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理和小说的沈阳叙事研究
臺湾作家中很少有和沈阳发生联系并且创作出多篇部以沈阳为题材的小说者，钟理和是特殊的个例。究其“特殊”，与钟理和的生活道路、台湾与沈阳两地空间的相似性有关。钟理和出生在台湾屏东一个世代农耕之家，早年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时间很短，仅有“一年半村塾”和高级小学的读书经历。他走上创作道路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对中国古代、现代和外国文学作品阅读的“废寝忘食”、对写作的执着与热爱、中考失利的刺激、同父异母兄弟的鼓励等，但关键因素是他的恋爱与婚姻。
小学毕业后不久，钟理和随家从屏东来到高雄美浓，在父亲经营的笠山农场做工。在这里，他与“青春美丽带灵气”的女工钟台妹相识相恋，但这却触犯了当地同姓不能通婚的俗规。钟理和在作品中透露：“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钟理和：《钟理和全集》，张良泽编，台北，远行出版社，1976。本文所引钟理和小说、日记、书信等原文皆出于此，不另注。这种决裂的结果就是钟理和离家出走，进而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又如其所言：“我们受到旧社会的压力之巨和为贯彻初衷所付出的代价之巨，是无法形容的。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大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这时候我兄弟的那句话开始对我发生影响了，我想藉笔墨来发泄蕴藏在心中的感情的风暴。这思想把我更深的趋向文艺。由此时起，要作作家的愿望开始在心中萌芽了。”钟理和小说的沈阳叙事，也奠基于此刻。
钟理和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传体特征，这在其作品的沈阳叙事中也有所体现。钟理和婚姻受挫，遂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去”。他在短篇小说《原乡人》的结尾写道：“我没有护照，但我探出一条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转往大连;到了那里，以后往南往北，一切随你的便。”其实，钟理和最终抵达了沈阳，并在那里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习得汽车驾驶执照，此时为1938年6月。两年后，他忠实履行出走前的承诺，回台湾接走钟台妹继续到沈阳生活，直至1941年离开沈阳迁居北平。粗略计算，钟理和在沈阳生活的时间约有三年，后来以沈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有《门》《柳荫》《泰东旅馆》《地球之霉》等，其中《泰东旅馆》《地球之霉》是未完之作。
《地球之霉》创作于1944年初，此时钟理和正居北平，是他“全心致力于写作”的时期。除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创作集《夹竹桃》外，还写有《逝》《秋》等。它们与《地球之霉》一起，共同表达着作者“在向往已久而被异国统治的文化古都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运和中国民族性的另一面的看法”。《地球之霉》除“序章”外，还有《深夜的喜剧》《二十五日与醉鬼们》两节，第三节《人生的另一角落》“有题无文”。从已有的前两节看，作者似无意构建鸿篇巨制，而是以奉天汽车行司机崔志信的行车记录，展示旧奉天的夜生活：下层市民的艰辛与痛楚，日本移民的狂浪与糜烂。如小说中所言，“崔志信虽然当了几年司机”，但“那颗不能安静下来的心，使他常由现在的立场探出头来，凝视或思索他的混沌且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周围”。透过崔志信的眼睛可以看到，已是午夜1时25分，汽车行“阴森森的车库里”，机械工人们还在“彻夜做工”，熔接器射出强力的火花，铁槌向着熔接器的喷口敲击下去而发出“尖厉刺耳的轰音”，空气中充满“极浓厚的各种油质气味”，勾画了城市工人阶层身处的恶劣环境和劳作场景。此时的夜班司机，则置身空气“极度污浊”的司机休息室，坐在“沾满了油垢、尘土、虱子的沙发上”，围桌打着扑克牌，无聊地等待出车票单。这情景与作者在此节开篇的动物描写形成呼应：“这守夜的狗，却在半空里伸着懒腰，仿佛它已厌烦了它的职守了。”
