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六艺流别》“文本于经”文体学思想论析
摘 要：明代黄佐编纂的《六艺流别》将约150种文体分别归于六经之下，表现出一种“文本于经”的文体理念。黄佐继承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于经”思想，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黄佐“文本于经”的文体学思想蕴含着强烈的尊经和尊体精神，他以六经统诸体的做法与他的博约思想密切相关。《六艺流别》将数量繁多的文体归为六大类，纲举目张，有条不紊，具有重要的文体分类学意义。
关键词：黄佐;六艺流别;文本于经;文体学
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希斋，又号太霞子，晚号泰泉居士，学者称之泰泉先生，谥号“文裕”，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明代大儒，理学家。
“文本于经”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其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二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1]。黄佐继承了传统的“文本于经”思想，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他所编撰的《六艺流别》首次以选本的形式把约150种文体分别系于《诗艺》《书艺》《礼艺》《乐艺》《春秋艺》《易艺》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体谱系。
一、黄佐“文本于经”思想的学术背景
黄佐“文本于经”的文体学思想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经书被视为一切学术的来源，文学批评中依经立论的风气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作者热衷于把文章写作与经书联系起来，如班固《两都赋序》说：“賦者，古诗之流也。”[2]21认为赋与《诗经》具有渊源关系;王逸《楚辞章句序》言：“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3]49认为《楚辞》的源头是五经。汉末魏晋以来，在文学自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常常有意识地去发现经书中的文学审美特质。如傅玄曾言：“《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4]1740陆机亦指出文章写作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2]240。皆认为文章写作要从经书中汲取养分。任昉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4]3202认为六经中已有歌、诗、书等文体。经是圣人之文，其本身即具有文章特质，文章的审美属性和各种文体，皆可以在经书中找到源头。近人王棻说：“文章之道，莫备于六经。六经者，文章之源也。”并且指出“文章之体”和“文章之用”皆可以在六经之中找到源头[5]。
关于六经之不同，古人往往从各经之风格和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述。各经风格之不同，如《礼记·经解》言：“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6]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7]92认为写作文章当以六经为本，从不同的经书中可以习得不同的文风。各经内容和作用之不同，如《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8]《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9]
经体之别，对文体分类学有重要影响。刘勰首先系统地论述了经书与各体文章的关系，以诸经统领各种文体。他在充分认识各经不同作用和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10]56，并将各体文章归于五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10]79此说影响很大。北齐颜之推认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11]，并将各种文体分别统于五经之下。到了元代，郝经丰富和发展了“文本于经”说，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在《续后汉书》卷六《文艺·文章总叙》中，他将历代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每部之下有总序，各体文章有小序，集中体现了他的文体学思想[12]。其实，早在《续后汉书》成书前六年，郝经所编的文章总集《原古录》已将各体文章归于《易》《书》《诗》《春秋》之下，从功能特征的角度将四经所统之文分别称为“义理之文”“辞命之文”“篇什之文”和“纪事之文”，惜原书已亡逸，仅《原古录序》可见[13]。
到了明代，学者对经书的文学性及文体特征亦有深刻认识。或认为经书之文是文之极致，如宋濂云：“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14]1352焦竑言：“文之致极于经。”[15]钱钟义《集古文英引》说“天下至文萃于六经”[16]。或认为后世文章文体经书中早已有之，如杨慎说：“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7]89徐师曾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厥后颜氏推论，凡文各本五经，良有见也。”[7]77黄道周《古文备体奇钞序》说：“但凡体不外于五经”[17]。因此，黄佐原文于经的文体观既继承了前代的文本于经思想，同时在本朝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谭浚所著的《谭氏集》，其中有《言文》三卷，其卷上《原流》曰：“迄今之作，其原于经。《易》言阴阳，知性命，斯无拘泥。《书》纪绍元，著事功，斯无（讦）刻。《诗》教淳良，出词气，斯远暴慢。《礼》用节文，动容貌，斯立威仪。《春秋》断事，正名分，斯决是非：实文之宗也。”认为诸种文体皆出于五经，并将各种文体分级分流罗列，如其曰：“故论、说、序、词，宗于《易》。辨、议、评、断、判，论之流也。说、难、言、语、问、对，说之流也。原、引、题、跋，序之流也。繇、集、略、篇、章，词之流也。”[18]谭浚的文体分类做法可能受到黄佐《六艺流别》的影响，但亦可能是明代经为文之极致、原文于经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二、黄佐“文本于经”的做法及原因
