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山论”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与优化逻辑
丁艳
[关键词] 两山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模式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论”）的重要论述，“两山论”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打破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零和博弈，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护生产力、改造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对等关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践行“两山论”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路径，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讨论。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义方面，孙志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1];张林波等人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载体[2];孙爱真等人认为生态产品价段[3]。第二，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状方面，蒋金荷等人认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监测机制和损害赔偿制度的缺乏是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主要困境[4];聂宾汗和靳利飞认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生态产品概念不清晰、权属边界不清晰、价值实现方式不完善等问题[5];虞慧怡等人认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许多认知上的误区，包括对生态资源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过度开发搞生态产业化等[6]。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方面，石敏俊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转化”和“保护”两种逻辑，分别对应了“市场化”和“政府调节”两种路径[7];刘江宜和牟德刚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政府主导路径，包括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生态税费和生态补偿，还有市场主导路径，包括生态产业化经营、权属交易和绿色金融等[8];马晓妍等人将生态产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可交易物品，提出前者价值的实现方式以政府购买、跨区域补偿等为主，后者价值的实现方式以生态资产权属交易、经营开发、资本运用等市场化手段为主[9]。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目前已相当丰富，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和内在逻辑的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一、“两山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
（一）“两山论”的重要性
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这段话形象地阐明了“两山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三个阶段，即从宏观上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到具体强调生态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再到具体构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就其本质而言，“两山论”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科学总结[11]，是内涵丰富的生态思想。首先，“两山论”明确诠释了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式的，对环境的保护重视不足，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方式无疑是杀鸡取卵，是不可持续的。“两山论”的提出，从根本上回答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次，“两山论”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民族的永续发展，最终达到建成美丽中国的目标。美丽中国之“美”首先要有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才会有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因此，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要以“两山论”为理论基础和前提，转变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实现人民生活生产的绿色化。最后，“两山论”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山论”明确指明了“绿水青山”蕴含着丰富的物质财富，生态环境就是生态“黄金”。因此，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2]，未来中国的发展要在优化生态环境上做文章，将生态环境内含的生态价值转化為外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含义
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如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产品等）和无形的服务产品（如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等）[13]。因此，生态产品除了具有一般产品的显性价值，还具有调节价值、平衡价值、支持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等隐性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即生态产品隐性价值显性化的过程。综上所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本质上来讲是指在“两山论”发展观念的指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通过直接（生态补偿、自然资源产权交易）或间接（生态修复、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生态产品中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
（三）“两山论”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系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对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进行考察后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14]“两山论”中的“绿水青山”是优质生态环境的形象表达，与“生态产品”内涵相符，“金山银山”广义上指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产生的所有价值的总和，包括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实现”与“转化”目的相同，因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上就是“两山论”转化的理论化表达[15]。
从逻辑上看来，“两山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念指引和理论基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则是“两山论”的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如图1所示。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
2018年4月，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16]随着全国各地试点工作的展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逐渐走向实践，形成了一批有特色、可借鉴的地方模式，如吉安模式、南平模式、抚州模式等。从实践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主要包括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两大类，直接模式分为生态补偿模式和生态产权交易模式，间接模式分为生态修复模式和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
（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模式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模式，是指通过给生态产品定价，将生态资源直接转化为生态资产，即直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政府基于对生态保护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补偿的模式，即生态补偿。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生态补偿主要适用于三种情形：一是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或修复产生的成本的补偿，如西安在垃圾输出区按量进行补偿;二是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的地区或个人进行的补偿，如湖北十堰对化肥减量的企业提供补偿;三是对重要生态区域保护进行的保护性投入，如国家对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完成，各地积极尝试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例如，境内拥有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梁子湖的鄂州市，提出创建国家级示范湖泊的举措，被持续开发数十年的梁子湖，开始休养生息。2016年至2020年，因溢出生态服务价值，梁子湖区共获得鄂州市及其他区的生态补偿资金2.4亿元，主要用于农村污水处理、环湖水源涵养林带建设、水生植被修复、沿湖岸线整治等生态保护修复[17]。修复后的梁子湖区依靠良好的生态环境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提高了村民收入，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另一种是政府以设定指标定额的方式，创造对生态产品需求的模式，即生态指标与产权交易模式。科斯第一定理表明，“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无论初始产权如何规制，都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18]。生态产权交易模式正是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产权交易的方式实现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化模式。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例，政府以排放配额的形式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分配给参加交易的企业，企业可以根据配额调整排放量，对剩余的排放量可以自由出售。