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的传播及特点
范若兰
摘要：基督新教随着英国殖民马来亚而传入，经历了点种、广播和扎根3个传播阶段。英国殖民政府以治理便利和安定发展为先，实行“分而治之”和不干涉宗教事务的政策，使得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有一定的传播成效，但总体上来说收效不大。英属马来亚是多族群和多宗教社会，也是移民社会，一方面，基督新教传播具有鲜明的族群色彩，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各自已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马来人几乎没有改信基督教者，华人和印度人只有极少数归信;另一方面，移民社会的属性决定了马来亚的基督新教传播与中国华南地区关系密切。
关键词：新加坡;马来亚;基督新教;华人
[中图分类号] B9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20）04-005-10
Abstract：
Protestantism， which was introduced with the British colonized Malaya，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spreading， namely， seeding， transmitting and rooting. B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Divide and Rule” and “Non-intervention in Religious Affair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prioritized the convenience of governanc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thus， to some extent， Protestantism experienced a spreading in British Malaya， but in general with little effect. British Malaya is a multi-ethnic and multi-religious society as well as an immigrant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the spreading of Protestantism has a distinctive ethnic color. Malays， Chinese and Indians had their own deep-rooted religious beliefs. Malays hardl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hile only an extremely few Malaysian Chinese and Indians converted to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ure of the immigrant society determined that the spreading of Protestantism in British Malaya was closely related to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Singapore; Malaya; Protestantism; Malaysian Chinese
1786年8月，英国正式占领槟榔屿，这是马来半岛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端。此后100多年，英国陆续占领新加坡、马六甲，并延伸到整个马来半岛。英属马来亚由几部分组成：（1）海峡殖民地，1826年设立，包括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2）马来联邦，1895年建立，包括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3）马来属邦，1909年建立，包括吉蘭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和柔佛。英国殖民当局对上述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实行直接统治，对马来属邦则实行间接统治。
英国殖民统治深刻地影响了近代马来亚的历史发展，也影响到宗教的发展。英属马来亚是一个多族群和多宗教社会，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华人主要信仰佛教和民间宗教，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那么，基督新教（以下简称“新教”）在马来亚如何传播？有何特点？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研究较少，且集中于新加坡①，新马学界亦不多，只有几本新教各差会②合编的论文集③，还有几本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著作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梳理英属马来亚时期新教的传播、成效及特点。
一、点种：基督新教在海峡殖民地的发端（1786—1846年）
