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结构性变动的缩影
摘 要：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取材于丁母余曼贞的人生经历，文本与现实具有极强的对位性。参考丁玲的家族本事与她的创作自白后可知，作者的创作意图绝非“写家事”或“为母作传”这么简单。丁玲通过“化姓”“隐事”“转述”“双重视角”等四种方式将小说主题上升到了探讨清季民初士绅阶层结构性变动的高度。《母亲》是丁玲从“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转向“客观小说”的一次重要尝试，小说隐含着作者对于士绅家族爱憎交织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丁玲，《母亲》，士绅阶层
1933年丁玲被捕，她在《大陆新闻》上连载的小说《母亲》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刊出单行本。一时间，《母亲》作为丁玲“遗作”受到文坛广泛关注。茅盾、钱杏邨等左翼评论家肯定了小说中“母亲”作为“前一代女性”从封建社会中突围的时代意义，并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但也有读者批评《母亲》语言冗赘、笔墨聚焦于大家族日常生活，致使小说没有充分地描写社会变革。面对相同的作品，同时代评论者的反馈竟大相径庭，这一文学现象值得深究。21世纪以来，《母亲》仍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已有研究或是过于强调小说的自传性与写实性，忽略了作者对于家族本事的虚构与删减；
或是盛赞文本中“母亲”这一可敬形象，使小说主题局限于“为母作传”。若读者放宽视野、回归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情境中便会发现，《母亲》中江、于两大家族的分化与没落正是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结构性变动的缩影。作为士绅后代，丁玲自幼便见证了个体生命在时代变局中的沉浮；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丁玲透视了士绅阶层在近代社会难以为继的历史命运。
一、 以“绅”观世：《母亲》文本与现实的对位性
丁玲自己及研究者在论及她的家庭出身时，通常表述为“封建地主家庭”而一笔带过。“地主”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封建地主阶级”却并不属于中国本土话语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移植于中国社会的产物。若以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作为划分依据，则可以发现丁玲的本家与母家皆属于士绅阶层。明清时期，蒋家在湘西北地区数代积累，逐渐成为官绅望族。母家余氏为常德诗礼人家，世代为官。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与清军鏖战导致道路堵塞，丁玲祖父蒋定礼失去了进京科考的机会，他在贵州做了九年官后死在任上。蒋定礼死后，蒋家便走向衰败。丁玲母亲恰好是在蒋家由盛转衰时嫁给丁父，《丁母回忆录》以局内人视角记载了蒋家在19世纪末大厦将倾的状态：“女则研究刺绣，专务装饰。男的嗜好尤多，争竞外排场。子弟取得一青襟，则弃书本矣。族丁数千口，生产日繁，无一顾忌者，其所谓醉生梦死者。”a 甲午战争后，科举制度频频改革。丁玲的几位父系亲属放弃科考，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位叔叔成为土匪；
二伯父出家；
丁玲父亲曾留学日本，后返回家乡直至病逝。丁玲的母系亲属则由传统儒生成功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她的三舅在留学日本后回到常德，成为小城里办报兴学的领军人物。丈夫蒋保黔去世后，丁母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临澧蒋家，寄住在三弟的余府中，后入女学堂、执教于女子学校。丁母的这一段人生经历也构成了《母亲》的主要情节脉络。
1931年丁玲将孩子送回湖南常德母亲处，并在家待了三天，这期间她听母亲讲了不少家族里的新故事，也目睹了小城的变化。茅盾在《母亲》的书评中提到，返回上海后丁玲常将这些见闻讲给朋友们听，朋友们便提议她以家族为题材来写一部小说，但此时丁玲“似乎不大愿意写自叙传小说，此事便搁置了” b。1931年5月，丁玲在光华大学演讲时再一次饶有兴味地谈起了自己的家庭，也提到了自己将以家族故事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茅盾的回忆与丁玲的自陈都说明她对这些写作材料十分有兴趣，但她还未敲定以何种形式来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丁玲此时不愿意写自叙传小说的态度值得研究者考量。几年前，丁玲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通过大量的内心独白来展现惊世骇俗的都市女性生存体验。这种“莎菲式”表达往往意味着主体情感在文本中无限扩张，主人公在叙述时常进行坦率的自我剖析。学者贺桂梅将丁玲的这类小说称为“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c。随着丁玲“左转”，她开始面临创作转型问题，《母亲》便是丁玲舍弃“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的一次重要尝试。
