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语境与当代诗歌研究的“断裂”
冷霜
近些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对内在于中国革命的这一部分文学实践的研究有了很多新的突破，在认识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越来越有力地从过去一个时期受“告别革命”氛围影响的学术话语和“思想无意识”①中摆脱出来，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对这部分文学实践的深入有效理解，不仅关系到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的整全性的认识，而且也涉及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性的把握。
就我阅读所及，这种研究上的突破在不同文类的研究中并非齐头并进的，相对于小说及戏剧戏曲等领域的进展，新诗研究领域的变化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对早期新诗中的左翼诗歌和延安及解放区诗歌的研究与同一时期其他文类的研究态势大体上还呈现出同步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小的热点，比如对左翼朗诵诗、左翼文艺的声音、听觉经验方面的研究。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实践的研究中，突破则较多集中在小说、戏剧戏曲领域，一些研究者通过内在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实践，并将文学领域的实践视为共和国建立初期整体实践中高度有机的一部分，从而对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做出了更贴近对象本身的解读，而这种情况在诗歌研究中还不多见。
当然，学术研究的视角、观念和方法的变动，都是从一个个具体的论题、从局部开始的，未必总是同时发生于一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不过，诗歌研究的这种状况，可能还是有其特别的原因。诗歌文体本身是一个因素，比如运用社会史视野观照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小说等叙事性文体显然比诗歌更有优势。但可能还有些更深层的原因，比如，从某种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从事诗歌研究和批评的群体，与从事小说或戏剧的研究者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往往都有从事诗歌写作的经历，对研究对象也有更多的情感和价值投入。在近三四十年里，诗歌创作、批评和研究之间的联动或许比其他文类更为紧密，彼此也大致分享了共同的观念、话语和认识前提。因此，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当代诗人基于文学自主性观念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诗歌形态均持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在诗歌研究中，就体现为研究者（特别是新生代的研究者）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普遍缺乏关注的兴趣，更不用说问题意识的深化或研究方法的更新。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一度存在将1950—1970年代文学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歧途”或“例外”的倾向，更强调它与此前此后文学之间的“断裂性”，那么，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反思和克服了过往研究范式中这种“断裂论”意识，从不同方面让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文学实践与此前此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但在诗歌研究中，这种“断裂论”的观念还有着广泛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食指、“白洋淀诗群”和“今天派”诗人的诗歌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之间的思想和艺术联系已经有了不少论述，但这些关于“起源”的研究也常常服务于一种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艺术的进化论叙事范式。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本身是否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和可能？有哪些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的视角和方法？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似乎很少得到讨论。
受“断裂论”观念影响的这种认识和研究状况，在长时段的诗集编选中有时会呈现出它的某种症候：对于这一历史“断裂带”的诗歌创作实绩，除了食指、“白洋淀诗群”的“地下诗歌”，穆旦以及曾卓、绿原、牛汉等“七月派”老诗人的“抽屉诗歌”，①编选者倾向于较多编入同一时期的港台地区的诗歌作品，这固然是基于审美观念、艺术标准的一致性，因而有其合理性，但從另一方面来说，其中也有以港台地区诗歌来填补这一时期诗歌“空白”的考虑。这一症候或许意味着，如何看待“地下诗歌”“抽屉诗歌”之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已成为当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诗歌史的每一时期都有着同等的价值，也不是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重新评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的方式，而是说，如何面对当代诗歌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认识和研究中仍然存在的“断裂意识或无意识”，这个问题本身需要被更自觉和深入地思考。