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意义、政治与生态
摘 要：以薏苡谷物为研究对象，从饮食人类学视角对薏苡食物的意义演变进行考察。薏苡食物在各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价值存在极大的差异。薏苡在中原地区，其价值和意义体现为果腹功能和权利象征，其味主要为饥饿之味;薏苡在古代南方地区，其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防御瘴疾，其味主要为药物之味;在当今的养生时代，薏苡的价值和意义极其复杂，其味道并非停留于物理之味，而是一种文化之味。通过分析各时期里的薏苡之味的隐喻，可揭示人类社会同食物之间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关系，而这一变化受到政治体系、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薏苡谷物;饮食人类学;食物意义;食物与政治;食物与生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3 - 0093 - 09
饮食、政治、生态与文化一直是人类学重点讨论的议题，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反谷》（Against the Grain）著作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该著作中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讨论中心，并辅以中国材料为佐证，再次对国家统治技术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他根据食物是否具有“征税单位”特征的“政治”标准而对其谱系进行划分。具有“征税单位”特征的诸如稻米、小米、小麦和大麦等被划分为“集权主义作物”，或称“政治作物”;相对应的诸如马铃薯、红薯、树薯、玉米等因无“征税单位”特征而是“无政府主义作物”。他的基本结论就是“谷物造就國家” [1]。斯科特切中要害地讨论了国家治理与谷物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启发我们如何理解食物意义演变与政治、生态和文化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食物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同一种食物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因其政治体系、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文化不同，它所表现出来的功能以及意义均存在很大差异;同一种食物在不同的人群中，也被理解为不同的意义。人们对食物体系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已裹挟着诸多复杂因素。本文以作为“药食同源”的薏苡谷物为研究对象，1探讨食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意义和价值。
一、薏苡谷物的起源与分布
从考古资料以及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普遍支持薏苡起源于亚洲的观点。而薏苡起源于亚洲又有两个中心：一为中国和南亚;一为缅甸和印度东北部[2]。在中国，薏苡起源又分为南方、长江中下游和北方三个中心。而南方的贵州、海南、广西和云南为薏苡的初生中心，长江中下游及北方则为薏苡逐步北移、驯化、选择而形成的次生中心[3]。据美国学者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观点，7 500年前，中国北部（黄土区域）驯化的动植物有小米、鸡、猪、狗;7 000年前，中国南部驯化的动植物有水稻、水牛、狗、猪等[4]。又据何炳棣的推断，长江以南和北方的黄土区域同样也是旧大陆农业起源的地区，且北方黄土高原的农作物是以粟和黍稷等“小米群”为主。后又据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认定我国为最早孕育出水稻的区域[5]。考古学界通过河姆渡遗址的遗物分析，发现薏苡种子已有6 000多年的历史[6]。如此推断，薏苡可与水稻划分为“大米群”并起源于南方。此外，有的研究还从薏苡的生物习性而推断其起源于南方。薏苡喜于沼泽和河湖岸边生长，而南方山地环境最为符合这一自然条件。尤其在历史上，西南地区沼泽和河湖岸边就形成大片的野生群落，故而西南为薏苡原产地。薏苡向外传播路线为，沿中国地理的第三台阶平原低地北上，因受秦岭阻隔缘故，薏苡进入黄土高原的途径只能是由黄河与海河水系切割的河谷、盆地西上，进入中原[7]。
