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摘 要：在当今高度不确定的创业环境背景下，持续地进行创新能够促使科技型新企业得以存活并维持其竞争优势，而新企业如何克服新进入行业的缺陷获取创新绩效是其面临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制度基础观，揭示正式制度支持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吉林、广东等地科技型新企业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其结果显示正式制度支持是新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推动力，直接影响新企业创新绩效;同时，创业团队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支持，正向调节正式制度支持与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即创业团队信任强化了正式制度，支持并对新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关键词：正式制度;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创业团队信任
作者简介：吕兴群，黑龙江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创业教育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黑龙江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和效果监测研究”（GBB1317093）;黑龙江省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基金“创业者创业知识跨层面转移机理研究”（2020-KYYWF-0976）;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高校科研人员使用科研经费法律责任”（GJB1421019）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09
创新与创业活动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决社会就业及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关键措施。1自201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出台多项重大举措、落实大量相关政策法规对创新创业活动予以持续有力的支持。大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及新创企业不断涌现，科技型新企业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并积极引领产业新形态和新经济的发展。
与非科技型新创企业不同，科技型新企业需要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技术、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具备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持续创新并获得创新绩效是科技型新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此外，从外部环境来看，伴随着信息、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性生产要素，新企业正处于技术和市场等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开展创新与创业活动。1这对于中国科技型新企业发展而言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提高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绩效成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
尽管已有学者围绕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知识管理过程、组织结构、外部环境支持、创新网络等方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开展研究，2但较少结合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以及基于制度支持的视角，3来研究高度不确定环境下科技型新企业如何提升创新绩效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科技型新企业受到制度的影响较大，每次相关政策的推出都伴随着一批科技型企业的创建和成长，4制度成为影响中国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然而已有研究针对该问题的机理性探索尚有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结合制度基础观深入揭示中国情境下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弥补已有理论不足。我们根据North（1990）5的研究，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创业团队信任从属于非正式制度体系范畴，归类于非正式制度支持，6本文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特征，探讨这两类不同类型的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基于吉林、广东等地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来实证检验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同时聚焦创业团队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上述二者关系产生的情境化作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沿袭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的理论发展脉络，制度基础观认为影响组织创新的不只是其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和知识处理系统，制度安排或制度环境才是决定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绩效最为重要的因素。7如同其他组织一样，科技型新企业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受到各种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制度安排是企业间竞争须共同遵从的“游戏规则”，新企业处于一定的制度情境中，其创业行为必然受到这些规则的影响。已有研究指出，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创新与创业相关政策、区域文化、价值观等多个方面。8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支持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均拥有自身明确的概念和边界。正式制度是指由政府制定的各类法律法规等以成文形式存在的规则。9正式制度支持是指政府部门等国家权力机构为降低个人创业风险，积极保障企业家获取创建和发展企业的相应资源，为企业提供法律、法规、政策等条例化的支持;1非正式制度是指已经嵌入到社会和文化中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2非正式制度支持具有非条例化支持、非制度化支持特征，以关系和联系为主，其主要作用是培养合作意识、规范合作行为、避免机会主义和不道德行为。创业团队信任属于非正式制度支持范畴，3创业团队信任是指创业团队成员之间通过互动的经历建立稳定预期的积极关系，团队成员在合作过程中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对彼此拥有积极的信心，放弃防范行为的意愿。4
中国情境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对科技型新企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是典型的新興经济国家，经济目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结构性调整以及制度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中，各级国家机关出台大量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商业活动，5并且积极支持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这为科技型新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支撑环境，提高了组织资源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科技型新企业面临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同时在学习机制、外部关系、合法性等方面受到新进入缺陷的制约，6需要借助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体系来弥补正式制度支持的不足。7创业团队成员是新企业的核心资源，共同支持着组织的创建和成长，也是新企业创新活动的核心决策者。其成员间的关系，特别是相互间的信任能够高效地促进新企业更好地利用正式制度的支持以获得更高创新绩效回报。