它的难题性在于，相对于其他文类，当代诗歌也许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所涉及的文学观念、艺术评价等问题的张力与复杂性显露得尤为突出。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诗歌研究者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缺乏关注兴趣，对中国革命与现当代文学和诗歌之间的关系缺少足够细致认识与理解，也影响到我们对1980年代以来或者说“后革命”语境下的当代诗歌与革命中国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的认识与研究。如前面所言，学界对这种联系通常只讲到“朦胧诗”为止，对“朦胧诗”之后的各种诗歌流脉，则会更多讨论它们与域外诗歌潮流、艺术观念的渊源关系②，或者写作与时代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断裂论”的鸿沟在这里显得格外幽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妨碍了研究者从某些更内在的维度去认识当代诗歌的发展。近年有研究者注意到“后朦胧诗”一些代表诗人在语言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层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之间的联系，并予以具体分析③，相对于以往研究已经有所突破。不过，这种联系的发现或许仍然隐含着“断裂论”观念的某些印记，总体上更强调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实践的消极因素，警惕这些因素对当下诗歌可能造成或仍然遗留的有待澄清的影响。不必否认，革命文艺实践有其值得反思的教训，但若止步于此，就不易注意到并且有效解释新时期以后当代诗歌与中国革命及其相关文艺实践之间存在的另一些联系，就像诗人骆一禾曾经写到的那样：“处在长征的影响之中/不等于了解长征。”
骆一禾的诗歌就内含了这样的联系。在他英年早逝之后，他的诗歌与诗学长时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这与他的好友海子带来的遮蔽性影响有部分关系，很多时候研究者将他们等而观之、合而论之而未注意到骆一禾的独特性。但即使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理解他的独特性依然还是一个问题。他诗歌中的文明视野，他的诗歌观与浪漫主义诗学之间的关联被越来越多地讨论，但他的另一些面向，而且是和前述这些面向内在交织在一起的面向，在“断裂论”的认识方式下却无从被解读。比如1980年代后期，骆一禾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强烈肯定和赞颂，视之为“一条伟大的道路/一种新生”，同时也对1980年代中期以后影响日盛的否定革命的部分知识人发出了尖锐的批判：“给革命擦皮鞋的奴才们/最喜欢诋毁英雄”，“和平磨损了那些人的想象力/他们在和平里呆腻了/就想用诟骂成名/而且自命为铁幕受害者/或者吹捧名家自抬身价的/‘民众的喇叭’”。这些表达与“新启蒙”思潮拉开了明显的距离，或许与他此时在诗歌观念上与“第三代诗歌”的主潮拉开距离也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而他在1980年代后期诗歌中展现出来的宏大的文明想象与他从革命传统顺承而来的世界眼光之间的关系，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倾心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艺术资源的革命精神能量之间的关系，也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实际上，从情感结构、观念资源的维度，从精神史的维度认识“后革命”语境下当代诗歌与中国革命及其文艺实践之间的关联，骆一禾并非唯一的个案。
如果我们把问题的视线拉远一些，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中来看，就会发现，晚清、五四以来的种种革命与新诗自身展开的关系相当密切，无论是文化革新、社会革命还是政治变革，都会看到新诗人活跃的身影，甚至于有些时刻新诗就是革命风暴来临前最早扇动的那一对蝴蝶翅膀。从语言、文化到社会、政治的革命对人的情感能量的召唤与释放，在新诗中有很充分的表现。很有意思的是，在“后革命”语境中，革命和新诗的认识和接受处境也颇有相似乃至同命之处。在中国革命逐渐被漠视、被“他者化”理解的一个时期，当代诗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被漠视的状况，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在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那里也是如此。当然，不用说，很多当代诗人对于中国革命同样持有漠视和“他者化”理解的态度，另外，那些有意重新阐扬中国革命及其文艺实践价值的人对“朦胧诗”以后当代诗的态度也以漠视和质疑为主。这是一组很值得深思的关系。这种相互之间缺乏深入理解彼此的意愿的认识状况，使得相关的讨论似乎总是反复停留在一些文学观念和艺术评价问题的表层而无法深入。如果缺少观念的坚定带来的自信，人们难免感到左右犹疑：文学的自主性是绝对的吗？或者，立足于现实的文学只有一种正确的样态吗？……
把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对于研究者而言，同时建立起对20世纪中国革命和百年新诗历程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是可能的吗？如何既能充分理解和开掘它们在各自实践中积累的有价值的经验，也能细心辨识它们在各自展开过程中形成的多层面、多类型的联系，同时更能耐心把握它们那些极具认知挑战性的面向——无论是革命的“血污”还是新诗的“晦涩”？
当然，这个问题首先是提给从事新诗研究的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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