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慈中与宪法和国徽的故事
张姗姗
“伟大的创造 光辉的历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与上海”人大红色资源主题展5月下旬开展。父亲的作品有幸作为展品参展，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的父亲张慈中1924年出生于上海，在4岁母亲去世后回祖籍金山区枫泾镇，因其父亲在上海联合广告公司从事商业美术设计，受其影响从小喜爱绘画，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即在上海联合广告公司工作。1950年父亲赴京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
1954年，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工作时，父亲特意为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们设计了一款会议用笔记本。刘少奇副主席看到后，亲自拿着笔记本去筹备组问：“这个笔记本是谁设计的？”父亲当时就在现场，答到：“是我。”刘少奇又问：“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父亲答：“我写的。”刘少奇接着又问：“这种字体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父亲告诉他自己很喜欢古人的宋体字，但古人的宋体字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书籍报刊印刷使用，这个字体是在业余时间琢磨古宋体字的基础上改进演变过来的。
刘少奇颇为欣赏，说这个字体隽秀大气，他很喜欢，并对父亲说：再过几天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要颁布了，到时候宪法一书的设计任务就交给你了。就这样由国家副主席亲自委派，父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欣然领命接受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设计任务，封面上的字体就是改進后的新仿宋字体。相比之前的老宋体字字体发扁，起笔收笔发圆，父亲写的新宋体字体长，且起笔收笔棱角清晰，更加规正有力度，据此，国家将他创造的字体定为长宋体字，并组织专业人员编写收入到国家字体库。之后，这种字体被大量用于书籍和报刊文章标题字，并且工程制图和建筑设计制图的标注中也多采用这种长宋体字。
在此之前，父亲还参与了国徽的印制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安门城楼上并没有悬挂国徽，那是因为开国大典召开时我国还没有完成国徽征稿选定。从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向社会公开征集国旗、国歌和国徽等设计方案起（截稿日期为8月20日），到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徽图案的设计，期间几经改稿，历时一年之久。1950年8月18日，国徽的最终设计方案被采用，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颁发了国徽定稿发行的命令，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向全世界宣告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陆续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预示着我们要向这些国家递交国徽、国旗、国歌的样本。国旗、国歌的样本很快通过，而当国徽印制的样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时，总理却皱紧了眉头。红色不红、金色发灰，整体发暗没有生气，这样的国徽样本怎么往外送？要知道这可关乎到新中国的对外形象啊。结果是印刷样本一次次地被否定，一次次地被退回重印。新中国成立已一年，却迟迟不能向建交国递交国徽样本，急得上至国家下至部门的领导们夜不能寐。忽然有一天，当时中国出版总署的领导想起在调我父亲张慈中的档案时，曾看到他有过开丝漆印刷厂的经历，于是，急忙把他叫来，将印制国徽的任务交给了他。时年26岁的父亲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二话不说，当天就住进了印刷厂。当年国徽印制是选在印钞厂用凸版印制的，他到现场看了全部印刷流程后，就开始琢磨找问题。他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仔细观察他们的每一道操作步骤，反复试验，终于发现症结所在。于是，他提出了改进工艺和操作的方案，却遭到厂长的坚决反对。这个厂长是延安来的老干部，看不起他这个来自上海的小青年，对他不信任。父亲据理力争，丝毫不妥协，最后，父亲以拖延时间完不成政治任务的责任由厂长来负为由，逼得厂长同意他使用新工艺改版印制。父亲马上叫来工人，重新制版，按照他的要求改进工艺。他根据我国当时现有的印刷技术和印墨、金粉及纸张等特点，大胆将原简单的印刷程序改为四版印刷工艺：第一版用满铺黄色打底，第二版不等第一版色干就撒上金粉印制，之后再用黄色印一遍，把金粉压牢，第三版用红色，最后一版再用黑色，并将原黑版层次由10%加大到90%，用此种方法印制出的国徽立体效果明显突出。新印样出来后，金红色交映、立体感强烈的国徽一扫过去的灰暗，厂长乐得合不拢嘴，提出要他留下当技术副厂长，被他婉言谢绝。随后，父亲一刻不敢耽误，带着刚按新工艺印制出的国徽样本赶往单位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后很激动，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出版总署领导火速派车把他送往中南海，让他亲自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