崔志信当晚首接的出车票单，行程是从“满铁社员的住宅边”“红梅町十二号”到“柳町玉井”。崔志信目睹到的是凶恶的日本人武田、谄媚的妓院鸨儿和满脸泪痕的妓女静儿。柳町实有其处，亦称柳町通，位于沈阳西塔西侧的满铁附属地正北端（今沈阳朝鲜族第六中学处），是当时奉天三大花柳地之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策划“柳条湖事件”的元凶花谷正，是晚便在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饭店，把秉“天皇”之令来阻止事变的剑川灌醉，独自搭车而出，实施“九一八”事变罪恶行动的。作者极其平静又沉重地描述日本嫖客“武田先生”对静儿凶狠掌嘴、“厉声斥喝”，致其“踉踉跄跄”而跌，“沉重地摔在电灯下”;鸨儿的焦虑懊丧、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和灵魂出窍;静儿的挨打受骂、神志黯然、簌簌淌泪，无不显示着被压迫者痛彻心扉的悲苦画面。崔志信将自己的职业与妓女相比，更见出无奈的自虐、调侃和浓浓的酸楚：“你有时不会这样想吗？深夜中没有睡觉的，除开妓女以外，就是司机！”“司机和妓女——那是同路人！”“伺候老爷！”作者将此节拟题为“深夜的喜剧”，表现出对底层人物在畸形社会承受的精神创伤的深切同情，显现出类于“含泪微笑”的意味与格调。
《地球之霉》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建构了旧沈阳的殖民地形象，颇有新感觉派的味道。夜“给都市带来了骚扰与喧沸”，路则诱人以河流波浪奔涌的遐想：“马路——街的河流，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浪：人群的波浪，光的波浪，声的波浪，车的波浪，汗臭与胭脂的波浪，汹涌地，打著漩涡，冲击，并且翻腾。”这是一个光、影、声“交织的世界”：“像梦一般幽幻的路灯，不住向时代的摩登男女诱惑著，魔性的陈列橱窗的装饰灯，在半空中明灭著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仿佛猛兽的凶悍圆睁的眼睛，种种样型的汽车的照明灯，还有关在四角玻璃盒子里，昏黄的马车灯;静的灯与动的灯”，组成了“光的海”。地面上的“影儿”“交织着，跳跃着，颤抖着;有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有像灵魂似的跟在人和车的后面满街疾去的”，半空中像“密密排排的，没有完的蜘蛛网，那是电线与电话线”——都会的神经与血管呀，结构了“影儿的世界”。“似恶兽”的“汽车咆哮”声，“电车的像天塌地裂的哄声，使地皮受惊似的在人们的脚底下震颤起来，马车铃的丁令——叮——的清脆声，由什么地方响起的工厂的汽笛，则如小孩受了烫似的干嚎，小贩的吆呼，女人的尖叫，车夫的争吵”，这一切汇成了一股声的洪流。作者对具有现代特征的小汽车也有着特殊的感知：“汽车来了;席保勒，最新流行的雪佛兰呀，方轿型的一九三四年的福特，拖着老态龙钟的躯体走了过去，轻快而迅速的别克，像一阵蒙古风，吼叫着，从滔滔不绝的人群中劈开了一条路;臃肿的丰田，也一边哮喘着来了……电车像不知死活的勇敢的哥萨克兵，咆哮着，怪叫着，一排又一排的直冲过来。”人们不得不敬佩这位绝对擅于综合调动读者视觉、听觉、嗅觉于一体的描绘艺术大家。
钟理和对汽车品牌的熟知，应当与其在“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和奉天汽车行工作，有绝大的关系。但作者融入车意象中的内涵与意境，则透露出作者独有的艺术感受。这里，钟理和特别注重以人的主观感受去再现客观物象，将路街、河流、汗臭、胭脂、光线、声音、味道，交织成汹涌且打着旋涡、冲击并翻腾波浪的幻觉与想象的世界，追求一种新奇、错位而刺激的通感。作者在作品中反复呈现醉汉唱起“女人与酒”的歌，是日常生活中自身眼、耳、舌、鼻各个官能的能动转移或相互交通的表现。钟理和对这种广泛存在的人类日常生活通感的捕捉能力超乎常人。
如果说，《深夜的喜剧》暴露着殖民统治阶层的荒淫与堕落，显然，《二十五日与醉鬼们》一节的节奏迅速、变幻的“都市风景线”描绘，展现着殖民地社会的糜烂、虚妄与腐朽。作者将那些极具主观色彩的新奇感觉，外化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空间和扭曲的日常生活世界，又透射着对殖民者的万般不屑与蔑视。