二、化姓、隐事、转述、双重视角的创作方法
为节制情感，丁玲在创作中尝试了“化姓”“隐事”“转述”“双重视角”等创作方法。在《母亲》中，丁玲首先将蒋家改为江家，余家改为于家。这种“化姓”处理使得文本与现实相互分隔，小说中所述之事颇有些亦真亦假的意味。其次便是“隐事”：丁玲在创作时留有余地，省去了家族中一些不堪的现实细节。如小说里大房有三个少爷，大少爷读书较为勤勉，十二岁便跟着幺叔去参加了一次科举。剩下的两位少爷原本天分很高，但由于从小失了管教，后来竟成了出名的坏孩子，偷谷仓里的谷子出去卖。现实情况远比文本中残酷：丁玲在晚年时曾以《遥远的故事》为题写过回忆录，其中談及大伯父的两个儿子吃喝嫖赌，后来甚至蒙面装强盗，半夜把家里的钱粮衣服劫走，以致“两个人的老婆为了混口饭吃也只得悄悄当破鞋”d。族中子弟作恶无数，后果却是家中女眷来承担。大家族的崩溃过程中有无数女性在痛苦挣扎直至生命消亡。作为幸存者，丁玲显然对这些无名的女性无比同情，因而在小说中隐去了她们的受难。除此以外，丁玲还隐去了二伯父的出家原因。小说通过人物间的谈话简单交代江家二老爷的情况：他曾勤勤恳恳地教导大侄儿读书，后来突然看破红尘做和尚去了。或许在读者看来，这种了却尘缘、挥手自兹去的做法还颇有些潇洒。但对照本事可知，这其实是时代变局中的无奈选择。丁玲在回忆录中以大量笔墨还原二伯父蒋保川的一生：他自幼好学，性情孤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保川几次参加举人考试都因腹泻中断，他怀疑自己遭叔伯兄弟陷害，悲愤之下便出家了。作为家族中唯一一个有志于学的人，蒋保川既是蒋家的边缘人物，也是时代的弃儿。他因循祖制，希望能以士取仕，但现实与理想之间却产生错位。作者不乏对这位二伯父的同情，在文本中隐去了他出家时的无奈与决绝。
丁玲还运用了“转述”的手法，小说没有细述江家破败的过程，而是通过幺妈与老头这些下人的闲谈来透露江家已今非昔比。作为一个在江家服侍了几十年的下人，幺妈忠心耿耿，并没有说出有损于主家颜面的话。她埋怨三老爷生前交友不慎、不善理财、太过挥霍，还为曼贞打抱不平，斥责平日里要好的亲友毫无良心。幺妈是江家由盛转衰的见证者，她的转述使读者知晓了江家惨烈的过去。曼贞与大姑奶奶间的交谈则交代了江家后继无人的黯淡未来：几位少爷无人管教，越发无法无天。通过罗家下人毛头的转述，又可以知晓这种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并非江家独有，罗家大少爷便是一例，他吃醉酒打伤佃户却扬长而去，不管不顾。不论是江家还是罗家，这些号称书香世家的士绅家族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同人物的转述最终拼凑起了更为完整的晚清士绅家族的生活状况。这种局内人的转述被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称为“见证人视角”。由于每个见证人身份年龄、立场地位各不相同，他们转述的内容互相映衬、矛盾、对话，这使得《母亲》突破了早期小说中的单一独白，感情层次更为丰富。
批评家钱杏邨认为，《母亲》“第二章写得最成功，诗的气氛很重，是可以作为一章抒情诗读。第三、四章，学校生活，女性的思想转变，部分显出冗赘” e。这种章节之间质量的落差可以通过考察《母亲》的叙述视角来解答。已有研究注意到《母亲》独特的儿童视角使得小说里的革命事件呈现出童趣与“陌生化”效果。f需要补充的是，《母亲》交互运用双重视角：成人（曼贞）视角与儿童（小菡）视角。这一系列家事、世事发生时，丁玲年龄尚小，丁母才是真正的亲历者，二人的记忆必然会有差异。作者在下笔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自己最为熟悉的童年境遇中，以幼童小菡之眼来观察人事。作者还需要兼顾丁母的情感逻辑，写出一个青年丧夫的母亲面对世界的感受。最后，成年丁玲隐藏在以上两种视角下渗透、表达自己的意志。曼贞母女从灵灵坳江家到武陵城余家的空间位移，在不同视角中意义也不同。对于小菡而言，仅意味着居住环境与玩伴的改变；
对于曼贞而言，这意味着她有机会抛弃睹物思人的愁思、江家复杂的人际关系、乡下烦琐而无趣的养鸡种菜生活，接触到武陵城中一系列办报兴学、移风易俗、革命风起云涌的广阔天地。对于1932年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成年丁玲而言，这显示着“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g。
双重视角的交互与衔接有一定的难度。小说第二章双重视角的运用最为流畅：曼贞与小菡的视线聚焦于灵灵坳乡村春景，小菡一如既往地以童真来观察自然环境。曼贞则终于在幺妈的开导下有了生的希望，她既能审美地观赏春景，也能从实利的角度将之转化成生产资料。成人世界与幼童世界得到了较好的相融。而在第一章，曼贞沉浸在丧夫、丧母之痛中，无暇顾及周遭世界；
第三、四章中，曼贞周遭世界太过新奇，其视角不免有些旁逸斜出。这样一来，在这些章节中，曼贞视角与小菡视角聚焦点不一致，情感态度也出现错位，便使读者有冗赘、松弱之感。这也是钱杏邨认为“第二章写得最成功”的原因。尽管《母亲》中双重视角的运用称不上十分圆熟，但这是一次极为郑重的尝试。丁玲曾反思自己创作小说需要一边想一边写，“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 h。《母亲》初次刊登在《大陆新闻》日报上，每天连载一千字，这种一下笔便不能停的形式对于丁玲而言同样是具有挑战性的。