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最早来到槟城， 主要服务于英国人， 第一位长驻的圣公会教牧是1814年到任的赫清斯（Rebort Hutchings）。他受聘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槟城建立教会，还建立了一座圣乔治教堂。他还学习马来文，印刷马来文圣经，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这所学校后来成为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学府之一⑤。
19世纪上半叶，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兴起，英国的伦敦会及美国的浸礼会、美部会、长老会是最活跃的差会，其主要目标是中国。1807年，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uson）到中国广州，1813年，又派遣传教士米伶（William Milne）到中国澳门，希望进入中国，但澳门是天主教势力范围，澳门当局禁止米伶居留。马礼逊和米伶决定到南洋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传教中心。1814年春，米伶到南洋，先后在邦加岛、巴达维亚、爪哇和马六甲等地散发《新约》和传教小册子，同时进行考察，他认为马六甲是合适的地点，那里海上交通方便，与中国广州和印度都有经常性的商船来往，而且，当地的殖民政府对新教传教事业也比较支持。马礼逊和米伶在给伦敦会理事会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现状使我们难以进行印刷以及其他几种与传教有关的事项，甚至个人的居留也不能确定。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个由欧洲新教国家政府治理的地方，寻求一个靠近中国的，能够提供更合理的长久前景和方便长期保持的地点作为我们中国传道团的基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为进入中国做准备，直至神为我们打开中国之门。我们认为马六甲是适合于上述目的的地方，因此我们决定由米伶先生前往该地，创立传道团。”⑥ 他们设想的这个传道团名为“恒河外方传道团”（The Ultra-Ganges Mission），传教地区包括中国、日本、琉球、朝鲜、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马六甲是传道团的传教中心。
1815年6月，米伶带着家人还有他的助手兼刻工梁发抵达马六甲，他在马六甲除了传教，还办学校和杂志。1815年8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创刊，宗旨主要是宣传基督教，同时也普及科学知识，由米伶负责编辑，他也是主要撰稿人。米伶还在马六甲开办了第一所华文义学，主要招收由中国福建移民而来的男童，课程教材使用中国启蒙课本，在安息日为学生讲授《教义问答》。1816年，米伶又开办了一所义学，招收广府男童，两所学校的学生人数有80人①。1818年，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建立，米伶为第一任校长，该校以“促进中国和欧洲文学的相互交流”与“传播基督教”为最终目标。在办刊、办学、译经的同时，米伶还积极进行传教，长期接受基督教熏陶的梁发对基督教产生兴趣，1816年11月主动要求米伶为他施洗，梁发成为中国继蔡高之后的第二位新教教徒。
米伶在马六甲的开拓性工作为伦敦会在马六甲奠定了传教基础。1816年，伦敦会派麦都斯（Walter H.Medhurst）和米顿（Samuel Milton）等人前往马六甲。1817年，麦都斯到马六甲后协助米伶进行传教活动、管理学校，努力学习中文，很快就达到能用中文布道的水平，之后他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槟城、新加坡和婆罗洲等地从事传教工作，还用中文撰写了不少宗教和知识性小册子。1839年，伦敦会派理雅各（James Legge）前往马六甲，他于1840年1月到达，主要从事英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还监管“恒河外方传道团”在马六甲的印刷所，同时学习中文。
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伦敦会立即差派传教士米顿从马六甲到新加坡传教，他是新加坡第一位新教传教士，到达后立即开办了一所学校，有学生20人，新加坡总督莱佛士为学校资助了150英镑。之后，伦敦会又陆续差派多名传教士到新加坡。1842年以前，共有9名传教士，其中只有1822年到来的汤生（C.H.Thomsen）和1839年到来的纪魄礼（B.P. Keasberry）专门在马来人中传教，其他传教士主要在华人中传教，这与伦敦会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相一致——在华人中传教，是为将来到中国传教做好准备②。