因此，根据制度基础观的相关观点，本研究提出正式制度支持、创业团队信任与创新绩效间的理论关系模型，用以揭示中国情境下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索创业团队信任在正式制度支持与创新绩效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一）正式制度支持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政府或制度决策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快速改变已有的正式制度。8从制度视角来看，决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来影响创业活动，并且这种影响可能会更为快速和全面。中国新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便是创业支持政策多样化，并且在持续更新。因为科技型企业的创业活动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使得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支持来推动创业活动的繁荣、提升科技企业的创新绩效。9综合来看，中国情境下的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式制度支持能够提高科技型新企业的合法性。科技型新企业处于组织发展的早期阶段，交易记录缺乏、市场认可程度有限。10这导致该类组织存在普遍的合法性不足问题。合法性缺失使得新企业在推出创新产品或服务时难以获得客户、供应商、投资者等资源的融入和支持。创新效率低下将导致新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组织创新绩效的获取。正式制度对科技型新企业的各类支持则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组织合法性。例如，各级地方政府对科技型企业的资格认定，包括科技型企业、高新技術企业等认定，以及不同类型孵化器和创客空间、众创空间等孵化机构对新企业的扶持政策等。这将显著提高新企业的声誉、公众认知程度，以及组织的合法性，从而积极促进创新绩效的获取。
第二，正式制度支持提高科技型新企业的资源可获得性。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产出需要资源的持续投入。然而科技型新企业具有先天性的资源匮乏问题，并且面临着较为显著的新进入缺陷。1因此，多数新企业往往存在资源瓶颈，并且资源可获得性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新绩效。中国情境下科技型新企业的一个重要优势便是获得政策支持。各级政府在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针对一些战略新兴产业给予大力支持，不仅给予税收优惠，还在信贷、场地、财务资金、政府购买等方面给予一系列的制度支持。2正式制度支持为科技型新企业提供了资源渠道，同时也大幅地拓宽了资源可获得性，从而为组织创新活动提供资源保障，高效提升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绩效。
第三，正式制度支持为科技型新企业提供公共创新平台。科技型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先天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上有限的资源使得这类企业无法在早期阶段投入大量资源于基础设备或设施。一些关键性技术的创新往往需要基础性平台予以支持。政府会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建立相应的公共创新平台，用以服务广大新创企业。这将显著降低科技型新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幅提升沟通合作效率，帮助企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关键性创新活动之中，从而提升组织绩效、降低创新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正式制度支持将显著提高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正式制度支持积极影响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绩效。
（二）创业团队信任的调节效应
中国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升级正在加速。新创企业必须迅速回应正式制度情境以快速捕捉创新机遇。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创业团队能够在复杂和动态的制度环境背景下识别和评估相应的新机会。3因此，稳定的创业团队成员关系，尤其是成员间具有高度的信任对于科技型新企业极为关键，有助于组织更好地回应制度环境，并追逐相应的创业机会。创业团队信任是决定创业成功和团队效率的关键要素。4成员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使得决策者相互信赖，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对新企业的组织承诺，推动资源共享与利用。具体在中国情境下，创业团队信任的作用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创业团队成员间存在的高度信任推动了科技型新企业快速应对制度变革情境，并利用正式制度支持带来企业发展的新契机。信任的存在推动了知识、信息、社会资本等资源在创业团队成员间的共享，使得彼此间建立共享愿景和共同目标并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5Nahapiet和Ghoshal的研究指出，信任的存在使得不同个体间更加愿意分享信息和知识，并强化了团队成员间的密切合作关系。1这切实有效地提高了创业团队的学习能力和应对能力，并让创业团队形成凝聚力，以帮助科技型新企业更好地利用正式制度的各种支持，推动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其次，创业团队成员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团队成员的组织承诺越高;团队成员间若缺乏信任，则意味着组织的承诺较低，2而较高的组织承诺则有利于创业团队成员积极地利用成员间的外部网络去获取科技型新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创业团队成员间广泛存在的信任将增强他们利用社会网络发展新企业的意愿。中国情境下的正式制度变革较快，3创业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则有助于新企业在进行创业活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社会网络去应对和解决相应的制度困境，并快速调动必要资源以抓住政策变动带来的创新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创业团队信任将强化正式制度支持与创新绩效间的积极关系，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创业团队信任正向调节正式制度支持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收集与样本特征
为验证相关理论与假设，依据抽样原则，我们向吉林、广东等多个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与收集工作。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我们在问卷设计与收集的各个阶段均进行了细节的考虑。我们基于试填的结果以及相应地被访谈的反馈，对初始的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
试调研工作完成后，本研究团队成员开始正式的问卷发放与收集程序。问卷发放工作开始于2021年1月，考虑到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所有的发放与收集工作在网上进行，同时在问卷回收环节严格把关。研究团队成员采用问卷星调研平台建立的问卷链接，并采用微信、邮件等社交软件向吉林省、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国内地区的企业广泛推送。问卷的发放对象为科技型新企业，科技型新企业的调研边际为成立时间在八年及以内的高新技术产业范围内的生产经营企业。4结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范畴，本研究将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领域的新企业作为对象开展调研。本研究最终共回收589份问卷，经筛选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有效问卷215份。
对这些样本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呈现以下特征：首先，从企业年龄特征方面来看，成立时间在三年及以内的初创期科技型新企业样本为85份、占比39.53%;成立时间为三年至六年的科技型新企业样本共95份、占比为44.18%;成立时间为六年至八年的科技型新企业样本共35份、占比为16.29%。其次，从所有制结构特征方面来看，民营企业（独资或民营控股）企业样本共175份、占比为81.39%;国有企业及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样本为40份、占比18.61%。再次，从企业员工人数的规模特征方面来看，员工人数在20人及以内的新企业样本数为81份、占比为37.67%;员工人数在20人至50人之间的新企业样本数为57份、占比26.51%;员工人数在50人至250人之间的新企业样本数为36份、占比16.74%;员工人数大于250人的新企业样本数为41份、占比为19.08%。最后，从孵化支持特征方面来看，入驻或曾入驻孵化器的新企业样本数为167份、占比77.67%;未入驻过任何一家孵化器的新企业样本数为48份、占比为22.33%。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借鑒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测量体系对相关核心变量进行测量。刻度衡量方式为李克特七点打分法，1表示极低或者极其不符合，7表示极高或者完全符合，由1到7逐步增强。相关核心变量的测量问题如下：
自变量：正式制度支持。关于自变量的测量主要借鉴了Busenitz等研究中的测量方式，采用五个问题进行衡量（参见下页表1）。1
因变量：创新绩效。创新绩效主要反映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的产出效应。我们主要参考了Wiklund和Shepherd的研究中所开发的测量问题，最终采用了四个问题进行测量（参见下页表1）。2
