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一死，无非一命：那年我在校园以暴制暴
14岁那年，安徽少年青藤逃脱了校园暴力的“魔爪”，所有人一夜之间对他甚是畏惧。他活成了古惑仔里的“山鸡哥”……
以下为他的自述。
小镇之殇：校园俨然变成五指山
上初中时，“架鸡”游戏风靡学校。一个人蹲下，七八个男生围成一个圈，把脚架在中间男生的肩膀上，使劲压。中间男生能起得来，则相安无事，甚至可以参加架别人的“鸡”;否则将被冠以“鸡”的称号。我，就常年顶着“死菜鸡”的头衔。
2008年，我在城湾的湘水中学读初一。由于入校考试发挥不佳，我被分到初一（15）班。这是全校唯一一个特批的班级。学校在初一升初二的学年期末考核中设了规定，成绩不达标者有一次补考机会，若补考还不合格，就得留级。15班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因此被刷下来的，新生只有我和刘小雨。
没有老师愿意管我们班，连班主任都是轮着来。这样一个“混混班”，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刘泽、方宇为首的两三人是第一梯队，是帮派的“决策者”;主要谋事的是第二梯队的小弟，成员有李想、万星等人;其余人都是第三梯隊——一帮玩世不恭、爱玩游戏爱打架的“野混混”。
在这种寄人篱下的状况下，第三梯队还硬分出个第四梯队。显然，第四梯队就是我和刘小雨。
在故乡皖南的城湾小镇，湘水中学地处偏僻，四周环绕着稻田，一到下雨天就满地稀泥。农村的父母把我寄宿在校，半个月回一趟家。
我是班上第一个戴上“鸡”帽子的人，以至于后来，也是被欺负得最惨的一个。而那几年从湘水中学毕业的学生，大概无人不知刘泽这个人。
那是立冬后的几天，傍晚寒潮阴冷。余晖下，一把军刺狠狠地扎入初三（2）班陈虎的大腿根，陈虎“啊”地大喊，倒地的同时，用拳头重重地往刘泽头上砸。围观的学生捂着衣服，颤抖地哈着热气。他们都在等，谁赢了，以后就跟谁混。
那场一对一的打斗，让刘泽在校内名声大噪，也让他的“大哥”地位得到认可。而输家陈虎，膝盖骨折、大腿被刺，住院两个月后，搬家转学了。
15班里的第一、二梯队，其实是一帮的。刘泽、方宇怕高中部的来挑衅，嘀咕着想个万全之策。李想、万星每天都忙着各种约架。而我和刘小雨，在第三梯队管理人员马小军的排挤下，越来越痛苦。
马小军叔叔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每次跟人动手前，他总大喊：“我叔叔是公安局局长，你动我一下试试？”“架鸡”的游戏，就是他率先兴起的。
那天大课间，马小军亲自示范起来：“青藤，你蹲在中间，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圈围好后，我蹲在人群中央，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浑身冒汗。“好，大家把腿都跷起来，一个个排列好，放在青藤的肩膀上。”我瞬间感受到了沉重感和从未有过的恐惧，以至于马小军带头大喊“一起压”的时候，我像一座被定向爆破的烟囱，一下子就坍塌了。慌乱中，我的脸上留下了许多脚印。我嚎啕大哭，马小军“切”了一声，独自走开。其他人也四散开来，只剩我一人瘫坐在地。
刘小雨是15班唯一的女生。进入初中，随着她渐渐发育，班上男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刘奶牛。有时，她会举着书包丢向他们。马小军跟刘小雨打闹得最多，刘小雨又偏偏是我的同桌。
那次之后，刘小雨单独找过马小军。她自以为跟马小军玩得还不错：“你以后能不能别老欺负青藤啊？”“什么意思？”“青藤是我的同桌，你整天欺负他，不太好吧！”说这话时，刘小雨脸上露出少女怀春的红晕。马小军气不打一处来：“你以为你是谁？欺负他怎么了？你有什么不爽的？”他猛地推开刘小雨。刘小雨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刘小雨以为马小军间接性同意了，殊不知，却惹火上身。那之后，马小军天天取笑、辱骂刘小雨。一些散落在小镇上的小流氓，专程到学校来调戏刘小雨。见刘小雨不理，马小军就笼络别班的女同学一起排挤她。慢慢地，刘小雨的话变少了。她整天趴在桌子上看着窗外。别人把垃圾桶放在她桌子上，她都无动于衷，成了众人口中的“疯婆子”。
