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梅之子”通向“地之子”的“之间性”写作
摘要：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语境，给废名提供了一个由“黄梅之子”通向“地之子”的契机。此时的废名试图成为“地之子”，但隐蔽的“黄梅之子”视角依然隐于其中;他试图转向现实主义写作，但“五四”以来的个人性依然保留。故废名挣扎于两种生存和写作状态之间，形成一种“之间性”写作，这种“之间性”使得《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处于心象小说写作和现实主义写作之间、自传性与哲性之间，这体现了废名朝向“地之子”的努力。尽管力所不及，但废名终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方式值得在文学史上引起重视。
关键词：“黄梅之子” “地之子” “之间性” 自传性 哲性
20世纪40年代成为废名朝向“地之子”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经历了十年避难生活，废名试图走出“自己的园地”，进入更辽阔的天地之中，以期实现身份及文体的超越和转化，于是创造了一部以自己在故乡的避难生活为背景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于1947年6月发表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但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然而此书糅合了废名“痛苦的经验”、灵魂的挣扎和思想的顿悟，蕴含着一个“黄梅之子”趋向“地之子”的过程，也即“废名”趋向于“冯文炳”的过程。由于“写实性”不充分，他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功，但这篇小说在废名的文学创作上具有重要的过渡性意义。
一、20世纪40年代：“黄梅之子”朝向“地之子”的“转变”
黄梅之于废名，亦如湘西之于沈从文，这是成就他“文学事业”的精神原乡，是乱世之中可栖息的“自己的园地”，同时也包藏了废名的古典主义气韵。黄梅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佛教文化养育了废名单纯又洁净的自然之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名仍带着黄梅之气，倾心于美好而无差别的古朴人性，此时的他是带有佛性的自然之子，也即“黄梅之子”。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语境、个人的思想选择都促使废名开始发生转变，他眼中的黄梅已经不仅是一片清新古朴的小天地，而成为其反观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大世界”，阶级性已经冲出了自然人性的笼罩。尽管并没有达到“地之子”的目标，但现实性因素的增加，使得废名的人生体验绝不止于只做一个“黄梅之子”。同时我们注意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虽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上，但写的就是抗战之前的事情。废名从北京迁往故乡湖北黄梅，抗战结束后才又返回北京。在乘坐飞机返回北京时他曾发出感慨，听收音机、坐飞机诸如此类，“令人只有耳边声音，没有心地光明，只有糊涂，没有思想，从甲地到乙地等于一个梦，生而为人失掉了‘地之子’的意义，世界将来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也没有科学，只有机械，人与人漠不相关”a。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本文的“地之子”指代现实主义作家群体。由废名的话可看出，经历战乱的洗练，他渴望转变为“地之子”，否则也不会思考失去“地之子”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是一个重要节点，多元化仍然存在，但民族性和阶级性压倒一切，文学总体上以大众化、通俗化来适应战时环境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1937年抗战爆发，占据大部分国土的国统区创作最为丰富，在现实主义小说内部，既有以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老舍《四世同堂》等为代表的客观冷静叙事，又有路翎等探索知识分子道路的主观情绪小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有丁玲《在医院中》、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也有时事性强的土改小说。即便是以孙犁为代表的抒情写作也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荷花淀》只不过是对战争的另类书写。不少作家显示出了向主流靠拢的趋向，巴金一改以往的激情写作，写出了《憩园》《寒夜》这样沉郁的现实主义作品，萧红这样凄婉的作家在写《呼兰河传》的同时，也写出了讽刺小说《马伯乐》。另外有不少作家试图以新的探索方式应对现实，如冯至的诗化叙事体《伍子胥》、鹿桥的理想小说《未央歌》，废名也在其中。