如今，薏苡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以及东南亚国家。其中，薏苡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号称“中国薏仁米之乡”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丰岩村和锁寨村及其周围村寨则是兴仁市薏苡种植的核心区。2017年，兴仁市薏苡种植面积达35万亩，分布在全市的15个乡（镇、街道），总产量达12.9万吨，种植农户4万多户，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5%[8]，是全国薏苡原产地和核心主产区，远销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兴仁市薏苡种植核心区的丰岩村和锁寨村的相邻两村共948户3 852人，居住有苗、布依、彝、回、仡佬和汉等民族，其中苗族和布依族人口约占45%。两村国土面积18.2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 757.5亩，其中旱地2 120.45亩，水田637.05亩。两村平均海拔1 300米，属亚热带温和湿润季风气候，土壤大多为硅铁质黄壤。两村薏苡谷物的种植历史非常久远，薏苡不仅是他们重要的粮食作物，而且还嵌入其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人群关系以及养生健康之中。
二、薏苡谷物在中原地区的政治意义及其食物之味
薏苡何时传播到中原地区，可从“禹母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的神话故事来作大致的假设，1或许在夏代以前，薏苡就已传入中原地区。薏苡传播至中原地区并被驯化后，成为夏代一重要食物。当时人们对薏苡的食用方法是“脱壳取仁煮粥”。薏苡粥食与古代谷物加工手段和炊事工具落后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除这一原因外，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与薏苡谷物本身有关。因其仁大而坚硬，须长时间的熬煮才能食用;另一方面是食粥方法与当时食物短缺或灾荒有关。薏苡必为历史上一种短缺的食物而须以粥食，以此作为应付食物不足的一种适应策略。中国历史上的食粥技术非常之多，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记录有米粥、粉粥、肉粥、菜粥、饼粥和酒粥等。这些食粥技术是伴随着饥饿的历史而产生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也是伴随着饥饿的饮食文化[9]。因此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薏苡对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一种饥饿之味。
人类对食物的利用技术，通常是经历着从低到高的历程。利用食物的技术转变，也标志着人类步入现代世界的道路[10]。夏族人对薏苡的利用，从最初的煮粥食用，到后来演变成了酿酒的主要原料。夏代造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利用薏苡酿酒的基本流程为：第一步是将脱去皮壳的优良薏苡仁放入鼎釜中蒸煮，以糊化薏苡淀粉。第二步是发酵。将蒸煮后的薏苡盛于皿中，然后保持足够温度。皿为一种阔口浅盆式器具，此种器具可为发酵中的薏苡供应足够的氧气。第三步是分离酒液与滓蘖。前两步制成之物为酒滓相混的醴。分离酒液与滓蘖的方法是，将薏苡醴倒入一陶质有孔的漏斗中，让其酒汁过滤至酉中。酉中之液即为酒，可饮之[11]。
酿造业的发展，对消费观念以及工业文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夏末至殷商时期，统治阶级从上到下，无不饮酒，甚至出现饮酒误国。酒文化的发展，致使夏末至殷商时期出现了诸如尊、壶、爵、觚、角、觥、觯、彝、卣、斝、罍、柟等酒器。这些酒器的制品材料又分为青铜制品、陶制品、漆制品、玉石制品、象牙制品等[12]。不同制品的酒器又成为当时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志之一。
食物的意义和价值充满复杂性，既可作为某一族群文化认同的符号，也可作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在夏代，薏苡既是一种重要食物，也是一种“政治作物”。斯科特提出了“反向驯化”的观点，即是被人类驯化的动植物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1]。薏苡作为夏族的图腾，就是典型的“反向驯化”现象。学界对夏族的图腾讨论有龙蛇说、熊说、石说等。而植物类的比较著名的就是薏苡说。薏苡图腾说，除了依据禹母“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的神话故事外，文字学家还从甲骨文“苡”字的构造去分析，如于省吾的理由是“薏苡之苡从以声，加上形符女旁即姒字”，表明了夏禹之姒姓即为“苡”字从“以”孳化而来，因此薏苡为夏图腾[13]。这样一来，薏苡不仅成为夏族的一种重要食物，而且还被标签为具有文化象征和政治象征的意义，这是被驯化的薏苡反作用于社会的结果。