除了伦敦会，美国的差会也来到新加坡。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在1842年以前共派了7位传教士到新加坡，最早抵达的是特雷西（Ira Tracy）和伯驾（Peter Paker），他们于1834年到来，从事传教和印刷工作，还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个诊所。伯驾在诊所诊治了1500位病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他后来前往中国广州传教，开办了著名的“普爱医院”。后来到来的美部会传教士都是从事传教、印刷、办学及开办诊所等，他们主要在华人中传教，因为美部会的目标也是中国，新加坡是他们积累传教经验、等待时机的基地，因而华人是他们的主要传教目标③。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战争结束， 双方签订《南京条约》， 伦敦会认为到中国传教的机会终于来了，决定将马六甲的传教站、英华书院和印刷所迁往中国香港。理雅各非常赞成，他认为“从马六甲迁到香港是前进中的一个伟大步骤——一次向撒旦统治之地靠近的漫长的进军”，“对于传教工作来说，（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本身无疑是更有前途的地方”④。他于1843年离开马六甲前往香港，这标志着“恒河外方传道团”由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马六甲的传教工作也陷入停顿。1846年，伦敦会决定结束在马来亚的所有工作，该地的传教工作基本停顿。
这一时期，新教在英属马来亚的传播是“点种”模式，只有少数差会到来，只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进行传教，以华人为主，传教收效极微，新加坡大约只有13名华人皈依基督教⑤。1823—1835年，马六甲总共有750名华人改信基督教（包括天主教）①。
二、廣播：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广泛播种（19世纪下半叶至1941年）
伦敦会离开了，但其他新教差会陆续进入马来亚，主要有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弟兄会、浸信会和神召会等，除了在海峡殖民地传教，也向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扩展。
（一）圣公会在马来亚的传教活动
圣公会接替伦敦会，成为新教传教的主力。1854年，圣公会在新加坡修建圣安德烈教堂，1862年竣工，该教堂是新加坡最雄伟的教堂。1856年，新加坡圣公会成立圣安德烈宣教部，关注向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传教。1871年，印度牧师罗亚本·巴拉文特隆来到槟城向印度人传教，后来，他又将传教范围扩大到新加坡的印度人。1872年，曾在马六甲和婆罗洲担任牧师的龚威亨（Rev. William Henry Gomes）来到新加坡，开辟了传教新局面。龚威亨看到新加坡多闽南人，便学习闽南话，将祈祷书和圣诗翻译成闽南语，还创立了一所培训传道学校，并于1875年建成圣彼得堂，这个教堂聚会语言包括闽南话、福州话和马来话，参加聚会者大都是来自中国的基督徒。在龚威亨的努力下，1872—1890年，宣教部共有356人受洗②。1902年，圣公会牧师李察接替龚威亨，他致力于培养不同方言群的华人传道，到20世纪上半叶，各方言群都有华人传道，许多教堂基本可以做到自养。1902—1934年，圣安德烈宣教部共有3015人受洗，其中多数是华人。圣公会的传教范围不局限于海峡殖民地，还向马来联邦扩展：1884年，霹雳太平的诸圣堂建立;1887年，吉隆坡圣玛丽教堂建立;1912年，怡保圣约翰堂建立。
圣公会除了传教，还致力于建立教会学校和诊所，共建立了3间学校，一间是华人周来发（Cheok Lai Fatt）建立的圣安德烈学校;一间是柯苏菲在吉隆坡创办的华人女子学校——圣玛格丽特学校;一间是圣公会接收的私人学校，后来改名为圣希尔德学校。圣公会还采取“治病传道”的方式。1913年，新加坡圣公会会督的妻子斐黛米医生开设了一间妇孺诊所。1914年，圣公会在牛车水中心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医院，当年就诊病人达7512人。后来医院几经搬迁，1923年搬到新址并进行扩建，成为拥有60张病床的较大医院。1938年，医院就诊人数达23000人，住院人数达2370人③。该医院还配备了华人基督徒向病人传教，但面临方言不通等困难，尽管如此，传教还是取得一定成效，1930年以后，每年都有一些接受诊治的病人皈依基督教，还有很多病人虽然没有皈依基督教，但慢慢改变了以往对基督教的看法，据斐黛米记载：“许多病人成为（圣安德烈）医药部的朋友，通过在医院和诊所学到的知识，他们开始了解基督教。许多终生残疾的儿童，被政府和那些不能或不愿照看他们的亲戚带到宣教部。这些孩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并被教会养大。”④
（二）长老会的传教活动
长老会（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resbyterian Church）1852年到达槟城传教，设立第一个英文长老会，并于1856年到新加坡向华人传播福音，特从中国厦门聘请华人传道陈诗武于1856年到达新加坡，专门在华人中传教，此后20多年，有82名华人受洗。1881年，长老会传教士阁约翰（J.A.B.Cook）来到新加坡， 两周后前往中国汕头学习潮汕话，1882年返回新加坡，在此传教长达43年。此时正是华人大量移民马来亚时期，阁约翰致力于在华人中传教，建立多个华人堂会，如中华基督教教会生命堂、伯大尼堂、圣恩堂、锡安堂和真理堂等16所堂会。凡“选购基址、计划图式、处理建筑合约，以及募集款项”①，他无不亲力亲为，为新教在华人中传播贡献良多。
除了新加坡和槟城，长老会在新山（1885年）、麻坡（1892年）、吉隆坡（1918年）、巴株峇辖（1921年）、马六甲（1925年）和怡保（1929年）也建立了教堂，将新教传播到马来联邦。1931年，马来亚的长老会信徒有900人，教堂18间。20世纪30年代，长老会传教到马来属邦，在吉兰丹和丁加奴也建立了教堂②。1938年，长老会华人教会有19间教堂，1453名会友，3位牧师，11 名传道;英国侨民有4间教堂③。
（三）卫理公会的传教活动