父亲坐车来到中南海，跟随工作人员急匆匆来到西花厅，当父亲将国徽样本交给周总理的秘书后，几天的劳累使他随意地坐在西花厅的台阶上等候消息。不久就听有人找：“出版社的同志在哪里？”他马上站起来转身应答：“我在这里。”随即，他看到周总理向他疾步走来。总理看着他微笑着说：“哦，还是个小同志嘛。告诉你们领导，国徽样本很好，你回去对领导说再加印200份给我……”
几年以后，在一个春节青年联谊会上，父亲与周总理不期而遇，周总理主动与他打招呼说：“你是出版社搞设计的小张同志吧。”父亲没想到一国的总理日理万机，还记得他这样仅见过一面的小人物，当时激动万分。而这一激动，直接导致他高兴地在晚会结束后只穿上了大衣就赶往宿舍，走到半路感到冻手冻耳，这才想起帽子和手套落在会场，连忙回去找时，已人去门锁，只好手捂着耳朵跑回宿舍。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创新改进印刷工艺的人。两次与周总理的简短见面给父亲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六十多年后，父亲和我说起这段往事时，面带自豪和微笑，他说周总理留给他的印象是和蔼慈祥，还略带诙谐，我从他眼中依然可看到那充满幸福敬仰的光芒。
1952年的一天，善于思考发现问题、勇于创新挑战的父亲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国家政府办事机构都是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子，上面写着XXX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XXX单位等字样，父亲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少什么呢？少了一份庄严。譬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XX区（县）人民政府等，这些机关单位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和国家内部管理事务的权力单位，仅是一块长标牌竖挂在门口。父亲觉得对外没有威严，对内缺少庄重。如何让老百姓一看就清楚知道它的地位和作用呢？他一路走一路思索，要是在这些国家政府单位的大门上悬挂上国徽，就会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了。因为，国徽是国家的象征，是神圣庄严不可侵犯的。于是，他回去后立即向出版总署领导提出建议：国家机关、人民政府部门要悬挂代表国家的庄严国徽，一是区分政府部门与其他单位的不同，二是显示政府部门的庄严性，三是对外宣示国家主权。同时提出，国徽制作要有立体感，可永久悬挂。领导将他的建议上报到国家有关部门，很快就收到上级反馈的意见，同意我父亲的建议，并将国徽制作的任务交给了父亲，同时给了他十根手指粗的金条当制作费。
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又逢抗美援朝，物资匮乏，十根金条不是小数目，国家的钱一定要做到物有所值，不能出一点纰漏。用什么材质和技术加工使国徽悬挂在外长期日晒雨淋不变色呢？父亲觉得他责任重大，经思考再三，决定回上海，找他原来合作开厂的老板朱紫贵与他的儿子朱培德，用丝网印制的手段加工。他对朱家父子说，这是为我们新中国政府部门制作的，必须要保证质量，只准做好不能做坏，并且要一步到位。父亲先画出国徽图样，用楠木雕刻好，再采用丝网印刷的工艺手段，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加工，终于试制成功，很快得到上级单位的认可，迅速通知全国各省市政府部门派人来学习后期加工。也就是从那时起至今，国家规定所有国家机构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大门上都要高悬起代表国家政权和使命象征的庄严国徽。
随着国家工业技术的进步，国徽的材质和加工发生了变化，而永远不变的是她的庄严和神圣。每当我抬起头看到它时，就会想到我的父亲张慈中。高悬的国徽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她伴随着国家和人民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高悬的国徽在阳光下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庄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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