然而，一旦某种食物被绑架于某一族群或国家的文化或政治的标签后，其生命力也就同这一族群或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食物既令人向往，也充满危险性。随着夏族的衰落，在夏末被商族首领汤灭掉后，薏苡文化也随著夏族文化的衰落而退出中原。在夏代，夏族、商族和东夷族是三大族团，但“夏为君、商为臣”的历史事实表明了当时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为夏族。商族统治后，必然要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商周之后，统治者对夏族和东夷族主要采取征服和同化政策，夷夏文化因此而错综复杂。东夷文化也开始与中原文化脱节。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曾代表强大夏族的二里头文化，在代表商族灭掉夏族后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里已失去了它的民族特性，并被二里冈文化所取代[14]。薏苡文化在此历史背景下走向衰落，作为食物的薏苡也逐渐退出中原的主食行列。
薏苡退出中原还与谷物之间的竞争有关。不同食物之间，在“外在意义”的作用下，同样存在着竞争机制。薏苡这一原本作为中原地区的“外来”食物，失去其“外在意义”的政治、文化基础后，也就失去了竞争力。薏苡的竞争谷物主要是粟、黍稷和大小麦等“小米群”。相对薏苡来说，“小米群”是本土作物。“小米群”属于耐旱作物，完全适应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一旦薏苡失去主食地位，“小米群”必然重新获得相应位置。原来作为夏族酿酒主要原料的薏苡，进入商代后，酿酒的主要原料已变为黍。
与薏苡同属“大米群”的水稻，也是薏苡的竞争作物。薏苡与水稻虽然都是沼生作物，但栽种水稻的前提条件是灌溉技术的发展。而薏苡的栽种只需要选择在含水丰富的土壤或沼泽之地即可。在夏代，农田灌溉技术尚未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不依赖灌溉技术的薏苡谷物也就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但进入商代后，农作物出现了多元化，农田灌溉技术取得较大进步。有关史前水井的考古资料就已推断了殷商时期农田灌溉技术的高度发展。农田灌溉技术的提高，也是导致薏苡失去竞争力而退出中原主食的动因之一。
三、薏苡谷物在南方地区的生态适应及其食物之味
食物与生态环境构成一个共同体的合作体系。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由其能够利用的现有的自然资源来决定的[15]。薏苡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衰落，除了上述的政治、文化、技术等因素外，还与生态环境有关。作为沼生作物的薏苡，饱含水分的土壤以及沼泽地是其成长的最佳环境。符合这一生态条件的耕地，通常位于山谷河流的冲积扇上。在这一生态位上，往往自然形成一些旱地，也有由人工开凿而成的稻田。如丰岩村和锁寨村四周被山峰环抱，山间低凹狭窄处有涧溪流过，山峰之间形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坝子。经多年雨水冲刷，平坝或山谷聚积大量水分，以致形成了湿地或沼泽地。平坦区域很早就被开凿为水田，坡度较大的则是旱地。丰岩村和锁寨村的旱地面积是水田面积的三倍之多，表明了山峰之间形成的河谷坝子面积较小。当地村民世代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必然调整他们的农作物结构。选择种植薏苡，一定程度上是自然资源所决定。
食物与人构成一个共同体的合作体系。传统人类学对饮食的研究更加注重取食的文化机制。埃文斯 - 普里查德（Evans - Prichard）笔下的努尔人为获得牛肉和牛奶食品而与“牛群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着一致利益的合作共同体，为了维护这种共同利益，二者的生活需要进行调整。他们这种共同性的关系是一种紧密的身体接触的关系”[16]。古人对薏苡谷物的经营管理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身体与植物接触的生动画面。古人收割薏苡的基本方法是：“刈穗取粒，放火烧秸以灭其杂草而肥其田，或者拔其秸秆以为燃料。”这一收割方法留给我们极大的想象空间：要想获取薏苡穗，人需站立于薏苡株下，手握刀具，伸手向上，然后才能将一棵棵薏苡穗割掉。这一动作，看似简单的一种劳作身体展演，但实际上却反映了收割薏苡之穗对人体身高和地理环境的苛求。成熟期的薏苡的茎秆直立，株高一般在2至2.5米。这一株高无疑对收割者的身高有很高的要求，身高不够必然增加劳动者的负担。可以想象，薏苡引入中原而栽种于广袤的平原地带时，对收割者带来极大的考验。加之古人的身高比较矮小，更难以克服这一难题。因此，薏苡在平原地区的推广本身就违背了作物体系与人体身高的伦理关系。
然而，若将薏苡栽种于丰岩村和锁寨村这样的山地环境里，就可以克服人体身高不足的困难。薏苡之所以栽种于山谷河流的冲积扇上的耕地，是因为其地形坡度较大，在此地形生长出来的作物，前后株之间形成较大的落差。在此地形无论栽种何种作物，收割时通常都是“自上而下”，即从高处开始逐一向低处割穗。这一方法，既可弥补人体身高不足，又可节省体力。锁寨村村民LYP说：“在收割薏苡时，要从耕地的最高处开始，先是将穗割掉，再用镰刀将秸秆砍倒。对于如何处理薏苡秸秆，就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耕地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距离森林较远，土层较厚的耕地，要将秸秆燃烧，这样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如果距离森林较近，且土地石漠化严重的耕地，就不许燃烧秸秆，而是在冬天前，通过犁地的方式，将秸秆埋在土壤里任其腐烂，此方法可以增加耕地土层厚度，也可以让土壤在冬天里保持一定的温度。”