每月的25日，“是薪水生活的人们的日子。是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一个月来的他们，要赤裸裸地现出原形来的日子”。作者以沉重的笔触，涂画着这一天沈阳殖民社会浓重的“世纪末”图景。“咖啡馆、酒吧间，以及妓楼的门口，电线杆下、马路旁、屋檐下、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些在一日之间，而且只藉得两杯黄色液体的力量，一下子把自己奉为全世界的帝王的人物。他们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满口扯些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话;或骂街，或像豺狼的干嗥，或哼些不成调子的歌曲，甚或流着眼泪嚎啕大哭，宛如他们昨日才死掉父亲一样。有的手里还抓着酒瓶，一边吐着，一般喝着，像在灌着自己玩儿。”这是一个酗酒的群体，所以钟理和所拟节题中有“醉鬼们”的字眼。作者特别有意塑造的是一个日本醉鬼。崔志信在开车揽客途中，突然听见有人叫车，停车仔细寻找，只见“皮鞋铺前的排水沟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向空乱抓。接着又伸出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来;然后，一条颀长的影子在那里出现了。是一个人！他颠颠撞撞地向汽车走来，一边口说胡言。他的头发散乱，而且沾著尘屑，浑身灰尘滚滚;鼻头有一痕擦伤，眼睛迷茫”。这个日本酒鬼醉态尽显，竟然也忘记了这天晚上还要值班而径直回家，待重新回到车中，命司机“到青叶町去”——那是旧奉天警局、饭店和妓院聚集的街道。这里，似乎又重现了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其小说中呈现的画面。《地球之霉》的都市叙事，并不刻意塑造人物，也非注重故事和情节，而是以离奇的想象，将各种生活镜头加以拼接与组合，再现纷杂多面的时代与人生，不同族群精神的虚空与幻灭。
与《地球之霉》比较，短篇小说《柳荫》彰显着另一种品味。据有关记载，此作是钟理和根据1939年创作的《都市的黄昏》，在1954年8月重新改写而成的，1959年发表在《联合报》副刊。如果说《地球之霉》呈现出一种散文化特征，那么《柳荫》则更讲究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作品讲述“我”在“满洲自动车学校”的学习与生活，着重描写“我”的两位朝鲜同学。考察这部短篇小说，首先涉及朝鲜半岛移民这一历史问题。
有据可考的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大约见于明代，但并未成势。至清末，疆界守备相对宽松乃至封禁解除，加上朝鲜半岛北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朝鲜人纷纷移居东北求生，移民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垦荒人群。进入民国时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指挥下，朝鲜开始有计划地移民。据统计，至1930年止，东北的朝鲜移民达130万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东北境内的朝鲜移民已增至170余万人。可见，《柳荫》中的朝鲜人，正出现和生活在朝鲜移民东北的鼎盛时期。由此而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朝鲜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的创作现象，而中国作家对这一现象广泛而热切的关注，也不令人意外。民国初至五四前，已有海沤的《爱国鸳鸯记》（1915）、资弼的《安重根外传》（1919）等朝鲜移民题材作品问世。五四以后这一领域的小说创作，除“东北作家群”中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邻家》、李辉英的《万宝山》《人间世》《古城里的平常事件》《新计划》《夏夜》、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骆宾基的《边陲线上》《幼年》（后改名为《混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及东北沦陷区作家王秋萤的《羔羊》、小松的《人丝》等外，还有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台静农的《我的邻居》、戴平万的《流浪人》《满洲锁记》（后结集出版时改名为《佩佩》）、刘白羽的《金英》、巴金的《发的故事》《火》等，此中，尤以无名氏的现代朝鲜题材小说数量最多，艺品亦高，计有《北极风情画》《伽倻》《红魔》《野兽、野兽、野兽》《幻》《龙窟》《奔流》《狩》《露西亚之恋》《金色的蛇夜》等10余篇部。