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首笔全国碳排放交易价格为52.78元/吨。据统计，目前我国碳排放量已超过100亿吨/年，中国碳论坛及ICF国际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碳价调查》显示，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内碳价预计将稳定上升至71元/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市值总规模将达到2840 亿元，未来中国年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额潜力在21亿元以上[19]。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实现了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的宏观把控，也带动了企业进行绿色低碳技术革新，以较低的社会减排成本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将“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金山银山”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间接模式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间接模式，是指通过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或修复，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与直接转化模式不同，间接模式并不是直接利用生态资源产生经济效益，而是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上创造更全面、更长效的经济效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间接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生态修复，即对已经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自然或人为的方式进行修复，使其得到恢复或重建。生态修复成功的典范之一是被联合国授予了全球生态修复“百佳”称号的“千烟洲模式”。千烟洲，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个自然村落，在近40年前曾经因为不合理开发，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植被破坏、红壤裸露，森林覆盖率仅为0.43%，是名副其实的荒山草丘。1983年初，中国科学院以千烟洲为试点进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研究，也给千烟洲带来了科学的造林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科研人员根据千烟洲的地理位置、土壤和气候等特点，对造林采取极具特色的“近自然经营”方法，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以小流域为单元，将‘丘上—缓坡—谷地—塘库’作为一个整体，构建稳定的生態系统。在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带动村民在丘陵缓坡上种植柑橘，在林下养殖“泰和乌鸡”、种中药材等，使得“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滩地果鱼粮”，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生态修复与经济协同发展。新时代千烟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力，推进全流域系统治理，如今千烟洲的森林覆盖率已提升至70%以上，土地利用率提升到90%以上[20]。
另一种是产业化经营，即将生态资源和传统产业融合，利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对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生态产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效益。与传统产业不同，生态产业是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两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内蒙古呼伦贝尔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以生态农牧业和生态旅游业为核心的绿色产业体系。呼伦贝尔在农业地区积极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区，大豆、牛奶、蓝莓等8个区域公用品牌荣获“2020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打造了以生态为核心竞争力的“呼伦贝尔”区域公共品牌，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培育粮食、肉类、奶业、现代草业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其中呼伦贝尔草原羊和草原短尾羊分别被认定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畜禽新品种”[21];认真做好林下种养和采摘的文章，在浆果、坚果、食用菌、中草药、寒带动物养殖等产业方面创优势、见效益。此外，呼伦贝尔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和民俗特性大力推广原生态、多民俗的全域化旅游，为游客提供生态之美的体验。呼伦贝尔的实践证明，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可以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
实践中，除了以上列举的成功经验，自然资源部于2020年发布了两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鉴于第一批案例已有学者进行过分析，笔者按照以上分析对第二批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归纳总结（见表1）。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的现实困境
尽管各地在践行“两山论”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很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模式和路径，但由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加上对“两山论”的认识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一）直接模式的现实困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模式搭建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直接转化的桥梁，为经济落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提供了经验。但是，对直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后便会发现，直接模式未能进行大范围的推广，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政府在“两山”转化过程中的定位不明确
直接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需要政府具备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对“两山论”的理解还处于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层面，而对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思想上缺乏系统性、行动上缺乏主动性、方法上缺乏创新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得到较快发展，补偿范围扩大、补偿金额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补偿方式单一、补偿动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市场主体参与意愿不强，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生态资源产权交易的对象大多是公共产权，如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权和管理权，政府的主导多于引导，影响了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2.要求较高，很多地方不具备成功实践的条件
首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直接模式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而很多地方没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其次，不管是生态补偿还是生态资源产权交易，都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且定价准确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很多生态资源因为不具备稀缺性、可控性、可量性和经济性，难以界定受益者是谁，无法产权化，导致直接模式无法落到实处。最后，目前我国能获得生态补偿的地区较少、补偿标准偏低，能进行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品种较少，只有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最终导致两种间接模式无法大范围推广。
（二）间接模式的现实困境
如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直接模式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那么，间接模式便是“绿水青山→X→金山银山”。其中，X代表了生态环境修复或用更高的产业标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相较于直接模式，间接模式成功的难度更大。
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长期性导致投资主体内生动力不足
间接模式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它的成功需要建立在市场体系比较成熟的基础上。但是，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还存在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明晰、价值核算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政府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代表者，由于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回报率不高，可能会出现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的短期行为。在这种追求当期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下，生态产品中隐含的水土涵养价值、气候调节价值、生态平衡价值等无法得到关注，生态产品价值无法实现。此外，无论是生态修复还是产业化经营，都是涉及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面对这种牺牲“当期利益”换取“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很多投资者甚至是政府部门都会望而却步。
2.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健全