那么，薏苡对于丰岩村和锁寨村人来说，其意义何在呢？薏苡是一种既能裹饥腹，又能防御瘴疾的珍贵药物。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时“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的历史典故，至少反映了从汉代开始，薏苡是一种防御瘴疾的药物。历史上，丰岩村和锁寨村及其周围的村落均处在丛林之中，遭受瘴气困扰严重。明代以前，甚至有的村落为了避开瘴气侵入而迁徙他乡。留下来的村民为防御瘴疾，几乎每天都要食用薏苡粥，或使用薏苡根部熬水喝。也有的用薏苡根部熬水，在睡前用来泡脚，既可防御瘴疾，又可减轻疲劳。这对于长期惨遭瘴疾困扰的人来说，利用薏苡药物成分治疗身体疾病，比利用薏苡营养成分摄入身体更加重要。因此在瘴疾流行的岁月里，对当地村民来说，薏苡的药物之味胜于食物之味。当瘴疾不再困扰人的身体后，原先主治瘴疾的薏苡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应该说到明清之际，瘴气已经开始减弱、消散。民国时期，整个南方人已基本摆脱了瘴疾带来的困扰及其造成的社会心理阴影。
薏苡对于丰岩村和锁寨村来说，除了历史上可以作为预防瘴疾的一种药物外，其药用价值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在当地苗族和布依族社会中，普遍流行着“多吃薏苡，少生病”的说法。丰岩村村民LZG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一旦患上诸如咳嗽、体虚、痢疾、胃病等就要吃薏苡粥。即使是在当代医疗条件较为发达的条件下，部分年迈老人仍然习惯利用薏苡来应对各种疾病。”
薏苡除了体现在食物和药物的价值之外，它还嵌入到当地苗族和布依族的社会文化中。在丰岩村的苗族传统婚姻制度中，女儿出嫁时，父母必须送一个木制柜子，用以装棉被。但柜子里必须装入24斤薏苡。装入薏苡寓意着女儿将来的家庭五谷丰收，衣食无忧。之所以送薏苡，大概是与当地村民将薏苡俗称为“五谷米”有关。丰岩村村民LZM说：“送薏苡的目的是希望女儿在丈夫家将来种成庄稼有饭吃。现在很多家庭嫁姑娘送的嫁妆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的有钱人家还送了摩托车、汽车等，送木制柜子的人已经不多。虽然有的家庭不再送木制柜子，但他们也会给男方家送去一袋薏苡。”
薏苡还是苗族用来供奉祖先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供品。丰岩村苗族同当地汉族一样，每年都要过春节。在大年三十晚，他们必须使用薏苡做成的糍粑来供奉祖宗。认为若没有薏苡来供奉祖宗，祖宗就会不高兴，来年庄稼可能歉收。这说明薏苡谷物在苗族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高。
布依族在神山祭祀中也必须使用薏苡。锁寨村的布依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有“三月三”和“六月六”。其中，“三月三”和“六月六”要分别祭祀他们村落周围的两座神山。“三月三”祭祀神山要宰杀一头猪，故而他们将此神山称为“宰猪山”;“六月六”祭祀神山要宰杀一头牛，因此该神山被称为“宰牛山”。这两座神山在他们社会中，“宰牛山”的地位最高。而在祭祀“宰牛山”时，还要使用薏苡做成粽子，以祭祀神山。但祭祀“宰猪山”的，则不需要使用薏苡粽子。此外，“打粉火”是布依族布摩用来驱鬼的一种最为常见的魔法。在锁寨村，病人久治不愈，通常会请布摩到家里来做驱鬼仪式。布摩先是使用薏苡打成粉末，然后加上一点酒精搅拌。布摩在念摩经的过程中，时而口含薏苡粉末，喷向他所指定的方向，同时用火点燃从嘴里喷出来的薏苡粉末，一道火焰从布摩嘴里向外喷出。火焰起到驱赶鬼神的功能。锁寨村著名的布摩LYS说：“在‘打粉火’仪式中，必须使用薏苡粉，不能使用其他替代物。薏苡粉形成的火焰最能威慑不明鬼神，这样病人才会很快好转。由于人们经常用到薏苡粉末，因此每个家庭都会保留一些薏苡，以备使用。”
当地布依族和苗族之所以一直种植薏苡，一方面是将薏苡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谷物;另一方面是薏苡谷物已经嵌入到他们的精神文化体系。在大集体时代，因采取统一的谷物种植，很多原来由家庭自主安排的农作物品种种植已经受到限制。一些谷物品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流失。然而，在丰岩村和锁寨村，由于薏苡上升到他们的精神文化层面，所以很多家庭都会自觉地保种、留种。苗族的婚姻制度，以及布依族的民间信仰就是保护薏苡品种的一种文化机制。薏苡对于当地布依族和苗族来说，其意义除了体现在食物和药物功能外，还极具宗教意义，是沟通世俗与神明的重要媒介。
四、薏苡谷物在当今养生时代的食物之味
