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里的故事》
百年真理之甘
“望道，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你。”在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陈独秀从陈望道手中接过一叠文件后，难掩激动。这份文件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本小册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以彻底的理论逻辑、富有激情的文字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天义报》《译书汇编》《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刊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其思想，但都是零星片段式的摘译。对一些急需了解和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求索者而言，只言片语是不“解渴”的。
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编辑部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开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举荐了一人——“能承担此重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也。”
为什么选中陈望道？据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介绍，“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
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国语言中的一门；
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日语、汉语的功底都很深厚，所以获得了邵力子的推荐。
年底，陈望道带着原版《共产党宣言》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过春节，开始以“平时译书五倍的工夫”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人来人往，陈望道躲进了老屋一间僻静的柴房，一日三餐饭菜都由母亲送来。因潜心译书，吃粽子的时候错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非但浑然不觉，反而说“味道甜得很”。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的“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斟酌，陈望道敲定了译文中这不同寻常的第一句话。“就这一句话、一个词，他考虑了三天三夜。我父亲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本书翻译出来要让更多人能看得懂，能够通俗易懂。”与其它翻译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相比，语言学家陈望道的版本言辞通俗而优美，充分展现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
1920年夏天，上海市拉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成裕里的一幢石库门内，印刷机轰鸣不歇。一张张浸润着“真理之味”的纸张被倾吐出来，并装订成册。
由陈望道翻译并带到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从这个藏在民宅里的印刷厂流向了千万进步青年，点亮了他们的信仰之光。也是在這一年，众多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在全国各地成立。首版后的六年里，中文首译版相继印行了17版、数十万册。
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宣言》被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被冠以“《共产党宣言》译者”名号，多次险遭毒手。他在给后辈郑振乾的信中写道：“反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常把‘共产党宣言当作我的头衔……要你怕，要你不敢动。不过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
在《共产党宣言》影响下，许多革命青年一旦懂得“真理的味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愈发深厚。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共产党宣言》译文出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9000多万共产党人继续追寻“真理的味道”。
半截皮带——铁心跟党走的信仰
这是一个有着85年历史的传家宝：在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了的老旧皮带，可以明显看到，皮带一端曾被割断又重新磨出了尖头，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仿佛在诉说它与长征的种种记忆。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首《七律·长征》，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万险。在万里征途中，茫茫几百里水草地是其中最壮烈的一程。
1936年7月，南下征战的红军从四川甘孜出发再次穿越草地北上，对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这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一片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处的茫茫草地，自然环境恶劣，人迹罕至。与前两次穿越不同，这次的路途更远、时间更长，最大考验来自粮食的严重短缺。
故事发生在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也就是现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的前身。当年7月7日，红四方面军开始穿越草地。彼时，8连战士周广才所在班只剩7人。由于出发地人烟稀少，粮食储备本就不充裕的他们征程还未过半就已断粮。起初，野菜、草根、树皮尚且还能稍微缓解饥饿，可随着行程的推进，连半株野菜也难寻，战士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搜罗可以充饥的东西：先是皮枪带，然后是钉在鞋底上的皮撑，最后大家想到了自己的皮带。
“该吃你的皮带了。”当班里只剩周广才腰间那条皮带时，他纵有万般不舍，只能含泪将皮带交给战友。
战友们都知道，这条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是周广才心尖儿上的东西。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只得将皮带贡献出来。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皮带第一个眼儿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咱们不吃了，同志们，把它留下来吧”，他向战友哭着恳求道。最终，大家忍着饥饿，把这吃剩的半截皮带留了下来。
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班里6位战友相继牺牲。班长在临终前叮嘱周广才，“一定要将半截皮带保留下来，走出草地，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带着嘱托，周广才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为了缅怀战友，他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三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舍不得再用。1975年，周广才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献给了国家。
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在江西省兴国县，至今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正是歌曲中的原型之一。
回顾赣南苏区革命史，刘启耀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1899年4月出生于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的刘启耀，15岁便离家靠帮做长工、撑竹排谋生。1926年9月，兴国县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刘启耀秘密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为睦埠村的早期革命者，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2月，革命的浪潮把刘启耀推上了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岗位上。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被敌人包围，经济十分困难，刘启耀想尽办法节省革命经费。从1934年起，他坚持从家里带米到省苏政府办公。他的妻子对此很不理解，还埋怨道：“省苏主席，连饭都赚不到吃，真没用。”刘启耀就耐心给她讲道理，终于使她明白共产党人当官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人民谋幸福。
后来，刘启耀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背米，妻子心疼他，就挑米去宁都探望，还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则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环境异常艰苦，刘启耀却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
1935年的宁都突围战中，刘启耀打游击时负伤，满身是血，不省人事。敌人清理战场时，从一具游击队员遗体中搜到一个中共党员证，上面写的分明是刘启耀的名字和职务。不久，敌人的报纸大肆吹嘘击毙了江西省苏主席刘启耀。其实是刘启耀的战友刘国龙将他推入死人堆中，拿起他的驳壳枪和证件想把敌人引开，却不幸牺牲了。
当时，昏迷的刘启耀深夜被寒风冻醒，拼命找到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原来，沉甸甸的褡裢里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交给他保管的党的经费——13根金条和一些银元首饰。
伤愈后，他和游击队失去了联系，陷入了孤雁离群的困境。在山民的帮助下，他化妆成乞丐想往湖南方向追赶西移的主力红军。但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盘查甚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漂泊流浪，渴了就在溪边喝口水，饿了就向附近人家讨点饭吃，入夜就躺在茶亭破庙里休息。
刘启耀吃尽了苦头，一路九死一生，身体非常虚弱甚至饿晕在路边，都未曾动用公款分文。他天天乞讨，天天都在找党，几乎走遍了赣西南老苏区各个旮旯，秘密联络了老党员、老红军、老苏区干部数百人，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7年1月，刘启耀与原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特委宣传部长刘飞庭等在泰和县成立江西临时省委，刘启耀当选为临时省委主席。正当大家为今后的活动经费发愁时，刘启耀撩开他的破衣烂衫，将那包金银拿了出来。会上的同志都惊呆了，谁也不会想到，瘦骨嶙峋、疾病缠身的刘启耀多年來竟然一直背着金条乞讨！大家对他保存党的经费的传奇经历无不由衷敬佩。
后来，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大批战友。1946年1月，刘启耀临终前，让同志们把自己抬到房门前的长椅上，望着延安的方向，溘然长逝。
中央苏区时期，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起来的，硬是靠着广大党员干部公而忘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起来。如今，这种精神已经开花结果。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本刊记者于生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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