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宜龙：为红军无名烈士殓骸立碑
张东亮
1929年5月，钟宜龙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他刚出生不久，亲生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后来，他被同村的革命党人抱到松毛岭脚下的养父母家。钟宜龙的养母，是当地有名的妇女游击队队长涂从孜，一直将他视如己出。
惨烈的松毛岭阻击战
长汀县曾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都”瑞金的东大门。1934年8月，蒋介石命令6个师和1个炮兵团，向该县的松毛岭逼近。9月23日上午，松毛岭上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松毛岭阻击战就此打响。年幼的钟宜龙看到飞机不断在头顶上掠过，炮声隆隆，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和大炮炸得整个松毛岭都在颤抖，红军死伤不计其数。钟宜龙所在的长窠头村，驻扎着红军战士医疗队。只见一批又一批的伤员被母亲带领的游击队员以及乡亲们抬下山来救治。“当我看到养母和几个大人，抬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吓得连哭都不会。这些伤员的脸上都是泥和血，有些人没有手，有些人没有脚。有些人的眼睛被炸掉了……家家户户都住满伤员，许多重伤员来不及抢救，就牺牲在担架上。”钟宜龙说，“母亲救活了很多命悬一线的战士，但也有很多人因为伤势太重牺牲。活下来的战士要参加长征，牺牲的战士只能被掩埋在荒山野岭。”当时，小米加步枪的红军，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血战了七天七夜。钟宜龙目睹了这场战斗的惨烈。双方为争夺一个山头，时常展开白刃战，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红军撤离阵地。
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的最后一战，1万多名红军将士和长汀地方民兵永远长眠于山岭间。《长汀县志》记载：“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将士们用热血和生命，为接下来的长征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红九军团也是在这里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0月上中旬，红九军团和驻扎在宁化的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一边撤退一边阻击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松毛岭战役结束后，钟宜龙的养父也随部队一同出发，再也没能回家。后来才知道他在江西与敌人作战时牺牲。大部队转移后，养母涂从孜带领游击队和乡亲们，夜以继日地上山搜救受伤的红军战士。“我们村既是红军村又是寡妇村，因为参加红军去远征的男人，绝大多数都牺牲了。”钟宜龙说，仅仅养父所在的那个家族，为革命牺牲者就达40人。
红军长征后十多年，养母带着钟宜龙颠沛流离，那么艰辛的环境里，她一直将钟宜龙带在身边，还想方设法帮他找报纸、书籍，督促他认字、写字。“会写字，你将来才会写《入党申请书》。”养母的话至今萦绕在他的耳边。
为红军烈士立纪念碑
1950年冬天，当时担任长汀县中复乡治安和武装委员会主任的钟宜龙，带领1000多名民兵，配合解放军去松毛岭一带开展剿匪工作。松毛岭南北绵延80多里，东西宽30多里，山峰险峻，森林茂密，数以万计的土匪藏身于山岭各处。一天，一场大火把匪徒们逼出来了，他们也纷纷缴械投降，但眼前的景象令钟宜龙热泪盈眶，唏嘘不已：茂密的青草化为灰烬，露出大量遗骸。原来，这些遗骸都是当年在松毛岭战役中英勇献身的无名烈士。眼前呈現的一幕瞬间将钟宜龙拉回到6岁那年，想起战死在江西的养父，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眼前的景象，也让民兵战士们颇感震撼，不少人顿时泪如雨下。“一定要让这些烈士入土为安！”那一刻，这个念头深深地扎进了钟宜龙心里。
“我的心在滴血，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些战士和当年埋在荒山野岭的红军烈士，他们是我的父辈，和我的亲生父母、养父一样，是为了新中国而捐躯的！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连名字都没留下。”钟宜龙慢慢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一具遗骸归拢，其他民兵也纷纷蹲下来整理遗骸，他们很多人的父母或兄弟也和钟宜龙的父母一样为国捐躯了。此后，钟宜龙钻进深山密林中，开始寻找红军烈士的遗骸，一些党员干部和村民也纷纷加入收殓队伍。他们夜以继日，挨个山头仔细搜寻，在随后3年多里，众人行走在松毛岭的崇山峻岭间，以平均每天3具遗骸的速度搜寻、整理当年松毛岭战役中牺牲的无名烈士遗骸。
“只有这些烈士入土，我的心才会安。”有人因为家人反对而离开，有人因为实在分身乏术不得不退出，但钟宜龙从没想过放弃。“我是烈士家属，想到我的父母在战场上牺牲，我养父的遗骸不知道在哪里？我就觉得必须做这件事。”其间，养母也常常感叹：“不知道那些战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是谁家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她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丈夫在长征途中牺牲，他的遗骸永远留在了异乡。
钟宜龙的妻子涂成秀比他大4岁，她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但同样来自革命家庭的她特别支持丈夫。平常她在家干农活儿，照顾孩子，但只要有时间，就会陪着钟宜龙去做这件大多数女人都不敢做的事。她说：“多一个人帮忙，烈士遗骸就能早点儿入土为安，他也会早点儿心安。”后来，当钟宜龙提出想为这些烈士建一座纪念碑时，涂成秀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为了给这些烈士建墓碑，夫妻俩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就去买水泥、砖头，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烈士家属也纷纷效仿，宁愿每天少吃一顿饭，也要拿点钱出来修纪念碑。