随着食物的不断丰富，以及现代医疗水平的日益提高。薏苡不再作为人们每日三餐的必须食物，作为防御瘴疾食物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薏苡逐渐退出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然而就在这退出的过程中，薏苡的意义和价值却发生了新的转变。
当今，人们对食物体系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已经裹挟着很多的因素。吃什么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吃的是什么文化。吃什么不一定在于满足肠胃的需要，而在于表达身份的需要，也是一种面子的需要。以食物作为媒介，来表达自己的“面子”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换”的性质[17]。食物的意义与象征显得更加关键。一位国外中产阶层游客漂洋过海到中国丰岩村和锁寨村，目的仅仅为了吃上一碗薏苡粥。返回自己的国家后，引以为豪地向贫穷农民叙述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旅行而获得美食带来味觉上的享受。食物在这一说一听的过程中成为区分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重要表征。
目前不同人群食用薏苡的目的各有不同。主产薏苡地区的丰岩村和锁寨村的村民，他们会经常煮上一碗薏苡粥，以改善每日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结构。76岁的丰岩村村民LZK说：“我一出生就吃到薏苡粥。那时候，因为没有奶粉卖，母亲分娩后没有出奶。所以，母亲就只有使用薏苡磨成粉面，然后煮成稀饭喂我。在我們村里，很多小孩断了母乳后，都是以薏苡粉替代奶粉的。”
薏苡成为当地村民每一个家庭的最传统的食物记忆。如今，LZK一家每隔两三周就要吃上一次薏苡。他们食用薏苡仍保留着传统的做法，主要有薏苡猪脚汤、薏苡腊肉汤、薏苡玉米粥、薏苡糍粑等。他们食用薏苡是一种习惯性的膳食记忆。食物记忆非同一般的记忆，它当属一种被沉淀于身体之记忆。食物记忆也是一种历史记忆。薏苡美食之所以作为当地一道经久不衰的菜谱，是因为留有被当地各民族通过世代刻意记忆下来的味道。因此，这种味道是当地人世代共享的记忆。世代主产薏苡地区的各民族通过食用薏苡，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味觉、口感去践行着社会意义上的文化认同。
主产薏苡地区的县城市民，有的通过乡镇集市直接从当地村民手里购买薏苡，有的则在县城粮油市场购买。他们对薏苡食料加工，一般都要参照现代的烹饪技术，大多将薏苡同其他肉食类食品一起炖煮。其做法还需加入一些干货食品以及调料。他们食用薏苡是受到地域饮食文化的影响。
非主产薏苡地区的城市市民对薏苡食物的了解，大多从各种薏苡食品宣传广告中获得，尤其是薏苡起到抗击各种疾病的广告词往往成为他们食用薏苡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类群体多数从城市超市中购买已经进行加工且采取精美礼盒包装的薏苡。也有一些人直接到大中城市里以薏苡为饮食品牌的酒店就餐，在这样的酒店用餐，不仅可以品尝到薏苡独特的味道，还可以体验酒店为了迎客而附加的一些与民族文化有关的各种文艺表演。如贵阳市某酒店就是以布依族土钵菜为特色，客人在用餐期间，酒店还安排有各种有关布依族的歌舞表演。该酒店板壁上还贴着各种薏苡菜肴的图像，如金牌薏仁牛掌、薏仁掌中宝、薏仁一品茄、薏仁口水鸡等，且在酒店门口以动漫的方式展现其薏苡佳肴，以吸引顾客对薏苡食物的热爱。现代饮食视觉效应对这一类消费群体起到关键作用。在现代饮食视觉的氛围下享用美食，其食物的意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空间的物质性。
食用以薏苡作为原料研制而成的各种高档养生食品的，则大多为中产阶层以上的消费者。如受人青睐的“南京同仁堂火麻薏苡食丸”“南京同仁堂薏苡茯苓膏”等类似的养生食品只能在各大型超市里才能购买。食物的营养与健康成为这一类人群食用薏苡的主要动因。薏苡养生食品的产生，也不乏商业的打造。商家借助现代营养成分提取技术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薏苡营养成分鉴定为不仅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多种氨基酸、淀粉、粗纤维和多种矿物质，而且富含多糖、酯类等多种成分。其中，蛋白质、脂肪、维生素B1的含量远高于大米;药用价值方面鉴定为具有强筋骨、健胃、抗氧化、消水肿、清肺、去风湿、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炎镇痛、抑菌和降血压等功效。试图从现代营养学和医学的角度来说服消费者。
作为养生食物的薏苡已被一些企业进行商业打造。在锁寨村境内就有一家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的长寿康养园。在该养生园的药膳房和民族医疗馆里，就有很多有关当地布依族和苗族传统的薏苡养生方法。长寿康养园的打造正是利用了兴仁市“中国薏仁米之乡”和“中国长寿之乡”的文化品牌。历史上，薏苡就一直作为一种养生食物而存在。薏苡煮粥食用正是符合中国传统养生的一种方法。历代中国文人大多以食粥为其清心、养性的修身之道。苏轼还曾将薏苡养生文化表达在其诗词中，如《小圃五咏·薏苡》诗曰：“伏波饭薏苡，御瘴传神良。”苏轼对岭南民间养生文化倍感兴趣，并吸收到他的养生之道中。中产阶层人士对薏苡养生食物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受到历代文人养生之道影响。
