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关山远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
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
“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
这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
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
1937年8月30日，中國工农红军肃立于陕西云阳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将红五星帽换成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军军装。从此，他们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旋即开赴抗战前线。
史载，当时许多红军指战员想不通，有的愤满难言，有的伤心流泪——这是一群刚刚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九死一生的长征幸存者，战友死伤无数，血海深仇仍在，如今却要换下令他们骄傲的红军帽徽，换上曾经的敌人军装，怎么不会悲愤莫名？
但这毕竟是一支经过长征考验的队伍，他们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很快在抗日战场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可以说，长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多种准备：领导核心、路线方针、干部队伍，还有坚韧不拔、血战到底的士气。
电视剧《亮剑》男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在抗战期间先后任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旅长，就是一名经历过长征的优秀指战员。李云龙在剧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军人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王近山其人之勇猛，并不比剧中的李云龙逊色，打起仗来素有“王疯子”之称。
《亮剑》中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一役，即是真实战例：1943年10月，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命率一个团赶赴延安担负保卫任务，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
有一句话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是的，长征牺牲惨重，长征前，各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经过各种磨难曲折，损失九成，但这幸存下来的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党和红军的骨干。
正如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前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是经过锤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还是这样和奔赴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火种。”
当时延安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发枪、不发炮，就发干部和电报。”——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以人名命名的部队番号，—个个干部被派到敌后，就变成一个个火种，迅速填补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的空白，发动群众建立起武装，创造了敌后游击战场。
假如没有长征的磨砺，中国共产党又会是什么模样？
历史不容假设，这些数字能够说明长征对中国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师、军以上干部90%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备大战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90%参加过长征;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10人参加过长征;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15人参加过长征;10位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9位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57名上将中的48名、177名中将中的157名参加过长征……
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跨越千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一个政党的气质。
长征是熔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前一次关键的淬火成钢。在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后的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这位76岁的老人，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跋涉一万多公里，出版了一部比斯诺《西行漫记》更能全景式反映红军长征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道：“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起。”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党，守住初心不容易
长征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者和投机分子坚持不下来
曾有人这么问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长征》在写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四个字：永不言败。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缺这么一股精气神。且不论1931年不抵抗丢了东北的奇耻大辱，就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于敌手，还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国难，国民政府一方面咬牙抵抗，而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中止与日寇的和谈企图，因此出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一直到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宣战之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10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有4年。
迟迟不敢宣战，就是没有放弃和谈的幻想。而像汪精卫之流，更是公开宣扬失败主义。有一次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作家高阳在《粉墨春秋》中不无感慨地写了汪精卫这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居然落了一个认贼作父的可耻下场。1910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何等气概，狱中慷慨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陕，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英勇少年，抗清义士，却在中年时堕落成民族败类，落了一个身败名裂。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要守住“初心”并不容易。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
其实，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还有—个区别：国民党的历史中缺一场长征。
长征的历史证明，残酷的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最好的考验。长征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支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一种绝不轻言放弃、敢于追求胜利的精神气质。这些，恰恰是国民党最缺的。
1948年，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过一番沉痛的话：“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解、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發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还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中国共产党一直严把入党关，只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表示“经过长征的人可以直接入党”，因为，长征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根本坚持不下来。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
长征是战略转移，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
其实，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出现过不少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叛徒。从这个角度而言，长征是一道分水岭。
金一南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例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残酷的环境考验着每个共产党员，有的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而有的人，则做了另外的选择，被历史所淘汰。
长征，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也是艰难求生，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尤其是遵义会议，彰显了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可谓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用斯诺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是需要—场属于自己的长征的。成功固然令人迷醉，但起初苦苦拼搏的磨难，却更让经历者终生铭记并感谢、自豪、自信，并愈发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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