伴随着时代的巨变，废名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废名曾提到陈学昭的《雪地里》等文章代表了新文学运动初期蓬勃发展的朝气，然而之后便兴起了文坛八股的势力，这让他极度失望，进一步向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下乡后的废名深刻体会到家族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希望以儒家的仁政作为治国的办法。“中国文化所表现的真理是治国平天下的宗教，而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儒家。”b相对于佛教文化，儒家思想在废名后期创作中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成为他用来思考中国社会思想价值体系的工具。
由此看来，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语境、废名个人在此时期的思想转变都是他渴望转变为“地之子”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朝向“地之子”的挣扎和努力中，废名身上依然有“黄梅之子”这个隐蔽影子的存在。废名在由“黄梅之子”的个人性通向“地之子”的现实性之间充满了矛盾性，尤其体现在由心象到现实的“之间性”写作。
二、由心象写作到现实写作的“之间性”写作
受20世纪40年代语境的影响，在朝向“地之子”的路上，废名并没有成功，而是处于一个特殊的中间位置，即“黄梅之子”与“地之子”之间，同时也是心象小说和现实写作之间，这成为废名文体探索的重要艺术形态。
“之间性”由主体间性理论引发而来，海德格尔在1936年发表的《艺术作品的起源》中借助于“真理”“世界”“大地”“之間”这些基本概念，通过艺术问题来探讨生存。“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而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扣留在它自身之中。”c在废名身上，当然也存在着“之间性”，进与退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且在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为代表的后期写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黄梅之子”与“地之子”，分别对应着废名的“退”与“进”，退时在自己的园地（黄梅）休养生息，进时呼应主流（大地）生存，表现在写作形态上便是心象写作与现实写作之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名主要通过梦与真来书写心灵和日常生活，以此追忆家乡、思索人生，常被冠以诗化和意象化。吴晓东曾从微观诗学的角度用心象小说来评价《桥》：“《桥》‘有所脱化却无所依傍’，既沿袭了传统诗学中的固有元素，同时也有它自己的诗学独特性，能在‘心象小说’的概念中获得相对有效的说明。”d“心”强调意念、幻想、想象，而“象”又表现为具体、具象，如：“有时他一个人走在坝上，尽尽的望那棕榈树不做声，好像是想：棕榈树的叶子应该这样绿！还有，院墙有一日怕要如天崩地裂！”e废名总是以别致的手法来谱写他所倾心的梦和真，意象和观念联系在一起，书写意念化的真实。而战乱时期的下乡生活以及对佛、儒的深入领悟使废名感到真实不仅是艺术上的真实，更是现实的真实，于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更接近于现实写作了。
此时的废名想进入现实，首先便思考了国家政治和阶级问题，他认为旧中国的官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莫须有先生携家眷到腊树窠石老爹家之后，深刻感到中国的外患变成了内忧，对乡下人来说日本佬是闲暇之谈，而保甲制度则是切肤之痛，两者分别对应“爱国”和“怕官”。废名将原因归之于中国的官（少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由此导致农民被动的生活。乡间的政治教育、人情风俗，使废名看到了乡间的穷苦和热闹、农人的闲定与智慧。在这个抗战大后方的角落里，国、家、官、民、知识分子、儿童等已经取代了桥、桃园、竹林等如“小桥流水人家”一般的意象，成为废名进行哲学思考的具象所在。此外，对黄梅民间土俗的描写使这部小说现实性的意味更加浓烈。民俗是废名前后期文本中的共同构成要素，但《桥》中的“送路灯”等细节更多构成了《桥》的审美内涵，后期的民俗描写则更具有世俗气和烟火气，如“做清明”“做重阳”等不再局限于审美性，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性。中国人在面对巨大的灾难时，竟还保留着如此的习俗和热闹。《停前看会》一章中写到莫须有先生一家穿新衣到停前看会，写到停前驿的热闹、父亲和纯关于“糖粑”读音的争论，也是在乱世里苦中作乐的场景。
但是与心象小说相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仍运用散文体式，散文较之小说，时空被延伸、拉大，结构更加散乱。《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分为十八章，除了像《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以外，章节之间的连贯性并不大，结构较之以往小说更加松散，时空的跳跃性也明显加强。如《这一章说到写春联》记录的却是有关跑反的回忆和探望在紫云阁居住的父亲的经历。除此之外，莫须有先生虽然身在黄梅，但言谈与回忆之间处处夹杂着儿时的场景、战前在京的场景、战后回京的场景。如《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写的是莫须有先生教小学生写“放猖”的作文，这时穿插了多年后莫须有先生闲暇时自己作文的情景，并抄录在册;看到顺的稻场时，莫须有先生的思绪又回到童年。时空相互交织，荡开原本单一的叙述脉络，一减枯燥无味，变得灵动有趣。