少年的你：活成了古惑仔“山鸡哥”
类似的待遇，也发生在我身上。书包被扔进垃圾桶成了日常。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恶作剧，直到午休时在教室后门的垃圾桶里翻到书包。一次这样，两次这样……我的书包从班上的垃圾桶“跑”到隔壁班的垃圾桶，又“跑”到年级总垃圾回收站。我整天往返于各个垃圾堆，狼狈成全校的笑柄。
第二学期刚开学，有人放话：“今晚有人在操场那里等青藤，可能要搞他，去不去看？”他们装作不经意，实则故意让我听到，我非常不安。
那天是农历二月二十，傍晚夜雨蒙蒙。一放学，我就被几个校痞拽到操场的储藏室。我问他们要干吗，他们瞪了我一眼：“哪来那么多屁话！”
我一直被关在储藏室。晚上8点多，一个穿着坎肩、满身文身的男人进来，二话没说踹了我一脚：“小军儿在学校怎么欺负你了？你要这么弄他？”
我躺在地上起不来。文身男人又说：“你搞他，把我放在哪里？”紧接着又踢了我一脚。中间我有些耳鸣，他后来说的我都听不清，仿佛在做梦。见我清醒了一些，马小军跑过来：“你就该死！呸！”他啐了口唾沫，开始抽我耳光。整晚，我被抽了数十记耳光。我怕了。从那天起，我养成个习惯，一旦受欺负，就跑去楼顶的天台。天台的防护墙还没修建好。我坐在阳台上，让两脚悬空，那种悬空坠落的感觉很让人上瘾。意外的是，在天台，我还遇到了刘小雨。女生宿舍里，好几个女生一起打她。她拉开披在身上的衣服：“紫了又青，青了又紫，已经变成褐色的了。”我摸了摸，她疼得叫出声来。我抱着她，她哭了。皎洁的月色下，我们约定，等哪天扛不住了，要死一起死，从天台上跳下去。
2009年4月1日，离我14岁生日还差一个半月。我清楚地了解到，按照法律规定，未满14周岁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那天，马小军又带人来到我宿舍，掏出准备好的瓶子，放到我眼前：“喝了它。”“这是什么？”我见瓶里液体浑浊，问他。“别管，先喝了它！”我扭过头去，空气沉寂了5秒。马小军一脚把我踢倒，拧开瓶盖，灌进我嘴里，倒在我头上。一股恶心的骚臭味蔓延开来，旁人都在大笑。脑子一片空白，我缓缓地想站起来。马小军踢了我数脚，口中骂骂咧咧着要“搞死”我。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个回声：“忍无可忍……”我猛地站起来，掐住他的脖子，疯了般撞向宿舍里的组合铁柜。柜格里有一把刀具恰好从顶柜处掉出来，当场贯穿了马小军的脖子。他奋力推了我一把，我的头撞到柜子的铁角上，晕了过去。
事后，据旁人回忆，马小军的血就像失控的水龙头一样喷出来，满屋子血红一片。由于失血过多，加上未能抢救及时，他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法院判定我是正当防卫，主要责任在马小军一方，加上学校领导中有人有背景，风声被压了下去。之后，我一直休学在家。几乎每晚我都能梦见马小军。半年后，我重返学校。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对我甚是恐惧。我的个头也在不断上蹿，成了大人的模样。几天后，刘泽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合伙人”。他告诉我，我的“威望”在全校都很大。他给我的条件是：“以后你就是我兄弟，别人欺负你，就是不给我面子，哥绝不可能再让人欺负你。”
那件事让父母蒙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成绩来回报他们。不比那些镇上的孩子，父母为供我读书，每一分钱都是从农田里辛苦刨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想早些考走，摆脱这个噩梦般的环境。
初二时，我开始奋力学习。而自从做了刘泽的“合伙人”，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大大小小的事几乎毫无阻碍，就连上厕所都有人让出坑位来。我与校园暴力好像隔绝了。但也只是好像而已。
我找机会去了刘小雨的宿舍，跟那些欺负她的女生说：“以后再让我看见、听见你们谁欺负小雨，干死你们！”她们差点吓哭了，当场跪下求小雨原谅。