间接模式的成功需要成熟市场机制的支持。目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还不完善，仍然存在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和变现难的问题。首先，调查机制不完善。生态产品的统计与调查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生态产品统计数据和基础信息，不能及时掌握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权属、利用情况等，严重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工作。其次，产权机制不明晰。产权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宪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于对生态产品范围的界定还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在一些跨区域的生态服务系统中，缺乏明晰的权属界定。最后，评价机制不健全。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生态产品具有不同的生态属性，至今，我国还没有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体系，现有的评价方法主观性较强，核算方法、数据来源、统计口径都无法标准化。
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化逻辑
（一）全面准确地理解“ 两山论”，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两山论”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石，是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对“两山论”的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一些片面认识。“绿水青山”不仅只有绿水和青山，还有森林、湖泊、田野、草场等;而“金山银山”也不仅仅只表现为经济财富，还包含社会财富、环境财富、自然财富，甚至是心灵上的财富。另外，“两山论”以比喻的方式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概括了我国乃至人类社会在生态—生产互融共促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再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三个阶段[22]。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銀山”的条件，对于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地方，首先应该利用生态补偿进行生态修复，做生态资本存量。当具备一定的生态优势后，再进行产业化经营，做资本增量。最后，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构建生态资源产权交易市场进行生态资本深化，做大生态资本增量。
（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实践模式
2018年4月，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16]。实践证明，参与的主体越多，越有利于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共同作用，优势互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做好顶层设计
生态产品具有外部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这种特性明确地界定了政府处于生态产品供给主体的主导地位。政府拥有公共权力，可以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财政补偿、市场培育、产业协调和营造需求等方面。地方政府更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区域生态环境规划，大胆尝试，从制度建设和创新性模式入手编制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2.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快市场化进程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虽然政府的主体地位不可替代，但是也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市场化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功的关键。企业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在两个方面发挥主体作用。一是肩负环境治理的重要责任。在过去的发展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对于企业而言，践行“两山论”就是要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实施绿色管理;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加大对排污设施和污染治理的设备投入，确保排放物达到排放标准;引入环境友好型科技，生产绿色环保产品，担负起保护环境的社会使命。二是成为生态产业的经营主体。“两山论”给很多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企业可以在“绿水青山”中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将传统产业与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生态产品经济价值实现的主要推手。
3.公众共同参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建共享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最终实现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共建阶段，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借助植树节、世界环境保护日等节日，引导大家观察自然、体验自然，推动人们形成和树立爱护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都参与到生态保护的公共事务中来，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共享阶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合理解决利益分配问题，通过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期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三）“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自然资源部在发布第一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的同时，提出了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五个关键环节[23]，并从实践层面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存在系统性不强、产权不清、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支持力度薄弱等问题[24]。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资源上，摸清“家底”
摸清“家底”是指全面掌握所在区域生态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类型、特征等，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的依据。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统一确权登记平台—制定生态产品核算办法”三步走，量化自然资源，并用信息化手段实施动态监控，准确掌握生态资源的变动情况。这是生态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2.主体上，分清责任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应该分清政府和市场主体责任的边界。政府方面，主导地位应该体现在基础性制度的制定、市场要素的整合、市场化经营主体的培育、基本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提供等方面，为社会投资主体进入市场提供保障和支持。市场方面，企业可以获得自然资源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可通过外包的方式承接生态修复项目，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环境友好型产业。
3.机制上，做好保障
2021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提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六大机制：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24]。其中，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是前提，负责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生态产品的信息普查等;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是关键，负责生态产品的价值核算;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是路径，负责生态产品的市场化运营;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是基石，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主要模式之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是支撑，包括考核机制、利益导向机制和金融支持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是保障，包括组织保障、人才保障和技术保障等。
4.要素上，加快培育
生态产品具备资源基础、经营主体和保障机制后，能否顺利实现价值转化，还需要转化过程中技术、资金和人才的支持。技术维度，可以数字化技术为生态产品贴上数字标签，以便对其进行跟蹤管理;可以采用信息技术建立生态资源信息化登记平台，实现生态资源的信息化核算;建立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对接供给和需求，提高交易效率。资金维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依靠先天的自然资本，还需要后天资本的投入，包括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产业化、产权交易等。如果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大范围内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引入大量的社会资本作为补充，扩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范围，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例如，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成功实施后，欧盟成功引入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者，使得碳金融产业快速成长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的朝阳产业[25]。人才维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学、统计学等学科。目前，各地区能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知识的人才太少，减缓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进程。政府、科研单位和高校都要不断完善生态产业方面的人才培育体系，创新人才发展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的引领作用，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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