调节变量：创业团队信任。本研究的因变量创业团队信任的测量主要借鉴了Chen和Wang的研究，采用了六个问题（参见下页表1）。3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设置了几个控制变量：（1）企业年龄，即企业已经正式注册的时间，以年为单位;（2）企业员工人数，用以衡量企业规模水平，其中1为20人及以下、2为员工人数处于21—50间、3为员工人数处于51—250间、4为员工人数超过250;（3）企业所有制结构，设置虚拟变量，其中1表示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0表示国有或者其他类型企业。
（三）问卷的有效性分析
为了验证问卷的有效性问题，我们采用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在信度分析方面，采用了经典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即利用SPSS 23.0计算核心变量创新绩效、正式制度支持、创业团队信任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参见下页表1）。结果显示，各个核心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都在0.8以上，表明问卷的信度较好。随后，本研究团队成员采用因子分析，计算各核心变量对应测量问题的因子值。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析出的因子值都大于0.7。这也验证了本研究问卷的效度较好地达到了相关标准和要求。
尽管我们在研究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到如何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为了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团队成员同样借鉴了过去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即用统计软件SPSS 23.0做Harman单因子检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最大方差贡献率并且超过40%的现象出现。故我们排除了可能存在的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上这些分析都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有效性，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实证分析。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了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首先，我们借鉴研究惯例，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根据表2（下页）的相关系数表的结果可以发现，核心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初步表明正式制度支持、创业团队信任、创新绩效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也未见异常或者奇异值出现。
其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团队成员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进一步验证相关假设。为此，我们构建了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即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各回归分析模型的结果见表3所示）。
本研究建立的回归模型1用于检验各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三个控制变量企业年龄、员工人数以及所有制结构等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用于检验自变量正式制度支持对因变量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正式制度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559，并且较为显著（p<0.001）。因此，该数据表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H1：正式制度支持积极影响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绩效，得到了数据较好的支持。
为验证创业团队信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已有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创业团队信任及其与自变量正式制度支持的交互项，建立回归模型3。该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正式制度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286，并且依然显著影响因变量创新绩效（p<0.001）。此时，创业团队信任与正式制度支持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55，在显著性水平p<0.05下显著。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团队信任的调节效应得到了数据的验证，即数据较好地支持了假设H2：创业团队信任强化了正式制度支持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理解中国情境下促进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是创新与创业领域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本研究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正式制度支持和创业团队信任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吉林省、广东省等地区的215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正式制度支持积极影响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并且创业团队信任正向调节正式制度支持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相关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科技型新企业要善于利用正式制度支持来提升组织的創新水平。科技型新企业一方面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源约束困境，1同时在外部关系、学习机制、合法性等方面受新进入缺陷制约，2使其创新行为受到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处于竞争比较激烈、市场多变的行业领域，科技型新企业又迫切需要不断地从事创新活动以持续的新产品或服务开发来应对不利环境。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科技型新企业需要广泛利用可以争取的政策或制度优势。与一般性企业不同，科技型新企业具有高研发费用、高附加值、高风险特征，3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对科技企业予以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制度支持环境是科技型新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正式制度支持是推动新企业获取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科技型新企业应当认真分析和广泛利用所拥有的制度环境，以推动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第二，建立稳定的创业团队成员关系是助推科技型新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创业团队是科技型新企业的核心成员和决策者。在面临新生劣势的情境下，如何发挥创业团队成员的各自优势，充分利用好相应的资源和能力是科技型新企业得以成功的关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团队成员间应当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的存在促进了创业团队成员间彼此的资源共享，提高科技型新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创业团队成员间的信任也是组织承诺的重要影响因素，高效地推动团队成员利用外部社会网络来服务于科技型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科技型新企业在高速成长过程中更应当保持团队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突破各种障碍，为新产品或服务的持续更新提供保障。
四、结论
本研究借鉴制度基础观，以中国情境下创业环境特征为背景，揭示了正式制度支持对科技型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将创业团队信任看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支持，探讨了这一变量的情境化作用。本文基于吉林、广东等省份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正式制度支持积极影响创新绩效，创业团队信任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科技型新企业创业团队信任强化了正式制度支持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相关研究结论较好地弥补了已有学者对科技型新企业创业行为的理论研究不足，深化了中国情境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同时，本研究有助于引导科技型新企业积极搜寻和利用正式制度支持，并建立创业团队信任高效推动组织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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