可小雨还是不开心。她依旧一个人看向窗外，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可不可以狠一点，就像古惑仔里面的“山鸡哥”。我决定改变，变得更凶、更狠、更强。
晦涩青春：“见血如诛心”唏嘘如昨
第一次收保护费，那个学生不肯掏钱。我摸起一块板砖，狠狠砸在水泥地上，砖头碎裂，弹到他腿上。我掐着他脖子大吼：“你是不是也想死？”对方乖乖交了钱。事后，刘泽跟我说：“藤，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又要干吗呢，吓死我了。”我笑着说：“都是装的，像不像？”“像像像，你注意情绪，可别走火入魔了。”嗯，那种感觉真好，踩着别人，别人还得叫你声爷。
初二下学期，学校组织分班考试。年级前300名的分在“格优班”，准备冲刺最后一年。我被分在“格优”5班，刘泽和他的“部下”仍在15班。
小镇上，大多数留下来的人都不曾接受过良好教育。大多数人就像刘泽，信奉着：你打得过他，他才会尊重你。刘泽跟我说：“镇子上，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青年，都没见过什么世面，都怕死。互殴时，什么可以联系到‘死’？就是血。你让他见到血，他就能看到‘死亡’，见血如诛心。”大半年下来，我们打了十几场架，几乎场场赢。刘泽还救过我的命。无论任何事只要能主动找茬，就绝对不放过，而且一定要动手。按刘泽的说法是，你先动手，别人才没有找你茬的机会，那时，他们处于防守状态，而你就可以无底线地进攻。打到对方怕了，人家自然会尊重你。
初三下学期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帮八九个在台球室喝啤酒、打牌。9点多时，一帮身穿紧身裤、闪光服的人走进来把我们围住，手上拿着甩棍、砍刀、军刺等刀具，而我们手无寸铁，愣在了一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到前面问：“谁叫刘泽？出来！”刘泽从人堆后面站出来：“我，怎么了？”“你，是吧？来，打！”那男人手一挥，后面一帮人手上的工具都招呼在刘泽的身上。
打了足足有5分钟，我们没一个敢动的。刘泽躺在血泊中，胸口和腿上不斷有伤口在往外渗血。男人说：“你们继续混啊，总有一天也得这么死。”
刘泽残疾了，两只脚的跟腱全部被砍断。医生说，这辈子都得在轮椅上度过。刘泽的父母早年离婚，他从小生活在奶奶家。他辍学后，我们去看望过他，可是他一直锁着门，没见到。
听说，刘泽曾经趁着酒疯侵犯了一位女学生，并逼她做自己女朋友：“要是不从，废了你两条腿。”那晚来找他的，就是女学生的亲哥哥。
之后，在我的强烈恳求下，父母托城里的舅舅找关系，把我转到了邻镇一所中学的“提高班”。我不再参与任何校园帮派活动，全力备战中考。
7月，我接到了来自市六中的录取通知书。后来那些年，城湾积极响应国家制定的发展计划，镇上的学校因此获得了很多的政府资助和教育投入，校园暴力事件渐渐少了很多。
2021年清明节，我和曾经的几个混混聚在了一起。他们有的在县城定居，有的在工地搬砖。每个人的变化都挺大。酒后三巡，我们聊到了刘小雨。
“听说她被卖到广西去了。”“怎么回事？”“她中考没考上辍学了，过了两年结了婚，因为精神头不好，娘家人以为她成了傻子。丈夫天天打她，结果真把她打傻了。生了儿子后，俩人离婚了。”“然后呢？”“离婚的同年，她妈也死了。后来被国家养着，前几年她上当受骗，被人贩子卖去了广西。”我叹了一口气，说不出话来。忽然，有人笑出声来。我看着他说：“你笑什么？她变成这样跟谁有关系？你们在座的哪位当年没欺负过她？”“藤，你别这样，搞得我有点怕，还是跟当年一样。”大家一起打圆场。
大概是我过早地经历了悲剧，才知道善恶与黑白。走酒过程中，我说：“希望我们以后明辨是非，过好往后余生的几十年。”没有人在意，我又说：“喝完酒去玩牌九、搓个澡，我请，怎么样？”
“哈哈哈，好，藤还是跟当年一样的仗义，玩得开心点……”“混好了，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来，干杯！”在推杯换盏中，我们一个个都酩酊大醉。
编辑/甄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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