三、爱憎交织：丁玲复杂的创作心态
丁玲通过化姓、隐事、转述、双重视角等方式来结构小说固然有其创作转型的需要，但若深入作家的精神空间，则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丁玲对于士绅家族爱憎交织的复杂情思。作家在落笔时，脑海中感性芜杂的家族记忆互相堆积，使小说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基调。丁玲对家族的憎恨之情不难理解：临澧蒋家对幼年丁玲采取的是拒斥而非接纳姿态。父亲蒋保黔病逝后，母女二人面对的唯有大额债务与蒋家人的嫌恶。族人欺侮寡母孤女，将她们本应得的族田侵吞。常德余府是少年丁玲寄住的地方，她在这里目睹三舅、三舅母动辄打骂下人。但事情总是一体两面的：蒋家既有恶亲戚，也有二伯父、丁父这些在世间沉浮的“多余人”。虽然丁父意志力薄弱，无法通过新学知识有所建树，但他天资聪颖、热心善良，在留学无果后自学医术，造福乡里。丁玲的三舅也非大恶之人，他从日本学成归来后便成为常德城中开办女学堂的先锋人物。他在丁母最无助的时候帮助她料理家事，并鼓励她冲破阻力进入女学堂学习。士绅家族还使得丁母、丁玲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丁玲外祖父颇有名士风雅，督促儿女从小读书、写诗、下棋。在他的熏陶下，丁母从丁玲小时起便教授她读古文。后来外祖父去世，三舅入住余府，府中有大量新式书籍。丁玲回忆，少年时她常常在院子看书，将三舅收藏的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林译小说全部看完了。i可见士绅家族中固然有许多罪恶，却也给予了丁玲相对安稳、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对这两个家族又是“有情”的。
《母亲》中江、于两大家族之分化、没落是士绅阶层近代命运的缩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为“四民之首”，是一方的精神领袖。j他们不仅需要传承儒学文化、宗法观念，还需要承担乡村事务。丁玲祖上便是如此，蒋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在退职之后他们可以居乡为绅，延续耕读传统，世世代代无穷尽也。及至晚清时期，外国列强入侵与太平天国内乱使得军人集团迅速发展；
开埠以后西方商品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得近代国人开始重视商业发展。商人与军人由此逐步走向社会结构的中心。在求强求富的目标下，朝野开始改革科举制度，促使社会形成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儒学的传统地位失落。在多重作用之下，“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错动，士绅不再稳居社会中心地位。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绅的正规来源断绝。一些传统士绅开始经商、留学、从政，他们逐渐脱离传统乡村事务，参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母亲》中的余云卿便是通过留学变为维新派，成为武陵城中的革命领军人物；
而另一些传统士绅则难以适应时代大潮，无法在社会中安置身心。不幸者如丁父蒋保黔、二伯父蒋保川，一个退守乡间，一个干脆远离红尘。
丁玲从小自母亲处耳濡目染这些时代弃儿的遭遇，对这一代人具有了解之同情，但她对士绅阶层的消亡绝无感伤、哀婉之情，因为她见证了母亲如何克服种种艰难才挣脱这种命运的泥淖。丁玲的父辈受限于时代，丁玲的母亲则超越了时代。由此看来，《母亲》是一部反映士绅阶层在近代社会命运变化的小说。
a于曼贞：《丁母回忆录》，《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b 東方未明（茅盾）：《丁玲的〈母亲〉》，《文学》1933年第1卷第3期，第491页。
c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196页。
d 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十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e 钱杏邨：《关于〈母亲〉》，《现代（上海）》1933年第4卷第1期，第66页。
f 丰杰：《儿童视野里的家庭新英雄——丁玲〈母亲〉的辛亥革命叙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41—42页。
g丁玲：《致〈大陆新闻〉编者》，《丁玲全集》（第十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h丁玲：《我的自白》，《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i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j 王先明：《近代绅士—— 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作 者：
张弛，河北大学文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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