1953年8月1日，在离村十几公里的松毛岭半山腰树了一个两米多高的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下面，是钟宜龙和大家3年来搜寻到的3000多具无名烈士遗骸。然而，望着眼前的纪念碑，钟宜龙的心情依然沉重。原以为让烈士入土为安就够了，但看着纪念碑上“红军”两字就代替了3000多位烈士的姓名，钟宜龙不甘心，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些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身故后竟连名字都无人知晓，那怎么能行？”钟宜龙决定为这些无名烈士“找名字”。但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有的没有登记入档，查找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了确认烈士身份，钟宜龙就拿着户口登记表走访同村和邻村幸存的老红军和“五老”人员家庭，他一户都不敢错过，从1928年到1934年参加革命的烈士名单以及他们的点滴故事，他都一一整理、记录下来，日后再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和更多烈士后人。
1993年，长窠头村兴建水泥厂。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发现了不少被掩埋的烈士遗骸。当时，钟宜龙在外地，儿子钟绍锦便将这个消息打电话告诉了他：“我可以肯定，这些烈士是当时经救治无效而牺牲的战士！”钟宜龙嘱咐儿子，一定要妥善處理好烈士的遗骸。钟绍锦曾跟随父亲上山搜寻烈士遗骸，这么多年来，父亲的一举一动深深影响了他，他理解并支持父亲，也受他的影响早早加入了共产党。按照父亲的嘱咐，钟绍锦和另一名烈士遗属一起将这些烈士遗骸细心收集起来，等父亲回家时，他们将英烈集中安葬到了无名烈士墓旁。
办起家庭红色展馆
一个个英烈的名字相继被找到，一个个英雄的事迹，也随着他们的名字而鲜活起来。钟宜龙在一次次寻访中，内心一次又一次被打动。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郑重地来到墓碑前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去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为了将烈士的名字和事迹更完整地记载下来，他还走访相关人士的家属，向专家求教。退休后，钟宜龙回到农村，在他儿时生活的地方修建了房子。从此以后，他有空就去附近村落走访，继续为松毛岭战役牺牲的战士“找名”。每个月，他都会步行去无名烈士墓祭扫。钟宜龙说，他不知道父母和养父葬身何处，但是站在这里，仿佛觉得他们就在自己身边。
2014年，过完85岁生日后的钟宜龙身体大不如前，家人不再让他一个人去松毛岭，他却闲不住。钟宜龙平时生活简朴，经常吃馒头蘸酱，多年不曾添置一件新衣。他告诉子女：“我的房子、存款都不会留给你们，因为我要做更重要的事。”对父亲的计划，孩子们都举双手赞成，还都向爸爸承诺，无论是出钱、出力，他们都会不遗余力。
2016年，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居住多年的祖屋，自费筹建“家庭红色展馆”，将收集到的革命资料陈列展出。“我花了5万多元修缮这间祖屋，又花了20多万元收集这些展品，还花1万多元打印这些素材。”屋外的墙上，几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贴有“红色家庭展”的大门上，是钟宜龙自己写的对联：“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跨进大门就是展厅，墙壁上贴满了钟宜龙搜集、整理和排版的资料：红军当年在南山镇驻扎时留下的标语、当地革命烈士的调查表和老照片，钟宜龙撰写的文章……红军后代钟鸣是钟宜龙老人的族亲，办展期间曾帮助老人整理过文字材料。他说：“整理材料的时候，老人已经80多岁了，我们才50岁出头，老人家尚且如此，我想我们更应该多做一点。”“所有资料都是他自己搜集整理的，展厅的布置、排版也都是他亲力亲为，我们和奶奶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钟宜龙的孙女说。虽然墙上的资料排版不完美、不精致，但每一位家人以及来过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钟宜龙深厚的家国情怀。
也有人说钟宜龙傻，为了这事付出毕生的精力和积蓄，值得吗？老人却说得很实在：“父亲和那么多亲人牺牲在外地，找不着遗骨，也许外地的人在帮忙看着，我帮忙看着的都是我的亲人。”2016年，钟宜龙荣获“感动福建十大人物”称号时，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不是每一个烈士，都和父亲一般留下名字。整整一甲子，松毛岭上，洒一碗酒，抚慰万千英魂;红军桥前，烧一炷香，燃烧革命激情。长征精神没有终点，你站在起点，举起火把，教我们重走信仰之路。”他的确就是这样的人。2018年，他又被中共龙岩市委授予“十佳最美老干部”称号。
钟宜龙不仅为烈士殓骸立碑，还坚持在每年清明为烈士扫墓，这一坚持就是60多年。钟宜龙年岁不断增长，但他对烈士的崇敬之心丝毫未减，无论是刮风下雨，他都坚持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头，祭扫每一座烈士墓。在他的感召下，村里的人们也随同他一起祭扫，红色精神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间。如今钟宜龙的家庭红色展馆，已免费接待上百万人次。“守护他们，就是守住历史，守住心灵，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念。”93岁的钟宜龙坚定地说。在剩余的生命里，他将把发扬传承红色精神，当作自己唯一的使命！
题图 钟宜龙举办的红色家庭展
责任编辑 / 程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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