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的文本解读（十一）
一、 说清人李斗诗之“北来西僧征饮器”
学友某君问：清人李斗《永报堂诗集》卷五《股堰》诗序曰：“《杭州志》：萧山西兴塘久为水物占踞，元季屡筑不成，里正杨伯达苦之。妻王氏每夜向泽乞祷，愿以身殉。一日，先割股水中，水物顿徙。因名曰‘股堰’，立庙尸祀王氏。按，嘉庆元年，江势趋外沙卸逼塘，邑人公请褒封，故作此诗。”诗曰：“黟歙万水趋会稽，倒影赤濑兼紫溪。炎帝少女服水玉，禹庙圣姑秉元圭。此水自古得阴教，后世而有里正妻。萧山本在余杭下，忽必氏筑西兴堤。北来西僧征饮器，毒龙昂首神鱼低。伍籍称长杨里正，束腰未得温峤犀。千钱难买一斛土，万里谁来数斗泥。决战不能比索励，气禁无由学贺齐。曹娥孝父昔投水，里正有妻今噬脐。抽刀割肉祭江水，至诚感应神有知。诘朝堰成里正举，归家乃见妻伤股。可笑徐登化丈夫，终嗟韦逞为老姥。君不见，高奴河，水如流沈肉汁多，此名股堰其如何。”请问“北来西僧征饮器”句用的是什么典故呢？
钟振振答：此句指元初番僧杨琏真伽发宋諸帝后陵墓事。
明人贝琼《清江诗集》卷四《穆陵行》序曰：“至元中，西僧杨琏真伽利宋诸陵宝玉，因倡妖言惑主，尽发攒宫之在会稽者，断理宗顶骨为饮器。琏败，归内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诏宣国公求之，得于僧汝讷所，乃命葬金陵聚宝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赋诗。”诗曰：“六陵草没迷东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中魂夜啼。当时直恐金棺腐，凿石通泉下深固。一声白雁度江来，宝气竟逐妖僧去。金屋犹思宫女侍，玉衣无复祠官护。可怜持比月氏王，宁饲乌鸢及狐兔。真人欻见起江东，铁马九月逾崆峒。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流萤夜飞石虎殿，江头白塔今不见。人间万事安可知，杜宇声中泪如霰。”
又，清人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二《葬考》一一《山陵》五曰：“元世祖时，江南浮屠总摄杨琏真珈方怙势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会稽诸陵寝当毁。是时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真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余陵，攫取金玉珍宝无遗。已乃尽裒诸帝后骼胔，建白塔于杭之故宫，名曰‘镇南’，以示压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饮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至明太祖时，危素在翰林，宴见，备言始末于上。上叹息良久，谓素曰：‘宋主初无大失德，元与宋亦无世仇，既取其国，何乃纵奸人肆恶若此邪？’特遣主事谷秉义至北平购访颅骨所在，得诸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故陵。”
杨琏真珈是吐蕃高僧八思巴帝师的弟子。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域即今西藏，在中国西部。故称杨琏真珈为“西僧”。《元史》卷一七《申屠致远传》载：“西僧杨琏真加（按，即杨琏真珈）作浮图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书《九经》石刻以筑基，致远力拒之，乃止。”
“饮器”，即饮酒所用的器皿。《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则用人头骨为饮器的野蛮行径，早在汉武帝时，已见之于匈奴人了。
当然，杨琏真珈从北方到浙江来，目的不是征求“饮器”，而在“利宋诸陵宝玉”——发掘南宋诸帝陵中陪葬的珍宝，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其恶行中最令人发指的一项，莫过于“断理宗顶骨为饮器”了。故李斗诗中以“北来西僧征饮器”为言。这是文学语言，不是客观的历史叙述。
关于杨琏真珈发宋诸帝陵一事，在贝琼之前，早有文献记载。
元初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杨髡发陵》条曰：“杨髡（按，杨琏真珈）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按，杨琏真珈），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
又，《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别有《杨髡发陵》条曰：“乙酉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长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初，天长（按，天长寺）乃魏宪靖王坟，闻（按，僧福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按，僧允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详见前集），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按，僧允泽）率凶徒痛棰，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按，罗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盖宝气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岂无神灵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则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视之，乃金丝所成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铣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凡旬日不绝。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徽、钦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为泽[按，僧允泽]所得）。孝宗陵亦蜕化无余，止有顶骨小片，内有玉瓶炉一副及古铜鬲一只（亦为□[按，缺字当作‘泽’，即僧允泽]取）。尝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而蜕化者，盖天人也。光、宁、诸后俨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惜未知其名当与唐张承业同传否（后之作《宋史》者当览此，以入忠臣之传）。金钱以万计，为尸气所蚀，如铜铁，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间有得猫睛金刚石异宝者。独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遂取以归。以其为帝后之遗物，庋置圣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渐丰。其后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龙洞中。闻此翁今为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天长闻僧（按，天长寺僧福闻）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问（按，当作‘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
