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王树文 王京诚
摘要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 为36890元和107450元。②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③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④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 为75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 为34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 GDP 为181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 曲线“拐点”的来临。②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③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关键词 城市生活垃圾;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063-08 DOI：10.12062/cpre.2021081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垃圾清运量仅为3132万 t，而2018年全国垃圾清运量高达22801万t。另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相关报道，预计到2030年中国垃圾年产量将超过4.8亿t[1]。住建部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已有超过2/3的城市被垃圾包围，更有超过1/3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2]。城市生活垃圾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健康，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继2008年国家发布《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后，2019年11月住建部又发布了新版《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城市生活垃圾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转折点？1991年，Grossman 和Krueger 在研究《北美自贸协定》对墨西哥环境质量影响时，首次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存在，并指出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逐渐上升，到达一个拐点后，环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增长逐渐下降，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3-5]。尽管环境问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如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得到验证，则意味着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但最终经济增长却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城市生活垃圾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政府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生活垃圾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1 文献综述
早期国外学者主要从减少生活垃圾产量的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减少垃圾产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源头减少垃圾排放量，最早研究垃圾服务计量收费与垃圾排放量之间关系的是Wertz。Wertz[6]认为，影响家庭垃圾产生数量主要因素有家庭收入、垃圾服务价格、服务频率、垃圾收集地点和包装等，并实证研究家庭垃圾收费对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垃圾计量收费价格提高1%，垃圾排放量减少0.15%。Fullerton 等[7]选取美国75户家庭的生活垃圾相关数据，实证研究计量收费对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计量收费使得75户家庭的生活垃圾重量平均减少14%，体积减少37%。他们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的收费标准对垃圾产生量的影响，构建了家庭在垃圾回收中的效用模型，研究中展现了随着对垃圾收费的增加，垃圾产生量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探讨了在不同偏好下的家庭异质性[8]。二是在垃圾处理末端对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Sigman[9]选取美国几大州的相关数据，以汽车电池回收为例，比较四项公共政策在美国几大洲的政策效果，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价格的政策机制更能有利于汽车电池的回收利用。Lisa 等[10]通过研究发现，在垃圾服务计量收费的前提下，垃圾减少量约1/3的贡献来自回收再利用，约1/3的贡献来自生物堆肥。随着1991年 Grossman 和 Krueger 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学者们开始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最早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垃圾的是 Cole 等[11]，并将其命名为垃圾库兹涅茨曲线（Waste Kuznets Curve，WKC），他们选取13个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1975—1990年城市废弃物进行检验，发现城市废弃物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Seppala 等[12]选取美国、德国、荷兰、芬兰及日本五个发达國家1970—1994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相关数据，研究同样发现固体废弃物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 WKC 关系。Ray‑mond[13]利用环境可持续指数（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I）中城市废弃物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废弃物与经济增长存在 WKC 关系。Mazzanti等[14]选取欧盟25个国家的相关数据，研究城市垃圾产生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垃圾产生量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WKC 关系，但同时证明环保政策对减少垃圾排放量起到一定的作用。
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张农科[15]回顾了中国过去60年垃圾分类处理模式，将其分为以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为中心、以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为中心和以方便终端垃圾的处理为中心三个阶段，并借鉴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典型国家的垃圾处理经验，认为中国需要构建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参与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王树文等[16]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积极性，提出了自主式参与模式、合作式参与模式和诱导式参与模式，并且认为中国当前垃圾处理属于合作式参与模式，未来将从合作式参与模式逐步过渡到自主式参与模式。孙鹏等[17]基于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流通理论和产权理论分析商品从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的全过程，认为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无法从源头对垃圾进行有效分类处理是因为从消费到回收过程中存在“产权游离”，阻碍了生活垃圾的有效回收。二是从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管理、居民习惯等微观层面对城市生活垃圾的问题展开研究。谭文柱[18]通过分析中国台北市垃圾处理成功经验，认为中国许多城市存在“垃圾围城”的困境，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由于制度的缺乏，主要包括对垃圾分類回收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以及在垃圾收费制度上没有体现“多扔垃圾多付费”的原则。宣琳琳等[19]通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哈尔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主要存在政府部门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相关规章制度都是指导性意见，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对于违反垃圾分类处理的行为没有具体的惩罚性标准，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政府、企业、居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性规定，政府应该明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各部门的职责，要建立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和制度。杜欢政等[20]认为上海作为国内率先采取垃圾分类收集政策的城市，主要存在着居民过去长期养成混合收集的习惯很难彻底向分类收集转变。此外，国内少数学者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且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杨凯等[21]选取上海1978—2000年城市废弃物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拟合，证明了上海城市废弃物与经济增长存在 EKC 关系，呈倒“U”型。廖传惠[22]选取中国整体1996—2011年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拟合，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存在WKC 关系，呈“N”型。崔铁宁等[23]选取1997—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部分省份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存在 WKC 关系且曲线形状存在很大差异。石琳[2]选取2001—2015年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着显著的WKC 关系，而是呈正相关关系，并且不同区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现有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单一政策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大多是基于“现状-难点-经验借鉴-对策”这一逻辑进行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鲜有少见，且已有的实证研究存在着研究对象单一、忽略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计量方法存在缺陷等不足。基于此，文章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05—2019年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区间的差异。