戏剧创作方面，有夏衍的《离离草》、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根据小说改编）、文靖珍的《阿里郎》、陈毅夫的《三民鉴》、阳翰笙的《槿花之歌》、田汉的《朝鲜风云》、朱双云的《平壤孤忠》等。诗歌创作方面，有殷夫的《赠朝鲜女郎》、力扬的《听歌》《朝鲜义勇队》、穆木天的《在哈拉巴岭上》《赠朝鲜战友李斗山先生》等。散文创作更丰，涵盖了杂文、游记、随笔、通訊等多种样式，在这一散文作家群体中，不乏陈独秀、周作人、傅斯年、魏建功、巴金、郭沫若、邹韬奋、刘白羽、陈子展等名家，也有王西彦、沈起予、无名氏等文笔灵动的散文新秀，更有推出讴歌抗日英贤之作的霞飞、刘盛亚等人。文本之多，题材之众，体裁之广，在中国现代文学其他域外主题作品中还不多见。这些作品极力塑造了不同的朝鲜人物形象，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的梳理和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钟理和的《柳荫》始终未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柳荫》着意讲述的是“我”在沈阳“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时的朝鲜同学朴信骏、金泰祺的故事。也许正是由于他们在位于马路湾附近学校实习场“东边路上面的一排翠绿的柳树荫下”相识与相聚，作者才为小说取名“柳荫”。朴信骏与钟理和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朴信骏“生长在大同江边的乡下一个小康的家庭里”，“善良，单纯，而且质朴”，“有著文学青年的轻度的忧郁和聪慧”。在他刚刚断奶时，父亲就为其与一个乡下姑娘订婚。但长大后他却选择了另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当家长逼迫他与“娃娃亲”成婚时，朴信骏毅然离家出走，“跑到满洲去”了。那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也因家庭逼嫁而出逃，最终迫于生存竟沦为妓女。金泰祺也是一位“不幸的男人”。在包办婚姻下，娶了一个比自己大6岁的妻子，15岁时“就做了一个女孩子的父亲”，过早被迫“担负了烦琐的家庭，被残忍地推落在生活的，使人晕眩的疾速的漩涡中”，尽管如此，他依然不失“少年的明朗快活”和“孩子的天真和满足”，“把做人的兴趣保持得如此完美”。然而，“我”的两位朝鲜朋友，却有着近乎悲哀的结局：朴信骏在通过毕业考试后的某一天，突然不辞而别，原因是那做妓女的女朋友应聘到张家口一家酒馆工作，路过沈阳，朴信骏便随她而去，“是女人要他走呢？还是他自己愿意走？而且又是为什么”，留下了一连串不解的谜团。金泰祺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下，中断了学业，以“卖冰菓”养家糊口，又随着冬日的来临而失业，终于以“一领被铺抵偿了最末二个月的房租”，返回朝鲜了。回思钟理和的生活道路，《柳荫》中的两位朝鲜人的婚姻与爱情，显然与钟理和的婚恋有着相似之处，钟理和在作品中也表达了对他们的无限眷爱与同情。相同的命运，使他们从不同的地域汇聚在沈阳，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作品对殖民统治下沈阳的都市风貌、民众的苦难生活都有真切的书写，尤以对学校实习场环境的描绘为最：“西边，隔着一条马车路，和兵营相对。由水泥的圆型碉堡的铳眼的阴影下，士兵的两只阴凄凄的眼睛，不住向实习场这边凝望着。一支标明着持有者和其使用目的的木制三角型标示柱，恰似一个具有十足责任观念的哨兵，神气地立在进口处那块长着青草的空地上。”似为闲笔，却形象展现了侵略者的霸蛮，沈阳在殖民统治下的压抑环境和民众所遭受的监禁。很显然，“我”和两位朝鲜朋友，同是经受着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对日本人在占领沈阳后开发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钟理和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可从文本的描写中探得：“浑嚣而骚扰的奉天市，在风沙中，横陈着它那像暴发户一时来不及修饰的，龌龊而狼藉的姿态。在西边，那是铁西区，工厂的烟突张开了千百个口，在吐着污浊而混沌的粘巴巴的煤烟，染黑了那里半个天空。”“这是一个永远不洁的城市”，“被煤烟，云，和尘土隐埋着”。结合朴信骏日常多有对绿色柳叶的“切、卷、吐”的品味，分明见出作者对洁净生态的向往，对家乡处处绿意的无意识怀念，以及对“暴发户”们肆意破坏和践踏沈阳自然生态的无奈。