黄佐对经体之别有清晰认识，他将约150种文体分别归于六经之下，充分认识到了六经的文体学差异。《六艺流别序》：“闻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恶服人也，是以简六艺以善养之，其学大矣，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书》著功，故长于事。《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春秋》司是非，故长于治。《易》本天地，故长于数。”[19]从作用和风格两方面详细论述了六经的不同。黄佐对六经之文不同的文学性也有深刻认识，其《庸言·游艺第四》言：“《诗》之文婉，《书》之文醇，《易》之文奥，《礼》《乐》之文达以该，《春秋》之文谨以严。谨以严者主乎事，达以该者主乎化，奥者主乎道，醇者主乎政，婉者主乎性情。……故夫骚、赋、颂、赞、歌、谣、咏、叹源乎《诗》也，匪婉则匪文也;诏、诰、表、笺、策、疏、檄、誓源乎《书》也，匪醇则匪文也;象图序论，原说辩解，源乎《易》也，匪奥则匪文也;辞铭记诔，引操篇章，源乎《礼》《乐》也，匪达匪该则匪文也;纪传书记，志谱状碑，源乎《春秋》也，匪谨匪严则匪文也。”[20]566不仅指出了六经之文的审美风格和功能，还说明了源于各经的文体，在把握六经不同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对诸种文体进行了归纳。虽然在具体的文体分类上，与成书于次年的《六艺流别》不同，但其对六经文学性的认识、根据各经文学风格的不同来进行文体分类的理念，却为《六艺流别》所继承。《庸言》将《礼》与《乐》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六艺流别》则分别对其进行说明。与《庸言》相比，《六艺流别》无论是在具体文体的归纳上，还是对六经文学风格的认识上，都有明顯发展。黄佐在《六艺流别序》中对六艺的不同功能进行了详细说明：“志始于《诗》，以道性情。”“《书》，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礼》以节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乐》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易》则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阴阳也。”黄佐将六经功能模式化，在对其功能进行说明后，按照“流别”观念对诸种文体进行归纳：“诗艺”主要包括抒情言志类文体;“书艺”主要包括公文类文体;“礼艺”主要包括礼仪类文体;“乐艺”主要包括音乐类文体;“春秋艺”主要包括叙事和论说类文体;“易艺”主要包括术数类文体。黄佐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文体分类的，同时又兼顾了各经风格与其所统属文体风格的一致性。
黄佐的文体分类思想表现出一种尊经的精神。黄佐认为诸种文体皆源于六经，构建了一个以六经为核心的文体谱系，将经置于一个非常高的文学地位，《六艺流别》以六经统诸体的做法便是黄佐为抬高经学地位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明代由于禅学和心学的盛行，儒家经典的地位受到冲击，黄佐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原学》篇介绍自孔子删述《六经》以来的经学历史说：“自晚宋，‘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之言出，禅学大昌，其徒心狭而险，行伪而矜，言妄而诳，气暴而馁，则六经之道晦矣。”[21]348“六经皆我注脚”之说是南宋陆九渊所言，陆学在明代得到复活，自陈献章始，心学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于王守仁。心学本身即包含着禅学内容，随着心学的发展，佛学借儒学外衣兴盛起来。黄佐《与崔洹野书》言：“近日《金刚》《圆觉》及《六祖坛经》，为讲道学者所宗，阳儒阴释，自谓易简，不涉支离。”[21]236更有甚者，喜诵佛书而厌弃经书。他在《与郑抑斋书》中亦说：“迩来学术分裂，立门户尊德性者，厌弃圣经，而喜诵佛书。”[21]247又由于心学过分强调一己之觉悟，许多士人徒主觉悟，而不去研读经书。黄佐《复何实岩书》说方今“讲学之徒，惟主觉悟，而斥绝经书”[21]255。同时，程朱之学在明代长期盛行，部分学者崇尚程朱传注却忽视原始经书，如其《庸言·著述》篇言：“今厌弃圣经，反宗语録之鄙倍支离者，自谓道学，无乃饮其流而迷其源乎？”[20]632-633
又由于科举考试的弊端，儒家经典的原教义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冲击。与黄佐同时的何良俊说：“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22]科举考试以程朱传注为主，以八股文作为规定文体，由此造成了士子一味重视传注，以此敷演凑成八股，其结果是经书本身受到了轻视。士子中更有甚者，只读“旧文”，而不体认经传，五经四书尽废。所谓“旧文”，即前人作过的八股文。士子读书多是为了参加科考，追逐功名利禄，既然仅凭程朱传注和“旧文”便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进身之阶，那么士人们又何必皓首穷经。黄佐将所有文体归于六经之下，抬高经学地位，实际上是在经学地位遭到冲击的情况下，为挽救经学于衰微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同时，尊经也是黄佐的理论策略，名为尊经，实又尊体。