文章可能存在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既从全国层面探讨了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又区分了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丰富了国内文献中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实证研究，也对环境经济学中 EKC 的研究进行了有效扩展;第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在机理从居民、企业、政府多个视角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三，从城市生活垃圾的视角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环境承载力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在机理分析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等[24]选取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了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二氧化硫和烟雾这两种空气质量指标的浓度，在低人均收入水平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高人均收入水平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Grossman 等首次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但他们也证明了 EKC 的存在与环境质量污染物的选取有关。随后，Panayotou[25]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进一步证实了 Grossman 等的研究发现，并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随着EKC 模型的正式提出，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检验[26-29]，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内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居民视角——环境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居民把环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当收入较低时，居民主要通过购买环境以外的其他商品提高其效用水平，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就会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所以，此时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环境质量的下降。随着环境的恶化和收入的提高，良好的环境成为一种奢侈品，收入较高时，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的边际效用已经非常小，消费者会购买“环境”这种奢侈品，并且收入越高对环境的需求越大。此时，政府会响应公众的需求，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厂商会使用更清洁的资源进行生产，所以，此时随着收入的提高，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
第二，企业视角——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影响。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资源的消耗增多，会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产量消耗的资源减少，新的清洁技术取代旧的污染技术，使经济发展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从而提高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较小，随着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为主转型，工业生产必将会带来大量环境污染，环境质量下降，当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为主转型时，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减少，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总体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都会导致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恶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占主导地位，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都会导致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改善。
第三，政府视角——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阶段时，环境质量较好，政府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当环境质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影响到居民健康时，政府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保证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由于环境属于公共物品，此时政府会制定环境保护政策进行环境规制，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企业将无法在市场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将采用清洁的新技术替代污染的旧技术，企业生产模式将从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转型，经济增长将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政府的政策目标将从经济增长为主转变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Dasgupta 等[30]利用各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水平，使拐点可能提前出现，发展中国家的拐点一般低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政策含义是经济发展初期，资源消耗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但环境质量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一直下降，当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会自发地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此时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及提高居民收入，既能实现经济发展，也能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模型的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根据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来看，EKC 模型基本形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包括经济增长的平方项和一次项[31-32]，第二种是包括经济增长的三次项、平方项及一次项[33-34]。参照Shafik等[35]、刘磊等[36]的做法，首先将 EKC 模型设定为三次方形式，如果参数影响不显著或者拟合优度很低，则选择二次方形式，如果参数还是影响不显著或拟合优度很低，则选择线性形式。Sobhee[33]进一步指出在 EKC 的计量模型中加入经济增长的三次项，可以更好地趋近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关系。
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具体如下：
Wit = c + aYit + bYit 2+ dYit 3+ eZit + uit
其中：
W 表示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Y表示经济增长水平，Z表示一组控制变量，c 为常数项，a、b、d 分别为 Y、 Y2、Y3的相关系数，e 为Z的相关系数，u 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不同地区，t 表示不同时间。
（1）被解释变量（W）。由于中国在统计上没有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数据，用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替代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2）核心解释变量（Y）。人均GDP 相比于总GDP 更能真实反映经济水平，中国在统计上没有区分城市生产总值和农村生产总值，所以采用人均GDP 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3）控制变量集（Z）。选取四个控制变量：①城镇化水平（U）。城镇化率的提高会给城市带来更多的人口，从而影响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考虑到人口规模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影响，用城镇常住人口衡量城镇化水平。②消费水平（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表示。③产业结构（I）。考虑到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与第三产业紧密相关，用第三产业占全部产业的比重表示。④技术水平（ T）。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两种影响效应：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生产成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会使企业在技术水平提高时，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物资资源的消耗，从而导致城市生活垃圾增加;另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高会让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以及资源进行生产，减少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用发明专利申请数衡量技术水平。
由于2005年以前的数据缺失较严重，2020年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考虑到西藏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性，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不参与计算。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05—2019年相关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前一年的增长率进行估算，相关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库》。
根据相关系数的取值，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d=b=0，a≠0;则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线性关系。
（2）d=0，b>0;则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
（3）d=0，b<0;则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
（4）d>0;则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N”型或“S”型。
（5）d<0;则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或倒“S”型。
3.2 描述性统计及模型检验
