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产业创新的新机遇
游浬
近年全球经济发展受“黑天鹅”事件影响，国际竞争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供应链进入重塑期，逆全球化趋势出现，单边保护主义兴起，后疫情时代我国供应链经历内外环境双重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供应链发展，要求把现代供应链作为新动能，取得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竞争優势。
世界竞争格局已经由企业间的竞争转向供应链的竞争。国际市场的竞争已上升为供应链和国家间要素质量的竞争。高质量的要素和供应链又将决定一个国家产品的附加值和贸易所得。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发展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须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国依赖其他经济体供应链的程度在下降，其他经济体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程度在上升。根据2021年1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1630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贸投资首选地。然而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仍以加工制造为主，企业存在依赖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发展更加多元和分散，要素成本和资源约束上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被削弱。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小院高墙”的策略，限制我国供应链地位的提升。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我国大量制造业务。虽然我国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但也存在着重大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和发达国家封锁技术的情况下，将倒逼我国核心技术发展，促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和升级。
本文所提及的“供应链”的概念与“价值链”概念有所重叠，“供应链”的概念最早是由“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在《竞争优势》提出的“价值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有诸多重合的属性，不过供应链更强调结构属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数字浪潮悄然而至，供应链的发展需要与宏观技术趋势相匹配，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释放全生产要素活力，提升供应链附加值和弹性，避免鲍莫尔病，带动产业创新。
（一）短期逆全球化、 “技术民族主义”和数字化战略成为重要趋势
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出现萎缩的情况。据德勤报告显示，有八成以上行业面临供应链中断的问题，约75%的公司提前撤回在海外的工厂，在靠近本国的地方设厂。
新冠疫情，自然灾害，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因素极大地动摇了各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信心，发达国家加强核心技术把控，促进高端制造业回流，加剧了短期逆全球化进程。全球贸易警报报告中显示，2020年前10个月，世界各国政府共实施了2031项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干预措施，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74%，这些措施中有四分之三限制了跨境贸易。
各发达国家加紧核心技术把控，减少对外部技术依赖。技术创新是供应链和价值链升级的核心推动力，是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形成“技术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
2020 年以来，美国以产业安全和信息安全为由，不断扩大和升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封锁和限制。日本积极倡导供应链改革，鼓励尖端科技回归本土。欧盟2021 年 5 月更新了产业政策，在原材料、半导体和电池等 6 个战略领域减少对外依赖，提升产业的“开放战略自主能力”。
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促进制造业回归本土，发展高端制造以带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后疫情时代，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成为重要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跨境电商平台、工业智能化发展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条件。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国家数字化战略，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4个经合组织国家制定了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
（二）国际机制重塑供应链利益边际效应递减
国际合作机制在供应链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区域内的国家签订了大量区域自贸协定，以提升贸易活动价值链，强化供应链区域属性。2018 年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就涉及亚太区域供应链合作，借助生产一体化以降低供应链的成本，协助中小企业参与区域供应链合作等。日美印澳四国通过“四边机制”（QUAD）与七国集团（G7）建立宽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国”价值链体系。2020年9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联合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
亚太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种次地区和双边贸易协定有56个之多。其中既有中国支持的 APEC 和10+3 自由贸易区建设，也有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再加上美国力推的 TPP 模式，这种机制的多元性出现西方学界所称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由于国际成员对供应链重要性的认识有差异，大国之间缺乏足够互信，国际组织成为重要协调平台，国际合作机制呈现多元化发展，然而由于大国博弈的复杂性，大国之间博弈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各国对于合作机制的内在需求。目前国际机制度理论主要聚焦研究制度的必要性，但没有解决多少制度的供给是合理的问题。经济学中的一个定律就是边际效益递减原理，如果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国际合作机制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上，就会发现一旦合作机制的供给超过需求，贸易谈判的边际效益会由于机制的无限供给而大幅度降低。
（三）合理的融资杠杆率有助于避免供应链“低端锁定”现象
新冠疫情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造成短期内的滞涨现象，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应当积极干预信贷市场，使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能够获得贷款。帮助企业将融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对于提升供应链地位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杠杆率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具有重要影响，过高或过低的融资杠杆率，均不利于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容易导致价值链分工中低端“锁定效应”。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各国已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9.25万亿元，增长3.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9%，加工贸易进出口7.64万亿元，下降3.9%，占23.8%，这反映出我国从依赖外部投入转向对外输出。对企业出口而言，融资杠杆率使企业有能力进行更多进出口贸易，对于提升供应链地位有重要作用。然而宏观环境风险增大，导致上下游行业融资约束增大，外部交易成本上升，为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最终导致部分企业通过自建、收购、兼并等方式垂直整合重要资源，造成重资产管理，不利于企业发展核心技术，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四）供应链长期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会动摇风险评估机制至关重要
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进口14.23万亿元，下降0.7%，可以说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全球供应链趋势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产业发展。供应链长期全球化发展趋势将不会动摇。