纵使经书地位在某一时期由于某些原因在某一群体中受到一定冲击，但在中国漫长的学术史中，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经学总体保持崇高地位，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许多文体借与经学取得联系来获得较高的地位，尤其是那些来源不古或品位非尊的文体。许多论者都试图将文体与经攀上关系，或说与经义相同，如汉王逸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3]49或说文体源于经，如宋王铚说：“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23]在《六艺流别》中，黄佐所列的约150种文体皆与六经有渊源流变关系，分级分支地将所有文体都与六经联系起来，每艺中第一级文体与六经联系紧密，最后一级文体与六经关系较远，但亦借助流别关系与六经取得联系。总而言之，六经可借文学发展兴盛，文学亦可借经学根深体尊。
黄佐以六经统诸体的做法与他学术思想中的博约观念密切相关。黄佐崇尚博学，被称为“博物君子”[24]。从其学术成就来看，黄佐经典、乐律、词章无不该通，著述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四库馆臣说其“博综今古”“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25]1503。黄佐重视博学，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博文”。他在《明诚论》中说：“学以聚之于博文，问以辨之于师友，宽以居之而涵理义，仁以行之而无利欲，道岂多术哉？”[21]314认为为学需要博学多识，并且将博文置于首位。他所编纂的文章总集《六艺流别》包含文体约150种，亦体现了其学问“博”的特点。但黄佐并非仅言博，他多次提到“博约”，或将“博”与“约”并举，其《博约解》说：“博之为言广也，而有大通之义，约之为言要也，而有检束之义。自学者而言，所贵乎知要也，守约足矣;自教者而言，则人之有生也，精神有限而情欲无穷，闻见有限而理义无穷，必使之学为圣人焉。圣人往矣，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文固在兹也，诗书礼乐之籍，前言往行之传，古今事变之详，天地人物之赜，皆博习而多识之，以开发其精神，增益其闻见。”[21]355-356
“博”有广、通的意思，是说治学要广博，不同学问之间要融会贯通;“约”有要、检束的意思，治学要切中要点、注重归纳。黄佐认为，为学之人要做到“约”，为教之人要做到“博”。他说：“非博无以致其约，非约无以居其博，不有弓矢，无以命中，不有巧力，则虽日操且审亦何为者耶？”[21]356认为“博”与“约”相辅相成，博是致约的前提，而约是居博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若将博与约的关系比作射箭，博是必备的弓矢，而约则是需要的技巧，博固然十分重要，但若无技巧，那么纵使日日操劳也很有成效。
黄佐的博约观念系统地体现在《六艺流别》以六经统各体的做法之中。《六艺流别》一书不管是收录的文体种类还是选文数量，都足以称为博，但黄佐又由博反约，以约驭博，将众多文体归为六类，使之条分缕析，有利于为学者对众多文体进行系统地掌握，这即是《博约解》中所说的“巧力”了。
三、黄佐“文本于经”的文体学意义
吴承学先生说：“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有两个走向，分类与归类。”[26]黄佐将所有文体归为六类，列各种文体共约150种，对此，四库馆臣称赞其“分类编叙，去取甚严”，但批评他原文于经的做法：“然文本于经之论千古不易，特为明理致用而言。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于臆创。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无所据，固难免于附会牵合也。”[25]1746认为“文本于经”是从明理致用角度来谈的，后世文章要汲取经书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及精神，而不是各种文体皆来源于经书。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将各种文体与六经一一严格对应确实有一些牵强，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来看，黄佐将数量繁多的文体归为六大类，纲举目张，有条不紊。
中国古代文体数量繁多，面对数量众多的文体，在论述时如何执简驭繁、以约驭博是一个重要问题。曹魏时期，曹丕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720根据文体风格将八体归为“四科”，已初步体现出以简驭繁的文体归类意识。萧梁时期，刘勰将30余种文体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同时根据文体特点的相似性，使《文心雕龙》每篇至少包含两种文体，体现了明确的文体归类意识。关于总集的文体分类，从魏晋开始日趋繁细，文体归类也常常被应用于总集编纂中。宋人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根据文体功能，把各种文体归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以简驭繁，在总集编纂上开文体归类之先河。元人郝经的文章总集《原古录》以四经统诸体，亦是采用执简驭繁的总集编纂方法。到了明代，黄佐《六艺流别》一书列文体约150种，面对数量众多的文体，黄佐除了对各种文体进行辨析，还对诸种文体进行归类，将其归于六艺之下，体现了他以约驭博的总集编纂思想。《六艺流别》一书的文体归类，是黄佐以简驭繁总集编纂思想的体现，是他面对众多文体所作出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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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心雨，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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