从薏苡主产区来看，生活其间最多的是百越族群和苗瑶族群。丰富的薏苡等食物或药物塑造了他们深厚的养生文化。这些地区至今保持着在一些传统节日中赶药市、洗药浴、吃药膳等习俗，就是一种传统养生文化的延续。锁寨村布依族村民每年过“六月六”期间都要赶药市，购买一些中草药，用来熬煮，然后用于泡脚。这些习俗都是养生文化的具体表现。如今这些传统养生文化已逐渐被商业化，长寿康养园就是在极力宣传着布依族、苗族等民族传统的养生之道，其中重点介绍了薏苡谷物的养生功能，以吸引消费者。
对薏苡养生食物的追求，先要考虑该食物是否能够滋养心智，然后才考虑到该食物的果腹功能。养生食物消费与一般的食物消费存在极大差异，追求养生食物者，往往要了解食物的历史、食物的地域、食物的文化、食物的内涵、食物的安全等，为食用这一类食物，还往往亲身前往食物的生产地体验。在这体验美食的过程中，除了味觉器官获得不一样的体验外，身体的其他器官也得到不一样的刺激，更重要的是通过食物的享受提升自己的知识，并以此达到提升自己的素养。如追求薏苡养生的消费者，通常会首先了解薏苡的历史演变过程，追问薏苡在历史上与哪些文化有关？然后了解薏苡生产地为何处？其生产地的生态环境如何？由哪些民族栽培？这些民族的文化底蕴又如何？等等。最后决定亲自前往食物生产地体验，从而实现了一次养生旅游。
总之，当前人们对食物的消费，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而不同的食用方式，充分体现了食物的意义与价值随着当代消费观念以及政治经济的转变而产生了新的内涵。
五、结语
食物的意义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消费文化等的变迁而发生转变。薏苡在中原地区，既作为一种普通食物，也是夏族意识形态的象征。作为一种普通的食物，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果腹功能上，此时薏苡之味是一种充饥的食物之味。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食物，其意义在于权力的象征功能上，但其饮食文化也随着政治权利的更替而走向衰落。在古代南方地区，薏苡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于药用功能上，薏苡作为一种预防瘴疾的重要食物，在瘴疾成灾的时代里，薏苡之味是一种药物之味。薏苡在当今的养生时代，其意义被嵌入当代消费观念以及世界体系之中，此时的薏苡食物之味绝非仅停留于物理之味，而是一种文化之味。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体系中，食物的意义及其谱系的划分更加复杂化。按照斯科特谷物谱系基本划分的观点，“集权主义作物”必然受到国家的青睐而触动农民种植此类谷物的积极性，但这种谷物与国家的政治命运密切关联，它的意义和价值将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而发生演变。如曾支撑汉族先民走向中央集权的粟和稷在我国现行的农业经济体系中，却被贬称为“小杂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作为“无政府主义作物”，因其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够密切，它的种植基本上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但是这样的谷物，其命运只是间接地被国家政治所影响。如清代以前，葛根和蕨根是苗民的一种主食，但苗疆平定后，无“征税特征”的葛根和蕨根因朝廷在苗区推广玉米、烟叶、马铃薯和红薯等外来作物的种植而逐渐退出了苗民的主食行列[18]。然而，这种“集权主义作物”的推广往往只顾國家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忽视作物本身所需的生态条件，历史上薏苡在中原地区的推广就是一种反生态的行为。类似于薏苡谷物，又因作为“无政府主义作物”而往往被保留于民族多元、文化多样性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在历史上受到政治影响相对较弱，农民在相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有足够的自主权利，他们可以根据自然资源情况以及自身的饮食文化而选择种植特定的作物。然而，这种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作物”因在当今社会中属于一种稀缺作物而更加容易被卷入现代商业体系之中。