由心象写作向现实写作的过渡，体现了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文体探索。现实性因素的加入，打破了废名以往朦胧含混的拟想性情景。废名将笔触深入真实的乡村生活之中，揭示抗战时期芸芸众生的生存现状，审视自我的灵魂;散文体式的运用又同此前的心象小说衔接在一起，远超现实题材的容量，彰显了废名小说“之间性”的艺术美。
三、自传性与哲性：“之间性”的叙述方法
社会变动和个人转变促使废名的创作发生了波动和转折，“之间性”的历史位置也使废名采用了新的叙述方法，即自传性和哲性。这同时也意味着“黄梅之子”的个人性始终在废名身上挥之不去，是阻碍他成为“地之子”的一个纽结。
废名在《开场白》中说：“我们还是从俗，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当作一部传记文学。”f废名以小家而观天下，将自己置于黄梅内部，评说社会现象，感叹人生百态，强调“莫须有先生”（即作者）的在场性，体现了小说写作的自传性。《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所记录的事情分别与其在1927至1929年以及1937至1946年的生活相对应。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人物名字、故事情节已经十分清晰且具有考据性。作品中的地名，如五祖寺、金家寨等，都是废名故乡中的场所地点。慈、纯、鲁迅、周作人等都是现实人物，废名则化身莫须有先生。莫须有先生“姓百家姓上的一个冯字”，“莫须”二字是宋朝人的口语，意为“大概”“也许”，“莫须有”是指大概有、或许有的意思，其隐晦与“废名”二字如出一辙，几乎可以说“莫须有先生”就是废名。而书中常有类似“我们以前曾说过”“我们从上面的记载来看”这样的表述出现，仿佛一个无所不知的说书人。作者“废名”、叙述者“我”和第三人称“莫须有先生”之间构成了呼应的关系。这种强烈的自传意味不仅能够说明作品的真实性，更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自我的反思和追问。
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评点人生，带有浓烈的哲学思辨色彩，更像是一位哲学家：“它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g莫须有先生大段的议论、心理独白加之佛教、儒道思想的渗透，使人读起来如堕五里雾中，细品之后，方能察觉言论之间的哲学色彩。他多次感慨眼前的真实究竟是历史还是地理，比如文中多次提到“莫須有先生则非常之寂寞”，无论是在停前看会时、给纯压岁钱时，还是解决衣食住行时，往往在片刻的功夫中，莫须有先生会阐发大段议论。《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仍有诗性的存在，但思想深度和现实感的增强使得此时的废名已经不再着意于写诗化的风景，更多的是凡俗生活，减弱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审美风格上的唯美色彩，哲性探讨的意味更多。同时，下乡以后的废名对于有关生死等形而上命题的思考相对减少，更多考虑的是由民族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蕴含了“黄梅之子”向“地之子”过渡的之间性，体现了现实主义、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织，借自传性和哲性的叙述方式，传达了废名在与现实生活对接后的深化领悟和思考。虽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议论，但其身上“黄梅之子”的个人性依然保留，故达不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
四、结语
废名沿着鲁迅所开创的以《故乡》《社戏》为代表的诗性小说一脉延伸而去，并为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一派作家提供养分。在现实主义席卷文坛之时，废名栖息在自己的原地之中，保存着古典主义的气息，是拥有自己内心小世界的“黄梅之子”，但偶尔也会向以“地之子”为代表的居于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写作靠拢。只创作一类文学、一种文章是废名所不屑的，正是这种混沌性、“之间性”使废名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个人魅力。
a王风编：《废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1页。
b王风编：《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6页。
c〔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1页。
d吴晓东：《意念与心象——废名小说〈桥〉的诗学研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33—141页。
e废名：《桥·棕榈》，见王风编：《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fg废名：《开场白》，见王风编：《废名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页，第809页。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吴晓东.史无前例的另类书写——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J].名作欣赏，2010（12）：4-9.
作者：李晓阳，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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