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称“美以美会”）较晚来到马来亚，1885年，该差会传教士多本夫妇、阿尔汉和蓓蒂到达新加坡， 开始了卫理公会在马来亚的传教历史。该会虽到来较迟， 但发展迅速， 其传教策略是：（1）在人口密集地建立据点后，便向四周乡镇扩展;（2）宣教与建学校齐头并进;（3）对华人与印度人传教并重④。
卫理公会的传教活动迅速在槟城（1895年）、吉隆坡（1897年）、马六甲（1898年）和森美兰的芙蓉（1901年）等地展开。马来亚卫理公会与中国卫理公会也有关系，1901年，中国福州卫理公会牧师林称美招募福建移民， 主要是基督徒， 到实兆远种植橡胶，以后来自华南的卫理公会牧师加速了马来亚华人宣教工作，怡保、实兆远、金宝、巴生、文冬和立卑等地也建立了教堂。1902年，卫理公会正式成立马来亚年议会，林称美牧师是第一位参加年议会的华人牧师。1907年， 江耀祥牧师成为第一位被马来亚年议会接受为正式会员的华人，同年，林持刚成为第一位被选为年议会中文文书的华人，此前，年议会的中文文书都由外国传教士担任⑤。1936年，马来亚华人临时年议会成立，目标是加速华人教会的发展并提升其地位。卫理公会在华人中的传教取得一定成效，1939年，该会的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共有689人，1942年，共有8间华人教堂。卫理公会也向印度人传教，1910年，卫理公会已有700多位泰米爾会友，1930年增加到1400人⑥。
卫理公会也致力于办学校和诊所，到1918年，共办有11所学校，其中4所男校、3所女校、2所寄宿学校，2所圣经培训学校。20世纪20年代以后，卫理公会办的女校更多，在新加坡办有美以美女校和黄飞女校;在马六甲办有苏腾女校;在吉隆坡、巴生办有美以美女校;在霹雳怡保办有英华女校。
事实上，布道、教育和医疗一直是卫理公会的宣教模式。诊所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也吸引华人接受新教。1890年，诊所共为1500位病人治病，其中就有13位华人要求受洗入教⑦。教会学校也使少部分学生及家长加深了对基督教的认识而信仰基督教。1938年，何成安（Ho Seng Ong）对马来亚22所卫理公会所属学校的13—18周岁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回收的3854份问卷中，有五分之一的学生说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三分之一的学生说他们参加聚会和主日学⑧。
除了圣公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这三大差会，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较小的新教差会也到马来亚传教。弟兄会（The Christadelphians）于1844年来到槟城，1880年到太平传教，取得一定成绩;1891年到吉隆坡传教，建立女子学校。1860—1940年间，弟兄会在马来亚建立了12间教会。浸信会（Baptists）较晚来到马来亚，1938年在亚罗士达建立教堂，这一时期该会仅在马来亚建立两间教堂。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也是20世纪30年代才进入马来亚的，1935年在吉隆坡建立第一间教会，正式立起“神召会福音堂”的招牌。
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播到整个马来亚，海峡殖民地是传教集中地，其次是马来联邦，即使是马来属邦的吉兰丹和丁加奴等州也有教堂建立。但总的来看，马来亚基督教徒并不多，据1931年的人口普查，华人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共有30738人，只占华人总人数的1.8%，可谓广种薄收。印度基督徒人数为36614人，占印度人的5.9%①，比例略高于华人。
三、收获：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扎根（1942—1957年）
1941年年底，日本入侵马来亚，新教的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教徒失散，一些教会人士被杀，许多传教士被集中囚禁在新加坡樟宜监狱，传教活动基本陷入停滞。但日据时期也孕育着战后新教发展的种子，一是各差会传教士囚禁一处，加强了他们的沟通与合作，当时长老会的柯利牧师（Rev. Robert Greer）、卫理公会的安和伯会督（Bishop Hobart Amstutz）和圣公会的威尔逊主教（Bishop Leonard Wilson）都被关在樟宜监狱，他们立誓，如果能平安出狱，就一起合办一间综合性的神学院以培养本地人才，这是二战后建立三一神学院的缘起;二是虽然不能公开举行宗教仪式，但传教士和教徒暗中传道， 也吸引了少数人入教; 三是促使教会自力更生， 来自母会的财源断绝， 教会不得不依靠自己， 有助于其成为自传、 自养、 自治的教会。