将相关变量剔除价格指数的变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由于模型中存在三次项，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故采用 VIF检验其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从 VIF 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 VIF取值均小于10，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面板数据模型根据截距项是否因个体发生变化可以分为常截距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变截距模型根据影响效应可以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为了体现个体差异性，选择变截距模型，还需进一步检验确定是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为了避免异方差对模型效应选择的影响，选择Overid命令进行检验。如果Overid检验的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果Overid检验的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1<0.05，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避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对参数估计显著性及无偏性的影响，在参数估计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三次项为负，平方项为正，一次项为负，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GDP 呈倒“S”型，通过进一步计算发现，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GDP 存在两个拐点，拐点分别大约在人均收入36890元和107450元，2019年30个省份的人均GDP 见表3。从各地区的人均 GDP 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已越过第二个拐点，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将会随着人均GDP 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天津、河北、辽宁、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将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呈上升趋势，但福建、天津、广东已接近第二个拐点;甘肃已非常接近第一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将会随着人均GDP 的提高短期内下降后呈上升趋势。同时证明，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与城市生活垃圾呈正相关，这说明當前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城市生活垃圾，生产技术的“绿色”性还不够强。
3.3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的 WKC 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WKC 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异质性。中国在行政区域划分上，根据地理位置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及西部。其中，东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中部地区较为发达、西部地区欠发达，30个省份划分结果具体见表4。
首先，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分别进行Overid检验，确定模型的影响形式，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为避免自相关和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无偏性及显著性的影响，在拟合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在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回归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 三次项的系数不显著，剔除三次项后回归发现，人均GDP 二次项的系数均影响显著，回归结果具体见表6。
从回归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 为75720元，同时证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与城市生活垃圾呈正相关，消费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 GDP 为34500元，同时证明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与城市生活垃圾呈正相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城市生活垃圾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 GDP 为181795元，同时证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与城市生活垃圾呈正相关，消费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影响不显著。
3.4 异质性结果分析
根据实证结果对比分析不难发现：①东部地区除了河北、辽宁、山东和海南尚未越过拐点，其他城市均已越过拐点，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减少。②中部地区城市均已越过最低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③西部地区城市离拐点还相当遥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都会导致三大地区城市生活垃圾的增加。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影响最大，主要由于近些年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特别是互联网和城市物流的快速发展，使得中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转变。⑤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增量，高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物质资源消耗的减少，生产技术的“绿色”性还不够强。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WKC 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倒“S”型，兩个拐点分别大约在人均收入36890元和107450元;异质性检验显示，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 GDP 为75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 GDP 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 为34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均GDP 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 GDP 为181795元。这说明WKC曲线的形状和拐点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无论是对全国总体进行拟合还是分区域进行拟合都能发现，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都越过了拐点或者接近拐点。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将会呈下降趋势，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会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增加，特别是西部地区离拐点还相距甚远。此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加总体上促进了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但不同区域存在一定差异，对中部地区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是国家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对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生产技术水平总体上促进了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虽然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但还是说明生产技术的“绿色”性还不够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变垃圾计费方式以加速WKC 曲线“拐点”的到来。WKC 的形状及拐点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城市生活垃圾的有效政策能够加速拐点的来临，减少拐点处的垃圾产生量。当前，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正在加速城镇化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提高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中国目前垃圾收费方式是以物业费的形式，每户每月收取一定费用，垃圾收费不会随着垃圾产生量而变化，而且垃圾具有负外部性，这种收费方式不利于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以及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应将垃圾计费方式改为按量收费，这样有利于激励城市居民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培养垃圾分类习惯，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量。
第二，基于各地区所在WKC 曲线的位置及未来城市生活垃圾的变化趋势，政府应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已越过拐点，居民的环保意识以及企业的绿色发展理念较强，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环保政策，注重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就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对于尚未越过拐点的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政府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通过环境规制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生产，让经济发展在较低的环境污染水平下进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此外，不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国家的环保政策会表现出不同的应激性。因此，政府在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时，既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还要考虑到同一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也就是说环境规制政策应随时随地灵活调整。
第三，政府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使WKC 曲线变得扁平及降低所处位置。“绿色”技术是指在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在生产中能减少污染排放、降低资源消耗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技术体系。当前我国生产技术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总体上技术的“绿色”性还不够强。绿色技术能够降低每一时期的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污染程度，加速环境质量的改善。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量需要依赖绿色技术的创新，用清洁的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绿色”技术有助于企业在生产中使用更清洁的资源，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生产中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绿色”技术创新主要依靠企业的研发，但是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将外部性内部化，为更好地推动技术创新，政府需提高对技术研发项目经费的投入以及加大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较快且环境质量较高的国家，其主要优势就是在于“绿色”技术创新[37]。
参考文献
[1]HOORNWEG D，LAM P，CHALLOHRY M. 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issue and recommendations[R]. 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2005.