以德国、日本、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供应链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将供应链评估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宏观层面，特别是美国。但供应链本质上依然是市场运行微观层面的概念，因此提高供应链发展水平还应当从市场主体着手，建立开放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机制，提升供应链弹性。
日本丰田公司即时生产JIT（ Just-in-Time）模式，一直被作为提高供应链效率的范本。然而丰田公司在经历东日本大地震后建立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等方式来提高供应链协调能力，用于紧急情况下的供应商网络管理。此次疫情中丰田是所有大型车中最后一个宣布限产的公司就是这一思路调整带来的直接好处。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供应链深度分工，资源整合，快速反应，生态创新创造了条件。我国政府的政策在引导完善产业链方面有特别的优势，应该积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入手促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是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与企业竞争力，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枢纽。
（一）通过工业互联网促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工業互联网技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应运而生，信息技术和供应链均具有压缩时间和空间的性质。通过工业互联网与供应链从产品链、价值链和资产链三个链条深度融合实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最终用户等连成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有效提高供应链上下游供需匹配的竞争度，高效整合各类资源和要素。根据埃森哲报告数据显示，工业互联网预计在2015-2030年将为中国GDP带来约1.8万亿美元的增长。
工业互联网包括五大能力，分别是全局协同、泛在感知、敏捷响应、动态优化和核心智能决策。这五大能力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需求相对应。通过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业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出台多项文件，预计我国到 2025 年将要实现百万企业上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智能中枢，通过数据驱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供应链制造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利润率偏低的加工制造环节，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制造领域的技术含量和研发能力，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企业、客户、各利益攸关方参与到制造业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中，将线性制造转变为分布式制造。使制造领域在价值链分配中实现更高话语权，破解“微笑曲线”中低附加值困境。全球价值链分工图谱的“微笑曲线”是由中国台湾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根据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长中村末广提出来的“武藏曲线”，其认为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可以成为利润最高点，进而由“微笑曲线”转变为“武藏曲线”，由此可以推导出，供应链价值体系的“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制造业数据深度挖掘能力，和数据要素附加值，使“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向更高附加值方向提升，这也是近来年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原因。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溢出”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全要素大数据的工业互联网，为供应链各个环节分工细化提供了基础，中小企业成为产业跨界融合和“溢出”的重要力量。根据施展的判断，中国供应链的输出模式，与日本的“雁阵模式”不同，而是低、中、高端产业都在中国，只是这些产业中有一系列的生产环节，被分工细化出来，由此中国供应链的输出模式是“溢出”不是转移。一般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被分工细化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但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那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就形成一种经济上的深度嵌合，也就是说对供应链某个环节的需求越多，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越大。
供应链数字网络里的中小企业越多，分工就越深，效率越高，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弹性就越大。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和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当用户规模突破一定临界点时，网络价值会明显高于成本，出现质的变化，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
工业互联网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和资金壁垒，需加大共性技术投入，弥合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不同的利益诉求，我国大企业具备良好的信息化基础。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诉诸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自身能力融入社会化生产体系，所以应促进数据要素向中小企业聚集，并通过供应链数字化网络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三）数据要素驱动供应链数字化创新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工业互联网基于全产业链对“人机料法环”全要素数据的采集和深度分析，带来了数据爆发式的增长。当前制造领域发展方向包括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将三大要素串联在一起的是数据。数据要素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核心资产，核心数据贯穿于供应链管理的全流程，数据安全成为企业核心需求之一。通过数据要素，工业互联网平台将传统分散于不同企业，不同個体的经验进行沉淀，被更多企业调用和分享。
数据要素促进供应链创新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孤岛，通过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改变了供应链的管理方式和信息交互方式。
第二个层次是通过数据要素加强对松散个体的管理，形成高附加值应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任务协同，改变了过去企业业务流程都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思维。
第三个层次是通过数据要素促进企业积木式创新。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供应链上大型企业可以有条件服务更多的用户，而中小企业能够聚焦自己的细分业务领域，通过数据积累，形成长板优势，进行积木式创新。
第四个层次是依托数据要素形成供应链数字化生态。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开放载体，依托数据要素，形成供应链数字化生态。通过供应链生态提高企业信息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供应链智能化发展。供应链生态不仅包括传统的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还包括应用服务类企业，平台服务类企业和数据服务类企业，并将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到供应链生态，优势互补。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础上，通过生产经验和工业机理的提炼和积累，发展供应链APP，并不断丰富应用场景。
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实力，但数字经济并未均衡渗入供应链生产、制造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这成为潜在增长点。通过工业互联网促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制造领域，提升供应链附加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我国应积极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溢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工业互联网基于全产业链对“人机料法环”全要素数据的采集和深度分析，带来了数据爆发式的增长，数据要素将成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资产，依托数据要素可形成供应链数字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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