1945年，日本投降，新教进行战后重建，迅速恢复聚会，但教牧人员非常缺乏，传教士认识到马来亚基督教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教牧人员的本土化，加紧培养本土传教士。柯利牧师指出：“在监狱中被囚禁的经验，使我深信我们在马来亚的教会应该比以前更加本土化”，“我们必须在不忽略教会之立会宗旨的前提下，尽力协助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本地的教会”②。1948年，圣公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实现在樟宜监狱时许下的愿望，在新加坡设立超宗派的“三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为圣公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培养本地牧师。传教士们也认识到不同宗派教会联合起来的重要性，1948年，马来亚的长老会参加中国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长老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支会。同年，马来亚各新教教会又成立“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Malayan Christian Council），包括以下宗派：卫理公会、长老会、圣公会、圣经公会、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
二战后，马来亚新教发展较快，有两个因素促进其发展。第一个因素是1949年，在中国传教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大约有16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后改名为“海外宣教使团”（Oversea Missionary Fellowship），他们中有些人来到马来亚，加强了马来亚当地的传教力量;第二个因素是1948年马来亚形势恶化，英国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同情者一律残酷镇压。为了切断华人对马来亚共产党的经济支持，1950年，英国政府实行“布里格斯计划”，即英军强行将森林边缘的华人迁到类似集中营的“移殖区”，限制其出入自由。1950—1954年，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半岛建立了400多个华人居住的“移殖区”，总共迁移了50多万华人，这些居住区被称为“新村”①。为了争取新村华人的民心和解决民生问题，英国官员倾向于让传教士到新村担任“移殖官员”。例如，最高专员葛尼就如此认为：“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个营的士兵。”② 传教士可以在新村从事医疗、教育和福利的工作，同时，也可以传播新教。
内地会积极响应英国殖民政府的号召。该会离开中国后，急需新的传教地，1951年，赖恩融（Leslie Lyall）率领一支勘查队来到马来亚，找到了传教的契机，他在报告中说：“马来亚华人中本来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一群人，现在被集中在集中营中，而政府正央求——是的，是央求传教士来工作。他们不是邀请传教士来从事行政工作，而是从事宣教工作。教会如果不抓住这个契机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其他的信仰会进一步影响他们。这是迫切的需要，现在，我们必须有所行动。”③ 1951年，内地会派出第一队传教士到达柔佛，走访了60多个新村。随后几年，传教士来到柔佛、雪兰莪、彭亨和霹雳等地的新村进行医疗、教育和宣教工作④。圣公会、卫理公会和信义会等差会也积极回应政府的要求，差派传教士进入新村工作。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教会的服务，以避免重复工作。据该会报告，1952年，有125个传教士进驻65个新村，在43个新村中有150～200个义工。天主教会则报告，在176个新村中有56位传教士，这表明，基督新教涵盖了四分之三的新村⑤。传教士在新村设立药房诊所、建立学校，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播新教，建立了不少华人教会，如安顺的圣路加堂和美罗的圣安德烈堂等。
基督新教已在马来亚有传教基础，而新村环境为传教士扩大了传教空间，他们从市镇深入到新村，扩大了新教的传播范围。同时，教会着力培养本土牧师，注重实现教会的自养和自立，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基督教已在马来亚扎下根来。
四、影响基督新教在英属马来亚传播与发展的因素
近代马来亚有鲜明的特点，它是一个殖民地社会，一个移民社会，一个族群和宗教信仰多元的社會，英国殖民者实行“分而治之”、不干预文化和习俗的政策。这些特点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新教的传播和发展。20世纪中叶以前，马来亚的宗教信仰人数没有精确统计，马来亚1921年和1931年人口普查曾列入“宗教”项，但“这两次对各族群宗教的统计被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⑥，因此，1947年和1957年人口普查没有列入“宗教”项。直到1970年马来西亚人口普查时，才又列入“宗教”项，从是年的人口普查看，马来半岛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⑦。
（一）殖民当局与基督新教
为什么新教尽管有与殖民地政府相一致的宗教信仰、有传教上的优势，却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传教成效？这与殖民政府奉行不干预当地宗教和习俗的宗教政策有一定关系。
