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张爱玲自译作品《更衣记》研究
周嘉丽
摘要：张爱玲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传奇的女作家，其文笔细腻，文学造诣颇深。但其优秀的双语写作能力、深厚的翻译功底与非凡的译者成就却少为人知，她自译以及翻译了大量作品，但相关研究仍处于空白的位置。本文将从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出发，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方面分析张爱玲的英文作品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及其自译作品《更衣记》，以期丰富翻译改写理论与张爱玲自译的相关研究，为其献出绵薄之力。
关键词：翻译改写;《更衣记》;张爱玲;自译
一、引言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翻译即改写，翻译并不能完完全全地展示原文的全貌，主要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念（poetics）、译者本人或当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Lefevere， 2010：
15-16）。张爱玲因其著名作家的身份而广受关注，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到她同样也是一位翻译大家，对自己很多作品进行了自译。自译现象是翻译领域的不可回避的特殊现象，涉及多个维度，包括文本、自译者、翻译、创作以及译者身份等（周领顺， 2016）。自译相对于他译来说，在学术上受到的关注同样也少得多。同时翻译改写与张爱玲的《更衣记》自译本的结合研究现阶段仍为空白，因此该主题十分具有研究价值及意义。本文将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当中的三要素与张爱玲的《更衣记》译本进行分析，探究张爱玲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考虑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在自译过程中如何受到这三要素的影响。笔者旨在以此文抛砖引玉，引出更多对相关研究的思考与探究。
二、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于1920年出生于一个家世显赫的家庭，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而母亲也来自一个有钱有权的家庭，其母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便出国学习绘画，是一位新式女性。张爱玲从小便展露出神童般的才华。1932年，年仅12岁的她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之后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期间又陆续发表了《迟暮》等许多文章。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于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但由于战乱无法前往，后改入香港大学中文系，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使得张爱玲无法完成学业，后报考圣约翰大学，但未被录取。后投入到写作当中，1942-1952年间张爱玲在上海，此时的她作品高产，主要有《传奇》《流言》《十八春》《金锁记》等，于1955年赴美，1953-1982年间主要有作品《秧歌》《怨女》《半生缘》《色，戒》等。1983-1995年張爱玲鲜有作品产出，这个时期主要有《惘然记》《余韵》《续集》《对照记》等。而作为一个译者，张爱玲在19世纪50-60年代期间，翻译了大量美国文学作品，包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爱默生的《爱默生选集》、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等，其中自写自译的作品有《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赤地之恋》（Naked Earth）、《等》（Little Finger Up）、《金锁记》（The Golden Gauge）、《更衣记》（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等。1955年赴美，开始了长达40年的旅美生活。1995年9月1日，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家中寓所与世长辞，享年75岁，一代才女的传奇故事由此落幕。
三、改写与自译
自译是指“翻译自己的作品的行为或者采取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Grutman， 2004）。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译不像是一种翻译，而更像是一种创作。巴斯奈特（2004）提出“自译能否被视为翻译的一种类型”的质疑，并认为自译是作者自己进行的一种实践，因此自译大致可以称为一种改写形式。勒菲弗尔（2010）认为，翻译都是有目的的，而自译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形式，也是带有目的的，并不是自译者的任意实践，认为翻译即是操纵。与其他翻译形式一样，自译将新颖的概念、风格和手法引入到目标社会当中。此外，自译有助于文学改革与革命，这将重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而自译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在相互关联的环境中进行的，会受到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它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受到赞助人目的的影响。
因此，自译应该在宏观环境下进行研究。翻译改写理论带来了一种翻译现象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新的翻译研究。同样，翻译改写理论的新概念也可以应用于自译的探究。在翻译改写理论视角下，我们应当了解张爱玲的自译是如何进行的，以及自译者为何会以某种方式来翻译原文。《更衣记》主要通过写清代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现实，是张爱玲的一篇典型的自译散文，因此笔者将在翻译改写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探讨。因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那么作为翻译的特殊类型的自译也不例外，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仍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
四、从翻译改写理论三要素看原文译文差异
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主要含义有二：一是构成经济或政治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观念和理论;二是体现某一团体、社会阶级或个人思维特点或方式（刘军平， 2009：
425）。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活动必定会涉及到某种意识形态对原文或译文的操控。如果译者所译作品思想内容与目标语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相左，那么译者必须对其译文进行改动或者删减。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此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不安，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列强的侵略和奴役。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处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封建制度已被推翻;另一方面，虽然建立了新的制度，但社会仍像以前一样存在诸多矛盾。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不断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乃至西方的文化，更有甚者，还有人主张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这样的局势以及社会风向导致西方人自视高人一等，而当时的中国人也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甚至失掉自信。而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发表于1943年，当时的中国自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起，许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过于激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在西方文化面前“低人一等”。而张爱玲面对西方读者，却立场坚定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原文中对清末的“元宝领”的描写：“a long neck of swanlike grace was consequently much admired”，其表层意思为“因此，像天鹅一般的优雅长颈在当时备受推崇”，但张爱玲却在英译中的过程中译成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样，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将原文的褒义转成了贬义。这是因为英文原文面向的是西方读者，译者想传达她对中国传统服饰美的欣赏与赞美，同时向西方世界展现更全面、美好、文明的中国形象，改变他们眼中对中国的种种固有印象及偏见。而中文版本的贬义，张爱玲用语讽刺辛辣，透过女性服饰的描写揭露当时的社会风气，抨击当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同时考虑到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比较陌生，同时又会存在好奇心理，张爱玲在其英文版中添加了十二幅自画的服饰插图，使得西方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而中国人对自己所处年代的服饰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此在中文版中没有添上插图的必要。
