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彭厚文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保持和发扬的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务必使同志們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不仅这样要求全党，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方面堪称全党的楷模。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从领袖毛泽东到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能够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留下的丰富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并加以发扬光大。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达到成熟的时期。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防止产生骄傲和急躁的情绪，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甚至造成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订并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仅成为抗击日寇侵略的中流砥柱，而且在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革命力量得到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各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面对革命力量的大发展，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都即将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提出“如何迎接胜利”的问题，特别强调必须防止骄傲。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对此他强调了两点：一是要防止骄傲，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关于防止骄傲，他说：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很注意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鉴于骄傲曾给革命工作造成过重大损失，他郑重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这就给全党敲响了防止骄傲的警钟。
除了重视吸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因骄傲造成革命损失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还注意从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衰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之后，内部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看到后十分重视，认为对党员干部防止骄傲自满、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要求全党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文件看待，不仅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而且印成单行本在各解放区发行。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认为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全党认真吸取，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为新中国的建立做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大会。毛泽东在提醒全党防止骄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整明确提出全党在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当时，毛泽东明确认识到，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国民党执行独裁反共政策而造成的统治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具备夺取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七大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在这里所说的胜利不仅是指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包括当时没有明确表明的目标，这就是夺取全国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就说过：天下是我们的，“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面对这样一个并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完整明确地提出全党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说：我们前面还有困难，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我们的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毛泽东认为：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不骄就不躁，就可以戒躁。急躁是和骄傲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因此他提出要“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在七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反复强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在经历了长期的英勇奋斗、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后，终于在这一时期结出了胜利之果。如果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勝利的前景充满了信心，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这种胜利的前景就逐步变为现实。进入1949年后，面对全国胜利在望，毛泽东又反复提醒全党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1949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他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容易些”。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我们不可稍有骄傲。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谨慎地对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方面，反对不承认新民主主义经济应有一定计划性，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十分慎重，不可草率从事。“切不可急于想到社会主义，急了要犯错误，会栽筋斗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除了提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外，还针对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因此，要防止党内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他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了巩固胜利，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思想，对于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防止骄傲自满，避免腐化蜕变，继续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他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国人民应该努力工作……力戒任何的浮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除了领导全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全面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外，仍然反复教育和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尽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继续艰苦奋斗，但随着全国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特别是在一些参加革命较早、资历较老，对革命胜利作出较大贡献的党员干部中，居功自傲的现象、贪图享受的现象、讲资格比地位的现象开始滋长。“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因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而腐化堕落。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党员干部骄傲自满，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利于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它们说明，有必要对全党再敲警钟，继续进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教育。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防止骄傲自满，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会议的开幕词中，他说：“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在会议的结论中，他专门讲了“骄傲情绪的危险”。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一些资历较老、经验较丰富、对革命工作贡献较大的高级干部，要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不要逞英雄，不要摆老资格，不要“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而是要“夹紧尾巴做人”。他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谦虚进取精神，中国共产党就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能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方面，在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方面，也面临着防止骄傲自大、骄傲自满的问题。这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格局、胸怀和气度，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当时，虽然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很低，还处在一个一穷二白的状况，但我国面积大、人口多，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人数仅次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有些党员干部看不起其他的小国小党，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表现得盛气凌人。“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毛泽东认为，要警惕和防止这种倾向，不能因为我们是大国大党就骄傲自大，就翘尾巴。鉴于当时苏联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特别提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反对大国主义，就是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方面，要谦虚，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不要看不起其他国家，更不能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仅在我国落后的时候不能搞大国主义，而且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也不能搞大国主义。他说：我们要谦虚，不但现在应该谦虚，就是以后发展得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加快发展速度。毛泽东认为，反对大国主义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做到洋为中用。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善于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他们的科学技术，以及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方面的好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要盲目地学，不要机械地照搬照抄，他们的短处和缺点不要学。而且，过了几十年，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而奋斗的过程中，虽然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走过一些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也取得辉煌的成就，打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对内对外如实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在我国的宣传工作中，特别是对外宣传工作中，有时会出现一种不好的偏向，这就是夸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对此，毛泽东曾一再地加以批评和纠正。他说：“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1960年10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当面纠正了中国已经没有苍蝇、没有蚊子的说法，当时这种说法由于国内某些不恰当的宣传，已经在国外的报纸上传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明确地对斯诺说：“这就不合乎事实。”即使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然一再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196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请示报告上写道：“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9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黨诞生四十八周年》的送审稿时，对其中的“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作了修改，在“繁荣昌盛”的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同时他还写下批语：“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谦虚谨慎的楷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和告诫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且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的谦虚谨慎作风堪称全党楷模。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不断提高，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深知责任重大，以临深履薄、戒慎戒惧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虚怀若谷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虚怀若谷听取各方面意见，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给访问延安的党外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年初，著名学者和民主人士梁漱溟访问延安，毛泽东与其进行过多次长谈。在第二次长谈时，两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发生了争论。争论持续了一个通宵，在观点上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梁漱溟为毛泽东政治家的风度所折服。毛泽东面对不同观点，坚持以理服人，以平等的态度发表意见，“他不动气，不强辩……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让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没有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没有一种虚心对待不同意见的作风，这是做不到的。1940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陪同他访问的有一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负责接待的寿科长。有一次，毛泽东在与陈嘉庚共进晚餐后，专门去看望了这位寿科长，并与他长谈，到了将近晚上十点钟，陈嘉庚还没看到毛泽东从寿科长的房间出来。陈嘉庚对此感叹道：“以一省府之科长，毛主席竟与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也。”毛泽东的这种虚怀若谷、谦逊待人的精神，对于增强党外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好感，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统区人民中的威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件事最能反映毛泽东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的作风。一件事是在1941年6月3日，延安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正在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呢？毛泽东听到这个话后很吃惊，但他没有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这个农民，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农民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担，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毛泽东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说：“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担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征收公粮的数量降至十六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另一件事是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陕甘宁边区的开明绅士李鼎铭领衔提出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建议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减轻群众负担。方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军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质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但毛泽东对这个方案非常重视，认为这个办法很好，能够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减轻群众负担，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参议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精兵简政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还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贯彻实施“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在这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他在自我评价方面总是低调而又谦逊。他反对过分拔高他的思想，反对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反对将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实际出发解决抗日战争面临的新问题，写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不仅有关于党的纲领、路线和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论述，而且有关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具体政策的论述，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中共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丰硕的，但他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为体系。1943年4月22日，他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凯丰写信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延安整风以后，随着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党内不断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毛泽东对此总是明确表示反对。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要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商量，看“这样说是否妥当”。毛泽东看到电报后，回电吴玉章表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还表示，也不能将他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他说，这些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为什么毛泽东反对将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这当然首先是表示对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们的敬仰和尊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管毛泽东在理论方面建树卓越，系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对自己的理论成果不满意。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同样如此。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正是因为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满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希望能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有时间潜心研究理论问题，写出更有分量、更具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如愿以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代表，并在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毛泽东认为，把他说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犯过错误，并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决议》通过以后，他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谈到对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满意，认为应该把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他的称赞和肯定当作一种鞭策和鼓励，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断发展和进步。他说：“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那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是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上述讲话，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从不自满、不断进取的精神。中共七大前后的毛泽东，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党、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一面旗帜，而且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方面成了全党学习的楷模。
题图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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