“九一八”事变带给沈阳的又一重大灾难，就是大规模的移民。沈阳以“难以置信的速率，在膨胀起来。它的人口的增加率，曾有一日一万人的记录。——它好比是一所堆栈，门打开了，什么东西都流进去：流氓和绅士，破烂和黄金，理想和狂妄”。此处流露出对沈阳这座移民城市的理性认知。钟理和在此之后从台湾接平妹去沈阳的途中，同样意识并目睹到这一现象。他在短篇小说《奔逃》中写道：“‘满洲，对于日本来说，是块‘新天地。这块抢来的‘新天地，以地广人稀所造成的真空，大量吸引着日本帝国的臣民，想发大财和做大官的野心家，都想到那里去显显身手。移民的怒潮透过那条连接着日本、朝鲜和南满铁路的大动脉，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向那里猛扑。每班船和每班火车，都堆积得几无立锥之地。”其中，“这块抢来的‘新天地”一句，道出了对沦于侵略者铁蹄下沈阳本质的认识。
在《柳荫》中，作者依然将其对汽车的熟知，融入特有的内涵，表达着自我的精神世界：“那辆一九三四年式的破旧得不成样的箱型福特，有如一匹不堪使用的老马，驮着衰老的年龄，在慢慢地，踉踉跄跄地爬动着，绝望地颤抖着。从没有盖的冷却槽的口，滚热的沸水仿佛失去了气的一头怪兽，在呼呼地喷着白沫。”它“就像在一位暴戾和苛刻的骑手之下一样，在无助地哀叫着、爬着”。作者显然是将福特车作为朴信骏乃至社会的喻体，表达着面对生活带来的创伤，主人公充满了被驾驭、被主宰的无助，也渲染出人们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拒绝与绝望。无独有偶，《地球之霉》对别克车的描绘，同样寓示着动荡的年代、幻灭的心态和颠沛的生活。
在钟理和的沈阳题材小说中，中篇小说《门》在文本的样态、体式及其社会空间的表达方面，显示着鲜明的特殊性。张良泽在记录钟理和生平时写道：“二十五岁，长子铁民诞生于沈阳，经济拮据，无钱买奶品，幸得邻居资助，铁民得以生存，此事经过写成日记体中篇小说《门》。”
如果说《门》带有浓重的自传性，主要记载着作品中“我”——袁寿田之妻生产前后的生活片段，那么，言说《门》之前，有必要先行联系钟理和的《同姓之婚》《奔逃》和《柳荫》等小说作品。
细心的读者肯定会记得，《同姓之婚》中“我”决定以离家出走反抗旧的婚姻制度、与未婚妻平妹凄然离别的情节：
我凝视着流动的溪水，有很大的功夫，在心里盘算着一件事情，最后，我开口对她说：
“我到一个地方去，你在家里等我，只一两年的功夫，我就回来领你走，永远的离开这里。”
“你到哪里去？”她抬起头来，泪眼盈盈地望着我。
“满洲！”
这是“我”对未婚妻的庄重许诺。《柳荫》中，也有一个与其相联系的情节。“我”的朝鲜朋友朴信骏，幼年时由父亲做主“聘下一个乡下姑娘”，当他成年自主选择了爱恋女友后，幼年婚约的双方家长逼迫他们成婚，于是，朴信骏远逃至“满洲”。听罢朴信骏对自己恋爱与婚姻经历的讲述：
我感到很大的兴趣，于是在他的谈话略一停顿间，不觉插口问道：
“是不是你们预先约好了，你先到这里来把事情谋妥，然后把她领出来？”
“没有！”
他摇了摇头。
“这想法是好的，可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
“你是應该想到的，”我说。
由此可见，《同姓之婚》再现了钟理和与未婚妻离别之际许下诺言的场景;《柳荫》中的情景，是钟理和还未返台接妻的生活片段，他对与自己有着类似婚姻与爱情经历的朴信骏的发问，表明了他对未婚妻承诺的不忘与坚守。而《奔逃》则细说了“我”到台湾接平妹赴沈阳、一路奔波历尽辛苦、途经日本终抵驻地的过程。很明显，《同姓之婚》《柳荫》《奔逃》三篇小说与《门》，在情节上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应当是《门》的前情铺垫。
《门》大约创作于1945年10月之前，钟理和在194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前所作《绝望》似可改名为《门》。抑或如慅生所言题为《落叶》。”此作节录了1940年11月9日至1941年5月22日195天内的日记，计57则;各则长短不一，少的仅15字（11月28日），多则2800字（1月12日）。据已有的文献，最早“远行”版《钟理和全集》所收《钟理和日记》（1976），是在1945年9月9日至1959年12月1日间，近期“春晖”版《钟理和日记》（2009），收录日记的时间提前到1942年10月16日。目前来看，这已经是钟理和现存最早的记写日记的时间了。1942年10月16日前是否还有未公开的日记，眼下还属未知，但《门》中所收日记在1940年11月9日至1941年5月22日期间，显然是钟理和日记的未见时期。当然，现实中的“钟理和日记”与日记体小说《门》还属于性质不同的文本，但考量《门》的叙事风格，可见出其有相当的实在性和真实度，两者之间俨然有着某种重要的一致性和互补关系。