2.诗学
勒菲弗尔（2010：
26）认为诗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文学手段、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和情境以及象征;二是关于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概念。如果文学作品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必须选择与社会制度相关的主题。
由于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面向的是西方国家的读者，因此张爱玲必须按照西方国家的主流诗学遣词造句。英语与汉语存在诸多差别，二者分属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模糊见长，朦胧见美”;而英语则属于印欧语系，更偏向“精确之美”（李娜， 2021）。例如原文中的“…whereas the maiden of low degree， however enchanting， went tramp， tramp， tramp， causing a boisterous commotion in the delicate folds”，此处张爱玲讲到清代女性因等级、身份等的不同，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的样式、颜色都不是不同的，从对女性服饰的约束当中也能看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束缚。此处是将“家教好的姑娘”与那些并不是长期受制于服饰管束观念下的那些出身贫穷的姑娘相比较。英语强调客观、逻辑与理性，而汉语强调领悟与意会，相比之下会显得更加的感性（李娜， 2017）。张爱玲将这段原文译为“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形象”，“the maiden of low degree”本意为“地位卑贱的姑娘”，含有贬义，但张爱玲却将其译为“小家碧玉”，大大弱化了那种鲜明的等级对比，处理得十分委婉含蓄。这样一来，西方读者看到这样的原文表述能够一目了然，而译文对于中文读者来说，符合中国含蓄内敛的文化习惯，也更能接受这样的译法。张爱玲具有独特的色彩心理（曾炜、周君颖， 2018），英文当中表达颜色的词语不如中文来得多，因此张爱玲在中文译文中大胆运用色彩词语，如服饰颜色采用“桃红”“水红”“粉红”“湖色”“雪青”“银色”等词语，这样处理译文也和张爱玲对多运用颜色词语的偏好有极大关系。
3.赞助人
一部翻译作品的问世不仅和作者、译者有关系，其背后还有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的助力。勒菲弗尔（2010：
16）认为赞助人的力量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赞助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组织、机构等。赞助人这个因素在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中被视为最重要的要素，它能够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同样也有可能阻碍甚至摧毁文学发展的力量。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发表于The XXth Century期刊，得到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出版，并由1937年至1941年任夏威夷大学俄国历史研究教授的德国人Klaus Mehnert担任主编。Klaus Mehnert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正文前加入两段编者按，称赞张爱玲是一位年轻、前途光明的人才，并说明这篇文章的“amusing”的性质。因此在介绍这段历史时期的服装进化史时，不可太过深奥，在涉及文化、历史等因素时应多停留加入注解，方便西方读者理解。在其译文《更衣记》于1943年发表在《古今》期刊，该期刊于1942年在上海沦陷后由汪伪政府中一些担任要职的文人创办，其刊物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学术以及史料价值，偏向消遣性质，没有特别清晰的政治倾向，是一本“清一色男性作家”的杂志，当时广受读者的认可和欢迎（杜玉珠， 2004）。张爱玲的《更衣记》主要探讨清代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化，并不涉及政治话题，在上海沦陷这个特别时期也不会触犯相关禁忌，因此《更衣记》发表在《古今》杂志上有其合理性。同时《更衣记》相比原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辞藻更为华丽，用词更加精巧，这也是为了迎合杂志的消遣倾向，符合其创办宗旨。因《古今》是一本充满男性的杂志，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及译者，为了在这本“男性”杂志中谋求一席之地，在原文当中删去了一些关于那个时期女性头饰的描写，反而添加了一部分男性服饰的介绍，使得文章内容男女服饰兼备，更加贴合当时此杂志读者的阅读惯性。
五、结语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为理论依据，从其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分析这三者如何影响张爱玲改写《更衣记》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方面，面对西方读者，张爱玲坚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不卑不亢，并未屈服于当时看似“高人一等”的西方文化，向西方世界展示一个更全面、美好的中国形象;在诗学方面，张爱玲考虑到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差别，在语言运用上符合原文和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同时在译文当中也加入了译者个人对色彩词语使用的偏好;在赞助人方面，张爱玲考虑到The XXth Century和《古今》杂志的录稿习惯与倾向、创办宗旨、历史背景等因素，在原文译文当中都作了相应的调整或改动。
人们对张爱玲的关注主要在其作家的身份，其翻译大家的身份却甚少为人关注。本文借助翻译改写理论，探究张爱玲自译时删节、调整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原文内容所受影响因素，丰富翻译改写理论与张爱玲自译研究，同时希望自译这一特殊的翻译现象能够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Bassne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Chang， Eileen.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 [J]. The XXth Century， 1943（4）：
54-61.
[3] Grutman， Raini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 L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5]杜玉珠. 《古今》杂志及其价值浅析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S3）：
209-213.
[6]李娜， 科技文本中汉语“进行”一词的英译研究 [J]. 济宁学院学报， 2017 （05）：
70-71.
[7]李娜， 接受理論视域下张爱玲自译散文研究——以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 自译本为例 [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02）：
69-72.
[8]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9]张爱玲. 更衣记 [J]. 古今 （半月刊）， 1943 （34）：
55.
[10]曾炜， 周君颖. 苍凉世界的立体感官建构——论张爱玲小说的通感策略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4）：
122-126.
[11]周领顺. “作者译”与“译者译”——为“自译”重新定性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06）：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