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还是培育
摘 要：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对作为现代化内在主题之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基点——理性的反思具有其现实必要性。本文从现代性的多重面相中选取人性的分裂与融合、传统与现代、行动与幸福三个面相，通过对泰戈尔人格论与启蒙理性之间的比较，揭示理性的作用与界限，冀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现代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 启蒙理性 人格
2020年，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告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命题，在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现代化主题的回响贯穿始终。从源头出发，现代化大体可追溯至欧洲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18世纪的欧洲出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对现代化的自觉的思想呼应，这场运动的主题是现代性，包含两大要义：诉诸理性的力量和人性的可臻完善。此后两个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在西欧文明居主导地位，并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理性是现代性理论核心的思想基点。对于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理性的反思在我国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该文从人性的分裂与融合、传统与现代、行动与幸福三个现代性面相中，通过对印度启蒙思想家泰戈尔人格论与启蒙理性之间的比较，试图揭示理性的作用与界限，以冀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现代化”有所启示。
一、人性的分裂与融合
启蒙哲人深信人类在近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理性的作用在新的科學方法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新科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培根的实验科学和笛卡尔的数学推理的抽象论证。新科学的理性强调抽象分析和主要属性与次要属性的划分，尤其是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区分。18、19世纪，在启蒙运动的推动和普及下，这种产生于自然科学的数学理性的方法论被应用于人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的研究领域之中。“理性是近代自然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的基础，也为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民主制度的建构、个人和集体同一性的建构提供了保证，还为人类的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a
启蒙理性的一统天下在新的科学革命的帮助下创造了一个现实，这现实被认为是幸福的源泉，因为它掌握着利用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它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并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却把人类世界转化成幻觉——自然被抽离了灵魂，机械的物质自然不再具有神秘性，因而也不再具有高贵性，只是死气沉沉的物质实体，等待着理性的发现，然后，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向其借取力量的科技肆无忌惮地宰杀。不仅自然丧失了高贵性，人本身、人的日常生活都遭到了理性抽象建构下的否定和压抑。理性地区分的结果是将清醒等同于理性，将人类生活等同于梦境；
生命从真实的领域被解读出去，“在思想史上，人类第一次开始作为无关的旁观者和庞大数学体系——它是现实的实体——的无足轻重的产物出现”b。日常生活世界成了一个纷乱复杂的幻影，只剩下准数学的理性能力成为人高于万物的证明。
启蒙理性的滥用所导致的人性的分裂在泰戈尔的人格论中得到反思与矫正。泰戈尔认为，人格就是对人与世界协调统一的整体感知，这种整体感知性可以称之为“神性”。
在泰戈尔的设计方案中，神就是他心中的人，是人必须实现的理想，是追求的最终的希望，与人的感情、希望、爱和信仰相一致，能够支持人生活并给予他力量。神，既是神，又是人；
而人，既是人，也是神；
神与人在爱中融和同一。
其次，泰戈尔强烈反对自然的机械性与纯粹物质性的说法。在泰戈尔的生命哲学中，自然是进化的自发的表现，体现着宇宙创造的欢乐。他承认自然的物质属性，同时又认为自然有着人格的一面，这是它的内在属性。大自然中的万物，“无论是广漠的天空，还是娇小的花朵，都能同样地自由生长，而不受任何机械地干扰。它们不仅以神的欢乐，而且还以其创造的自由使之得到表现”c。自然之美就在于其非功利性的人格属性。
泰戈尔继承印度古代哲学中“梵我一如”的观念，认为自然是梵我的一部分，万物和人都统一于“自我”，“一体者，‘自我也。万物，一‘自我也”d。“我”既广被于宇宙，又迷藏于自然和人之中。泰戈尔相信，人类的内心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因此，与外在自然的无止境的活动相比，当它在我们的内心中呈现时，这一内在的自然却是美的最完善的体现；
“我的世界是由一个有人格的‘存在给予一个有人格的我的”e。这种爱的同一精神在生命的审美感受中将人与世界联结起来，并赋予人存在以鲜活性。
二、传统与现代
启蒙设定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进步逻辑。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天生是理性的和善良的，当人类祛除心中的宗教的、习俗的障碍，努力完善自我及其社会时，变化和进步便会应运而生；
当按照理性的支配并与自然相符时，变化就会使人们获得自由，人们就能够并必将为自己建立一个更完美的社会。
这种启蒙的进步观要求忘却，切断与过去的联系，让今朝独立自主。启蒙运动最初的动机就是对过去的传统习俗进行批判并加以清除，为理性的思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到了19—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及西方之外的殖民地的广泛确立，理性发挥其批判功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伪装。启蒙运动演变为现代主义运动。现代主义以揭露资产阶级狡诈的谎言，将人类的思想从中解放出来为己任。但现代主义运动本身具有好战的行动色彩，它以理性的批判功能为工具，其主要性质是攻击和毁灭，“这场运动的关键在于发动袭击、展开进攻、以精神解放为名义寻机传播文化暴力”f。现代主义攻击历史，谴责历史，它切断过去，却转身失去了面向未来的方向。在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迷失中，它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就是既充满动力、又漫无目的，在紊乱的欲望和失控意志的强制下对阻挡路途的一切大肆杀戮，包括传统习俗，也包括自然及精神遗产，甚至包括人自身。