《门》中的袁寿田是以钟理和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凸显着现代都市叙事特征。一般来说，都市与乡村相对应，具有特定的人口数量、建筑规模、物质资源，体现着现代性的社会生产力、生活方式、文化意蕴和科学水准;它是伴随人类需求和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产物，是社会文化进入一定阶段所显示出的特定社会空间，具有积累文化、传承文明、调节机制、构筑契约的功能。据英国学者琼斯在《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一书中记载，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结合着日朝籍和中国移民转向城市，使城市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
② 〔英〕琼斯：《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第202、203-204页，胡继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沈阳人口由1935年的52.7万余人，增至1940年的113.5万余人，这在东北全境各城市中名列榜首，这时期沈阳的都市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北京、上海代表了当时两类都市类型，那么，沈阳当然有别于别具现代风情的上海，而更类于封建皇城与现代城市融合于一的北京。这一点，琼斯早有预见，他说：“沈阳具有悠久和出名的历史;有它的内城和附近的清代陵墓，在外观上很象（像）北京。”
②
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学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底层市民的小城镇街巷住所，其实，市井同样是现代都市的重要特征和组成部分。
钟理和的市井叙事是从沈阳一座“日字形”院落的特定空间开始的。据1940年11月25日日记记载，钟理和从此前生活条件优越的“日本站”居住地迁到“满人街”，是基于“一种力量，一种诱惑”，其或曰为信仰与爱。但是，在《门》中，现实给了袁寿田更多的失望。所谓“日字形”院落，是传统四合院中的一种类型——二进院落。它“孤凄凄地蹲在大北边门外”，“统共也只有二三十家”，聚合着这座城市最底层的人们：“菜贩子、柴贩子、皮鞋匠、洋车夫、织工、摆摊子的”“他们谁也不管谁，平静而安详的，负起自己的地位生活着”。
房东太太也许是作者用墨更多、着意刻画的一位市井人物：
我们这位房东太太，确是位能手，很够模样与派头，成日像调查户口似的，挨门按户的侦查人们生活的光与暗，背里二面，然后站在院心，用她破铜锣般的声音，怜悯地、且又满足地报告谁家一整天没饭吃、谁家两口子打架、谁家……一早到晚喋喋不休。赶到每月初一，那我们便可以躺在床上听见她叫火给烫了似的叫嚣，与吵嚷——因为那又是到了她收房租，和撵人家走的时候儿了。
“住房子不给钱。”她常偏着脑袋这么说，“他妈的，简直是土匪！”
然而，她聪明懂理，她整天嚷骂吵撵，都只是限在上面所提过的事，她称之为土匪的人们。对另外三家，则又换了人似的和颜悦色、低声下气，不敢有怠慢光荣而神圣的阶级，他们一个是少佐，一个是中尉，一个是某机关的课长。
对少佐、中尉和课长岂止是“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少佐和中尉“做大烟、酒与杂粮等买卖发了一笔财”，房东太太称赞其“有本事，有能耐”，即使少佐先生“在外边还有两个家”，房东太太也只是说：“养个三房两房算得了什么？”
作者勾勒出令人瞠目的市井画面与市井人物，深含着令人羞赧而耻谈的“吝啬、欺诈、愚昧、嫉妒、卑怯、狭量、猜疑、角逐、鲁莽”，注满了面对民族劣根性而来的悲哀。
当然，作品中的“我”——袁寿田，虽有“失望与幻灭”，诅咒自己的命运，但毕竟对房东太太发出有良知的“憎惡的一瞥”，还没有对世间人性彻底绝望：院子里的细民们对与少佐、中尉、课长同居于此，并无特别的光荣感，他们“似乎谁也不懂这个，并无丝毫感激，或者惶恐之情，而倒有敬畏、与避远之色”，这可是与房东太太那种“背里二面”性格的最大不同，表明这个群体耿直、率真的人生态度，以及“我”尚为积极的人性层面。