细读此二条，但言“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并不曾说“断理宗顶骨为饮器”。但无论如何，杨琏真珈“断理宗头”一事属实，至于为了何种目的，似不必深究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宋诸帝后陵在会稽，即今浙江绍兴，而李斗此诗所写股堰在萧山，即今杭州市萧山区，两地相距虽然不算远，但也有近百里，且不在同一个州府级行政区——萧山与宋诸帝后陵又有何瓜葛，以至于李斗要把杨琏真珈发宋诸帝后陵一事写进此诗里来呢？原来，杨琏真珈发宋诸帝后陵的强盗队伍，大本营就设在萧山。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条引元罗有开《唐义士传》曰：“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按，即‘肢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所谓“帅徒役顿萧山”之“顿”，即“屯驻”之义。
二、 清人李斗诗中的“郑庄”与“姚荔”是谁？
学友某君问：清人李斗《永报堂诗集》卷三《蓼洲岁暮答周大别驾周二明经兄弟》诗曰：“荻实不出境，薏苡勿载归。哲士贵自明，知者恒先知。林非独木成，阴岂高树为。人外试缅想，此行将尔堕。郑庄不有许，至性呈诸词。姚荔思在远，岂为他人欺。前人见蹉跌，后人怀箴规。苦役庸何伤，扣舷适所宜。滕王古豪杰，高阁何崔嵬。阎公敬爱客，安得无华辞。子山赋灵光，子安继前徽。有才不得死，皆为年少移。帆张匡庐东，帆卸匡庐西。豫章富乔木，红蓼徒荣滋。况经落实秋，百草无其姿。繁英不久驻，逝景焉可追。一年重归余，载驰还趣期。黾勉故人心，疾剧游子悲。岁德有时绝，春日来迟迟。蛇足每亡酒，余何为此诗。”“郑庄”，见《史记·汲郑列传》。请问“姚荔思在远”句用的是什么典故呢？
钟振振答：细读其传记，似无一事与“不有许，至性呈诸词”云云相关，故李斗诗中的“郑庄”，恐非汉代的郑当时，当另有其人。
其人为谁？窃以为当指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左传·隐公元年》曰：“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说的是郑国的国君郑武公娶了一位申国女子武姜。武姜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使武姜遭受了惊险，因此给他取名“寤生”（难产的一种，胎儿的脚先生出来。“寤”，通“啎”，逆也），并且很厌恶他。武姜偏爱小儿子共叔段，想立共叔段为世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等到庄公即位了，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东虢国的国君虢叔就死在那里（东虢国，为郑国所灭）。如果分封其他城邑，都照您的吩咐办。”于是，武姜便请求将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答应了。因为共叔段封在京邑居住，故称“京城太叔”。
李斗诗中所谓“不有许”，似即指郑庄公不同意把弟弟共叔段封到制邑去。而郑庄公之所以不同意把弟弟共叔段封到制邑去，主要理由是东虢国的国君虢叔死在那里，不吉利。因此，李斗称他“至性呈诸词”——关爱弟弟的至情至性呈现在他的言辞里。（后来，共叔段在京邑蓄谋叛乱，夺取郑国国君之位，郑庄公发兵讨伐，共叔段乃逃往共国。关于此事，后世学者每以为郑庄公老谋深算，对共叔段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但李斗此诗对郑庄公的评论显然持肯定的相反态度。）
古代文献里，“郑庄公”省称“郑庄”之例，往往有之。如汉王粲《为刘荆州谏袁谭书》曰：“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三国吴韦昭《国语韦氏解》卷二曰：“平王东迁，依郑武公。桓王即位，郑庄佐之。”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三《孝和皇帝纪》上载何敝曰：“昔郑庄不防段叔之祸也，后更滋蔓。”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一三《国亲刑》曰：“小慈失教，郑庄成叔段之诛。”刘知幾《史通》卷五《载文》曰：“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读春秋》曰：“郑庄之大恶，在伐周，未必在克段也。”《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载韶曰：“春秋之初，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明陈山毓《陈靖质居士文集》卷五《赋选序》曰：“体由自制，郑庄、晋之赋也。”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三《春秋类存目》一《春秋疑问》提要曰：“明姚舜牧撰……乃于‘郑伯克段’则曰：‘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皆是其例，可参看。
至于“姚荔”，古代文献中未见此人名。窃以为当指南朝陈名臣虞荔。《陈书》卷一九本传载，虞荔（503—561）字山披，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历事南朝梁、陈二朝。陈文帝时，官至太子中庶子，领大著作，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时荔第二弟寄寓于闽中，依陈宝应，荔每言之辄流涕。文帝哀而谓曰：‘我亦有弟在远，此情甚切，他人岂知。’乃敕宝应求寄，宝应终不遣。”虞荔因以感疾，卒年五十九。按，陈宝应当时为陈闽州刺史，是地方割据势力，有二心。故虞荔甚为二弟虞寄担忧，恐其为陈宝应所欺骗。李斗诗曰“姚荔思在远，岂为他人欺”，似即用此事。陈文帝所谓“我亦有弟在远”云云，尤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它应该就是李斗诗“思在远”三字的出处。
剩下来的问题是，“虞荔”可以称“姚荔”吗？可以的。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二《十虞·虞》曰：“虞（按，虞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一《三萧·姚》曰：“姚，出自虞帝（按，虞舜），生于姚墟，因以为姓。”是“虞”“姚”二姓氏为同源，皆出于虞舜。那么，为什么李斗不直说“虞荔”而偏要改称“姚荔”呢？是为了避讳，因为好奇，还是出于误记？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李斗诗里连着用的这两个典故，都指向兄弟情义。从全篇文字中也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它可能是与“周大别驾周二明经兄弟”家族中的某件涉及兄弟关系的具体事项有关联。虽然，其详情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