英国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政府对宗教事务不加干涉。殖民地政府的重点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而从社会治理和稳定的角度来制定宗教政策。政府为各宗教信徒兴建教堂、佛寺、清真寺和神庙批准土地，也为教会学校、马来人学校、华文学校和泰米尔学校提供津贴。殖民官员看重新教教会在发展教育和社会工作上的作用，但对于其向穆斯林和佛教徒传教却并不支持，担心引发抗议，造成不稳定局面。英国殖民政府规定：“学校课程必须是非宗教性的，宗教教育必须是在学生自愿的情况下进行。”① 这一方面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避免引起马来人和华人家长的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根据与马来统治者制定的《邦喀条约》，禁止向马来联邦的马来人传教。
虽然英国殖民政府对新教更亲近，也看重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作用，当有需要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新教传教，如在实行“紧急状态”时鼓励其向居住在新村的华人传教等，但从根本上来看，教会的“布道活动并非完全如自己所愿般自由，如果英国殖民政府认为教会的活动符合他们的目标，将会给予教会支持，反之，将会给予一定的压力，以达至殖民政府的目的”②。由于英国殖民政府不会像西班牙在菲律宾那样全力支持天主教传播，所以，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新教教会作为后来者和“他者”，难以争取更多信徒。
（二）族群与基督新教
致使新教在英属马来亚传教收效甚微的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马来亚主要族群已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难以接受“排他性”的基督新教。
新教在马来人中的传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马来人作为马来半岛的主要族群，受到传教士的重视，不少传教士致力于在马来人中传教，如汤生和纪魄礼等人。汤生在马来人中传教12年，也施洗了几位，但他去世后，他施洗的12位马来人全部回归伊斯兰教信仰。1843年，纪魄礼在新加坡建立马来教堂，创办马来学校，将基督教作品翻译为马来文。他在马来人中传教37年，却没有什么进展，到1875年他去世后，与他接触的马来人全部回归伊斯兰教信仰。20世纪上半叶，情况依然如故。1936年，布朗尼在《基督教与马来人》一书中称：“众所周知，整个马来半岛到现在几乎没有马来基督徒。只需一只手上的五根指头就可以数清他们了。”③ 马来人之所以难以皈依基督教，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从马来人自身来说，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叛教罪在伊斯兰教中是违背安拉的大罪;伊斯兰教与马来人已契合在一起，改宗基督教不仅意味着叛教，也意味着背叛了自己的族群。马来人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与整个马来族群密切相连，即使他们移民到海峡殖民地，也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阻止了马来人信仰基督教，即使极个别人信仰，后来也“迷途知返”，重回伊斯兰教信仰。第二，英国殖民政府并不鼓励新教教会向马来人传教，《邦喀条约》也禁止传教士向马来人传教。在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伊斯兰教事务属于苏丹管辖，为避免马来人的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不鼓励向马来人传教，所以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完全没有马来基督徒。在海峡殖民地，这个禁令虽有所松动，传教士可以向马来人传教，但基于第一个因素，几乎没有马来人改宗。
新教传教士努力向华人传教，也确实有华人信仰基督教，但马来半岛的华人基督徒只占华人人口的3.5%④。华人主要信仰儒家伦理、佛教和民间信仰，相对来说，华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包容而且比较功利，逢神必拜。但是，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新教有很强的排他性，传教士攻击华人的多神崇拜、偶像崇拜、祭祖、尊孔和风水等习俗，引起华人的抗拒，“无法接受基督教的排他性，也不可能同意连尧舜孔孟都是罪人的说法”⑤。普通华人反感基督教不敬祖先、禁放祖先牌位、不敬神灵;华人精英则从文化高度对基督教传教士进行反击。20世纪初，以林文庆为代表的“儒家复兴运动”与卫理公会展开笔战，双方发表30多篇文章，讨论“儒家是否为宗教”“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道德上孰优孰劣”“何者尊重女性”“何者符合科学”等命题。因受到“儒学运动”的冲击，“美以美会在新加坡开办的多间教会学校，未能为传教工作打开局面”①。华人虽愿意到教会学校读书，但信教学生却极少。此外，政治因素也影响到华人信教，当传教士在新村宣教时，受到华人的敌视，认为他们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间谍②。可见，影响华人信仰新教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文化，华人的文化根基深厚，已有成熟的宗教信仰体系，难以改信新教。实际上，一个族群的宗教信仰越根深蒂固，就越难以完全改信其他宗教。
（三）移民与基督新教：与华南的密切互动
在基督新教的早期传播中，海峡殖民地是最重要的传播基地，最初马礼逊在华南传播新教，但因困难重重，便派米伶到马六甲建立传教基地，可以说，新教在马来亚的传播，就是因为马礼逊和米伶将马六甲作为向中国传教的基地。由此，传教士纷至沓来，向槟城和新加坡扩展。据中国学者吴义雄对1807—1851年来华新教传教士的统计，其共有150人，其中到过马来亚和婆罗洲传教的至少有32人，占21.3%，这32人中，绝大部分是到马六甲、新加坡和槟城传教的③。