这或许与“我”从邻居裴老伯、裴老太太身上得到的人间暖意大相关联。妻子临产，令在沈阳举目无亲的袁寿田手足无措，面对爱妻临产前的腹部剧痛、脸色惨白、眼神惨然，袁寿田在漆黑的夜色中，找人帮忙，幸得老太太携儿媳“冒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雪”赶往袁家，又命儿媳找来接生婆，婆媳二人轮流让产妇“舒舒服服地依靠在怀抱中”，“使产妇不致有过度的疲乏”;在紧张的生产过程中，伴有老太太不断“叱咤的、叫唤的、指点的、招呼的、激励的”话语;婴儿出疹时，老太太来探视，特别为妻子送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鸡子面条汤”。袁寿田曾不止一次地将裴老太太与房东太太一类人相比较，称颂裴老太太一家的纯洁、善良和真诚。
给袁寿田生活带来希望的还不仅是裴老太太一家。冒着“猛烈的寒风”来到袁家的接生婆，看上去是“一个满脸粗野、卑贱而且笨拙的老妇人”，有着“漆黑，而且粗糙的两只手”，满心疑虑的袁寿田只得且信“偶然的机会和事件本身的发展”。然而，孕妇顺利的生产也正应验了他当初的“相信”：“几个平凡的偶然碰在一起，往往会做出一个严肃的真理，而最伟大的奇迹，往往是成在一个凡庸与笨拙的人手里。”这也许是袁寿田在痛彻心扉之际得到的巨大心灵震撼，领悟出的难得的人生哲理。
在《门》中，比较完整、细腻的市井叙事还是少见，更多的是片段的、散碎性的市井书写。尽管如此，作者似乎在无意进行整体结构中，呈现出殖民地都市特有的市井风情，真切的市民生态景观构成了沦陷区城市社会的市井文化现象，成为中国现代传统市井文学的组成部分。
就长篇小说而言，《笠山农场》“为钟理和唯一完成的长篇力作，以日据时期及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为背景，描述一对情侣的艰苦奋斗历程。是作者前半生的写照”，“1955年12月3日脱稿”。而《泰东旅馆》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意义，则在于其为钟理和“旅平期间”“最早尝试的长篇小说”，现有6万余字。张良泽认为：此作“虽未完成，亦可看出作者企图表现的是什么了”。
对都市景貌的描写是“作者企图表现”的重要方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由怀远门进约两箭之地”，“临巷外墙上，青边白漆间，写着有横幅粗字”——“泰东旅馆”的招牌。这是一座“三面为屋，中间为院”的旧式房屋——三合房。“庭外一扇黑漆木垣，把院子和胡同隔离开。用叫风霜雨雪给剥蚀而褪成煤黑色的墙勉强支撑着的屋顶，已经有倾颓的倾向了。窗户仿如幽灵的麟甲，闪烁着迟钝而神秘的光线，与地上凄冷的冰雪相映照。屋栋——像土块盖着巢穴中的地蜂的嗡嗡之声一样，压伏着在其下边日而继夜的，缺乏理性和秩序的野性、淫秽的声浪的屋栋;如无底深渊的幽圹的石碑的——门坊;和这门坊连接着的孤寂的垣墙，这些都溶合于一线，一个阴影之下。这里漂浮着不可名状的寂寞、惆怅，与迫人的忧郁。”显示着古建筑悠长的文化传承和格调。“亚洲”放映电影《霸王别姬》，“北市场今晚有言菊朋的借东风”，旅馆里蹭听韩小姐的奉天鼓书，“上奉天大舞台出四毛钱买一个耳座，听一晚的戏”，让人体味着殖民地上麻木者的“娱乐”，而更多的是悲凄与阴暗：“天空是昏惨惨、阴沉沉，大地是灰蒙蒙、秋漠漠，而在这中间筑起的倥偬又脆弱的人间社会，却是这样令人难以相信的寂寞而可怜。”这无疑筑就了《泰东旅馆》的主色调。
构成这种昏暗、阴灰格调的，主要是作者笔下的平民群体。《泰东旅馆》并未有意去设置宏阔的社会场面，也非执意讲述具有史诗性的完整故事，而是以明显带有话剧色彩的艺术创作手段，将场景集中于沈阳商业区附近的“泰东旅馆”，以陈先生为观察视角，延伸至社会的诸多领域和层面，再现着生活在殖民都市中的人物群像。这里有从关外来到沈阳谋生、平日只喜“饮酒和听戏”而常常苦于酒价飞涨的旅馆厨子;“如劳动过度的老牛”，常年“棲在最近栅门那间又窄又湿又暗的号外房”的旅馆看门人赵小秃子;“除开正当的报酬以外”，还从“每夜来旅馆找活的野鸡”中“抽头”，平日以抽烟、下棋、聊天为消遣而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旅馆账房先生;以抽大烟为消遣的佟文振、杨光祖，招致“难以挽回的堕落”，只剩下“一领皮”“一把骨”的干枯身子，“已经是自己掘好自己坟墓”;灯光下涂抹胭脂而显得脸色“异常惨红”、年仅15岁便“深深的裹在被窝里”的雏妓;“架着精致玲珑的金框眼镜”而甘于命运的马警长;“早出晚归的算命先生”;“一个天知道他在卖什么的小贩”;“唱鼓书的韩小姐，和她的伴奏者”的父亲;“某日语学院的学生”们，等等。而在日语学院的诸学生中，作者用墨较多的是王建东。在旅馆发生的一场有关平等、责任、道德与命运的辩论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青年激进者形象。