面完善的农村养老体系,满足农村居民不同的养老需求。推行医养结合,为居家养老的居民提供定期上门检查的医疗护理服务,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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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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