如薏苡作物原本是布依族、苗族等民族的一种重要食物，而今因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而演变为当地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薏苡现已被列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振兴的一大支柱产业，其意义在当代政治经济环境下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食物意义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绝非仅由某一种因素所决定。尤其是在当下，食品安全、食物公平、转基因技术、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等问题都将对食物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新一轮的影响。但只有解決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第三次农业革命”[19]。饮食人类学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复杂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 James C.Scott.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2] R.K.Arora.Job’s - tears（Coix lacryma - jobi）- a Minor Food and Fodder Crop of Northeastern India [J].Economic Botany，1977 ，Vol.31.
[3] 黄亨履，陆平，朱玉兴，等.中国薏苡的生态型、多样性及利用价值[J].作物品种资源，1995（4）：4 - 8.
[4]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M].范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63.
[5]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7：1 - 3.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5.
[7] 赵晓明，宋芸，乔永刚，宋秀英.甲骨文中的四方[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46 - 358.
[8] 李发耀，石明，秦礼康.中国薏仁米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78 - 279.
[9] 杨洁琼.饮食人类学视角下的粥与饥饿[J].青海民族研究，2016（4）：
68 - 72.
[10]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M].杨雅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11]赵晓明，宋芸，乔永刚，田永生.甲骨文披露薏苡酒的发明[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32 - 237，241.
[12]胡洪琼.略论殷商时期的酒器[J].农业考古，2012（4）：
173 - 176.
[13]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J].历史研究，1959（11）：
60 - 69.
[14]魏继印.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J].中原文化研究，2017（3）：
36 - 41.
[15]尤金·安德森.中国食物[M].马孆，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 - 6.
[16]埃文斯 - 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0.
[17]彭兆荣.好客的食物：餐桌伦理结构中的张力叙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16 - 22.
[18]杨庭硕.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 7.
[19]卢成仁.有机、生态食物与中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1）：69 - 76.
[责任编辑：刘兴禄]
收稿日期：2021 - 10 - 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气候知识的发掘、整理与利用研究”（20BMZ055）
作者简介：蒙祥忠，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贵阳，550025）。
1各种文献记载薏苡所使用的名称较多，主要有“薏仁米”“解蠡”“赣米”“芑实”“薏珠子”“回回米”等，其中使用“薏苡”和“薏仁米”名称居多。贵州黔西南州当地百姓又普遍称之为“五谷米”。
1 《史记·夏本纪》和《史记·五帝本纪》分别引《帝王世纪》和《礼纬》记载了禹母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