王建东对马警长所持“最合理、最贤明的办法唯有一条，即敬虔地向命运指给我们的道路走”的论调嗤之以鼻，直言反驳：依你之言，“所以世间才有许许多多的恶汉与背德者呀，而都是像你一样的人做出来的呀！”如果“一切事情都是命运”，岂不“每个人都做可以伤天害理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无须唤起对行为的责任的鞭策，与良心的反省”吗？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语言，也许迸发出了“一个不幸者久积在心里的，悲切与痛苦的宿恨所解放的火花呢！”沈阳民众有着何种“命运”呢？作者道出“我”的感受：“我们同样负着那可诅咒的、悲哀的同一的命运——殖民地的人”。尽管作者笔下的王建东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但其“高尚、刚毅、涵养的精神”，依然为人称叹。
注重意象的设置和表达，是钟理和小说沈阳叙事的独特之处。作者擅于将灵动的艺术感知附体于特定物象中进行审美的呈现，并引发读者的无限想象。《柳荫》中“柳”的意象令人难忘：北方遍地都有的柳树，“枝条好似青色帷帐，一直垂到地面，把烈日和喧扰挡在外边。偶尔吹来阵把微风，这些柳枝，便轻轻地，梦似的荡漾着，笼着无边漾意”。这其中对朴信骏咀嚼柳叶的细节描述可谓细腻详尽：他“总爱一片一片的摘取柳树叶送到嘴里。用他和老鼠一样又细又利的牙齿，细细地切着，机械的齿轮似的把它卷进里面去。卷进、切完，然后——吐掉。又开始去摘第二片”，“柳树与天空以帷帐的——前者是小的，后者是大的——柔软、安详与和平，把我们拥抱着”。作者的描述尽现出一种超脱、爽洒、悠然的气质与心境，这应当是几位流落沈阳的外乡人生活中惬意的时刻与所向往的境界，旨在以此抚慰孤独、悲伤、痛苦的心灵。
《门》中的“门意象”给人留下绵延不断的情思：
凄冷的门声，就那么地像灵感似的往我的心房深处移过来，更由那里，而向一切的神经、毛孔、四肢反射出去，变为切身的寂寞、焦躁、烦恼、与冰凉的灰心。从绝望而生的痛苦，与日子的堆积成比例地，跟着入夜院门的关闭，就立刻倾压下来，几令人感到窒息。
当门把今天推过去，把幽静的这地方从世间隔开时，心也就从广大而繁杂的世间的外部，而向内部展开去。
《门》的结尾，作者依然书写着院门被关后“那无情而绝望的扣栓声”，表明“继之而来的，便是一片凄寂，与难有光明之希望的漫漫的永夜”——“那是痛苦，是幻灭，是丝毫没有光明与温情的灰色的日子的连续”。作者正是借助“门”的夜时关闭及其落栓之声，记载了“我”从初来时的“爱与兴奋”“甜美的颤抖”，进而到“怅惘而且忧郁”，再至后来的“幻灭”与无望，将自身与沈阳殖民社会的情感发展脉络，深切地蕴含在这种门意象的表达之中。
这种情愫也深藏在作品的“冬雪意象”之中。我们知道，台湾全岛为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不见冬季，基本无雪，若偶一见雪，也多见台湾北部。钟理和在台湾主要生活的区域为高雄、屏东、台南等，属热带季风气候，冬雪对他而言，确是很稀奇了。但只身“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异域，举目无亲”的“我”，显然没有“欢喜漫天雪”的情致。《门》中写道：“冬恰似永无晓时的长夜，用坚冰、白雪与死，严封住满洲的平野”，“山河都给深深的禁锢在冰雪之下”。“四望，辽阗无闻，天地一色，山川平野如以皑皑的白银堆砌而成，茫茫然，千里浩洁，渺无边际。生物绝迹，人声寂灭，周遭犹似冰河时代的洪荒，静谧而荒凉。”只有“血在脚下似解人意的作清脆的回响”，展现出冰冷、孤独且毫无生气的世界。《泰东旅馆》中，“我”则直接冲出物象的遮挡，毫无顾忌地掀动起自我情感的浪涛：“雪悉悉索索地越下越大了，还带来丝丝寂寞”“隔室女人哀惨的哭声”“与靡靡然的雪，共相伴奏，造成超越人间的智力以外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协调的节拍”。
钟理和喜欢用柳、门、雪等意象隐喻自己与沈阳社会的诸种关系，表达自身生命和情绪的体验，也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民族意识，使所设置的意象获得了独特的价值和审美意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14ZDB081）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翔，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薛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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