中国传教士梁发的经历也从侧面反映了基督新教在马来亚与华南之间的密切互动。梁发1789年生于中国广东高明，1804年到广州，在广州十三行附近当刻工，为马礼逊刻印《圣经》。1815年，他跟随米伶到马六甲，刻印中文宣教小册子并受洗成为新教教徒。1819年后，他多次奔走于中国广州、澳门与马六甲之间，担任马礼逊和米伶的助手，进行传教活动，1827年，梁发升为传道，后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由伦敦会发给薪水。梁发为中国人施洗，向参加乡试的学子散发基督教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其中就有屡试不第的洪秀全。这本小册子启发了洪秀全，他后来成立拜上帝会，掀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此乃后话。1834年，梁发遭官府缉捕，逃脱后出逃到马六甲，印刷小册子并在华人中传教。1837年4—5月，大约有30位华人领洗。他还到新加坡，与特雷西一起印刷小册子。1839年，梁发回到广州。鸦片战争后，他在中国广东、香港等地传教。1848年以后，他在伯驾、合信开设的医院向病人宣讲基督教义，1855年病逝于广州④。作为中国最早的新教教徒之一，梁发串连起华南与马来亚、传教士与华人之间的互动，他一方面是新教在华南和马来亚传播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新教在这两地的传播。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 随着基督新教在华南的传播，华南地区的教徒人数增多，教会学校增多，中国籍神职人员也多起来。与此同时，华南民众海外移民也进入高潮，马来亚是华南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为两地新教互动带来新动力。
首先，华南的新教信徒移民马来亚，增加了当地华人基督徒的人数。卫理公会和巴色会组织了多次福建和客家教徒的集体移民，在实兆远建立了新教区，不仅推动了当地基督教的发展，也加强了马来亚教会与华南教会的密切联系。除了集体移民，有一些华南信徒自己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后寻找教会，也壮大了马来亚华人教会的力量。如长老会，1883—1892年的受洗人数统计表明，除了1886年和1892年本地受洗人数多于外地接收者，其他年份都是外地接收者多于本地受洗者。据阁约翰说：“到1905年， 他们之中有312人领受圣餐，另有194个儿童接受了洗礼，加起来共有506人。在过去的20年里，有500个成年人受洗入教，还有600个成年信徒来自中国和马来亚的各个地方。”①
其次，马来亚华人新教牧师几乎都来自华南，新加坡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华人堂会的牧师多数是华人，都来自华南。如1949年以前，长老会的牧师基本上来自华南，新加坡长老会的华人教牧仅1900年就有12人②。20世纪上半叶，马来亚的长老会更依赖华南供应牧师，当教会缺少牧师时，就写信给中国的长老会，要求派牧师来马来亚。长老会还设立了一个神学基金，但不是鼓励本地人接受神学训练，而是支持中国的神学生③。长老会与中国的联系如此密切，甚至还加入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圣公会与华南的联系也很密切，例如，1910年来到新加坡的董秉盛牧师带领福州话教会;1911年来到新加坡的陈文川牧师带领广东话教会;1913年到达新加坡的黄和理牧师带领闽南话教会④。
再次，马来亚的外国傳教士也与华南存在密切联系。一些外国传教士先在华南传教，然后到马来亚传教，尤其是1949年后，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到马来亚继续传教工作。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先到马来亚，因为语言不通，没法向华人传教，便到华南学习闽南话、福州话、客家话和粤语等，如卫理公会牧师伟斯（Dr. West）1889年到新加坡传教，因为不懂语言，没法向华人传教，卫理公会便派他到中国厦门学习闽南话，返回时，已能用方言向华人宣教。还有一位柳依美医生（Dr.H.L.E.Luering）虽然能说福州话和兴化话，但差会仍派他到中国福州学习方言⑤。
可见，华南基督教的发展为马来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华人基督徒移民，也提供了华人教牧人员。马来亚基督新教的很多差会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其位于欧美的母会，一个是位于华南的次母会，这种双重关系连接起华南与马来亚基督教的密切联系。
结 语
基督新教传教士随着英国殖民者进入马来亚，经历点种、广播、收获3个阶段，新教在马来亚扎下根来。因英属马来亚的殖民、移民、多族群属性以及英国殖民当局对宗教采取的不干涉政策，新教传播最先集中于殖民政府直接统治的海峡殖民地， 然后向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扩展， 但因为各族群已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新教传播在马来人中没有任何成效，在华人和印度人中成效也不高。
（责任编辑：周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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