泰戈尔对这一线性进化观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他在阐述人格时强调人格的有机生长性。这种生长不是机械的或重复的过程，而是犹如树的生长一样。人格通过情感的嫩叶吸收外界的风雨阳光，同时与一种内部的增长结合，通过行为的树根坚实地立足于大地之上，并默默地接受泥土的滋养。人格在向上发展时，一方面携带着一个人的过去，另一方面又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和补充着某些新的东西。
传统需要超越，然而这种超越立足于过去的土壤之中，它将过去的遗产含涉其中，而非斷然弃绝。忘却意味着必须重复从前发生的一切，没有往日，我们就无法学会如何迎接正在展开的今日。人格在面向无限生长的同时，又不断地重建了与往昔相连的纽带。
三、行动与幸福
近代科学革命的辉煌成就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主义带来了对即将来临的此生幸福的期望。启蒙运动的进步观相信理性的力量和人性的可臻完善，相信由此带来的幸福。换句话说，理性启蒙是乐观的，乐观地相信理性的无所不能和幸福的此生降临；
启蒙现代性始于对幸福的承诺，其最初的期望就是将悲哀、愚昧从地球上清除出去，而理性就是幸福的最大保证。
这种理性的进步观强调行动的有效性。伏尔泰斥责帕斯卡对人性的局限性与卑劣性尤其是对人的悲惨邪恶的生存状态的过分强调，认为这会麻痹人的意志，使人听天由命。他强调只有破坏才能重建，并在《哲学通信》中申明人是为行动而生的。
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尤其是当人们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乐观的进步观念受到挑战，此生幸福的来临不断地被延宕。人类每前进一步似乎都相应地要从目标退远一步。幸福来临的延宕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是，无止境地追求幸福引起精神力同时既被激发又被麻痹，我们对幸福的期待很容易和幸福混淆起来，结果导致行动本身成了目的。
行动对于泰戈尔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他在《人生的亲证》中专门讨论“在行动中证悟”。他通过一则暗室求生的故事——即暗室囚人想方设法跳越各种障碍以期打开暗室之门——讲到生命是一个永远冒险、克服障碍的过程。一旦所有的障碍解除，故事结束，生命就会终结。所以，行动贯穿生命的始终。
但是，行动是必须的，却不是盲目的。行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冲破束缚，获得自由，并促进人格实现进一步的结合。泰戈尔引用《薄伽梵歌》的教导——为了爱而工作，爱的行动表现为奉献与服务。奉献意味着创造和舍弃占有之物，从而为一个更大的自我服务，这是一个不断获得的过程。泰戈尔说，占有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停滞的状态；
而获得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始终运动的状态；
幸福就是这样一个通过爱的行动而获得的过程。
在《创造的统一》中，泰戈尔将人格（personality）与construction（建设，构成，建构）相对应。建构含有一种理性设计的意味，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严格的规划性。理性的主要特征除了反思性与批判性，还具有规划性、建构性与组织性。启蒙理性的确立凸显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从传统宗教以及社会习俗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理性的建构下，新的道德价值确立，它和经过理性论证的法律规范共同被赋予了普世效应，这是理性积极的一面。
泰戈尔肯定理性的批判和建构功能，认为理性在人类的认知与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比哈尔遭受严重地震，甘地将这场灾难与贱民制度的罪恶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神的惩罚。而泰戈尔对于这种将自然灾难与道德缺失视为因果报应的认识论深恶痛绝。他曾写道：“我们经常美化我们的无视理性的倾向，在理性的位置上安放盲信，将它作为精神性的东西予以珍重，于是我们一直在为之付出代价，以致我们的心灵和命运为黑暗所笼罩。”g
理性的认知赋予人把握真实世界的力量。但是，理性本身具有局限性。事实上，理性如同仁慈、欲望一样，都是指驱动行动的一种原因和动机，只不过理性是对行动原因的觉知及有目的的、有计划的遵从。理性不是认知的全部，更不是人性的全部。在泰戈尔看来，理性与人性的完成并非完全一致。理性能起作用，但可能没有接近人性完善之标准的希望；
人性能够趋于完善，但并非主要依靠理性，二者事实上是不同的诉求。
此外，理性本身具有其内在逻辑上的困境——它既可能被激情抵消，也可能被其自身所抵消。情感与欲望是人的本能属性，与激情相比，理性是一种经过培育的后天属性。理性的公开表达不可避免地导致理性被想象控制，而想象又服从于激情，包括最极端的激情——权力意志。因此，如果激情没有管制好往往会毁灭理性。泰戈尔看到了逻辑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自我毁灭性，他认识到这种理性自身可能具有自我抵消性——正如科学技术潜在的灾难后果所昭示的——他对这种科技理性的潜在危险性一直保持着警惕之心。
理性是一项需要培育的可贵品质，但其本身并不构成目的性的存在；
由物质、身体、心智、灵魂与灵性构成的生命才是我们存在的本体。泰戈尔以“人格”来表达这些生命不同层次之间的统一及对这一整体的自觉的洞察——人格是包含这些要素又超越于所有这些要素构成的整体性存在。在人性的完成中，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导和实践，还需要人格的审美与同情——一种对于他人的苦难与幸福表示关切的同情心，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共鸣，这种爱的同一性正是高层次的人格意识。理性和人格的交汇点是对生命的培育，是在每一次的超越后，富有创意地给生活重建秩序，让它重归安详。
a 涂成林：《从启蒙理性到生活世界的重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b 《现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转引自哈佛燕京学社编：《启蒙的反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c 〔印〕维西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第58页。
d 徐梵澄：《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e 〔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康绍邦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0页。
f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园：谈人之为人》，苏薇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8页。
g 〔印〕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7—78页。
作 者：
乔静蕾，博士，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生命美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