[2]石琳.EKC 曲线的再检验：基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1）：28-37.
[3]NGARAVAS，ZHOU L，AYUK，et al. Achieving food security in a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consider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use in the South African agricultural sector[J]. Cli‑ mate，2019，7（9）：108.
[4]PLASSMANN F，KHANNA N. Preferences，technology，and the envi‑ronment：understand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88（3）：632-643.
[5]LEE C C，CHIU Y B，SUN C H. Does one size fit all：a reexam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using the dynamic panel da ‑ ta approach[J].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2009，31（4）：751-778.
[6]WERTZ K L. 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s ’ production of refus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6，2（4）：263-272.
[7]FULLERTON D，KINNAMAN T. Household responses for pricing garbage by the bag[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4.
[8]KINNAMAN T，FULLERTON D.How a fee per‑unit garbage affects aggregate recycling in a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household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4.
[9]SIGMAN H A.A comparison of public policies for lead recycling[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26（3）：452.
[10]Lisa A，SKUMATZ. Pay as You throw in the US：implementation， impacts，and experience[J]. Waste management，2008，28（12）：2778-2785.
[11]COLE M A，RAYNER A J，BATES J M.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an empirical analysis[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01-416.
[12]SEPPÄLÄ T，HAUKIOJA T，KAIVO ‑ OJA J. The EKC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for direct material flows：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tests for direct material flows in five industrial countries[J].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2001，23（2）：217-238.
[13]RAYMOND L.Economic growth as environmental policy：re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2004，24（3）：327-348.
[14]MAZZANTI M，ZOBOLI R. Municipal waste Kuznets curves：evi‑dence on socio‑economic drivers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from the EU[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9，44（2）：203.
[15]张农科.关于中国垃圾分类模式的反思与再造[J].城市问题，2017（5）：4-8.
[16]王树文，文学娜，秦龙.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4）：142-148.
[17]孙鹏，王明雁.以“价值添附”破解“产权游离”：绿色流通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新设想[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9）：19-28.
[18]谭文柱.城市生活垃圾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臺北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7）：95-101.
[19]宣琳琳，马丹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与治理：以哈尔滨市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87-93.
[20]杜欢政，刘飞仁.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难点及对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1）：134-144，2.
[21]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2003，22（1）：60-66.
[22]廖传惠.中国城市生活垃圾EKC 曲线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12）：143-146.
[23]崔铁宁，王丽娜.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20）：126-129.
[24]GROSSMAN G，KRUEGER A.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
[25]PANAYOTOU 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Beyond Rio.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UK，1995：13-36.
[26]SELDEN T M，SONG D Q.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2）：147-162.
[27]SELDEN T M，SONG D Q. Neoclassical growth，the J curve for abatement，and the inverted U curve for pollu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5，29（2）：162-168.
[28]VINCENT J R. Testing for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17-431.
[29]Panayotou T P.14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Value Engineering，2011，110（2）277-284.
[30]DASGUPTA S，LAPLANTE B，WANG H，et al.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1）：147-168.
[3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32]PANAYOTOU T. 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65-484.
[33]SOBHEE S K.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a logisticcurve？[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4，11（7）：449-452.
[34]ROTHMAN D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real progress or passing the buck[J].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5（2）：177-194.[35]SHAFIK N，BANDYOPADHYAY 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time series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R].The World bank，1992.
[36]刘磊，杨全武.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EKC 曲线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9，34（4）：117-120.
[37]臧传琴，吕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区域差异：基于199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6（4）：62-69，114.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WANG Shuwen1，WANG Jingcheng2
（1.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Good environment is the basis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municipal solid wast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sidents ’ health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municipal solid waste continue to grow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will there be a turning point？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is paper selected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5 to 2019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ested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 China’s overall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presented an inverted S-shaped curve， and two turning points appeared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reached about 36890 yuan and 107450 yuan， respectively.② Beijing， Shanghai and other coastal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passed or approached the second turning point， and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would decrease with future economic growth.③ Inland areas except Gansu had all passed the first turning point， but not passed the second turning point yet， and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would increase with future economic growth.④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ern region showed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and a turning point appeared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reached about RMB 75720 y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entral region presented a U-shaped curve， and the turning point appeared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reached RMB 34500 y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 ern region showed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and the turning point appeared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reached about RMB 181795 yuan. On the whole，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in the easter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had stro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e government exerted a good effect on municipal solid waste treatment.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s and resi‑ den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ed to be improv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eat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 war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① Changing the garbage service charging method will accelerate the arrival of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WKC curve.② We should make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for different regions.③ We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municipal solid waste;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eterogeneity
（责任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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